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期首頁

 

中國政治災難因果分析


讀吳宓,解中國,也說五七年

 劉自立

 

編者按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並非完全沒有清醒者,吳宓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今日中國,自然已經不乏覺醒者,但清醒的卻不是很多。本文作者算得上是一個在覺醒中已經清醒了的人。請讀者認真讀一讀這篇文章,你會從其中看到真正的良心和良知,還有,就是比良心和良知更加重要的人格力量……。

 

一、

 

艾科說,「水果是結果」。(艾科《波多里諾》)這個話自有其哲學原則;一般而論,艾科的詮釋學經常如此揭示詞與物的關係。)

按照這樣一個詩意詮釋學來解讀中國的事情,就不那麼容易了。人們在反思1957年反右運動的時候,往往把此年代說成是以後假大空災變的起因;這個解釋有不完善的地方。因為,真正的災變不是發生在57年,而是發生在49年。也就是說,1949年的中共易幟,是一切假、大、空誅心之論,毀滅之論的開始。一切謊言,假話和異化,開始於茲,而並非開始於57年——否則,57年鳴放以後,全國範圍的大反擊,大檢討,大批判,就似乎是無所由來,好像很突然;其實不然。這種大反擊,大檢討,大批判;告密,揭發,兄弟倪牆,父子反目,老婆揭發丈夫,朋友出賣朋友……已經成就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這個檢討和批判文化,成為所謂「事件發生兩次」說法的應驗——57年,大致上說,是中國人自虐和施虐的第二次表演——更是毛式文化侵入中國以後,第二次施行人性改造和人性毀滅。如果說,1949年以來的國民自戕和毛式迫害合謀,尚未達到57年的明晰觀念,那麼,那個初級觀念,卻已經產生且得到大致的「圓滿」。

嚴格來說,這個人性改造和人性毀滅運動,當然不是從49年開始,而是從瑞金、延安開始,開始於整風,打AB團,殺第三黨等等運動。若要更早追述,這個社會主義運動,則開始於「馬列一聲炮響」,開始於後來托名為54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那種前文革式的大批判——諸如要毀滅漢字、燒掉孔孟、全盤西化等等,及這些運動的文化——反文化人物,和學衡派、會通派堅持國粹之精神,傳統之原則的儒家學人如王國維,陳寅恪,梅光迪,吳宓等人發生激烈衝突。於是,中國的思想路線朝向了兩個方向、兩種命運。一種是,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陣地,以及蔣介石等人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加上他和宋家之皈依基督教;另外一種,則是毛化馬列和革命道德的「崛起」。這個過程,成為一種正好和中國儒家學說之人則、原則完全相反的反文化和反道德——是禮儀廉恥,仁義道德之原則的反向原則。這就是「革命」扭曲道德,「革命」迫害道德或者說反道德之形成過程之一瞥。這個反道德論,在馬列名號下盜用人民的名義,實行民粹主義加毛式獨裁。這個歷史,有二、三十年。這個二、三十年,竟然顛覆了中國幾千年的道德基礎和人倫起點。一切進入革命正確和殺戮正確說。一部毛式攪肉機,開始轉動。一場戰役,幾十萬,上百萬中國人,就這樣死在攪肉機下。「解放」,成為合法殺戮和毀滅的最好藉口。到了49年,攪肉機,變戰爭為鎮壓。其存在,就像馬列腐質一樣,發出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這個氣味,貫穿全國。報紙媒體開始連篇累牘地宣傳這個攪肉過程的偉大光榮和正確。

在此意義上,我們說,57年,只是這個黨文化鐵鏈上的一環而已。這個「碩果」,其實是早先的「水果的結果」,而非無中生有和僅僅開始——絕對不是肇始篇。

這樣,我們也才可以說,57年毛式鎮壓的到來,是伴隨著全民的檢討和工農兵對於所謂右派的全國性批判,而呈現,而完成,而「正確」的。也就是說,毛在49年,甚至更早,業已鋪墊完畢的檢討文化,人人自危文化和人人反對人人的極權主義文化,截至57年,宣告其完成,也就是對於國人馴化過程之完畢。

那麼,證據何在呢?

證據不勝枚數。

我們知道,甚至林昭,也在1950年7月寫出了自我檢討式的黨文化文字,又何論其他!就不要說那些一直毛附於皮之輩(準確說,是皮(中國知識份子)附於「毛」——這也是中國字詞的「活學活用」)。

所謂社會主義心靈大改造運動,統攝所有來自49年到今天的一切運動。其中尤其以文革和反右為甚!這自不必贅述。

那麼,吳宓先生作為一個在1920年、即54運動發生不到一年時間,就激烈反對之的大儒,他的1949年和1957年,是不是反映了我們所說的這個看法呢?完全可以由吳先生言行作證,以言此表。

 

二、

 

吳宓大師1949年日記被其友人「擅自焚燒」,付之闕如。只剩下幾則。一則中談及蘇美抗爭。以為美國是DECADENT IMPERIALISM即衰落之帝國主義,「文明覆亡,殆成定局」,云云(是其友人雲);宓言白璧德呈如是觀。那是1949年12月日記(所援均見《吳宓日記》八卷本,從1949年——1975年)

