第二十二期首頁

 

我的特工生涯

顧順章被逮紀實


蔡 孟 堅

 

 

民國十九年至廿一年間,作者曾主持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偵緝處工作。破獲共黨要案累累。其中民國二十年四月曾將中共「中央」常委兼特務總頭目顧順章捕獲,曾特別引起外界矚目。

 

一、從北伐討逆到受命鏟共

 

民國十七年北洋軍閥殘餘潰敗之後,曾被圍困於河北開灤一帶,彼時我與溫建剛(曾任南京公安局長)均奉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委蔣作賓委為山東戰區軍事特派員,我於是年五月間自天津收編張宗昌殘部一師,由塘沽海運至煙臺,同時促使當地北軍施忠誠團改編,由當局派溫建剛為東海警備司令,不料我收編之鍾師長原系忠心歸向,後被逃往大連的殘餘軍閥,秘密派員來煙,對鍾威逼利誘,致歸向僅為時兩月,(七月廿日前後)又行叛變,竟改懸北洋軍閥的五色旗,歡迎章宗昌自大連來煙,我於是匆匆冒險安排,偕同中央派去接收的軍政大員,如彼時中央新派煙臺

海關監督譚曙卿,鹽運處長張承標,及東海警備部參謀長陳文等數十人,秘密逃往大連,再同乘日本榊丸輪到達上海。其時總司令蔣公追查責任,我隨同溫建剛、劉志陸(收編的十三軍軍長)等晉謁。蔣公獲悉事變經過後,對我面志:「你年事尚輕,應再加深造』,當即發給我三千元,矚我赴日求學。嗣以囚事滯滬,未能去日,乃再呈總司令蔣公,敍及煙臺事件經過及感謝賜給學費種種,請求另派革命任務,將報告寄往南京總部。這一報告寄出後僅兩周,中央部秘書長陳立夫先生即寄來通知,注明奉蔣公轉示報告,約我談話。立夫先生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講臺單獨接見我,詢問我經歷及志願後,當約組織部調查處徐恩曾先生一同商談,決定派我前往北平調查彼時(民國十八九年間)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等所組對抗中央的「擴大會議」等一切動態。我在平津滯留一大段時日,最後冒險由北平到河南許昌,當地敵軍為雜牌部隊任應岐師,任本人原先與我有過接觸(任師為綠林樊鍾秀餘部所改編,民十七年于右任先生介紹過我收編任的部隊),因設法在該師部拿到馮玉祥新換發的一本密電本(聲明並非竊來,說來話長,將另文敍述),我設法搭上許呂英美煙草公司懸有英美國旗收煙葉的牛車,在經過我軍與馮叛軍的戰線後,將密本呈送歸德蔣公督戰總部。後據別人告知,彼時我方曾利用我密呈的密電本,取得馮玉祥密電本,對討馮閻勝利為一大關鍵。迨討逆戰事接近結束時,蔣公曾在一棵大樹下召見我,除加獎勉外,並指示說:「第一個敵人打倒了,現在要對付第二個敵人,——共產黨,你即去南京見陳立夫秘書長,我會通知他派你擔任鏟共肅反工作。」我辭退後,隨即乘車到南京。

 

二、武漢如何由共黨破壞高潮轉為鏟共高潮

 

我於十九年(1930)八月初抵達南京,即蒙立夫先生接見,自然要先報告北方之行的經過與收穫,當被稱讚鼓勵一番,接著說明此後須集中力量對付共黨,鼓勵我要有黃埔精神,中央決定派我任「兩湖」調查員,並付與剷除共黨的行動任務,即刻可電告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將軍給予支持與指導,囑我從速前往武漢。這一番明快指示,真使我一面興奮,一面恐惶,因我只知共產黨徒殘暴無比,對其主義與組織,毫無所悉。但又感到這對我是一件有挑戰意味的事。因為我接受這項任務時,武漢已經成為共黨作亂的恐怖世界。接著該年九月二日匪首彭德懷又攻陷了長沙。

