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期首页

佝偻的背影

(长篇纪实文学)

 

老骥

 

 

这是一颗灵魂与一段历史的坦诚对话

这是一个民族被暴君蹂躏的史实旁证

 

当阳谋已成弥天笑料时,弥天的罪行还能掩盖多久呢?

——作者题记

   

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林 

   

日头升起,日头落下,但地永存。

——《圣经 . 传道书》

 

为什么我的眼裏常含著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 青

 

上部  大苦大难

  

一、 阳  谋

  

1、风乍起

 

我和胡风先生并无任何特殊关系, 但却突然成了“胡风分子” 。时年一旬有九。不过,我与这位老先生之间也确乎也有过那么一点文学青年与老作家之间的师生关系。他在出事之前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我的习作《昏暗的街灯》、《刑场》等短篇就是奔他而去的。在几度书信往还中,他皆称我为小朋友,自称大朋友,平易近人,多有指教与勉励,也寄来过一些参考资料。我很感激他的此番好意,刻意把来信和资料都保存得好好的。同样,我对《剧本》期刊寄来的信和资料,还有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的信函也都同样保存得好好的。看得出来,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是将我视为一棵苗子栽培的,令我无比欢欣,常常游历在梦境中。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只能玩玩笔杆子的胡风先生竟霍然成了举国声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其定罪依据仅仅是《人民日报》连续三次披露的胡风与其份子”之间的往来信件,其要害则是他们嘲笑了毛的《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活》。信中有些尖刻的“私房话”对龙颜的震怒可在“编者按”中见其一斑。我被吓呆了。品品文风和霸气之后猜想是御批。我猜对了。立即遵命交出了包括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在内的全部信件和资料。谁知这两位老先生日后又会是什么“集团”和“份子”呢?

我终於感到轻松一点了,觉得应该没事了,一是这些信件都见得天日,二是我算什么捞什子?除了如葵花般地向著毛主席而事实上也是非常尊敬和信赖他之外,莫非还沾得上“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所组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边缘么?查吧,我心中没有鬼。不错,公安部门也的确没有传询我。但是,按“按语”精神演化而成的全国党政机关的内部“肃反”运动,却骤然使我成了本单位乃至整个省级直属机关的重点靶的之一。於是,在1955年秋冬之交,我就被弄到成都桂花巷一处半洋半土的公馆裏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可以说,正是这处四川军阀邓锡侯留下来的大宅院给我19岁的人生起点埋下了一个悲剧伏笔,也应了历书上对我出生月日刻下的那句话﹕“三月初九,阳关祭日,诸事不宜。”

关於我是否属於胡风分子”或“其它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类,审查不久即与前者脱了钩,但与后者还有瓜葛,他们给我留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尾巴,大致意思是认定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己经滑到了“反革命边缘”,属胡风“争取人联络人向党进攻的炮弹”,仅未发射而已,虽说还不够格圈入“胡风集团”,但还须查清是否属於“其它暗藏”。

由於“其它暗藏”四字构建了一个全国拉网式的大范畴,加之无法可依,一般都是以各级党委或支部头儿的印象为准,故被随心认定乃是十分容易的事。无法无天的“和尚打伞”也正是伊始於1955年。

鉴於在我的档案中已有“港台关系”和“海盗社”这样两个大污点,尽管这是我在毕业前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主动交代过的,但厅党组仍决定回炉,以鉴其“另类暗藏”之是否。此外,我还有一个祸从口出的的“重大问题”。专案组统筹归之为三﹕

1、同台湾空军部队的二哥有无联系?是否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

2、参加“海盗社”干过哪些破坏活动?

3、在林森和蒋介石面前得到过什么恩宠?

上述三个问题乃是足够斤两的,如果忽略我在1949年才刚过13岁的话,那确乎应当“脸朝河对门、二世为好人”了。但主事的金健副厅长对此却另有解释,他拉长马脸说﹕“大夥可别小看他,他算人小鬼大,太聪明,不简单,胡风分子有谁不聪明?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咱们要提高警惕,切莫手软,不要学东廓先生。”

金副厅长用他那尖厉的山西腔调不知宣判过多少人的政治死刑,尤其是他那一口黄板牙不知咬粹过多少人的灵魂。反正我的大半生都同他结下了难解之缘。这属后话。

在上述三条中,专案组规定我重点交代第三条。因第一条除了可引伸出“反动台属”之外已无多少油水了;第二条则与名称怪异有关,乍听其名,海盗社三字是怪吓人的,叫人容易想起海上的悍匪,但它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而已,除了可引伸出“小流氓”之外也无多少油水。所以,第三条才是有蛛丝马迹可寻且可深挖的。在围攻中,我只好为之作了口笔兼用的详尽交代。关於这份“肃反”交代材料,在我后来的坎坷生旅中,就渐渐变成了一份蓝色的与血色的记忆,一份与民主共和有关的儿时记忆。

小时候,我的确见过林森主席和蒋、宋家族中的不少男男女女,这也并非什么稀罕事。重庆当年是陪都,而小泉彭家花园乃是蒋介石的驻跸之一,系租用我姑父在渝的公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小洋楼则是建於南泉虎啸口左岸山腰上的,邻近林森老人的老洋楼,皆次第座落於密林之中,隐隐露出一些轮廊来,在飞瀑之上显得悬乎乎的。他们的轿车只能驶抵南泉车站,然后改乘滑杆,或步行,或骑马。假小子孔二小姐就是在马背上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的。

在这段神秘的山路上,只有一位孤独的步行者才是寻常百姓时常可见的。他乃先於蒋委员长等人来此隐居。在我孩提时代的印象中,每当这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健步出现在虎啸口林中山路时,总会叫人觉得恰似一位仙人乘风而至了,当他的冰雪长髯被山风高高捧起时,却又叫你觉得他将在松涛声中悄然而去了,或乘风,或骑鹤。这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当职主席林森老人,一位森森林木中的半隐者。古今中外,像他这样徒有其名而不问政事的国家元首或属仅见。身前身后皆无骂名或美名。历史似已将他遗忘。也许,他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座完好的坟墓。此墓之所以仍在重庆山洞陵园中保持完好,也多少可证明他底尘缘还不错,就连毛泽东的红卫兵对他也是高抬贵手。