此述始於1950年元旦。宓在學校慶祝節日。人們圍繞俄籍教授高呼「史達林萬歲!」「毛主席萬歲!」――「無事不富督促改造投降之意味者」。那時,對於地主的逼迫和經濟壓榨已經開始。宓敘述了他的親屬被逼繳出「退押」金無能力跳河自盡。其友「親見某地主(其戚——原為小號字,這裡代用括弧——筆者)無力繳款者,男女均褫衣,罰跪盛水之浴盆(木制),或更以冷水澆其身。又一人迫令裸膝跪在地面玻璃碎片上,而頭頂木杠,兩端系石。如此酷刑虐逼繳納,不問地主有力與否。概令工商業存款一律凍結,於鬻宅雖價廉亦無人買,故地主咸苦莫伸――(筆以階級為界,以報仇立義。……)。

第二天,宓參加學習會議。「勉強發言一次,以雅典、斯巴達之戰為比,證美之必敗。」

可見,宓大師也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1950年1月4日,宓寫下關於他對於女性革命化的見解。並且說明,「眼看婉孌成豺虎」,避之,厭之,俱之。事情是這樣。時值所謂抗美援朝。學生對此必須表態。「此下為甲乙丙三女生,出身豪家名門,畢業教會女學者之懺悔供狀。其中甲乙二生,雖淡妝毀容,涕淚交頤,聲嘶力竭,仍可見其風神之美、容貌之秀,與昔年之服裝風雅麗都,此真以美人為犧牲品矣!」

宓大為感歎!

他繼續寫到——

「夫愛容飾,美衣服,趨勢尚,耽遊樂,甚至廣交際,重愛情,乃中西古今少年婦女一般習性,綜有悖閨訓,亦何傷乎大德。今必強行其在廣廳當眾自白,認為奇恥大辱,自悔自責其所犯極深且重之罪惡,幾乎求死不得,無顏立於人世也者。又以種種悉歸罪於美帝,不談個人道德,(或性情)惟事政治宣傳。」這個情形難道只是57年晚些時候發生之司空見慣之乎?否,那時是1950年。宓以為那種做法有些清教徒味道;但是和馬列比較,「目的和主要精神則正相反。」

可見,宓知道馬列之偽宗教和真宗教之異同。

此為第一則關於美女革命化的故事。第二則馬上出現——

在逮捕一個所謂特務以後,師生開會聲討。「……發言者多為女性,明眸皓齒,燕語鶯聲,而做出猙獰兇悍之貌,噍厲殺伐之聲。宓久戀女子,後感厭離,乃今乃歎為觀止矣。」

猙獰貌,殺伐聲,於是不絕於耳於整個49年後歷史,含57年。我們略作回顧。57年,著名美女子批判著名美女子之事例很多。比如我們前此說明的,批判彭子剛(原大公報著名女記者)時候,就有同樣著名女記者楊剛,說彭是資產階級婦女和資產階級右派婦女。也是噍厲之聲,兇悍之貌。文革時期,這個女子野蠻更是有增無已。我們屢次言及之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寵倖世襲階層女學生,就不單是噍厲之聲和兇悍之貌了,而是棍棒相加,拳打腳踢,致死校長!毛在接見時候還說,「要武」——他們打死校長在66年8月5日,毛在8月18時候,就這樣鼓勵了殺伐——其實,當時死人,當局,北京市政府和周恩來辦公室都是心知肚明,毛絕對知道。這就是女人在革命時代的故事。據說,婦女之解放是人類解放之前提——那麼,婦女解放到獸行大發,又是什麼意味呢?女性的野蠻,是不是也是毛研課題之一呢?也許,我們當另闢蹊徑來言及這個課題。

短短幾天日記,極權主義之「人民」概念——加上他們的妻子、女兒、情人、女生……這些慢扳樂章中的人物,都變得疾風暴雨起來,「革命海燕」之概念——已經似乎昭然若揭。人們在「解放」的蠱惑和誘導下,以消滅敵對階級開始了消滅個人和自己的運動——這個運動,不是肇始於57年,或者僅僅肇始於57年。難道不是這樣嗎?

女人不仁/人。此其一。其二是,學生不學。誰說只有文革停課鬧革命,不是啊,1950年就開了這個先例。宓聲稱,「半年只上三周課」(見其詩)。且課目還是經過篩選的——「今校中已無人讀書。姑不論中西文史哲之學,敢有勸學生用功英文、數理化者,亦將犯『阻礙進步,破壞團結,反對參軍,援助美帝』之嫌疑矣!」(1951年1月日記)

其詩證如次——「參軍助學議評頻,依樣葫蘆坐夕晨。重矢忠誠仇美帝,未容慘死哭慈親。窺書買桔皆為罪,破產無衣最樂貧。我已非人人性絕,專心服務向人民。」

其三則是,親友不斷被捕,被槍斃。使得宓,不甚其寒,恫徹脾骨。3月份日記記載,「約4:00宓訪瑜詢南京瘋人院情況(為雪參考)。歐述昨見候風等駢誅實況。彈自後洞腦,腦漿崩逸,眾復擊碎其頭顱。有命,暴屍三日示眾,方許家人收斂云云。蓋數月,或期年以來,中國人之一般習性,已變為殘酷不仁,而不自覺。甚矣,移風易俗之易,而收功見效之速也!」

又說,「晚蘭來,泣訴葬兄情形。屍頸上尚系鐵鏈,用去百一十萬元。(棺薄劣,值八十萬元。連旬受誅者多,棺缺,價驟增。)

