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期首頁

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國史大綱 引論

 

錢穆

 

第十八期編者按語﹕1949年之後,凡馬列中國出版的任何一部社會科學著作,無不要以馬列為指導思想,無不要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及理論,來分析、論證、臧否和批判所有門類的社會科學。專制的中國馬列子孫們,不僅強求一切思想理論必須以馬列為根據,而且,為了論證馬列“空前絕後的歷史科學性和政治科學性”,對一切不符合馬列者,都要削足適履,直至推翻編造。如是,一部中國歷史,這個號稱擁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及其發展,也就必須符合馬列的歷史觀和政治觀,凡有不符合的,共產黨就一定要他的御用學者們精心地予以扭曲和竄改。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由北京師範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同樣令人不忍卒讀。一部上千萬字的《中國通史》》,雖然規模空前,其中為馬列而貶抑和歪曲我們民族歷史的地方,可謂隨處可見。特別是以馬列之論,代中國之史,使中華民族一部五千年的文明發展記錄,不僅成了對馬列思想的“證明”,而且成了馬列思想的“產物”。其荒唐雖不待言,其無奈亦可以想見。

為此,本刊自近期起,已經在有心地選取我大中華民國時代一些優秀前輩歷史學者們的著作予以發表。因為,這些學者,既不根據任何洋教、邪教思想理論來“治史”,更不是為了證明任何洋人思想理論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他們傳承的是我們民族自己治史的長處,借鑒的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些好方法;因此,他們才能夠真實地、客觀地記述我們民族的歷史;他們的著作,也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信史”。我們如此做法,目的,就是要對我們自己和祖國的新一代讀者進行必要的啟蒙,不僅意在養成一種正確的和科學的學習研究方法,而且志在傳承我們民族的香火,繼承我們民族的好文化,和徹底地清除馬列思想及文化對我們幾代中華兒女的毒害和毒化。也好為“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盡一份心,盡一份責。

 

正文﹕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收,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沈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沈痼積,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闇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辟,陰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沈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十數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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