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期首頁

滾爬血腥路


 ——憶我賤民平民人生 

  

青年 ˙  階級鬥爭內熬煎

 

4、北京某大學右派份子

1956年10月中旬,位於六部口斜對面長安街北側的市人民政府轉業建設委員會傳來訊息,決定介紹我去北京某大學生物學系工作。

據說在決定介紹我去此大學之前,新華社想用我。說我的文筆和書寫都不錯,原在部隊從事文化工作,與新聞工作性質相同,很合適。但看檔案看完後,發現我有個歷史反革命母親,便帶著十分的遺憾放棄了,因為新華社不宜錄用家庭有問題的人員。去招聘看檔案的新華社人事幹部當然不是個人好惡隨便亂定取捨,他就個人意願是對我看好,十分想用。但重要機構的用人原則限制了他個人愛好,得服從原則。問題就是這個原則對不對。顯然是毛澤東思想在作怪。毛澤東思想是封建法西斯思想,封建血統論,封建株連論。老子反動兒混蛋,母親是歷史反革命,兒子必是派遣特務。雖然肅反運動原定按反革命罪判十五年徒刑最終未實行,放了我一馬,高抬貴手,以團內警告代替十五年徒刑,但這次仍未能倖免。

新華社不用我,北京某大學正大批進人,生物系要實驗員。該大學不是保密機構,對我的家庭暫時忽略不計,要了我。

1956年11月初,父親正好要到西郊看望友人、正在休養的原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向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所轄公用小汽車隊要了一輛車,順便把我帶到學校。那時西校門可進汽車,駛到1954年蓋起的生物樓,放下我便自去看袁仲賢了。這個大學地址,不是老牌原裝,那是在沙灘紅樓,蔡元培、胡適等當校長,陳獨秀、楊懷中等當教授,毛澤東拿8元一月工薪當管書員,因寫字不工整挨張申府斥責,都發生在紅樓。這便是是毛澤東發跡進入北京城佔領中南海皇宮登殿一邊倒,按史達林模式佔領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燕園改裝的文理學院的xx大學。

學校人事處告訴我,復員就業,軍齡當工齡連繼計算,但職業重來,頭半年試用期工資每月五十六元。轉正,1957年5月開始62元。生物學系秘書張之弼說,無脊椎動物學、昆蟲學教研室陳閱增教授需要一名助手,安排我做陳先生的科研實驗員。那時陳先生從英國回來不久,科研題目是魚血錐蟲的研究,他的助教是李靜涵女士。張之弼對我說,陳閱增同志是共產黨員,你跟著他好好幹。這時生物系主任為張景鉞教授,其夫人崔芝蘭教授。校長馬寅初,黨委書記江隆基。

我這次來北京認父親,是聽了長沙湖南省參事謝伯伯的勸告,卻是背著母親的。我母親離婚後不再婚,男子服裝,男式頭髮,短分。不僅我不喊母親媽媽娘,喊「伯伯」,我的姨表兄弟姐妹都喊他「么舅」,她三姊妹中行三。我到大學報到後,表妹文鈞來信說,麼舅見我久不返湘,打開我的箱子,發現我生父的信和相片,氣壞了。醒轉後說再也不要我寄錢,寧肯餓死。事實上以後我自身難保,也沒錢寄給她。進學校半年就把我劃為右派,撤職,每月五十元,後改為到工廠勞動改造每月右派生活費十八元。文化革命趕出北京工廠,右派生活費也沒有,流放湖南,衣食無著,食不果腹,衣衫襤褸,一直到母親在文化革命中受不了無窮盡地鬥爭被迫自殺,我一直沒錢盡兒子對無勞力母親應盡的供養責任。