最後,援引宓揭示了毛化洗腦過程。他說,「……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之道理,蘇俄之制度,中國人民政府之政令而已。此中有絕對之分別,從我者生,逆我者死。同此為是,異此為非。**之政令與學校之教育,無非強迫改造,使老少師生、男女民眾,悉合於此一陶鑄之模型。其態度極嚴厲,其方法極機械。而世界古今之大,歷史文化之深廣,以及人性之繁複變幻,則不問。但以力服,以威迫,世人莫敢不屈從,莫取不就範。嗚呼,生此時代之中國人,真禽犢之不若,悉為犧牲。」(7月11日日記)筆者看過,一是初覺吳大師之悲天憫人,悽愴寒苦;更覺他明澈此觀,完全沒有以後人們所雲之,是不是要幫助整風一類猶豫——他還猶豫什麼呢?他早就知曉——從/逆之間,生/死之間,誘/迫之間的強迫和改造之道(無道!)他完全知道此一模型之嚴厲,機械;更是知道,這個模型容不得世界歷史之大,文化之深,人性之繁複;只是讓人屈從,就範;國人實為犧牲——祭祀,就是那些玩弄國人情感和理趣的毛氏集團——常言說,人為刀殂,我為魚肉,是也。在這個50年代初葉的探索與發現中,人們難道可以讓宓來幫助這個黨鳴放整風嗎?反之,只是因為完全不知道宓之「秘笈」者,才會給捲入進去,進去了,又出不來。

在另一個方面,宓追溯的歷史,當然不會是所有民主世界之歷史。他的歷史觀察,自然涵蓋對於中國幾千年無民主之歷史的觀察。那麼,這個千年歷史,是不是「悉合於此一陶鑄之模型」呢?是,也不是。一個最為簡單不過的區別是,政治(機構)和學校之區隔。古代書院也好,科舉也好,近現代北大等大學也好,沒有政令統一校方教學的模式。道統存在,學統可查,卻不是正統之迫。蔡元培難道可以容忍「陶鑄」嗎?學校半獨立的民間存在,幾千年來,還是存在的。甚至在純粹的政治介面,比如歷史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等,還是可以發生爭執和討論的——蘇軾流放,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發聲、做事——彭德懷,就不可以,劉少奇,更加不可以。北大,是一個例子。我們以為,北大在49年以後就不復存在了。宓所在的學校,即西南師大,也是北大一般的、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那種批判老師,老師學習學生和工農的原則,已經使得校不其校,師道尊嚴掃地,文化死亡。

在一切文化樊籬被毛一舉砍翻以後,學校不學,成為正常;學習本身,倒是不正常。這個狀況的出現,是為了什麼呢?是不是為了讓學生學習王安石或者學習司馬光,來一個大政治,大獨立,大討論呢?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學生成為一個陶鑄之陶品,千人一面,萬調一律。你要不和諧,對不起了,就要掃地出門。於是,這個1957年的預演,極其成功。到了57年,這些陶品中人,就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可以今天榜上有名,明天就入槍斃簿——這難道還有什麼不可以理解嗎?

有人說,反右是國際原因,是蘇共20大;有人說,是引蛇出洞;也有人說,是陽謀/陰謀。但是,宓,於50年代初葉,既沒有看到20大,也沒有看到毛之謀略——但是,他早就大徹大悟,早就障目盡掃。到了1957年,只是迫於淫威和無道,宓大師一變而成了黑色幽默中人!

 

三、

 

在此之前,宓在其日記中自求速死,多達N次。多因為王國維式的絕望;絕望於中國文化道德的淪亡,人格和家和的盡喪,苟且為奴的悲哀。可是,他沒有選擇死,直到文革,造反派批孔,使他的確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1950年到1956年,宓大師像所有中國人一樣經歷了很多運動。他多次提到的「二批「運動,就是批判胡適和批判《紅樓夢》。又在以後新中國施行漢字簡化字的運動裡,看到宓自言之「大憤苦」!但是,人格的分裂和黨文化、黨官僚對他的逼迫,使得他只好躲進日記和古籍,以事隱遁逃逸——「但求速死」、「有遲早自沉嘉陵之心」、「宓但祈速死而逃之爾」、「惟祈早死,免為人民教師而已」……,皆為吳宓原話,日記於各時各地——這不能不讓人想到王國維之死——但是,他卻堅毅地活了下來。由於各種原因,宓未得到陳寅恪和毛澤東達成「互不干涉條約」帶來的世外桃園——以後,六十年代,吳先生造訪陳先生,才確實發現世界上果然有生活在毛秩序以外之人,不禁大為驚羨。言及於此,都是要說明宓大師的悲痛和悲痛中,他洞徹天地的智慧和明達;悲哀和扭曲,沒有妨害他的人格和尊嚴。他的深厚而廣博的才學和靈智,不可以、也不可能使他相信毛式運動發生的任何誘惑力,不管是龍的誘惑力,還是蛇的誘惑力。

在他看穿胡風運動本質以後,一言蔽之,凡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合者,都必遭其難。

至於批判胡適,宓則有更多的看法。因為他對於胡適的理解、甚至批判,要早於毛不知道多少年。在毛還是一個小人物的時候,宓就已經對於胡適之政治觀點、文化觀點和白話文之提倡,提出尖銳批判——並且連帶否定了胡適觀點的外國來源、杜威等人的實證主義哲學——他引述的、他的西方文化資源,則是來自其尊師白璧德這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這樣,在宓看來,距離馬克思主義較近距離者,是杜威和胡適,而不是他自己和白璧德。他說,蘇聯專家在重慶宣講列寧――後涉及批判胡適。「宓由是方知,今中國批判胡適(以及俞平伯、胡風思想之風靡全國之運動),亦由蘇聯之所發縱指示,攻詆胡適,實攻擊美國而已。」他說,「若以學術之異同、典籍之考證,吾先師白璧德先生五十年前早已攻辟之;胡適之狂妄,吾友梅光迪等及宓三十餘年前亦已繩糾之。然我輩之所惡於詹姆士、杜威、胡適者,正以其學說主張有近似於馬列主義唯物論社會主義等爾。」