林森老人刚来南泉不久即与我父亲等士绅成了挚友,他们谈的都是古文诗词或者前朝轶事之类的捞什子。其时,我父亲恰任南泉管理局局长,主持他擅长而又格外倾心的城市规划建设,且兼有好好照顾林主席的任务,故过从甚密。老人有时喜欢乘小船赏阅花溪胜景,船到小泉总会上岸到我家玩玩,主要是吟诗和品诗。我对这位活菩萨总是格外亲热。他每次都会首先把我这个胖娃娃抱到膝上逗著乐,而我则会一把抓住他的白胡子。这只有在父亲的顿足呵斥之下,我才会免强松手的,但老人却是笑得全身发抖,乐不可支。

老人仙逝之前一直都是在虎啸口——南泉——小泉之间飘然而来,又悄然而去的。如今,我已记不清楚我究竟扯过多少次林森爷爷的白胡子了,但是,在不扯他的白胡子之后,尤其当老人倚在法国梧桐树下,看著我在泳池中变成了一只小青蛙的时候,他脸上的微笑(尤其是捋著胡子品茗的微笑),才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慈祥与生动。现在回想起与林森老人的这份缘份时,也真是一大幸运呢。试问,古今中外又有几多幸运儿可扯到一国之君的白胡子,

时间大致移到了1942年前后,我们这个大家族皆从小泉陆续迁往周家沟祖宅了。我家小泉宾馆和浴室己被政治大学租用。其时,我已发蒙,就读於乡间一处破败的林中古刹。但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暑假,父亲都会携我前往小泉去收房租的,间或也会住一宿,吃一顿南泉“农味村”的家常豆花和怪味鸡丝。这样,远远见到蒋介石与宋美龄,以及大胖子孔祥熙与宋霭龄,还有在泳池中才还原为女儿身的孔二小姐等人,就完全不在话下了。但我并不特别好奇,因为,我己经拥有扯过白胡子爷爷的经历和殊荣在。间或叫我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到是父亲同庶务处发生的争吵。最厉害的一次当推1943年的一个炎炎夏日。由於先前的几度扑空,而此次又将白跑一趟时,我父亲的火气就顿时变得比烈日还大了,在小泉槐荫下的一处平房裏,他向一个瘦子拍桌大骂,并举起了手杖。若不是有人上前劝阻,而瘦子又溜得很快的话,他绝然是会打下去的,因为他的确拥有打人的本钱,“老子是空军老太爷”,我父亲脾气极坏,在火头上甚难平息,他当即又向众人怒喝道﹕“我要去见蒋、蒋校长,状、状告你们这邦子贪、贪官污吏。”

父亲果然言行一致。他携我先去了毗邻我家“蘅卢”的一幢白楼。此楼是淑声姑母分得的祖业,其时已改作了蒋的侍从室。我父亲向侍卫官们讲了事由并亮毕“空军老太爷”等身份之后,就匆匆领我走进了门禁森严的,但却是花香四溢的彭家花园。由於我曾是姑父家的常客兼不速之客,对周围的一切景物既无好奇心也无恐惧感。心中暗自关注的只有苹果树上的累累果实和葡萄架上的一串串玛脑红,因为那曾经是咱们一邦子小毛猴偷摘惯了的。在偷摘时,我也格外喜欢听到少梅姑姑略带愠怒的呵斥声,这声音,常常都是她倚在迥廊尽头《天香苑》的兰草花中发出来的,甜润而悠扬。少梅姑姑毕业於北平艺专,但从未从艺。她是花溪河畔上一辈绝代佳人中的姣姣者。眼前虽然不见姑姑的玉影,但景物依旧,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温馨。当父亲携我在大厅裏稍候片刻后,已无炎热感觉了,因室内每个空间的采光条件及通风条件都很讲究,既可在浓荫中环视花溪河,也可享用来自背面高岩老祖及神仙洞送来的翠谷清风,尤其当风中飘逸著古槐的芳香和声声蝉鸣的时候,就更是令人惬意了。

喏,什么事呀,看这么急的?”

当我还未弄清声音来源的时候,只见我父亲唰地站得笔挺,顿时变成了一个老军人。这同他在林森主席面前的无拘和随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报、报告总裁,”

“唔,请坐请坐,有话慢慢讲。老先生喜欢用茶,还是咖啡呀?”

我父亲仍旧站得笔挺,颈脖胀得通红,似未听见主人礼节性的询问。

“咖啡,我要咖啡,”我代我父亲回话了。

“呵哟,小家伙倒不诧生哩,嗯咦,认识我吗?”他轻轻拍拍我的后脑勺。

“认得……但不像……”

不像现在这么没精神,是么?”

我诚实地点著头。当我还在仰视著眼前这位身著蝉色对襟便装的活生生的光头老人,又难以将他与墻壁上的戎装照融成一人的时候,突然从邻室传来了一串十分清脆悦耳的笑声(我竟以为是少梅姑姑从成都回来了呢),紧接著,只见一位身著肉色旗袍和肉色绣花鞋的中年女士随著笑声缓缓而出,她白白净净的鹅蛋脸上还残留著少许的慵倦和睡意,用雪白的小手绢轻轻地拭著眼角,同时轻轻地向我走过来,又轻轻地牵著我的手,最后领我轻轻地坐到了大厅的另一角。她眼裏始终闪烁著慈母般的爱意,笑得十分优雅,不停地对我上下打量著,最后脱口夸奖道﹕

“哦,Darling,你瞧瞧,好好瞧瞧,这小乖乖还真是长得满清秀哩,俊呢,鼻梁高高的,一对大眼睛,睫毛也长长的,喏,take one,”她顺手接过侍卫官送来的一盘巧克力。

我立即拣了一颗,毫无拘束地咀嚼著,接著抓了一大把,远远超过take one。这顿时引得夫人掩面大笑了。显然,我当年对於这位第一夫人的恩宠乃是毫无领悟的,只将她视若另一位漂亮的少梅姑姑而己。但是,我父亲却是惊喜交加兴奋不已了,他端起咖啡傻笑著,偶尔挤挤眉头,像喝中药似的苦著脸。看得出来,他是十二万分地乐意跟著儿子领受这份洋罪的,尽管他绝对无幸同我一样地享用take one。但是,当我无邪的童贞竟意外地发挥著难以估量的亲和作用的时候,我父亲的颈项不仅渐渐变细了,甚至敢於插话了 ﹕

嘿,蒋夫人,我这犬子的水性还好咧,人称小青蛙了。”

唔,是吗?”夫人不无惊喜地亲亲我的脸 ,还会游些什么姿式呀?”

