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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天下及其他…


 黃 鶴 昇

 

聽說中國現在大講愛國主義,愛國為時尚風氣,不講中國如何偉大,中國人如何了不起不足於談愛國。余蜇居德國十几年,懷鄉之情不時湧起,被這愛國熱情所感動,亦想投入這個愛國主義新浪潮。

然,感動歸感動,深究起來,人家如今講愛國主義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愛國必須愛政府,愛黨。你雖然是黃皮膚,流著華夏人的血,但你既在狄夷之邦居住,你有資格談論愛國主義嗎?你只不過是我中華民族的敗類。

想當年,那個將華夏文明定於一尊的孔老夫子,說仁、說克己、說復禮,還有禮義廉恥、誠心及天下都說了。就是沒有說愛國主義,一點都不給我們現代中國人留面子,還告戒我們什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居然還做魯國的「漢奸」,明明他是魯國人,既不愛國,跑到其他國家去說三道四,提倡什麼「克己復禮為仁」,搞出個天下文化來。這不是明擺著與我們現代愛國「憤青」過不去嘛?你是那家子「聖人」?根本就沒有先見之明,早年你若發表一二篇愛國主義文章,就不會浪得虛名了,包你現在火紅得不得了。文革時批你孔夫子是復辟狂,是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份子也怪不得我們了,你太不懂得「愛國」了嘛。

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時,或說腦袋太過於僵化,為什麼偏偏……?太不懂得與時俱進了。

那些後來的所謂鴻儒俊傑,包括那些曾子、子思、孟子、旬子什麼的,大談什麼天下文化,就是不把愛國主義放在眼里,宋朝還有個範仲奄,提出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副己人憂天的樣子,真是氣剎我了。你就不能談談愛我中國什麼的,給我們後代留下點愛國主義遺產?

其實上,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書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大學》一書亦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魘」(《中庸。三重章》)。孔子雖為魯國人,但其不僅不講如何愛魯國、愛鄉愛黨,還對此持批判的態度,他告戒人們亂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為無道的國君做事,要退隱其身;對鄉愿,訴之為德之賊,對結黨的人訴之為小人。從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決不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傳承五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統的理論運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而孔子說他「述而不作」,又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個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從周文王創立的禮教文化而來。孔子繼承、發揚光大了周朝時代的文化遺產。我們要了解儒文化,當然得從《周易》入手。《周易》據說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書,但其《系辭傳》(據說為孔子所作)既是講人生對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們講的人生哲學觀。儒家是如何看待這個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講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天道」。《周易。系辭傳》認為整個宇宙世界有一個天道存在,我們人類的生存,必須遵循天道而生活,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違背天道而行的。《系辭傳》認為,宇宙世界的形成從「乾元」開始(「大始乾元」),然後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陰一陽,剛柔互相摩擦,形成八掛相蕩,然後有風雨雷電交加,有四時運轉,然後生出我們人類男女及萬物,這個世界就這樣形成了。故《系辭傳》開章就說:「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易》卜就是根據這個天道運轉的規律而給人定凶吉的。所謂的「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道不可見,則乾坤或几乎息矣」(《易。系辭傳上》)。故說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這個「天道」(一陰一陽謂之道),可以說這個「天道」是我們人類來源的根本,沒有它,就沒有我們人類世界的一切。孔子說仁,孟子說君子深造之學問,及後來的《中庸》講「率性之謂道」,說「誠」,又定出「親親殺」、「尊尊等」的人倫關係,都是根據《易》的天道而來。故後人說《易經》為群經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講「敬天、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語),人在做,天在看,中國民間說的「舉頭三尺有神靈」是也。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實質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視天下蒼生萬物由天道而來,吾人對天下萬物,特別是人類要有「惻隱之心」(孟子語),即孔子講的仁義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諸求己」等自我修身哲學,都以「仁」為標準。儒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從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為好了,才能以己達人,以己立人。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不好,別說治國平天下,敬養父母、妻女都有問題。故儒家講的天下文化,最終還是落實到個人身上,即從自我做起。這個自我修為,不是為人民服務,也不是為了黨的事業,而是為了自己。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表明儒者是為了造就自我,是為自己而活,不是為別人而活。用現代流行的話說,儒主張的就是「潔身自愛」。孟子亦說,「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離婁下》)「自得」是儒家的內核文化。這個「自得」,以得天道成聖為儒家最高理想。

至以這個愛國主義遺產,發源於何時?大概可以追溯到當年楚國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懷才不遇,唱了很多熱愛楚國的悲歌,他可能就是愛國主義的祖師爺。不過屈原愛的楚國只是周王朝的一個小國,未免太狹隘了。以今愛國主義者來看,屈原不僅稱不上愛國詩人的頷頭,還有阻礙中國統一之嫌。到了明王朝末期後,那些明朝的遺老,聲稱不做亡國奴,要反清復明。到了清末,此議越演越烈,不過不是反清復明,而是西方列強,那個民國初的「五四運動」,不僅要打倒賣國賊,連孔家店也拔了(編按:1919年的五四運動本身只是一個「外抗強敵、內懲國賊」的自發學生愛國運動,「打倒孔家店」則是自1915年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部分內容。其間,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因為它加進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內容,後來又有心地將兩者扯到一起,來作為蘇共篡立中共的歷史政治思想背景,再加上後來中共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才終於產生了這樣的誤解。)。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現代知識份子,把愛天下轉變為愛國,實乃精神文化的墯落,也是對儒文化的莫大諷刺。