他還做了一個比喻,「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子之攻詆其父,嫌父之但殺人而不行劫,故不滿意。若宗教、道德、法律,於殺人者猶必嚴科其罪,則於行劫者更將如何?彼行劫之子,雖惡其父,固不若其痛恨宗教、道德、法律之甚也。噫嘻!此宓所以艱於成篇,不能做出批判胡適文也!」他還說,「頃聞馮友蘭又攻擊梁漱溟。……今後若攻擊至宓,只求速死一法。」

胡適是不是接近馬列?要到54時期去找證據——起碼不可以在胡適1948年自由主義演說中去找。至於白話文課題,自然起事於新詩討論,完結於政治遮蔽。雖然不敢說吳宓之於胡適之軒輊理盡在宓,但是至少筆者在關於54運動課題上,在白話詩爭論問題上,都是為宓大師所是從。白話無詩,至少無歌,拆散了詩與歌的有機結合。這些話題,以後,聞一多、朱光潛等人多有論及,不便悉說。只是我們在這裡考量白話何以為宓所厭惡,痛恨和鄙視。多者不言,只是言及新中國之文體。所謂新華體和毛體,本是宓日記問題自覺抗衡之的東西;不單如此,他尚有卓見如次。他批判了中國報紙上扭曲漢語的醜陋文字,說它們是蘇俄式的句法結構,生硬地套用在漢文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說:「宓近年半讀俄文,方知今日中國流行之語句,如『英明的領導』『……和……是分不開的』『為……創造了條件』以及奇異荒謬之文法修辭,如以『坦白』『明確』『瞭解』作動詞,不曰『演講』而曰『報告』,不曰該篇而曰『社論指出了』等,其例不勝舉,全悖漢文文法及中國一般人民之習慣。」

是故,「宓讀之大憤苦。夫漢字改革之謬妄,吾儕言之已數十年。」他列舉出漢字改革之謬。在舉例說明何以文字改革之謬以後,他說,「昔日胡適自詡為教育部長,俾得以白話文著為功令,通行全國各校。」遭宓反對。「嗚呼,吾儕今方受命批判胡適、攻詆胡適,寧思今政府所主持公佈之方案、厲行之辦法,乃為胡適所未曾為、所不敢為、所不忍為者耶!亦為趙元任、黎錦熙所未能企及者耶!」是啊,當年叱吒風雲者,如今夾起尾巴者,何止宓大師。大公報社長王芸生就說,……這是不把我們當人啊!(指毛要知識份子「夾尾巴」)。所以,吳宓說下去,當年吾儕可以罵胡,「在今則如何者,吾儕乃如犬之搖首擺尾於主人之前,主人指某人為盜,犬即向之狂吠……」。然而,這難道不是一種悲觀主義的大徹大悟嗎?雖然,宓稱己為犬,王芸生說,毛不把我們當人。都是大徹大悟——就是說,沒有自以為是當家作主之人,還要鳴放和提意見乎?!

 

四、

 

白璧德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和宓大師關係如何?

這首先要從關於科學和民主談起。白璧德說,「民主」和「科學」不好;——這是筆者的苟簡之復——何以如此?並不是一般性而論可以解決。這裡只是指出關鍵。上述字詞帶了引號,是因為關於白璧德之說,不可以一般而論。他的民主=盧梭。他叫做濫情主義。(這個濫情就是白璧德批判的浪漫主義。「由盧梭到柏格森的這場運動的一個特點……旨在懷疑分析智性(analytic intelligence)」。「獲得結果的偏面焦慮,導致了我們看到的那些過度行為。」)他的科學=培根。他叫做「科學(擴張)主義。(他在精神上的「無法無天」,導致了培根雖然放棄了全知全能的欲望,但是,卻「用一種想像的方法將其轉化為整個人類的行為。」(均見段懷清《白璧德與中國文化》)這樣,德先生和賽先生,被白老師給批判了。白老師的學生陳寅恪和吳宓,則堅持老師的主張。這裡的奧秘何在?我們說,白璧德超前,但是並不荒謬——陳獨秀不超前,但是其科學、民主之未來,卻剛好被白璧德言中——而且言中的是一個大革命、大災難、大破壞、大荒唐。

事情是這樣看法——在20世紀初葉,中國和美國國情不同;一個是正在崛起,一個是行將覆亡。覆亡的,要振興;崛起的,要保守——這是兩家不同。所以,中國人要學習科學民主。美國人要抑制科學民主——或者說要抑制濫情、浪漫和自然主義——都是培根、盧梭產物。科學異化,被西方人逐漸看重,實行科學指涉的工具說,以區隔道德本體論。在中國,情形完全相反。科學不單是本體,而且是萬能,差一點就是科學=上帝。馬克思主義者說的生產異化,其實,差一點就是科學異化,卻被置若罔聞。也許,時間差,在回避這個問題。在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我們早就指出,中國人的科學熱,與其說很正確,不如說很不正確。俾斯麥告訴李鴻章,你們不搞政治改革,不搞人的教育,……你們的改革不成功——日本的改革成功——這個話,好像是說給21世紀中國人聽的。

