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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裁縫蒙難記


大陸 艾敏

 

「女裁縫」是我的大學同學申玉芹的別號。二零零五年九月我去北京訪友,幸會闊別四十六年的申玉芹大姐,才得知她這個別號的來龍去脉。

 

女大學生變「老虎」

晚年定居京城的申玉琴原是安徽人,母親是貧苦的鄉村教師,她熱愛家母的職業,一九四五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申玉芹的音樂才能出眾,師範畢業時有幾所學校爭相聘用。一九四九年之後,她在任教的安慶成了當地文藝活動的積極份子。一九五四年作為優秀的小學教師,她還被選送考入省立師範學院中文系,並享受每月11元的「調幹生」待遇。然而好景不長,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却把她關進了「老虎隊」。吃飯,睡覺,如廁,寫交代材料,均有戴紅袖章的人監視。她的同班學生幹部,來自工農速成中學的共產黨員馬某某,殷某某等人,每天輪番審問「女特務」申玉芹。

審問者氣勢洶洶地問她:「你和曹野是什麼關係?」

申玉芹坦然回答說:「他是我在安慶小學工作時的入團介紹人。」

審問者陰笑笑:「他是省文聯挖出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特務分子!」

申玉芹一字一句地回答說:「我只知道他是我們的團支部書記。」

「他拉你入團是混進來搜集情報!」

對於審問者的荒唐推論,激起了申玉芹的憤怒。她居然敢據理力爭

理屈詞窮的審問者又亮出了另一張王牌,一封不知從何而來的「檢舉信」:指控申玉芹是隱藏的三青團分隊副

申玉芹據實說:九年前,十六歲的申玉芹在省立第一女師讀書時曾集體加入過三青團,沒有具體活動,參加工作後向組織作過交待。當年身材較矮小的申玉芹出操列隊站在排尾,隊長站在排頭,有人戲稱她為「隊副」。玩笑豈可當真?

對於申玉芹的强硬態度,戴紅袖章的打手們採用了逼供信手段。他們强迫申玉芹站著回答問題,每天上午八點至十一點半,下午二時至五時半,輪番誘逼申玉芹交待「特務罪行」。申玉芹的視力漸漸昏暗,接近失明,最後只能摸著牆壁走路。她就這樣被折磨了六個月之久。

莫須有的罪名難以成立,申玉芹的「肅反」審查結論不了了之,她損失了寶貴的學習時光,被迫留級來到我們五五級。

 

說真話者進牢房

申玉芹同時來到我們班的還有小徐等三位男同學。小徐等三人畢業於普通高中,理想是報考北大,清華,却被統一分配到省立師範。他們對於高考錄取中的包辦代替極為不滿,因此遭到原班來自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黨員幹部馬某某、殷某某等人的粗暴批判。對這些專橫的共產黨員不滿就是「反黨」,這是當年的法定邏輯,小徐等三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肅反」中與申玉芹一樣遭關押半年之久,背著沉重的「反革命罪行」包袱流落我班。申玉芹對他們深表同情,小徐等人也經常向正直的申大姐傾訴衷腸。 

一九五七年黨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不諳當權者「陽謀」的年輕大學生紛紛向黨「交心」,實事求是地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六月三日小徐找申大姐商量:想寫大字報要求銷毀「肅反」中強加於他的「反革命材料」,卻又耽心再次倒楣。申玉芹轉述了聽來的「最高指示」:「學生不劃右派。」

其實同情小徐等人遭遇的大有人在。中文系五四級的大余仗義執言,於六月四日寫出了「進步與良心」大字報,矛頭直指在「肅反」中狠毒整人的馬某某等。申玉芹聞訊後第一個簽上名字,小徐等一批人也都紛紛簽名。中文系五四級與五五級的學生黨員同屬一個黨支部,他(她)們沆瀣一氣,對「進步與良心」這類大字報恨之入骨,暗暗抄下了這類大字報,後來被校黨委收進「這是什麼聲音」的「大毒草」專輯。

六月六日「反右」開始,學校大禮堂召開批判大會,「進步與良心」遭到點名批判。申玉芹怒不可遏,跳上台與打手們展開爭辯。因此,被衛道士們視為一群右派的後台與指使者。被劃上紅叉的「右派份子申玉芹」大字報上牆了,申玉芹經受了一場又一場的批鬥。在「秋後算賬」中:小徐,大余僅作為內控的右派處理,申玉芹却被按照「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莫須有的三青團骨幹分子)雙重罪行處理。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她被捕入獄,又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女囚決心活下去

申玉芹泡在學生宿舍裡的一盆衣服尚未來得及洗曬,就被五花大綁押進省立第一監獄。大學生活才過了一半就被毀了,她的心碎了。入獄兩個月後,在工大學習的丈夫提出離婚,家庭破碎了。她牽掛幼女、老母無人照料,心如刀絞。   