“啥都会,跳水也行,”我十分狂妄地回答道。

“好哇,那好,小乖乖,你就当我的小教练吧,行吗?”她拍著我的后脑勺,讲得挺认真的。

此时,沉吟了一阵的光头老人终於讲话了﹕“嗯噫,我夫人就是喜欢小顽童哩,特别是乖娃娃,”他停了停,然后转向我父亲,讲道﹕“你讲讲吧,老先生。”

此时,我父亲几乎近於流畅而有层次地讲完了他的此次“闯宫”事由,以及他要状告的人和事。这顿时令我睁大了眼睛,简直对父说的口才惊讶不已了。

光头老人略思片刻后,才缓缓回答道﹕“首先,我以房客的身份向房东表示歉意。该怪学校没摆正位置。老先生你就别介意呐,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啦。抗属嘛,嗯伊,何况我们都是追随孙先生的老同志咧,嗯伊,你说呢?”

我父亲迅即起身道谢并告辞道﹕“校长费心啦,在下感激之至。总裁日理万机,又逢国难当头,若非迫不得已,在下决不会如此冒昧打扰您的,恕罪、恕罪。”

“呵呵,哪里哪里,请慢走。”他们握著手,蒋的身板挺直著,而我父亲则微微躬著身子。

宋美龄女土则亲著我的小脸蛋儿,轻轻讲道﹕“哦,拜拜,小乖乖,我就等你来教蛙泳呐,你个小东西,”她最后用食指戮了戮我的后脑勺子。

此后,由於我父亲到小泉收房费时再未白跑了,这就使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彭家花园去见到光头老人和美龄姑姑了。但是,在报纸上却是可以时常见到他们的,紿我印象最深的是重庆大空难后,宋氏三姊妹站在观音崖防空洞的累累尸体中掩面缀泣的那几张照片。

在我人生记忆中的儿时档案裏,当年中国第一夫人的形象仍是鲜活的。肉色旗袍和肉色绣花鞋,步屐轻盈,声音好听。她的娴淑、睿智与美丽令人难忘。无论从何种角度品评,宋美龄女士都可堪称中国历史上较为完美的第一夫人。对於蒋介石先生,我也并无多少恶感,因为童年记忆乃真切难忘,况且又是定格在花溪河畔的槐荫中,这与共产党宣传的“歌乐山下的铁丝网”是很难迭映在一起的,即使后来的政治招贴画上把他画成了口衔屠刀的“人民公敌”时,也未曾过多挤占我对这位光头老人的童年记忆。

至今,在我心之沁深,仍然飘逸著那个夏日的芳香和蝉虫的歌唱。我意念中的童年时光是蓝色的,有蓝色的天空和大海。而少年时光却完全变了颜色。当跟随避难的人群从彭家花园侧面的喀斯特溶洞中走出来后,花溪河畔剩下的硝烟和战后的寂静在我心中立即划了一条线,划了一条政权更替的线。稍后,“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与恐怖景象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既常常梦见电影裏“歌乐山下被蒋政权烧焦的尸体”,也常常梦到更多的倒在毛政权“镇反”枪声中的无头尸(民间叫做“敲砂罐”),遂令我的青少年时光常常沉沦在鲜血与脑浆搅拌著的噩梦之中。觉得胜负双方打起的“民主共和”都像一个人血馒头。长大后,陷身囹圄时,我曾多次质问生命,为什么不叫我早早淹死在蓝色裏,以便保住那份蓝色的记忆。因为,我从骨子裏厌恶杀戮,诅咒血腥写出的1949年。

在失去蓝色记忆的坎坷生旅中,桂花巷是我苦难历程中的第一站。经过半年多的“肃反”折腾后,我属第一个获释者。出门前夜,主事者正告於我﹕“出去不准乱说哇,这是中央的统一命令,否则自食其果,”也有好心人悄悄劝告我,今后不要锋芒太露了,你的主要问题是脑子太聪明。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为什么竟然害怕年轻人的聪明呢?为什么由金健等黄板牙咀嚼著的聪明二字竟然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祸患之源呢?尽管他己为之作了初步诠释﹕“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但这个定论的前提与逻辑却是令我迷惑不解的,莫非惟有愚人及小人才是最有用的么?关於这个疑团,没过一两年就完全解开了,尤其是在“枪打出头鸟”的血腥机制日臻完善的时候,阳谋就将这个奥秘完全昭示於天下了﹕皇权之下不容思想者。感谢上帝,我终於快要走出这种一时遍布全国的临时监狱了。对墻外自由的渴望顿时令我兴奋不己。夜中,此起彼伏的吒斥声并未影响我的好梦,春夏之交的好时光实在诱人极了,天未放明我就下了床,尽管还有一些被困在车轮战术、麻雀战术、人海战术、疲劳战术中的可怜虫尚未入睡。我惟恐这些战术使我再度失去自由,待到天刚刷白时,我就向门卫出示了获释证明,赶紧跳出高高的门坎。待斑驳的黑漆大门叽呀关闭后,我才奋然回眸,久久地凝视著门前的一对石狮,想起了巴金在成都的家和《家》。

是年仲夏,当我获知本厅乃至整个省级机关竟没查出一个正品“暗藏”的时候,我的常识性的思考就立刻化作了一腔愤怒,除了口头痛斥并嘲笑这场所谓的“阶级斗争”是在开玩笑和蹂躏生灵之外,就彻底抛开个人安危,毅然向共青团中央寄出了《我控诉》。

2、若梦若幻的历史瞬间

老成都与1956年

在我的印象中,1956年是中国大地备遭左”害时段中的最好年头之一,百姓们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川西坝子上的农家林盘大多在小桥流水旁详溢著农家乐,油菜花儿和麦苗儿宛若织锦般的复盖著千里沃野,整个四川盆地都弥漫著醉人的香味儿。那一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宣布“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之前,尽管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进度深为不满,被他讥为“小脚女人”,但是,1956年还算是脚踏实地,不慌不乱。