在民主和濫情之間,盧梭是一個明確的指標。盧梭的社會平等說,是以招致法國革命為「實踐經驗』的。這個經驗來自其「總意志說」。總意志說,根據羅素的說法,就是在革命登場後,人民退場——那種遊戲。理論上不必較真。看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看毛和史達林,就知道何謂「總意志」——就是人民=獨裁者之意志。這個人民翻身得解放,就是濫情主義的開始。戰爭和斷頭臺時期,如此,革命後文革和肅反時期,更是如此。一個獨裁者揮手,下面是人對人的屠殺。

白璧德以什麼方式驅除這個德先生和賽先生呢?就是他的文化保守主義;也就是道德本體論和文化歷史本體論。雖然,本體論,這個說法,已經不再時興,自現象學問世以來——在中國,道德本體論,則一直以來,和「莊生曉夢」之概念衝突——誰為本體?蝴蝶、還是莊子?——但是,宓大師的道德追問,卻是發現中共更加不容道家(見其日記)。

於是,一場開始於20世紀初葉的白璧德主義追問,被國人忘記,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切發展,於是真的科學和濫情了。文革模式和57模式,正好是這樣的民主變成民瘋的悲劇大試驗——總意志指導者,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呵呵,這可真是怕甚,甚來也!而且,這種濫情,只是據說在發掘原始人祭祀儀式的基礎上,成就了吃人和殺戮的現代版——筆者並不完全認可此說。但是,盧梭的四肢主義,確乎變成了小學生和中學女生之四肢野蠻的格殺勿論主義。道德本體說,在這個基礎上,成為道德毀滅的合法依據。在科學方面,「社會主義科學」夾雜在自然科學裡,成為一對「無法無天」(培根的、加上毛的,共成兩個「無法無天」!)——科學擴張的無法無天和文革集權的無法無天。那麼,科學無法無天和政治無法無天,是不是一對孿生夥伴?回答:是。

我們看到白璧德引用愛默生的詩歌說法——

 

「天地有二法,彼此相分離;

    一法是為人,一法是為物;

    後者鑄城池,港灣與河流,

    但其有野性,反主人為奴。」

 

也就是說,「如果這種道德的無政府狀態與不斷增長的對於自然法則的掌控捆綁在一起,或者與此相當的不斷增長的機械的物質的功效捆綁在了一起,那將更為危險。」(《白璧德與中國文化》)我們看到,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羅莎﹒盧森堡,曾經在選擇革命塗炭道德,和革命是否成功二者上,說,即便革命失敗,也不會選擇以扭曲道德為前提的革命成功。(見阿論特)其實,白璧德對於歐美的擔憂,應該轉移到對於蘇聯和中國。道德的無政府狀態,正好是革命道德趁機而入之機會;不斷增長的對於自然法則(包括毛對於人性法則)之掌控,正好滿足了人們不斷增長的革命需要和殺戮需要——他們說,是不斷增長的各種需求。這樣,人法和物法(「法」該帶引號!),二者得兼,用之很爽。在中國,什麼不是與天鬥、與人鬥呢,其樂無窮也?叫做人定勝天,天毛合一 —— 天人合一也!美國不可能無法無天到這個程度,他們是有上帝和憲政看守的——在中國,情形就是「天翻地覆慨而康」了。革命時代,可以講人則,叫做造反有理;在和平時期,可以講物則,叫做鐵姑娘精神,王鐵人精神……現在,叫做什麼精神,科學發展觀精神——這些人,當然不懂白璧德。

那麼,吳宓大師又是如何承接其師長之遺教呢?

他首先就對54運動展開批判。他在會通精神的含義上,對54引入馬克思和易卜生,頗為不滿。說,為何不引入西方主流的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為什麼要批判孔子而不批判法家……我們多次援引過吳宓此據。他的看法在今天,還是一目了然,就是要中國結合西方主流文化和接受普世價值,也就是源自希臘羅馬之民主法治元型,且接合中國之孔教,實行法、教分治,文化承傳,道德復興。其間,很多課題繁複艱巨,卻是一指明辨,大儒若星。換言之,儒家文化,只要接合民主憲政的制約機制,反對超越文化的政治主宰和民粹、集權領袖思維,還儒於民,猶如還政於民,儒家復興,不可說無望也!這就是他至死不批孔之要害所在。

二是,他主張白璧德的反對培根和盧梭主義,但是,卻並不反對施行西方主流文化和中國儒學之相容——這個前景,卻一百年來,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統治方面,反其道而行之——以至於到了57年以前,宓幾乎完全絕望。

重復而言,吳宓追求的白璧德主義,並不完全顯示其正確性,因為,他在顯學上,批判了美國當時之科學和消費主義。但是,美國人發明的憲政訣竅,正好彌補了白璧德發現的不足——而中國革命帶來的全盤蘇化,使得不但美國文化被批判,中國傳統,也被盡掃一空。難怪吳宓幾乎痛不欲生也!所以,在他的多卷本日記中,他只能以嘲笑和自責的態度,施行對於文化邪道的、幾乎是逐日的反思和批評。這個日記寫作本身,也就成就為他的一種偉大儀式——對於毛氏時代文化凋敝、人倫堪羞的日子的三醒和獨慎——幾十年、一輩子不曾中斷。這該是多大的胸懷和多大的毅力方可支撐啊!他的閱讀,上至羅馬歷史,四書五經,下至人民日報和熊複、柳湜等人的文章。讀寫聽,也許不太和諧,他厭惡政協委員的帽子和任何官位……而對於尚可在傳統中漫步倘佯,時時莫名以喜!這許是他堅持生活之一大庇護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日記,進入七十年代,他這個文化巨擘,也只好日日毛語錄,夜夜語錄毛了。我們和宓大師一樣,見此聞此嗅此,也只好欲哭無淚,欲笑無顏,絕望,必然走向幽默——我們在吳宓1957年的日記中,也許因為極度的荒誕而破涕為笑。

(補之。日前又讀德國人君特﹒格拉斯之《我們的世紀》。那種有意的幽默,和吳宓之甚至是無意的幽默,並構成為東、西方兩大人文奇觀——一個是絕望後的嘲諷和希望;一個正好相反,是嘲諷和希望後的絕望也!