我於是提前一周匆匆忙忙趕到漢口,首先拜會彼時武漢行營何主任及省市黨部委員,先對共黨在武漢活動與暴亂情形,探詢瞭解,認為「知己知彼」,方能戰勝敵人。他們均告以共黨在武漢市街,到處貼標語,不是用甲街的街道支部名義,就是用乙街的街道支部名義,隨時隨地舉行所謂「飛行集會l。有時鳴放鞭炮擾亂秩序即行潛逃,真是「來無影,去無蹤』。有時軍警捕獲幾人,只供系赤色群眾,較寧漢分裂時,實要猖狂若干倍。

我遂經行營何主任准我搭乘的軍事偵察機飛往長沙上空,窺察城內外匪軍動態,隨又由行營派人送至新堤,得當地公安局協助,深入賀龍盤據的洪湖週邊,藉圖瞭解匪黨種種作惡舉動,及其潛入武漢市區所取途徑。彼時駐武漢憲兵團長歐陽珍(軍校一期),系江西同鄉,即往訪於橋口團部,該團慨允儘量協助我的鏟共任務,並得悉押有共黨宋惠和與陳某,他們正要辦自首手續,予以開釋。我想這該是我自共產黨人瞭解共黨組織及行動的最好機會。我即大膽向歐陽團長要求,請許宋、陳二人隨我外出,當在我住的太平洋飯店另辟房間,一同寄寓。我儘量對他們二人和諧相處,並大膽未予監視,不僅不視為共犯,且待之如友好。早晚盡談共黨種種內情,我幾如學生惡補,竟然對共黨行動路線,頗有瞭解。宋、陳兩自首份子頗受感動,尤其宋某為一長沙青年,能說能寫。他代我寫了一份鏟共計畫,並提出了一些實事求是的有效辦法。他們告訴我,所有共匪姓名都是假的,均隨時更換;每人住處都極秘密,但面貌是真的;它們規定開會或聯絡,必須親自出場發言討論;由於無法長期潛伏,有時必出走街道以取聯絡……等等。對於曾經一同參加匪黨會議或有過聯絡的份子,只要令一些自首份子在大街小巷不斷行走瞭望,——就可指認逮捕,必可大為收效,甚至可能捕到高級匪首。宋某建議,使我得到很大啟示。其時行營何主任曾面准我對共黨直接採取行動,但我既未設機關,又無編組幹部,無法行動,遂將此一困難向何主任報告,這位胸襟寬濶忠誠的將軍,他立即介紹在上海及長江紅幫首領徐朗西與我見面,再由徐介紹武漢紅幫大師楊慶山與我密談,結成深交。楊君有燕趙風,是一位典型的遊俠士。我當即請他在他領導的幫友中選出葉明亮、周執中等二十人作為我的幹部,一律由行營發給工作證,即時隨本人行動。自此我出入有保衛,行動有幹員,從此成為武漢對付共黨闘爭的首要人員。

 

三、首破共諜危害蔣公巨案

 

我彼時雖掌握有緝組幹部,但本身僅系一非公開的兩湖調查員名義,上峰雖准我有行動權,對外論來,仍是名不正而言不順,我只好憑建功第一的欲望,爭取一些合作力量。一面與行營軍法處協調,約定「投捕」、「偵訊」原則。一面取得彼時警備司令夏斗寅的諒解,允我與該部對匪一致行動。於是,我於民國十九年秋間,乃藉紅幫協助即隨同自首共黨份子,在大街小巷保持距離行走,便於採取機動行動。進行月餘,確實利用「指認」方法捕獲共黨份子、破獲共黨機關甚多。該年九月末,閻、馮、汪聯合軍大敗,張學良自東北率大軍入關,進佔平津,宣佈擁護中央,蔣公在十一月下旬,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長宣誓就職兩周後,即離京西巡在廬山召開第一次剿匪軍事會議,會後預定巡視武漢,武漢各界籌備舉行討逆勝利大會,不料共黨乘機滲透,混入籌備會工作,進行危害,在蔣公蒞臨武漢前數日的某個下午,忽然據報已截獲一個重要共匪夏華(亦名華夏,此時難以記清,系四川人),在訊問是表示願意自首,須逕見我方高級負責人,報告重要案情。我即刻傳見夏華,單獨談話。他說:「隔數日武漢軍民將在漢口總商會(位於中山路邊)舉行歡迎蔣總司令討逆勝利大會,該大會籌備工作竟完全由他們把握了安排一切的權力,事務人員多屬共幹,繕寫通知書與製發出場證,幾由他們包辦。匪黨已組織二十四個組,每組五人,一律攜手榴彈參加。預定在蔣總司令蒞臨講臺時,台下共黨一齊向臺上投擲手榴彈,如果不信,我即將那些參加籌備歡迎的共黨名字住址寫出,捉來審訊,立可破獲全案,並查出炸彈所在。」