1956年整治都江堰平原渠系的测绘工作中,我们每天中午都是在农家作客,家常豆花和老腊肉总是少不了的,蔬菜么,都是在房前屋后菜鲜摘的,不待入口,就会叫你感知它们各自的味儿了,有的甜,有的涩,有的苦,有的辣,但它们却共同拥有一个绝顶的鲜,即使只用清水煮熟,蘸一点盐巴,你也觉得鲜香有加,胃口大开的,要是再蘸蘸郫县豆瓣,那就别说有多爽了,仿佛可叫你的每个活体细胞都会充溢著川西大坝子上特有的鲜香味儿和麻辣味儿,令大脑皮质陪感清新,仿佛觉得有一层露水珠儿在摇曳似的。这种感觉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和割舍。2006年赴美未及半年我就想死蝴蝶青菜了,尤其是它那嫩黄泛白的菜芯儿。

那一年,我们在各地农家的顺路午餐几乎是白吃白喝,因为每次结胀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完全相同的大难题,主人总是推三推四的,充其量只会那么意思意思地收一点,而且都会吐露出完全相同的话语﹕你们都是贵客哦,要不是托了毛主席的福,那是请都请不来的哟,还说收饭钱咧,看莫笑死人罗。蜀地农民的这份情意令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兴许,这正是古蜀先人在三、四千年前从“通天树”上摘下幸福与情意的果子后,就在大坝子上生拫了。

当年,名叫鸡公交车的独轮车是成都平原上的主要运输工具,用自行车驮运实物的农民并不多。但是,在鸡公交车特有的伊呀声中,川西平原的农耕文化却在独轮子上悠扬而有序地行进著的,一个个头缠白布条子的庄稼汉子不仅自得其乐,而且对明天也是满怀希望的,他们不仅将“救星”毛主席视为神灵供奉在心中,而且也是供奉在堂屋神位之上的,尽管他们谁也未曾料到,仅在两三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将活活饿死在这片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了。那一幅幅哀鸿遍野的景象,与明末张献忠窜来成都屠城乃有异曲同工之妙,死难者的数目也很接近。史载当年成都有市民38万人,屠城后,幸得逃生的只有6万人。而这6万人繁衍的后裔,一个个头缠白布条子的、活鲜鲜的庄稼汉子们,却将被他们供奉的“救星”拖向一个更大的历史怪圈了,连类似白布条子的祭祀和记忆也失传了。

在川西大坝子尚未发生空前绝后的大饥饿与大死亡之前,得天独厚的老成都一直都是焕发著千年不败的繁华与悠闲的,张献忠的横刀腰斩未曾令她毙命,因为有长生不老的都江古堰和岷江冲积的千里沃野赋她以不灭的生机,令她涵有不可征服的回天之力。在诸种优越条件的庇护下,老成都在摇篮般的盆地裏一直过得十分闲适,在吃喝玩乐方面尤有不凡建树,这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作证。到了1956年,此城也并不在乎她自身的老旧与落后,除皇城坝附近才有了几幢新楼耸立之外,余皆多为黑瓦灰墻的四合院,而院院相接即形成了条条街坊,以致弄得处处似曾相识,宛如摆出了一个个迷魂阵,致使初来乍到者常常迷路。此城城市景观饶有兴味,只需稍稍登高一望,目下城廓皆是一抹灰黑色,没有栉比鳞次的韵律感,几乎所有屋顶的瓦楞上都长有青笞和青草,在阴沈沈的天穹之下品味著各家的油烟,仿佛又在诉说著各家的长短。於是,在悠悠岁月中,不知始於何时,古蜀先人的祭祀声和埙声就渐渐演化成了十分喳闹的川戏锣鼓和麻将声,在亢奋、淫乐和悠闲之中,在富裕人家的公馆裏,就渐渐蜉育出了一道独特景观﹕足令川人为之骄傲的食文化。曾被屠掠的锦官城仍然成了中国四大正宗菜系之首的川菜发祥地,其无与伦比的精美兼雅俗共享的特质乃可堪称中菜之奇葩乃尔,也是“天府之国”永远开不败的一朵花。

当年穿城而过的府河及南河的水质乃是断无污染之虞的,她仍然保持著岷江从雪山带来的清纯,夹岸的芙蓉和垂杨仍在编织著历代歌者都爱用锦字编织的梦,叫你仍可隐约听见浣花溪畔那位潦倒老者对秋风的喟叹和对春雨的赞美。而曾经展开过的历史画卷和许多美丽的传说也都还有遗迹可觅可瞻,诸如杜甫草堂、武侯祠、薛涛井等等,尤其是三国蜀汉政权留存下来的文物和传说,都是令人景仰和神秘的。

但是,当年的成都却是少有作为的。在商业中心春熙路的货架上几乎还没有当地生产的轻工产品,在市区的沿街店铺和流动小贩中,都是充斥著各色小吃,足可叫人看得眼花缭乱,我最喜欢珍珠丸子、散子油茶和三合泥。而满街飘逸的麻辣味和腌卤味儿则会叫人闻饱肚子的,且莫说举世闻名的正宗川菜,但我一直喜欢的仍是回锅肉、鱼香肉丝和咸烧白等家常菜肴。对於遍布全城大大小小茶馆中的竹琴声、堂木声、碟儿声、锣鼓声、吆喝声、嘻笑声、喝彩声,以及少不了的污言秽语和打情骂俏声,尽管令人头晕乃至反感,但它却是这座古城年年月月日日夜夜不可或缺的交响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委实把大坝子上的芸芸众生惯怀了,使老成都在丰衣足食中缺乏精神,脸上的笑靥并不讨人喜欢。

但是,当川西坝子走过1956年后,老成都也就很快失去她底笑靥和她底历史韵味了。几乎仅在霎眼之间就由“票证经济”和水肿将她推到了奄奄一息的“天堂路”上,再次接受被横刀腰斩的宿命。

《我控诉》有了回音

随著成渝铁路开出的首列火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锣鼓声还是在老成都敲响过的。由“新中国”自已培养的一批批毕业生也陆续向她奔来了。我们曾高唱著一支十分动人而激越的歌﹕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