反右處理階段,監獄人滿為患。在省第一監獄,申玉芹相繼見到了被捕入獄的學弟張某某(在省立師院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粉飾太平」的作者),還有敢說真話、深受學生尊敬的政治老師李某,也抓到牢房來了。「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相視苦笑。申玉芹在監獄的新生被服廠勞改期間,每當想起幼女、老母的生活困境,怎不泪濕枕巾?白天勞動,她沈默寡言;完成生產任務,一絲不苟,且能幫助剛入獄的新手。一位中年女管教幹部覺察申玉芹不象檔案材料所寫的「瘋狂的反革命」,而是一位善良、能幹的女大學生,只是說了幾句錯話而已。於是,申玉芹被分配擔任新生被服廠的統計和質量檢查工作。她有機會出入於各個生產車間,逐步熟悉了衣被生產的各個環節。

她在車間的主要任務是下班前的數量登記和質量檢查。她有意識地觀察難友師傅如何裁減和縫製衣服。申玉芹估計自己今後不可能教書了,在此需要學點真手藝。經管教人員批准,她在有人請病假時上電機去操作,由簡到繁,學會了最難做的中山裝。久而久之,她學到了從裁减到成衣的全部操作技能,這就成全了她在日後苦難歲月的謀生本領。

練就謀生本領,為的是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申雪自己的冤案;冤案不能解决,家中老小就永無出頭之日啊!在苦悶的牢籠中,申玉芹時刻掛記著大牆外面的親人。一九六零年,大陸正值大饑荒餓死人的人禍年代。勞改犯的口糧首當其衝的一再被削減。犯人的口糧原按犯人的表現分為三等:(每天)16兩15梁、14兩(16兩制)。如有抗拒改造行為,則為6大兩(三餐稀飯各2兩)。輔助費也分為(每月)8角、7角、6角三等。女管教幹部林思桂瞭解申玉芹家只有老母幼女,五年刑期,家中竟無人探監。她從申玉芹的家信中還得知她的孩子正在挨餓,就主動幫助申玉芹將她節省的30斤食堂糧票兌換成全省通用糧票,並協助寄往申玉芹的家鄉。同為人母的林思桂還捐出了布票,讓申玉芹拿出了積攢的5元6角錢買了9尺單卡布,為申玉芹女兒做了一件短大衣。在一個風雪正猛的日子,林管教要申玉芹寫好地址,由她冒嚴寒外出代寄包裹。申玉芹泣不成聲地感謝林大姐。在失去自由的大牆內,善良的申玉芹忘不了她人的恩情。

 

患難夫妻受煎熬

下車間,搞統計,申玉芹也結識了坦誠相見的患難知音。她與各車間犯人大組長常有接觸,有位負責「消防」大組長給她留下了良好印象。每當探監人員來到,這位大組長攙扶年老有病的家屬十分熱忱。申玉芹與他閒聊中得知對方原來也是教師,因替朋友抄寫軍統材料而被捕入獄。其妻在他勞改期間病故,家中老母替人洗衣做雜活撫養兩個孫女。這位大組長比申玉芹先獲釋,留在職布車間當職工。他對申玉芹的不幸遭遇深表關注。患難見真情,二人心心相印。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申玉芹五年刑期屆滿。她經過痛苦的思索,覺得:冤案未平反,無顏見江東父老。她决定另闢新路,於是找到患難知音男友商量:「我們一道去你的家鄉落戶吧!」對方對於申玉芹「同行」的動議頗有顧忌:「我雖當過教師,但僅有高中文化程度,你是大學生啊!」 申玉芹說:「患難之交,相依為命!」 他們一同渡過長江,來到了男友的故鄉巢縣。

一對勞改釋放夫妻過著受監管的日子,在貧窮中艱難度日。起初,丈夫去大隊窑廠做工,申玉芹在街道縫紉組上班,婆婆幫人帶小孩,丈夫前妻留下的兩個女兒外出做小工(後出嫁了)。一九六四年申玉芹生了一個男孩,是喜也是憂,日子更為困窘了。隨著「四清」運動的開展,夫妻雙雙被清洗回家,只好去城郊石子場去砸石子做泥水匠。苦累一天,滿身灰塵,腰酸背疼,僅能賺取可憐的買米錢。在巢縣城區任教的三位老同學在街上主動與申玉芹打招呼,試圖伸出援助的手,申玉芹裝作「不認識」。她考慮的是:自己頭上有「帽子」,背後有「尾巴」,豈能連累友人呢?她泪水咽到肚子裡,心裡卻在想著:冤案未平,一定要活下去!