這一供詞,實駭人聽聞。我當即採取行動,按圖索驥,竟將全案破獲無遺。我立即電告立夫先生,他接電後,即電告候其本人到後,一同上廬山晉謁正要啟程赴漢口的總司令蔣公,當我報告一切後,秉承嘉許,蒙賞給獎金壹萬元,並手令派我為少將參議,囑我持手令呈交武漢行營何主任明舍發表(該令尚保存),並命以後隨總司令行動,但我要求暫時先回武漢,返回武漢後,會同當地軍警,重新部署歡迎蔣公,並請蔣公改在漢口七碼頭登岸。隔數日蔣公偕同邵力子、周佛海、北平市長何其鞏乘兵艦同抵漢口,但取消了「慶祝討逆勝利大會」的安排。蔣公即與武漢行營何主任敲定,在行營下成立專門機構,以肅清湘、鄂、贛三省各城市的共黨組織,派我主持其事。我立即完成組織建構,將紅幫幹部及自首份子分別組織若干地下行動鬥爭小組。從此名正言順,與三省各城市偵緝幹部共同奮斗,展開明爭暗鬥的掃蕩戰,我幾乎一直戰斗在前方,以為同仁之表率。

 

四、我如何逃過共諜謀害

 

在審訊危害領袖蔣公的要犯中,有七人(內女犯二人)請求立功贖罪,堅求自首。我利用自首政策雖不斷有斬獲,所謂「七擒七縱」。但亦有些口是心非份子,表面上似為我的獵犬,實際則成為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第一步求救命,不惜斷送本身組織;第二步覺得反悔;第三步又恢復其政治企圖,準備再叛變。後來,他們當中竟有人供認,曾向上海共黨中央要求加害於我。共黨甚至秘密撥給他們七千五百元行動費,以圖實現。足見共黨份子反覆無常。

前述蔣公在廬山的一萬元破案獎金,我以五千元賞給江幫幹部,另以五千元發給這些自首份子。他們則建議在漢口創辦「醒報」,由他們編撰,自我報導共黨罪惡,來喚起共黨份子覺醒,我立即同意。並告:「須好好安排組織與編輯工作,將來可以成為全國性反共報紙。」該群自首份子提議要我出面指導他們所創辦的《醒報》籌備會議,我因無疑慮,即予應允。

民國廿年二月廿一日那晚,是他們準備辦報會議之夕,更是預備謀殺我之時間。那時,我的秘密電臺設在武漢行營後方一個里弄某號樓上,樓下即為其時漢口市黨委單身成員住所,共黨自首份子亦租寓在附近弄堂內某號的一個樓面。其時,我對最初認識的自首份子宋惠和十分信任,他幾乎等於我的貼身秘書,所以,宋某遂為所有自首份子的眼中釘。那晚,我在單家參加雀戲,我就讓宋先去參加辦報籌備會,但宋一再往返單家,堅稱大家請我出席指導。因其時我輸了十三元,我以好勝心理,非贏回本錢不肯離座,一再展延赴會。誰知該群謀殺犯(男女七人)已購妥是晚十一時駛滬的輪船票),預備我到達會談時,利用白天磨好的幾把菜刀,先用棉花塞住我及宋某的嘴,一齊將我們謀害。因久等而我未前往,且趕輪船時間將到,只好照原來計畫將宋一個人殘殺。然後,這群兇犯一同趕登駛滬輪船。殊不知宋的頭頸雖被斬十餘刀,耳割手斷,尚未絕氣,痛苦呻吟之聲,被樓下

房東發現報警。我聞訊後即攜槍馳赴現場,用電話通知警備部將當晚駛滬輪船,全部扣留,分別包圍檢查。該謀殺共犯,除一人跳江逃亡外,其他六人,一同就逮,送交行營軍法處審判處理。我算是逃了一劫。