尽管我们这批热血青年才刚刚跨进水利厅的门槛,但主事的金健副厅长就在欢迎会上送给了我们这样一句话﹕你们必须向无产阶级投降。”其主要依剧是﹕“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在剥削家庭”。这不仅是一瓢凉水,而且也打了一个死结。只不过好在我们的青春激情都还很旺,一时不易被浇灭。因为我们都还刚刚站在人生起点上的啊,心中还有梦呢。而我的梦自然也是从这座古城开始的。

关於老成都,关於如何尽快使老成都变为一座生产城市,以期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是我辈当年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乃必须首先提出工业布局的总体规划,特别是岷江上游的水电梯级规划方案。在老专家的带领下,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大项目中的部份工作。由於我的激情过剩,有时简直成了工作狂,加之脑子好用,常常锋芒毕露,而从不察看别人的颜色或分分场合什么的,这既很讨人喜欢又很招人厌烦,但我却始终难以自控,全然忘了金健一再强调过的那句话﹕“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这显然是一付悲剧性格,也是一代人的悲哀,脑袋瓜子好用反到成了天子脚下的祸患之源。

自从走出桂花巷后,在尚未完成都江堰渠系整治规划任务时,我即先行奉命参与了成都东郊工业区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具体负责工业供水渠系的选线、定线工作。要说当年成都东郊的那幅景象么,如今乃是难以想像的。举目环顾,除了野坟还是野坟,除了垃圾还是垃圾,它们既是一代又一代市民群体的归宿地,也是这座工於吃喝的消费城市进行代谢循环的原始机理﹕只能将穷人和垃圾一并从简处理,任凭野狗对野鬼的争相掘食。而我们常常就是踩在死魂灵的骨骸上,冒著袭人的阴气和臭气完成勘测任务的。我们的实际成果就是继后形成的一条人工河流,她的名字叫沙河,是东郊工业区的供水主动脉,也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母亲河,她令老成都萌生了划时代的活力,直至跨入新世纪日出之时才作了新的维修与美化。但她在老河床中流淌了半个多世纪的潺潺声,乃正是一曲跨越时空的颂歌与悲歌。因为,当她通水不久,我们这批老、中、青中的不少人就被我们为之献身的时代打成了另类“死魂灵”。

大致接近工程尾声的时候,厅团委通知我有要事面谈。我本以为我的《我控诉》已如泥牛入海,断没料到竟引会起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帮的注意,他委托《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入川记者顺便来见我。估计正是这个来头才引起了各级团委的高度重视,因为,那一张张骤然将我视若上宾的笑脸乃是我始料未及的。见面会上,那位块头壮实的入川记者首先握过我的手并拍拍我的肩头之后,就操起关外腔调侃侃而谈了,其大意是﹕

我此次奉命入川要办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年轻人的事情。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就成了“肃反”对象呢?,胡书记看了材料之后很生气,很不安,故特意派我来看看,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如何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问题,所以是一个很严肃的政策问题,什么“向无产阶级投降”?简直荒唐,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不能庸俗化嘛,瞧瞧多伤人。关於知识分子,胡书记讲了,我就原话照传﹕

我国目前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技术人才更是少得可怜,很难满足实现五年计划的需要。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旧社会,出身好的当然就不多,但我们不能搞唯成份论嘛,只要他们努力工作,我们就不要东猜西疑嘛,不要说三道四的嘛,更何况对年轻人,更何况还是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技术人才呢,希望各级团委都要切实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经久久回忆,引号中写的基本是原话)。

记者最后讲道,我个人觉得耀帮同志已经把这个问题讲透了,希望各级团组织具体落实,按“八大”精神办,要使人人心情都舒畅,集中精力搞建设。

听完这席话,我的心情岂止舒畅,仿佛觉得艳阳高照,心潮己似江河澎湃了。所以,当他问及我还有什么意见时,我只用了几滴泪水作答。这位入川记者在当年的名气并不太大,但是,刚刚翻过了1956年,到了1957年初春时节,尤其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更确切地说,直到1987年他又因“第二种忠诚”被再度开除出党的前后,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大地上就有如雷贯耳般的特殊效应了。

我清楚记得,在当年那个微型茶话会上,与会者们同刘宾雁一样,都是挺喜欢我的,他们都希望我能尽快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是,我却偏偏不织好歹,没有任何回应,只保持著绝对的缄默。

也许是一种补偿吧,不久之后,厅团委汤述久书记单独找我作了一次长谈,他叫我立即提出入团申请,并突击俄语,争取留苏深造,据说是派送到列宁格勒水利学院。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讯)的一瞬间,我完全懵了,脑子骤然变成了马蜂窝。因为,对於入团一事我仍旧没有放弃我的执傲,继续沉默著。我心中实在不愿在某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中扭曲自己的天性,例如奉命用小本子偷偷记下别人讲的话,甚至监视别人的行动等等,尽管我深知入团入党是留苏的先绝条件。於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我决定向文质彬彬的汤书记委婉地陈述了我的这份隐衷。他先是紧皱眉头,然后才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认定那种现像是不正常的,叫我不必多虑,自己诚实做人就是了。不久,我就果真写了申请并很快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似乎是命运刻意送了我一双翅膀,立即就可望朝著留苏深造的绵绣前程奔去了。其实,这纯属一个梦,我的家庭出身还有“take one”、“海盗社”之类的“历史污点”,又怎能逾越金健们设置的层层关卡呢?除非金健之流也是心迹坦荡的。不过,反过来一想,有梦总还是不错的。人生失去梦境才是可怕的。

怀著这份从未有过的好心情,我在都江堰度过了今生绝无仅有的一段好时光,有时把突击俄语之类的事也暂时置之一边了。我没日没夜地主持开展著鱼嘴水利枢纽的勘测工作,脑子裏充溢著“岷江狂想曲”。啊,那是一座座灿若星汉的梯级电站,那是一条条划过蓝天的琴弦,那是催生工业文明的母源,那将是我们这辈人可望创造的业绩与辉煌呀,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幸运,我著实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了,并始终以一名共青团员的忠诚向著他,宛如葵花般地向著他。我敢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在岷江狂想曲中化作了一份虔诚,毫不亚於雪域高原上向著布达拉宫跋涉著的叩行者。尽管1956年也是个多事的年头,不少人的信仰都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自身动乱的严峻挑战,但是,我却仍然怀揣著我的青春狂想和虔诚,在岷江之滨听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的内部传达。在一阵欣喜和激动之中,我断无任何预感﹕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要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和大浩劫了,啊,我的“岷江狂想曲”,人生起点上的“梦之歌”。