但是,君特可能不知道,他的德國文學,雖然幾經嬗變,卻不能想像出來一個文字割斷、質變、蛻化的過程。簡化字和白話帶來的中國文學的墮落,是西方文學界無法瞭解的文化塗炭運動。他們循序漸變的文字,和54戛然而改,完全不同。這是德國人和西方人很少瞭解的。這是他們的世紀和我們的世紀,表面趨同,實質有異之處。)

 

五、

 

我好像走到一座聖山面前,只有敬畏和仰望之則,之情,之志;雖然我們並不完全贊同大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但是,對其文化關懷,我們額手稱慶,高呼很好——持有絕對支持的態度。簡單而言,宓大師關於他「贊成一種開明專制」制度的說法,是很有道理和根據的——在政治理念裡,他提出了「先秦為希臘,漢為羅馬」的看法(均見其日記——「宓按先秦中國如希臘,漢如羅馬(晉如東羅馬,佛教如基督教)。羅馬之取於希臘而傳於後世者,固亦是綜合各家而歸於實用也。近讀希臘、羅馬史,覺其可與中國史比論之處甚多,惜無暇秉筆抽思。」(55年6月6日日記))」

「宓惜固主張開明專制。按古今國家,專制之極,而形式上極端民主,未有如今*****(原為空格——筆注)者也。」(57年7月4日日記)

——說明,他排除了秦制與法家,主張封建和百家-儒家;同時並不認為希臘、羅馬的民主、(有限)憲政制度對於中國文化的異質和區隔。這一點我們不同意。原因很簡單。西方文化中,一個耶穌,一個民主,並未出現在中國之先秦和漢;中國更加不具備1200年代英國之大憲章以來發展之系列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制度和理念結構。

而西方近代、現代哲學對於極權主義和柏拉圖之哲學王的關係,也多有中肯的分析和反思。哲學王中,關於一切可以操縱和瞭解之說法,也不啻是培根全知主義類型的根源。所以,給予了批判。人之存在,全知主義對峙之,欲望之,桎梏之。全賴所謂人民代替真理和領袖命名真理。到了史達林、毛,這些個「哲學王」施行帝師合一,君臨天下,就變成「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種亙古未有主義和亙古未有思想。這就是吳宓無法容忍的現實;也是毛氏時代和幾千年孔孟偉大,君王次之、之歷史秩序迥異之處。換言之,任何帝王或可以存師,存文,存人;毛帝王,卻是要廢師——他自己才是師,廢文——一本紅寶書,廢人——他把吳宓,廢到欲生不得,欲死亦不得之地步!這個現實迄今不改。中國人好像也很習慣。他們的對應之道就是有學人所言,施行裝傻文化,裝聾作啞,惡搞一切,既不要哲學王,也不要哲學家——但是,這種一無所有的精神財富,並不能啟動吳宓大師心中的開明化和古典化——相對於浪漫主義和全知主義。一個喪失了歷史感的民族,竟然有著三千年古代文化。這個消滅文化的黨文化瞬間,難道真會持續發展乎?吳宓心中只有孔子——但是,他也許不知道,中國特色們已經挾孔子以害文化——這個招術,宓已不知。他說,你們可以打死我,孔子,不能批——現在,他們開始不批;非但不批,還要待孔子為上賓呢。因為他們現在需要孔了,需要孔子文化中――那些需要拋棄的東西。

這個現象,剛好對比西方的文化,君主和革命。在英國,革命既要君主,又要憲法的框架下,和在法國,革命後,既不要君主,又不要革命的主張下,西方民主之母體,在美國民主的啟示下,席捲全球,使得中國文明之一極,迅速落寞和式微。但是,這並不等於可以枉顧我們的文化承傳和文化精神——這不是一個批判傳統說,可以簡單結局的。其中緣故,中外學者多有討論。雅斯貝斯之文化歷史「軸心說」,涵蓋千年前,包括中國文化之孔孟在內,波斯文化查拉絲圖拉在內之文化主流組成的多元文化,形成上、下結構,古今結構的文化輻射說。這個觀點,不可能還原西方文化(加其「東方學」——一個中心主義,而是還原多中興,多復興主義,中心,上、下,古今,都是在哲學的相對論中發展和變化的。其中,就包含宓大師之上述,漢-羅馬;先秦-希臘——這樣一種思考結果——這個水果,是嫁接於全球化文化效應的。其中,宓和中國保守主義如辜鴻銘等人的革命排除論,警惕民主變民瘋論,正好是企圖繼承英國式建構,來一個慈禧新政如英倫,而不成。但是,他們反對痞子運動,卻是板上釘釘,不可更改。而且,這種政治主張,從反面證實了痞子運動帶來的「證偽」——暫用我們並不同意的用詞。舊制度和大革命之關係,本來十分明確。中國是不是適合革命,現在看來,不適合——毛氏革命,已經證明了一切——而且,完全是從反面證明之。

一切宗旨,唯此唯大,是要排除和批判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體制。宓大師在1919年以後不到一年,就對這個「炮響」,施行炮轟了。他說——