 

五、顧順章其人及其在共黨中的重要性

 

顧順章(化名黎明又名李明),江蘇浦東人,生長上海。弱冠時,系上海南洋煙草公司機器工人,短小精幹,富權謀,懂心理學,好享受,支配欲強,且擅魔術,在上海租界內設有「化廣寄」魔術,公開招生並表演,共黨公認為奇才。民國十三年即參加共黨,上海「五卅」事件發生時,曾潛伏上海葵美煙草公司浦東廠,從事「工運」。十五年(1927)赴海參威以就讀東方大學為名,實際接受蘇聯「格別烏」特工訓練,習「爆破」與「暗殺術」,派滬後繼續工運活動。民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二月止,五個月中,共黨在滬曾舉行三次大暴動,顧均任「總指揮」兼「糾察總隊長」。當時紅色恐怖,籠罩上海,因之顧的潛伏勢力不斷增大,共黨中央六全大會,升任顧某為中委兼政治局委員,因周匪在共匪中央一向擔任軍事部長,在上海租界內活動則改稱特務委員。周恩來興顏順章、李立三遂共同組成特務委員會,周為掛名常委。該會設於上海租界內,內分三科,一科負責匪黨中央機關的佈置與護衛事項,二科負責匯報工作的佈置建立與秘密交通事項,三科負責暗殺及對黨內叛變份子的製裁事項,另組紅色保衛局,負責執行暗殺及綁架勒索等任務,以解決匪中央的經費等問題。顧不僅系周匪同級親信,其實等於周匪化身。因之顧又兼任紅色政治警衛局局長,主持該特務委員會執行全權。故英、法、日及公共租界內所有共黨機關與全部匪黨人員生命的安全保障,均掌握在顧一人手中。即首要匪徒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陳紹禹、瞿秋白、鄧中夏等均需依附顧之安全措施下,才敢活動。我回憶民國廿六、七年間(1936-1937),共黨向政府「輸誠」,陳獨秀被釋往武昌,張國燾也宣佈脫離共黨來到武漢,彼時我仍任武漢警察局長,對他們(陳、張)有保護責任,曾一同談起顧順章,他們一致認為顧是共黨中優異份子,手腕之靈,之辣,較周恩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再談在民二十年間(1931),毛匪澤東盤據江西匪巢時,曾不贊成呆在上海租界的全國蘇維埃主席向忠發,受在滬的中共政治局挾制,發號施令,致使匪區軍事行動,一同受到牽制。毛乃建議向忠發經武漢及湘鄂潛赴井崗山建立中央組織。彼時匪中央還派遣剛自莫斯科返滬的張國燾,經武漢潛赴豫鄂皖邊區就任軍區主席。他們認為武漢為「白色恐怖」地區,必須派幹員在武漢秘密安排交通事宜,故顧自告奮勇秘密來漢(以上亦系顧被捕後親向我供述者)。顧由上海到南京下關,乘祥泰木材公司(共黨所設)的拖船潛抵漢口,住大智門大智旅館,化名為化廣奇。因他擅魔術,便以黎明魔術團作掩護,在漢口曾登臺表演魔術一些時日,曾勾引漢口幾位交際花,後來同被捕訊,才知道實際上他是在秘密從事佈置向匪及張國燾經過武漢分別轉赴其目的地的活動(這是後來他親口自供)。

 

六、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及解往南京經過

 

前述曾進行謀害我與宋某的自首再犯六人,已交付審訊。其中有一共犯尤崇新,先是匪黨江蘇省委,後調任漢口市委,經被捕後自首,再又叛變。他在獄中要求再給自行帶罪立功機會,咬破指頭,寫一血書請求。此人有分析頭腦,文筆也好,我便再給他一次生存機會,再派人隨他去街頭到處遊蕩,續行指認匪共。

某日(民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尤某在漢口特三區(以往英租界)小高爾夫球場前發現彼曾一度追隨在上海暴動的總指揮顧順章(批捕時年三十一歲)正與另一共黨在街頭接談,尤某認定確實,遂大呼「暴動總指揮」,顧自知無法否認,即從容就逮。顧被捕時,態度鎮靜,要求到他住的大智旅館,收拾行李,還要求先見蔡孟堅,他說:「我知道,蔡是武漢對付共黨負責人。我即傳顧來見,顧只說:「我有對付共產黨大計畫,請你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面陳情。