3、大幕从此拉开

毛泽东在谈笑间布下了一张网

1956年冬。邻近都江堰的四川水利学校会议室。由刘副厅长传达“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的主题是﹕党内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宗派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其方法是“和风细雨”,坚持“双百”方针。

由於传达时间需56个小时,不许间断且不许记录,晚饭只能吃干粮。好在毛的讲话不时妙趣横生,内容也新鲜,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随他跑完了这趟“马拉松”,而且印象也深刻,有些话语至今恍若在耳﹕

“……我们之所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是因为这个方针能促进学术和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人心舒畅,有利於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作为执政党,必须首先清除自身的不良作风,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要整风。我们也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党团员要积极参加,带头鸣放,这有利於打消人们的顾虑,再说一遍,党团员必须带好这个头,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鸣放中,我们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良药苦口利於病嘛,忠言逆耳利於行嘛。这些古训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呀,远非唐太宗可比拟”,令我眼睛骤然发湿了。尽管他接下来的话锋有所转换,但在谈笑之中并不令人警觉。我是捱到落魄之后才渐渐品出了其中的那股子阴气和杀机来的……)

再顺便谈谈四川的事情,就是四川出了个《草木篇》的事情。不少人都在批。各位看过没有?没看过就赶紧印出来,都看看。我看过。我是不太喜欢的,各有各的看法嘛,这是正常的。四川同志们的用意是好的,对党忠心耿耿,但就是早了一点,声势也大了一点,猛了一点,这对鸣放不利。不要随便打棍子嘛,也应当允许人家反批评嘛,让问题都摆出来嘛,老是捂盖子怎么行呢?要好生注意策略哦。

最后再谈谈宣统的事情。人家是皇帝,还在我的头上呢。有人提出该放了,大家说说怎么办?依我看,还是早了点。他在满洲国得罪过老百姓,要做好工作才行哦,不然走到街上要挨扁担的。我得为皇上保驾哦,我有苦衷啊,要是弄遭了,我又该如何向老佛爷交代呢?请在坐诸位都出出主意吧……”

大夥都听笑了。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幽默、睿智和狡诘。它将暗藏的杀机全然冲淡了。何况我根本就不觉得《草木篇》有啥问题。诗嘛,一首小小的散文诗,咏物寄情,仅仅借白杨之类顺带讴歌了一下宁折不弯的士气节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我仍然牢牢记住著“带头鸣放”的指令和共青团员的使命,压根就没有怀疑到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只觉得,不,只佩服他的“讲话”顿时就令中国大地百花竞艳春光明媚了。在1957年早春中,我全然没有什么“乍暖还寒”的感觉,只是觉得这份自由与民主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令哑巴也想歌唱了。於是,我就完全撂下了俄语的突击,只顾在紧张工作之余驰骋於文苑之中。

不久,由四川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及成都市话剧团三家联合徵求大型话剧剧本的启事就犹如一块磁铁出现在《四川日报》的显赫位置上了,辐射著十分迷人的磁力线﹕一等奖一万元,二等奖七千元,三等奖五千元。好家伙,这额度是史无前例的,三等奖也是我当年月薪的112.4倍,年薪的9.4倍,

当我决定以三等奖为目标之后,即凭著旺盛的精力和才气,在十分窘促的业余时间裏,很快就挤出了一部四幕八场的大型悲剧《妙龄女郎》(又名《芙蓉城》)。

剧中,我讲述了一位女孩子养私生子的故事。模特儿就在我身边,故事框架也以写实为主,但剧中还是设计了不少悬念与冲突,在环境氛围和心理剖析方面也下了一定功夫,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在刻意摒弃公式化概念化的老套路。

我的辛苦似未白费,不久即通知我晤面研究修改加工事宜。这就意味著我的作品己经初步入围了(是从上百件稿件中脱颖而出的)。当我兴冲冲地分别跑到三家门庭时,接待者最初的眼神几乎都是相同的,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其中,省文联戏剧组组长陈欣老夫子讲得最直白﹕“唔,没想到你还这么小,简直还是个嫩水水娃儿哦,可以,你这个重庆仔儿。”他认为此剧自然主义倾向过重,也有批判现实主义方面的问题,写得太阴暗了,以致扭曲了时代背景,像发生在解放前的事情,应当纠正。而省人艺和市话剧院的看法却与之相左,他们皆认为题材挺新颖,写得有才气,主题也积极,但还需加强戏剧性冲突,不必过份拘泥於生活的真实。百花齐放嘛,也是探索嘛,未必只能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於是,这三家形成了两票对一票,但陈老夫子这一票的权重值却更大。显然,我的并非自觉的创作方法己经触及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呢、或是揭露批判阴暗面为主?而后者乃是毛时代之大忌,就不知他的百花齐放成了方针之后是否仍然如此?若是,那就没啥好说的了。我不无困惑地望著陈老夫子,心中嘀咕著﹕现实生活并非阳光普照啊,何况我摄取的题材又断无可能写成歌颂性的呀。最后,我只好请他们统一口径,写几条,我参照修改就是啦。我自信我有用不完的精力。我觉得我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某刊物已打算先行发表我的修订稿了。这消息在一个刚满20岁的小青年心中会激起何等样的欢乐是不难想像的,兴许就叫得意忘形吧,尽管我的处女作早就面世过了,但那只能算作小吹小打,尚无轰动效应呢。我的确渴望成名成家。这是真的。同时也映证了“个人主义乃是万恶之源”。周扬在1955年向全国文学青年发出的这个告诫还是颇有见地的,假如人都成了机器的话。

脱稿后,因工作需要我未能参加省级机关的首批“鸣放”,但对於“党团员要带头鸣放”之类的教诲与指令却未曾淡忘。这是我不久之后自投“阳谋”罗网的主要原因。

以卵击石与英勇悲壮

我接受的紧急任务是负责测绘百丈水库库区和灌区。这个位於盆西台地丘陵区的百丈关乃是小有名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此关打响过直指成都的百丈战役,这也是该军在四川的最后一役,据说是此次战役的失败才正式宣告了张国焘反毛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决定翻过附近夹金大雪山的英明决策才导致了长征的成功与辉煌。但,历史的沧桑似与山水无涉。在这片迷魂阵般的小丘陵与小冲沟的复合地貌景观中,展现的景象依然是祖先留下的水车、水磨和淡淡的炊烟,在贫穷和蒙昧之中静得出奇。要不是憨厚的房东赶百丈场帮我们携回了一大撂过期报纸和家书的话,真会叫人忘了在这片丘陵台地之外还有一个热闹得很的大千世界呢。