……今新文化運動,自譯其名為New Culture Movement是固以文化為Culture也。Mattew Arnold所作定義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原文略——筆者)按此,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學術、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瞭解而受用之。若謂材料廣博,時力人才有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大小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為之。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新文化,則當先通知舊有文化。蓋以文化乃源遠流長,逐漸醞釀,孳乳熙育而成,非無因而遽至者,亦非搖旗吶喊、揠苗助長而可至也。今既須通知舊有之文化矣,則當於以上所言者四者——孔教,佛教,希臘羅馬之文章、哲學,及耶教之真義,首當著重研究,方為正道。」

……吾之所以不慊於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也,實以其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而有害於中國人。如言政治經濟,則必馬克斯;言文學則必莫伯三、易蔔生;言美術則必Rodin之類也。其流弊所在,他日當另詳之。總之,吾之不慊之新文化運動者,以其實,非以其名也。」(《會通派如是說》/《論新文化運動》(1920年)徐保耕編)

也就是說,吳宓之主張西方主流,不主張西方偏流,不主張中國馬克思化,是「炮響」之反,很偉大、很及時的呼籲和論證;可惜,中國人施行反對,施行負篩選,選擇了毛和民瘋。悲哀與荒誕齊飛,赤俄與共產一色。「托名54的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就是一股邪流,衝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一個惡之花運動為結局,荼毒國人一百年。所以,宓大師前言成讖,全部言中。他的立論,還涉及這個運動和後來革命,文革之關係——卻幾乎是百年前言——

「近年國內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鴆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牛非馬,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系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斷,到處鼓吹宣佈;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唯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抉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

57年以後,一切就假大空了,不對。54前後就假大空了。文革有54遺風,卻無54之多元化。人們這樣說。多元化問題,要看如何發展,內在結構如何演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54產物—— 一下子,變成共黨一家,一花,一鳴;57年,如法炮製,二百,成一毛,悲劇變笑劇,變鬧劇,混蛋王八蛋統治百花、百家——這個邏輯,難道還要如何解釋嗎?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早就從54開始解構。我們現在反觀吳宓,真是覺得所言皆中,又所言全部落空!就像孩子不幸違逆和背判父教,只好聽從讒言和毛惑,深入骨髓,毒不可拔也!我們看到莎士比亞的名言,所謂「父親的屍骨已成珊瑚,不可辨識」;國人文化傳統,業已不可辨識,是也!我們只有看看宓大師的言詞、文字,才有如夢方醒之效——但是,走到街上,一看,還是假大空,就以為假大空是真實和本質。這個極權主義氛圍,很是有點感染性!於是,就像我們說過,用荒誕,不可能解釋荒誕。整個20世紀,在世界,在中國,都變得不可理喻——從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史達林到毛,瘋狂,像是現代查拉絲圖拉,更像安倫﹒斯皮戈爾的惡作劇,且所謂20世紀之知識份子,如德國弗來堡的海德戈爾們,為虎作倀——加上中國的57年勇士們,都一股煙,跑到毛主席中南海。難道這個荒誕,只是在解釋民主之多少、有無之問題嗎?不是,他們是數典忘祖,完全忘記了吳宓、辜鴻銘警惕「德莫克拉賊」的警告——於是,很可悲,警告無效,到了57、58年,荒誕,已經不是說說而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現實。「再過若干年後,來源已絕,彼時真成沙漠荒田,只能聯繫步伐、口令(借喻)所謂教育雲乎哉?學問雲乎哉?」(55年2月23日日記)

 

六、

 

名言曰,「寧鳴而生,不默而死」——但是鳴而死,默而生,則是1957年或者58年,或者文革,或者文革後時期的生活政治寫照,也是國人存活之法律和原則。其中國之活色生「臭」,不堪其辨;就是說,細則一下,連宓大師,也不能免俗,免毛,免共。是為一。默而生者,不是心中不鳴;鳴而罪者,則是心中已默——他們鳴了,放了,遭罪了,甚至死掉了;默者如吳宓輩,卻生活下來,生如活屍,如行走地獄之人,之詩人,之維吉爾——但丁說的,地上的天堂,確乎存在在毛主席國家裡。那麼,鳴、默之間的辯證法,究竟有些什麼意思呢?什麼意思也沒有。因為,鳴,不是鳴,是鸚鵡學舌——那個聲調,調性,曲式和結構,甚至命名,都是毛陶鑄,毛坯子,毛試驗室產物。鳴,不鳴也,沒有什麼本質可言,異見可言,都是毛式黨閥早就言過,食言過,欺惘過言。就像一個大師對待暴君的牛彈。不要說是塞內伽對待尼祿,就是伯嚭對待夫差的可能性,都沒有,況論伍子胥乎!默模式,又當如何?我們看到,宓,就是默模式。這個模式,叫做陽奉,陰不為——豈止是不為,不配合,不服從(心靈不服從),不效忠,甚至,像他一直以來祈求速死一樣,他的也許超過薩特的「大憤苦」——變成了大厭倦,大厭惡,就像跑到索多瑪,在那裡度過違背耶穌之日,實在痛不欲生也!於是,他日記裡,又出現了祈死錄幾則——

《學衡》已成死老虎,辨無可辨,於是宓言,「『知我罪我者,其為春秋乎?』;……今固不敢自以為功,然若以此科宓之罪,則宓只有一語作答:『我在1958年死,或1963年死,或1968年死,在我看來皆毫無分別,毫不足輕重矣!」(1958年6月27日日記)

此為一則。

另一則——

宓在57年一則日記中遵命學馬列,廢漢字,苟工農,『不偶語,無私議,』苟全,免難,「殘年枯生,何益何樂?……生已如死」,優生樂死。(57年7月27日日記)