他態度冷靜,不願再言其他。我對顧說:「我將引你見行營何主任。」他回答說:「見他也不過是說同樣的話。』

我即向何報告,何表示:不願傳見顧某。並當面決定他與我分別向中央電告共黨首要顧順章被捕自首,要求晉謁蔣公諸情。(顧未能早供出我中央掌管匪情譯電的機要秘書即為匪諜,致造成失敗之大錯,詳情且待下文闡明。)何主任並指示:「今晚除由我派數名幹部外,另派憲兵一排乘車押送顧某乘輪船赴京。」並囑我次晨先飛往南京,報告顧順章被捕經過,會同中央主管單位,直接處理此一巨案。

 

七、潛伏我中央要犯錢壯飛於顧供出之前先行逃滬向匪告密

 

當我飛抵南京,次日顧所乘輪亦到達南京下關,我乘車迎顧,逕駛南京中央路三O五號中央調查科(後擴為中央調查統計局)科長徐恩曾先生的秘密辦公處。顧一看到路名門號,他即低聲向我說:「速將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全功盡棄。」他的話,使我震驚不已。因錢某一向是該辦事處重要辦事人(主管電文),也與我有過多次公務接觸,我當時用電話將此驚人消息,告訴徐恩曾先生,他驚驚諤之下,立即派人分別查究錢某行動,旋據答覆:「錢某先已將我自漢口發出報告顧某被捕願自首密電譯出呈報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我安全單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我:有確實資科證明大陸陷匪後,共黨政權社會部長李克農,即是錢匪壯飛,錢壯飛為李克農作間諜時假名。李匪系安徽人,現有其同鄉在美退休的段君,談及他曾與李同在蕪湖中學教書,那時即發現他左傾,但隨後忽然不見人影。

顧得悉此情,恐惶萬狀。旋又低聲告訴我說:「共黨在租界秘密機關,及首要們住所,與交通種種,均由我(顧)安排,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即是共黨忠實幹部,故國民黨要員每進入該辦事處,在樓下進門處即有共黨秘密攝影機留影。……某次陳立夫先由南京到上海,錢某就事先通知過上海北站地下黨預先埋伏,殊不知立夫先生改由前一站下車,方得幸免。這都是他(顧)與錢某所作安排(此案立夫先生函示證實)。顧並淚告:「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某,有權將各省反共情報及密電,拆封或先譯先閱,再秘密照抄,不斷夾於報紙刊物中先寄給上海共黨中央,後呈國民黨負責人核閱。如錢某向周恩來報告我(顧)已自首,共黨各機關負責人,非逃即遷,我們的清掃計畫,自然全部落空。」我當即責顧說:「你在武漢,過份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時說出有錢匪潛伏我中央機要部門之事,我將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不用電報報告你(顧)已捕而願自首諸情,一切由我面陳中央當局,這是你(顧)自我失敗。」話未說完,立夫先生來電話:囑我即偕顧到黃埔路總司令官邸,晉謁蔣公,已派張道藩到官邸等候陪見。(此時道藩、余井塘、張厲生諸先生均是中央組織部秘書。)

 

八、顧順章謁蔣公

 

晉謁蔣公,顧妄想有所獻策,他料不到召見如此之速,他正受到錢匪逃滬消息的刺激,即刻又要晉謁頂峰。其時顧仍力持鎮靜,我陪他上車向黃埔路出發,坐定後,我即詢問顧向吾黨領袖有何高見提供,他說:「國民黨為革命,共產黨也為革命,如能保存共產黨名義,兩黨均為合法政黨,國民黨可領先而與共產黨聯繫合作,共軍全部改編,軍事全由蔣總司令領導,內亂即可停止。如能向蔣總司令陳述我的意見,且肯接納,我(顧)願為此事奔走,徐圖贖罪。」我又問他,為何不寫一書面報告。他似乎無話可說。