当晚,在豆大的油灯下,我全然忘了昼的疲劳,逐月逐日地翻阅著正在这片冰川台地之外发生的事情,当读到最后几张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子,啥?《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不是口口声声鼓励“大鸣大放”吗?不是口口声声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别人才说了一点天气”和党天下”之类的话就受不了啦?这算哪门子气量呢?还说“言者无罪”呢,可笑,不,简直是在耍赖皮,把什么工人农民也搬出来了,哟哟,“工人愤怒了”,噫噫,“农民讲话了”。这纯属捉刀代笔强奸民意,我就不信,我就不相信眼前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会讲什么话,不信就可问问咱们的老房东,他曾冒死为红军送过粮食呢,还见到过朱老总呢,不乏阶级觉悟呢!於是,我的义愤、不平与厌恶顿时化作了冲动、勇敢与无畏,当即提笔成篇,名为《我也想鸣一下》。顿时,毛在我心中的高度完全下降了,何况我对他的那份向阳之情本来就不深,且带有莫名其妙的宗教色彩在,故很难经受理性的观照,在骨子裏始终难以接受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制造的各种胜利与辉煌,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在大陆的胡适,批判故纸堆中的“红学研究”,直至批了胡风抓了胡风,对“胡风分子”们仅按书信治罪还嫌不够,如今竟要以言治罪了,不,是要诱言治罪了,这是哪门子规矩呢?除了权术和阴谋之外,又能是什么呢?呵,说的简直比唱的都好听,还提倡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还说什么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呢,可笑。

面对阴谋,面对不公,面对丑恶,面对陷阱,我的愤怒已近於疯狂了,他妈的,哪怕粉身粹骨,老子也要誓死一搏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历代雄魂的正气在召唤,是自我完善的人格力量在鼓舞,哪怕明知是在以卵击石,哪怕手中只有愁容骑士的一杆长矛,我也要举它一搏了,次日清晨,我托房东寄出了我的文章。原文如下﹕

对於常常奔波在野外的人们来说,能读到一些过期的报纸也可算作一种幸运了,这似乎己经成了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最高享受。眼下刚刚兴起的大鸣大放”当然是最值得关注的。自1955年之后,人们敢於如此吐露心声是很不容易的,应当高兴才好。何况言者所言之事尽皆属实,不足者,尚有几分吞吞吐吐而己,此为顾虑。英明者当鼓励才是。良药苦口利於病嘛。何况诊治三大主义是需几付猛药的,因为患者的病情已是不轻了,官僚主义的横行己是惹得怨声载道了。这是事实。那么,为啥不对这个令人堪忧的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呢?为啥反到对言者问起了为什么呢?而且火气又是如此之大,把做工者和种田者也都抬出来了,据说他们的“肺都快气炸了”。我就不信。杜撰也该讲点逻辑才好,否则将会贻笑大方的。不过,这种疏忽也多少可以叫人看出当初鼓励“鸣放”的初衷来,什么知无不言,什么言者无罪,全是假的。而目的是什么呢?莫非竟是日渐升级的棍棒交加?莫非竟是用这种手段来繁荣学术与创作?倘如此,中国的命运就实在可悲了。

我非俊杰,难识时务。这或许与本人年仅二旬左右的血性和傲骨有关吧。虽然明知此时还鸣还放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却不怕,我有话就要说,我认为良知和正义比什么都重要,与其虚伪地生存,不如真实地灭亡。所以,我要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要碰的都是敏感话题,尽管片面和偏激在所难免,但我的态度却是真诚的。我只愿做一名诚实的共青团员。

先说说被攻得最猛的大毒草`党天下、清一色’吧。我认为它在现实生活中乃有其合理的内核,与宗派主义近义,与独立王国同义。例如,在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就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像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著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金健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著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而现实生活中的以人代党’和`以党代政’也正是`党天下’在这种逻辑和调门中的细化与延伸而已,以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代表党,即使此人品质非常恶劣;以致任何一级党组织皆可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使第一书记并非本部门的行政首脑。水利厅的现状就是如此。金健这个二把手是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徒有其名的一把手则是事实上的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是党外民主人士,只可当傀儡,作摆设。故此等人士抱怨有职无权乃绝对属实,但我相信他们乃毫无争权夺权之意,人们只需看看他们那付唯唯诺诺的样子就够了。而今,人家有机会抱怨几句又有啥?还不是仅仅为了保住一点士的脸面而己么?可怜,真可怜,掏句心窝子话,我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羞耻。如果上述实情只局限於水利厅的话,倒还不能足以充分证明“党天下”有其合理的内核,因咱水利厅毕竟还有一名一把手作摆设。假若作个统计,在村以上的行政首脑中又找得出几个党外人士呢?即使有几个,他们是否又是有职有权呢?我估计未必会比水利厅的行政一把手好多少。这种客观规定性无疑是入党做官的动因,故“清一色”也就在所难免了,它己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而这种现实的弊端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乃就格格不入了,以致选举成了钦定,各级人大和政协皆成了橡皮图章。国,为一党之国;党,为一君之党。共和对中国仍然是个梦。既如此,三大主义还能根除吗?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吗?显然,芸芸众生立命之安否唯有寄希望於明君了。这是当代中国的耻辱。试问,一旦君庸不明又该咋办呢?可断言糟透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该无辜者自认倒霉了。1955年的文字狱不是极好的证明么?,仅以抄查的私人信件为凭,兼以“按语”为据,即可逮胡风们进大牢等等,不可谓不是一桩奇冤兼笑话了。试问,治思想以罪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内部肃反”的法律条文又是在哪里?是否就在一个个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先例裏?若不是,无论怎么说也不致於将我这个十多岁的乳臭未干者也卷入到这类悲剧之中去的呀。就我当时稚嫩的心灵而言,霍然囿於那种阴森恐怖和谩骂威逼之中时,本如葵花向阳的心灵也快被逼成真正的反革命了,几乎不甘忍辱而只想以死相拼了。这说明政策的错误和法制的荒芜将会逼出多少对立面,毁灭多少无辜者,不是反革命也会被逼成反革命的,我认为流沙河说肃反运动一半是阶级斗争一半是开玩笑’,并不荒唐,他还说得太客气了,可说完全是在开玩笑,是拿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希望目前这个玩笑不要开得太大了,还是好好听听逆耳之言吧。”