「活下去」談何容易!紅色恐怖壓得人們難以喘息。瘋狂的文革風暴來了,撈足油水的造反派橫行霸道,他們手持「紅寶書」,肆意虐殺「地、富、反、壞、右」。申玉芹夫婦被揪上街頭遊街示眾,胸前掛著名字打著紅叉的「反革命份子」的牌子。她和其他受害者一樣要邊走邊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否則便要挨拳打腳踢。遊街之後,仍要掛著牌子掃街。時隔不久,他們又像垃圾一樣被掃出縣城,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一九六八年冬天寒風刺骨,申玉芹夫婦携帶幼兒被下放到當年「霸王別姬」的姥塢生產隊。

 

女裁縫活過來了

姥塢大隊距離巢縣城南邊14公里,出門就是湖灘。據說當年項羽最後兵敗此地。項王大兵由湖面上岸,劉邦用楚聲勾起士兵鄉愁,所以該鎮至今仍叫散兵鎮,鎮邊一座山即為楚歌嶺。申玉芹能為姥塢生產隊接收,是因她能操作裁縫手藝。

 申玉芹不單幹(不收衣服自己做),而是為大隊組織了一個縫紉班。她不管理賬目,幹活只記工分。申玉芹做衣一絲不苟,憑誠信博得農民稱讚。十年時間,她還帶出了九位能單獨操作的徒弟,贏得了群眾的好評。申玉芹帶徒弟登門為農民做衣服時,總是上工早,收工遲,與客戶吃一樣的飯菜,决不增添農家額外負擔。十個春節,她與徒弟極少按時回家吃年飯。越是窮苦人家,總是擠到年關才凑錢買幾尺布為可憐的孩子做件「花衣」過年。往往快天亮了,窮人家的孩子還凑到裁縫師傅跟前等候那件「花衣」過春節。  雖然累得頭昏眼花,申玉芹心裡還是高興的。

鄉村女裁縫的旺季是在做夏衣的五月和做冬衣的臘月,平時均為淡季,徒弟們都得回到生產隊務農。按照大隊規定,申玉芹常年留守縫紉組,工分按照男社員標準記八分工,(收成不好時,約合2角4分錢;豐收時一元一個工,她可得八角)。申玉芹是個閑不住的人,農忙時節看到農民在水田裡幹活下蒸上曬,揮汗如雨,她不會農活,就主動為大家燒開水,送開水;不但為群眾解决了困難,自己的體力也得到鍛煉。開始她挑半桶水都搖搖晃晃,後來挑滿桶也不在乎。有一次場基曬稻穀,她一口氣挑起110斤,掌秤人以為看錯秤:「你挑起這麼多!」今年已滿75歲的申玉芹,身板仍很還結實。她笑著說:與那一段時間的「鍛煉」分不開呢!

除了隊裡幹活之外,申玉芹早晚在自己的小菜地裡精耕細作,瓜菜長得好,還養了幾隻雞。她瓜菜雞蛋捨不得自家吃,跳到八里路外小集鎮去賣,省吃儉用,全家四口可度溫飽。遠在安慶家鄉的女兒,因前要「為孩子前途著想」而强行接走,申玉芹只能將孤苦的老母接到自己身邊。周圍農家都知道「坐過牢」的女裁縫孝順母親,常偷偷的送蔬菜到她家。申玉芹受到社員善待,她的丈夫和村裡的地、富、反、壞、右一樣常挨批鬥。她的兒子七歲上學成績領先,却當不上「紅小兵」,小學畢業不被推薦上初中,只能在隊裡放牛。

女兒雖不在身邊,申玉芹時刻牽掛在心頭。女兒十四歲就被下放到蘇北農村。有一次,身材矮小的女兒隨社員挑糞下地,天雨路滑跌進糞窯差點淹死。面對苦難中成長的女兒,申玉芹深感負疚。她期望自己的冤案早日解决,能為孩子的出路掃清障礙。然而,流落在偏遠的農村,她向有關部門寄出的申訴信函,總是石沉大海。

「四人幫」倒台,舉國歡慶。老同學,老朋友紛紛來信關心申玉芹的平反問題。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在京任教的王教授通過多方瞭解,打聽到申玉芹的下落,不僅來皖看望流落農村的少年時代夥伴,還積極協助尋找平反線索。在苦水中泡大的女兒更是十分關注母親的「政治生命」。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申玉芹的女兒文化課考試成績遠遠超過錄取分數線,結果還是名落孫山。事後托友人查詢得知:原來在申女的「政審材料」中寫有:其母是朝鮮特務,不宜錄取」。(「朝鮮」疑為「巢縣」,玩弄黑材料的黨棍隨意草菅人命,委實可惡!)這種無中生有的「政審」,曾斷送了多少無辜青少年的前程。

黎明前的黑夜又有災星:相依為命的丈夫不幸病故,申玉芹悲痛至極。她挺直腰板,還是要活下去:「讓蒼天還我清白!」

申玉芹終於盼來了新生的希望。一九七九年,在老同學的大力協助下,申玉芹找到曾任省立師院中文系主任的張滌華教授(他剛從「牛棚」出來,已「當選人大代表」);張教授把申玉芹的材料介紹給時任省立師院副院長的楊心聲。楊副院長原是申玉芹的大學同學,他很快為申玉芹落實了政策。一九七九年二月改正申玉芹冤案,經審查撤銷當年的法院判决,就地分配申玉芹到下放地區銀屏中學任教(前述的散兵鎮屬於銀屏區)。楊副院長及諸多老同學紛紛寄來有關教學資料,協助申玉芹勝任新的工作。被折磨了二十四年的申玉芹終於成了一名中學語文教師。

一九八一年參加全省高考語文閱卷時,同來閱卷的老同學們紛紛向申玉芹表示問候,她只微笑著說了句:「女裁縫活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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