當我與道藩先生一同陪謁蔣公時,蔣公站著向顧說:「你歸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對你寬大,希望以後多多聽從蔡同志的話,事事與他合作,藉獲帶罪圖功機會。」並未聽顧發言陳述,僅面諭我送顧返住所後,再行來見,令道藩先生在官邸少候。當時我拉道藩先生耳語告知:顧已供出中央調查科錢壯飛秘書及調查科駐滬的楊登瀛處長,均是匪方重要匪諜,且錢已逃滬,道藩先生急不擇言,作囑「這是黨內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逕向蔣公報告。」且說:「你不可多事。」我答:「連立夫先生處,也由你報告。」說罷,我復與顧同車再回中央路三O五號徐之辦事處,顧在車內對我說:「你對我所提要求安排太快,使我(顧)無法趕上思考與準備;此後只仗你支持與合作,現想起另一要案向你提供:共黨首要惲代英化名王作霖,在上海被捕時,供系赤色群眾,由蘇州法院解南京總司令部軍法司,共方已設法找到某種關係,可能在五月內——開釋,你應該將此真情向上反應」云云。顧話諭至此,汽車已抵達指定處所,我對看守顧某人員交代後,即又回程再謁蔣公,道藩先生一同在坐,蔣公垂詢我的意見,我報告說﹕「一、應讓顧提出整個反共意見,供我取捨。二、應徹底與英法租界當局合作,按顧之指認,肅清共黨一切活動機構。」對顧供述共黨錢某、揚某潛伏我中央核心部門實情,我遵照道藩先生暗示,未曾涉及半句,只就顧在車中所告惲代英已押在軍法司各情,詳為報告,蔣公當即令軍法司長工雲南查明屬實,曾促惲自首,惲倔強拒絕,因而予以正法。

顧既已交中央監押,我即回漢。後來聽說立夫先生在顱案結束後,曾將錢匪壯飛潛伏中央調查科經過及一切事宜曾當面向委員長蔣公報告。蔣公寬大為懷,除責令該科加強警惕防範外,並未予深究。

 

九、周恩來親殺顧全家十三人後逃入共區

 

錢匪壯飛自南京逃出向中共首腦傳遞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已抵南京自首消息,匪首們覺得大難臨頭,立刻大逃難、大搬場、雞飛狗走。而我中央情報單位,已知原駐滬辦事處長楊某亦系匪黨,其原先在滬與各租界捕房當局所有關係,均系共匪佈置圈套,更怕共匪在租界佈置新陷阱,致無計可施。其時中央辦案人員顧建中總幹事將顧順章帶往上海,透過上海市公安局與英法捕房聯繫。依照顧提出匪黨各機關住宅藍圖調查搜索,已全部人去樓空。顧乃設法與其妻子及親眷(十三口)聯絡,發覺全告失蹤。後顧會同租界捕房設法捕到其妻弟張長庚及匪特務委員會第三科長王竹友,經顧多日說服,才坦白供出顧的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來帶同王竹友親手毒殺,分別在法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號,新閘路斯文裡七十號等處掘出屍體三十餘具,彼時上海各報才發佈該案大新聞,致使全國大為震驚。彼時也曾找到周匪恩來一些行動線索,偵悉周某夜在提籃橋某號集會,決按址逮捕,惜周匪於五分鐘前聞風潛逃。其時共匪傀儡主席向忠發,因顧被捕遲未動身赴漢,未曾接到顧自首消息,故為我方捕獲,聞系陳紹禹等留俄派勾結周恩來有意借刀殺人,將向匪作為「送禮品」,藉以掩護他匪逃亡。以上諸情,均系其時看報及匪倩資料得悉,後來看到張國燾夫婦分別所寫回憶錄,均言共黨內部聞顧自首事,無人不談「顧』色變。民國二十一年(1931)三月某晚,蔣公在南京陵園一新建築物中召集所屬特殊任務幹部訓話,參加人員,憶有陳立夫、張道藩、賀衷寒、康澤、鄧文儀、戴笠、徐恩曾諸先生及我。蔣公位於長桌的頭端,我與陳立夫先生接近蔣公對面而坐,列於蔣公左右旁。其時統帥部改組,改為軍事委員會,蔣公出任委員長。委座即席訓話,指出特殊幹部組織,如何不健全,今後應如何特別加強,但獨對我在武漢主持的工作,大加獎勉,並問我:「顧順章工作情形如何?」其時我不敢說真話,也不敢說假話,只好看著立夫先生與徐恩曾以示意,請他二位報告。英明的蔣公可能已瞭解顧未隨我工作,當時指示立夫先生說:「蔡同志久駐武漢,環境險惡……上海工作更重要,可調蔡同志去上海負責,兼顧香港情況。」立夫先生曰:「此事待詳加研究後,再行呈報。」〔這是顧自首後已過九、十個月之事),當時我聆悉之下,惶恐万萬狀,會後乃稱病返回武漢。