用當時的語言來復製之,就是說,吳宓對於毛式模式,看得一清二楚;有詩歌為證——

 

階級為邦賴鬥爭,是非從此記分明:

層層制度休言改,處處服從莫妄評。

政治課先新理足,工農身貴老師輕。

中華文史原當廢,仰首蘇聯百事情。

 

唯其一清二楚,才會表露出幻覺的死亡徹底性——不是什麼期待黨內有一個包青天或者胡青天什麼的。他在極其明確和清楚的情形下,為了活著,就要實現一個玩偶和假面的各種功用。於是,這個一清二楚之人,就滑翔到最高的地獄境界和最低的天堂境界裡,成為20世紀五十年代,知道索多瑪之義,卻不可以有任何抗辯的信仰、精神和文化之奴隸。這個奴隸唯一的價值,就是把他的一清二楚,在世紀半過後,還給我們這些基本一不清,二不楚之集權人民群類——這個東西,成全了毛、從人肉戰爭到戰後攪肉的全部過程。

但是,宓大師做為一個智商高企,知識結構和儒士氣度,大大大於和高於毛者,也許在不自覺中,還是可以玩玩他忽悠毛的政治文化遊戲的——只是他本人,對於此中無規則遊戲,並無多少用心。何以這樣講法,有據如此。一則日記寫著,政治學習時,宓發言,「略謂……毛主席講話未印布前,宓鳴放之內容,猶能暗合於其中六條標準,未嘗越軌。」也就是說,他後來批判了毛的前後揚抑,雲雨為禍——他說過,毛如如實講出標準,當時「戈,鳥」局面,不會如是——但是,他的真實心跡,卻不是玩毛、鼠遊戲,他說,「此次鳴放與整風,結果惟加強黨團結與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懼,中國讀書人之大多數失望與離心,而宓等亦更憂危謹慎與消極敷衍而已。」(57年6月24日日記)又,此前幾日,他說,人間何世!「政治、道德、文學、皆不容我等稍參末議矣。」

也就是說,共黨對於吳宓這樣的大師和大才,必擱置,拋舍和整死而後快也。正經事情不讓作,但是,改造之役,免不了。這個改造之役,分成兩種。一種,就是體力勞動。一種,是毛式操演之逼迫儀式——寫大字報。宓寫大字報,不是1957年,而是58年年中。那時,是要進行又一輪思想改造或者什麼改造。於是,徹悟之人,並不能逃脫做為一個笑面人和玩偶之人的滑稽悲哀憤苦之命運。思想,本來就是不存在的,只有物質是存在的——偉大的無神論者開始遙控吳宓的身體,使之轉動起來。這個轉動是什麼呢?看看宓之自告。58年中,當局開始要求寫大字報。「全系會。……每人寫1000張(大字報),500張問題,多快廣透。」「晨續寫大字報五張,連續昨晚共得十二張,8.A.M.派桂送往史系。」(6月10日日記)「晨寫大字報三四張,上午,在教研室共寫大字報」。(6月11日日記)「下午3-5:00史系寫大字報(No.81-96)十六張。……

「會散後,章又責勸宓必完成500張之指標;宓牽章臂曰:『宓唯有投嘉陵江而死,請君陪伴我往可也』,云云。平、章一路同行,又再三責勸宓必完成500張指標,宓答如前,即『盡力為之而已』。

晚飯前,宓告豫:宓實欲自殺,投江而死。」(6月13日日記擇)

「陰,雨。涼。夜3:20起寫大字報,至今晨7時,寫成No.97-111十五張。上午,雨。在教研組8-12A.M.寫成(No.112-122)十一張。……宓以123張居最末。」(6月14日日記)

「下午3-5復在教研組寫大字報(No.152-160)九張,今日共交人三十八張」。(15日日記)「下午1-2:30教研組寫大字報至No.200。」(16日日記)「……晚在家寫大字報至少30張。……十五日內,每晚寫30-50張(每張80字)。」(18日日記)

6月21日日記,「晨5.AM.起,寫大字報No.260-270凡十一頁;合昨晚所寫,共二十二小頁,足昨日應寫之數。」

6月22日,「陰。晨寫大字報No.271-274凡三張……以宓寫大字報……凡三冊,交付整理室」。

宓共寫大字報274張。大師都了寫什麼呢?!

9月22日日記,「5:40-6:40史系勞動。宓同托(吳宓同事——筆者)共抬糞尿一巨桶至同人所營田,然後隨眾尋除蓮花白中之食葉小綠蟲。」

這是毛式儀式完成以後,宓又被勞其筋骨之證明——58年秋,他參加了勞動懲罰——被加入中文系「石粉研磨組」。58年10月11日日記,「今夕宓破大石塊,一時不慎,砸右手四指尖,未破,但內有淤血,血管破裂矣。又石粉入眼,微痛。」

10月22日,「上午會議後9-12劈柴、並烘柴使乾,宓專做運輸,並接洽分配。」

諸君,看到這裡,我們難道還要分析和辯論什麼問題嗎?

難道古今中外,有過這樣對待名家和教授的施虐遊戲嗎?

上帝懲罰的索多瑪,難道,變成了宓大師所居住之城市乎?要對他實行霹靂般之打擊!

……嗚乎,默乎;此時此刻,我們回顧宓大師悲劇至此——尚未寫到文革之更加「幽默」——卻已和宓大師一樣,感歎之——若國人不思改革,前途無著無落,文道愈塗愈黑,亦惟有速死之祈乎?

第二十二期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