清人王夫之說,「亡國乃朝廷之更迭;亡天下乃禮教之消亡」。他還說,國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興亡,則是士大夫的責任了。換句話來說,亡國,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個國家興亡的責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興亡就不同了,它關係到文化禮教能否傳承的事,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這個責任,要由知識份子(士大夫)來擔當。我雖不才,自認也讀過兩三本書,雖不敢自稱為知識份子,但亦不會將自己貶為「匹夫」。我很不理解,國內一些自稱為「知識份子」的人,那些官員士大夫們,口口聲聲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將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樂此不疲,實是有違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導。他們不問天下興亡之事,任憑禮教之消亡,打著匹夫的旗幟,高喊著愛國,中國將何在耳?況且以今當權者對國家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的工具」來看,這個國家有何可愛之處?形而下之器而已,離形而上之道遠矣。這個國有儒文化的存在嗎?有君臨天下的氣度嗎?清末學者王國維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殺,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見中國天下之亡也久矣!

在國外,我時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愛國主義事例:在香港97回歸前几天,一幫在英國居住的香港人對著鳳凰衛視說,「香港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回去參加慶祝,香港被英國霸佔一百多年,今天終於回歸祖國,我們太高興了。」天呀,這是什麼愛國主義?這個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為什麼?你那麼愛國,何不搬回香港住,還賴在人家英國幹嘛?而且還要慶祝這塊土地離開這個國家呢。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還要摑人家一巴掌,這我們儒家的「三綱五常」中能找到的倫理嗎?於常倫不符呀。我經常在電視看到,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兩幫愛國和反愛國華人,在街頭遊行衝突打起來,這些「愛國英雄」和漢奸賣國賊,都到國外來表演了。實際上,你英雄,回國去效勞吧;他賣國,他在國外,能把中國賣了嗎?一切都如唐•詰呵德戰風車一樣荒唐。最近還聽說國內拒買日本貨,還火燒日本汽車。這種愛國行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嗎?阿拉伯中東某些國家的蒙面人,拿著自動步槍在街上朝天亂放,燒掉美國國旗,跺了几腳,這樣就打倒美帝國主義了。我們別笑人家,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愛國、愛鄉并非壞事。但上升到一個圖騰,一個政治圖騰,人活得真夠累了。你不能活得自在點,輕鬆點嗎?據說有一個中國旅遊團在瑞士一家酒店住,店的服務員為了好安排,問導遊明天几點用早餐,導遊應承8點,第二天該團有些人起得早,不到8點就要進餐廳,服務員不讓進。那些愛國志士們首先想到的是他歧視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給那些黃毛白臉人進去,就是不給我們中國人進?打,一拳就過去……

說實在的,如今的愛國主義者真不敢恭維,除了講我拳頭硬了,錢多了,還有什麼呢?隨地吐痰,亂丟垃圾,假話連篇,道德敗壞。孔孟講的天下之禮教還殘存多少呢?一個讓人崇敬、欽服的大國,不是說我有几條大炮,有几個錢就可以稱為強國的。我們自稱是孔孟的後代,既丟失了「禮、義、廉、恥」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個龍騰式的愛國主義。儒家文化是不講愛國主義的,治國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環。《大學里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要在修好自身,養活家人的情況下才能講治國,而治國,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儒家來講,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負。

想當年民國有一個叫蔣介石的人,為了搞獨裁極權,將國民黨和國家捆梆在一起,黨國不分,愛黨即愛國。但國越治越爛,最後敗退到台灣島。其不閉門思過,還搞「白色恐怖」,將《自由中國雜誌主編雷震寇上「共匪」的冒子抓起來,把愛黨愛國運動推向新高潮。殷海光教授忍無可忍,站出來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官方據以制言論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几張──「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非國即共」。藏在這一套說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為「政黨即政府」,而「政府即國家」,不幸之至(編按:歷史不能似是而非……。中國現代歷史之澄清的艱難,特別是「還原蔣介石」之艱難,對學養如此深厚的學者尚且如此,由此便可見一般了。)。這些想法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是近几十年來禍亂之一源。一個國家以內,只可有一個政黨的說法,是現在獨裁極權統治的說法,在現代民主國家,一個國家以內,在同一時期可以有几個政黨,但是在同一時期,只能有一個政府。所以,除非我們承認獨裁極權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黨即是政府」、「政府便是國家」。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台灣民主運動40年《李筱峰著,自立晚報出版,58頁)殷海光教授乃大名鼎鼎李敖(編按:請參見辛灝年墨爾本即席答問:「五胎說李敖」的老師,其說「國家是永久的」不敢苟同外,其言可說是一針見血,此僅供愛國專業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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