 

十、顧妄想太多,終不免一死

 

顧順章憑其豪放手法,靈敏頭腦及毒辣作風與周匪恩來拉成搭擋,他全憑其過去上海「座山虎」的力量在租界依附中共中央稱「霸」。自從投入我方後,顧如能橫掃匪徒,又可能籍機稱「王」。億在武漢將他逮捕時,他真是盛氣淩人,唯「彼」獨尊,認我非他交手對象,開口便說:「要見蔣總司令談國共合作問題」,使我這個「初出茅廬」的鏟共負責人,如非「胸有成竹」,幾乎招架不住,後因匪諜錢壯飛逃滬,向周恩來告密,致重要匪首全部逃亡,顧才未建「赫赫之功」(聞曾依顧提供線索捕獲一些次要匪徒,我未悉其詳)。而顧本人最後不免一死。分析起來,有下列可述的事實:

一、當他被捕來見我時,為何不細密考慮,既知錢匪(真名李克農)潛伏我中央機關應該立即供出,或應阻我不宜用電報報告中央,須向中央最高當局面陳,如此,不僅錢匪落網,周恩來亦當被捕,這個捧著共黨國際的中共「中央」靈牌的匪首,就不可能逃入江西瑞金地區,以助毛為虐,造成後來之局面,歷史當會重寫。憶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始時,政府接受共黨輸誠,統帥部(軍委會)增設政治部,陳誠、周恩來分任正副部長,彼時武漢成為戰時行都,周領導的共黨辦事也駐漢口,政治部設在武昌,其時,周竟不敢乘武漢輪渡。他本人曾帶一年輕矮小副官,親來我的辦公室,恭敬地說:「蔡先生!我早知你的大名,且久仰爾……」我雖早識他的猙獰面貌,當時卻礙著國民政府的二次容共政策,又不能不敷衍他,心裡的那股火,真不知道該從哪裡去出!

二、顧順章請求謁見蔣總司令,未將其招撫共黨投降詳計劃寫成報告,面見蔣公時,才察覺自己已是「階下囚」,否則滅共投降報告,頂峰必親予研審,可能就他所陳,作一番對他有利的安排。可惜,他沒有這麼做,隨後錢匪逃滬告密事發,他寫也無用了。

三、他全家被周匪殘殺,其魂已喪,後雖准其續娶,可惜鬥志已經消失。

四、上海匪巢瓦解,「眼線」盡失,從而失去地下鬥爭的本錢,顧之價值也就自然消失。

五、抗戰軍興,政府接受共產黨輸誠,全國釋放政治犯(共黨),他系自首共黨,全家被殺,今共自由,怕遭暗殺,且留我方陣內,已成政治包袱,而顧亦不滿自首後終日過著被人監護生活,認國共既已「合作」,他「野性難馴」的天性,自必又萌發新的政治野心。

我轉任武漢警察局的數年後(約在民二十四、五年間),某次我因公赴南京,在中央飯店遇見監護顧的幾位中央同志正在陪顧玩檯球,他竟認出是我,跑來向我求情說:「你救過我,現在還求再救我,我願組織新中國共產黨,形成傾向國民黨的政黨,我可號召困居延安的中共領導階層大批共幹來參加,對抗毛澤東。請你(指我)向上峯進言支持……」,此事足見其在落魄生涯中,仍有妄想。