此件刚刚寄出后,我的直觉就在告诉我﹕你即将倒下了。但我会站著倒下的。我已经看见了横刀向天的谭嗣同。

最后的夏日

当我的文稿寄出两三天后,我带的这个组即与另一测绘组在野外相会了。当该组组长箫文单独听我谈及此事时,他简直被惊呆了,连骂浑蛋,催我赶紧要求退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我却一笑置之。他急了,怒斥道﹕你总得想想你妈呀!此话顿时击中了我的脆弱面。我的确还得想想我那可怜的母亲,一旦她见到自己的独子戴上镣铐又该咋过呢?於是,我当即向川报发信要求退稿,若不退,也请不要发,请尊重作者的权利,云云。这当然都是废话。

没料到,我与萧文的这次偶遇竟给他也造成了灭顶之灾。这是令我悔恨终身的。他只比我大两岁,很聪明,有才华,且富有进取心,在野外的油灯下修完了不少大学课程。他举止文雅,白白胖胖,似乎太阳没法子把他晒得黑。一双睿智的小眼睛总是流露出不会轻易茍同於人的清高。我们的交谊很深,几乎情同手足。这是他被我诛连的唯一原因,绝然没有第二个原因。

没过多久,一回到成都我就赶紧去了川报编辑部,要求退稿,并发生了争吵。末了,我面对的三角眼只在藤椅中向我瞅了瞅,然后附加了几声冷笑。这自然是最后的回答。当年的各级报刊(中共的各级喉舌),不知在“引蛇出洞”的全程中,用舆论罗网帮助刀斧手们逮住过多少无辜的小精灵,正当我心中的愤懑与惶恐还难以平息的时候,从桶子楼的另一端突然传出了一位女孩子的质问声,她的噪门不小,音调也十分尖厉,讲的话语令我记忆犹新﹕

你们川报太无耻啦,除了造谣就是乱打棍子。我冯元春还是在校学生呀,请问,我做过谁的姨太太?无耻,下流,我抗议你们对我的人身攻系!”

啊,冯元春,好一个大名鼎鼎的冯元春。我后悔我没多走几步,到总编室去见识一下她的容颜。不过,我却记住了这位妙龄女郎的声音,尤其是她在四川大学“自由论坛”上的演讲题目﹕

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中共是三大主义武装起来的历史上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这震聋发聩的声音宛如海燕在风暴中的呼号。不久,这位川大生物系的四年级学生就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上铐了。俟至“文革”初期,她又被冠以“继续炮打伟大统帅”的不赦之“罪”在南充“伏法”了,在嘉陵江边与林昭的一滩碧血交相辉映著。长流的江水是不可能涤净这一椿椿血案的,而圣女们盗来的火种更不会熄灭。

离开川报的红砖桶子楼后,我又去了邻近的省文联,只见陈欣老夫子一脸冷漠,最后向我厉声斥责道﹕“你娃儿是咋个搞的嘛?弄成这个局面,你也真是哦,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明白了,被腰斩的《妙龄女郎》也将作为《我也想鸣一下》的佐证了。我是在劫难逃了,何况还是自投罗网的,犹如蛛网上的小虫子,惟有静静等待末日了。同时,我的直觉又在不断地告诉我,这个夏季休假乃是我今生最后的假日。好吧,那我就力求平静地度过今生最后的一次假期吧。在这最后的30天裏,我决定首先好好陪陪来蓉的老父亲,啥事都不露。总而言之,我认定了这最后的自由时光於我乃是极端重要的,类同死囚在吻别神甫手中的十字架。当这最后的自由转瞬结束之后,我深知,等候在我人生起点上的将是我今生尚未来得及品尝的爱情与幸福的彻底毁灭。

然而,我父亲此次来蓉的主要目的却正是为我相亲的,这令我十分尴尬。据淑声姑姑讲,那姑娘出身名门,其父是吾父的辛亥老同志兼老上司,她刚毕业於重庆医士学校,分配在成都某医院工作。先从照片看,长辈们都认为还是挺班配的,我也无话可说。为了不叫父亲过份失望,我也只得应付应付了,尽管我很不喜欢假面舞会。

在锦水之滨的芙蓉下,此女确实清丽可人,甚至不亚於周家姊妹花,尤其酷似我最喜欢的周二姐,蛾眉风眼,笑靥可掬,宛如晨辉中刚刚绽开的一朵白芺蓉,水灵灵的。稍作交谈后,我敢以我过人的敏锐断定﹕她对我这个英俊少年也是颇有好感的。就像戏文比喻的鸳鸯鸟,我与她的这份滨江情缘本如天作地合。如果没有《我也想鸣一下》……这灭顶之灾的感觉令我在初恋的门槛边上变得格外地尴尬与不安了。为了不致搅乱她的芳心,我只得拚命扼住心中的愁烦与感伤,在谈笑之间找个借口就向她告辞了,而且也未约定“下一次”。

继后,是她获知我己完全失去自由之后,她即主动地为我创造了一个“下一次”,准确时间是在公元1957年秋冬之交,地点是在青羊宫农业展览馆。她像探监似的与我隔桌对坐著,噙泪无语。我亦无言。但却心有灵犀,仿佛两颗有缘无份的心灵都还没有忘记芙蓉树下的那个美好瞬间,只顾默默地祭祀著。最后,她仍然默默地抽身离去了,只把一个动人的背影留给了我。她在风中愈走愈快,双肩不停地抽动著,最后几乎像小跑,而爬在辫儿根上的蓝蝴蝶活像飞了起来,像一道蓝色的闪电,在漫漫长夜中不时划破我心中无尽的虚空,即使灵肉不时沈入深渊时,我也在用我的青春与生命作祭,为这个未曾记住芳名的蓝蝴蝶点燃一柱心香,用鬼魂般的虔诚和敬意去感谢她给我送来的这个下一次”。

那夜,我哭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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