他被捕自首後,戴笠(雨農)確有利用顧的想法,在顧案發生數月後,戴曾親來武漢找我,希望我報告向蔣公建議:「准許將我所捕的顧順章交由戴運用一些時日……」,我婉辭了。以後我任武漢警察局長,戴又對我舊事重提,促謁蔣公時提議,我深表歉然。如果顧某真能改隸戴的陛下,相信「草寇」遇「英雄」,可以發揮顧的一些長處。尤其是戴與胡宗南將軍親如兄弟,彼時胡將軍正想剿滅陝北毛匪,可能會利用顧與共匪關係,作些特殊措施,收到心理效果。一些高級匪酋,也曾與顧某在上海租界共過患難,最低限度,可以利用顧喊話,令他們逃離延安,彼時正是共匪危急存亡之秋,或許可以收到擾亂與安撫的雙重作用。

以上各點,是我根據事實,所作的推斷,可能有人會有人以「事後先見」笑我。後來抗戰軍興,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並企圖在暗殺我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訓令部在確認事實後,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冬奉命在鎮江將顧槍決,江蘇省府並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

我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口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此已是後話。

 

十一、鏟共任務三年的成就與結束

 

再說在將顧某移交中央後,回到武漢,中央又派我兼任平漢路黨務特派員,工作自武漢經河南直達北平,因此我的任務加重。所幸最近在四十年前遺留檔中,找到一份民國二十年一月到二十年十月的武昌行營偵緝處資料,記載該處成立後的六、七個月內,破獲共黨組織共計百餘處,捕獲共黨首要三百七十餘人,不乏共黨的高官顯要。被捕獲的共黨,其願意自首帶罪圖功者,決不關在獄中,一律予以優待。從早到深夜,輪流派幹部隨時押往街頭巷口共黨習慣出沒之處,隨時指認,隨時捕拿。每個共犯,如不能訊捕幾名,生命即無保障,倘能捕到其本人原先上級,即予重賞。因而查獲共黨大小武器八千餘件,共黨首要,有「總指揮一人,長江軍委師長、政治部主任、旅長、團長、站長,難以勝記。彼時共黨在武漢發動暴動,完全系「李立三的城市路線亦即「立三路線」抬頭階段,至此「立三路線」完全崩潰。更從破案線索中破獲第三國際駐滬俄人代表和蘇聯接濟共黨的經濟機構。復根據線索,將鄂西、湘東、湘南、九江、上海、南京、安慶、天津、唐山等地共黨的兵運、民運等秘密組織,不斷予以破獲。彼時我雖操生殺大權,但共黨人犯案件,一律分別解送軍法處審判。其時南京總司令部軍法處長王震南,武漢行營軍法處長袁竹樵,系我接觸最多的人,由他們審判、判刑或執行槍決,我決不願殺一無辜。曾有二十一次忠實自首的共黨,要求親臨刑場執行判死刑共犯,創下「政治滅親」的先例。民國二十年(1931)秋,總司令蔣公又坐鎮南昌行營,督剿毛匪,組織黨政委員會,委我兼特派員,同時令我在九江南昌設立分支機搆。彼時陳銘樞、蔡廷楷部隊正在江西協勅共匪,密謀叛變,我在九江破獲陳、蔡等逆其時反抗中央密謀,捕獲大批人犯。隨後蔣公臨時宣佈下野,我在九江擔任警戒,登上兵艦,逕馳奉化。二十一年春,蔣公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復出,主持中央軍政大計,六月間又蒞武漢,組織豫、鄂、皖三省勒匪總司余部,蔣公兼任總司令,約一年後張學良自歐洲返國充任副司令。其時於武漢行營,蔣公派我兼任總部視察室主任,須隔日晉謁報告工作一次。其時行營偵緝處尚未撤銷,實令我工作難以應付。某日委員長手諭:令彼時侍從秘書鄧文儀與我另組全國對匪鬥爭機構,並面諭:「兼辦黨內國內貪污腐敗的清查任務。」我深感此一任務艱鉅,不敢接受,蔣公遂親自召見面諭:「革命黨員要作無名英雄,必須按期完成任務。」隔月我視察平漢鐵路黨務歸來,回到漢口,某日委員長出席聯合紀念周,即席訓話,對武漢市區秩序混亂社會生活腐敗和員警服務精神不振,大事指責。當日手令彼時湖北省主席夏鬥寅派我出任湖北省會公安局局長(後改警察局),矚即到職視事。於是,我即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奉命將反共幹部分別移交中央及戴笠領導,我對匪鬥爭任務:從此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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