父親把我弄到北京身邊工作,有他自己的算盤。那邊母親不理我,這邊父親找我談,要我打報告改姓,歸宗,並要求我以後與母親斷絕來往,不再寄錢給她,和母親家親戚朋友全部徹底斷絕關係。這樣就表示我站穩了革命立場,與反革命徹底劃清了界線,免得共產黨愛好運動,再搞政治運動時拿你當運動員。我堅決拒絕了。我若照父親說的做,母親馬上氣死。母親把我養大,父親只生我身,不盡養育之責,離婚後一分錢贍養費沒給過,從未看過我一次。只在我十二歲生病母親失業無醫藥費,他的朋友罵他無舐犢情不如畜牲時,才由我打收條,九牛拔一毛地給了點錢。離婚時本要我為他家傳宗接代,因女方將兒子搶走,便不給贍養費。現在大兒子找上門來,便走謝覺哉的後門把我留在北京,目的是已有兩個兒子傳宗接代嫌少,把當初沒搶著的長子搶回來。至於改姓可保政治運動平安也不保險,大妹就不能留蘇,我改姓也不是進保險公司。即便真能保險,我也不能昧良心背叛含辛茹苦養我的生母。我具有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倒還是多少記在心裡。父親當「帝封官」,雖無實權,站在統治者線上,與共產黨高官為朋,我不應攀高枝踩被打倒在地的母親。我必須堅持中華民族的道德良心。

從那以後我住在學校單身宿舍16樓,在廣場或曰三角地之邊緣,很少去父親家。

我成為一邊倒改裝文理學院的該所大學的職員後,見到的大學果然有一邊倒特色,學習空氣濃厚,但空氣壓抑沉悶。留蘇學生吃香,留英美的老先生抬不起頭。摩根派李汝祺教授被壓制,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風行,生物系養大群狗條件反射。年青的共產黨系黨領導如胡XX、陳XX等趾高氣揚,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老教授頤指氣使。全校老先生被迫速成學俄語。語言也有階級性,喜好英文是崇洋媚外,流行俄語一邊倒是革命選擇。全大陸的中學外語課,由解放前的英語改為俄語。俄語外來詞風行,如「布拉機、大瓦裡稀」等。「蘇聯今天是我們明天」。紅樓原裝該大學從前可是提倡科學、民主、思想自由,相容並包。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長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民族精英在校聚集,知識份子通過思想啟蒙,喚起民眾自下而上進行中國的思想文化社會變革。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要為知識份子提供廣闊的精神空間,將北大建成獨立知識份子的自由集合體,讓知識份子永遠成為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這種精神在1956年11月我到該校參加工作時,已經根本看不見了。知識份子除青年共產黨員外,被知識份子改造運動改造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1919年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化新思想,講究民主科學。由紅樓搬到燕園的X大,已看不到民主,只見「毛主、黨主、蘇主」。思想自由消失了,相容並包廢除了,只有馬列、毛澤東思想可以存在,只剩一言堂。馬列、毛澤東思想封殺一切思想,萬人一呆腦,萬嘴一聲音。學習空氣還有,科學還有,但被套上紅箍,只有蘇聯科學。教材全譯蘇聯的,中國人編的不能用,英美的絕不可用,講階級性。在教科書裡,瓦特、富克蘭林、愛迪生等英美科學家銷聲匿跡;羅蒙洛索夫,保保夫,巴甫洛夫各種「夫」和「斯基」大顯神通,騙子李森科被推崇備至。

不僅X大,全中國都是毛主、黨主、蘇主。不僅對北大、清華實行一邊倒改裝,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照搬史達林大調整。系、專業都照搬蘇聯改組。科學有階級性,設什麼系要講階級。取消不研究馬列的社會學系。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逼迫社會學名教授、民盟中央黨委潘光旦檢查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洗腦,臣服史達林毛澤東。潘光旦檢查十二次都不得過關。後來1957年引蛇出洞,誘人鳴放。中共邀請潘光旦等大知識份子幫黨整風。潘光旦吸取教訓,堅決聲明「不跳」。中共勸高級知識份子要有主人翁感,有人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黨是親娘,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兒子只有聽娘教誨的份。」但潘光旦等許多大知識份子不僅在知識份子改造中被逼得自我掌嘴,伏地認罪,1957年夏天依然被毛主打成大右派,逃不脫娘的鞭笞。潘光旦後來被苦勸不過,說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社會學可以培養黨政人才」之類的話,這些話成了他榮獲「大右派」稱號的資本。

1952年抄蘇聯院系大調整時不單X大,全國各高校按照蘇聯模式院系調整,把認為不研究馬列的、或蘇聯大學不設的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國際法、人口學、民族學、國際關係等學科統統取消,使教授們荒廢專業,去幹雜事。如把教授們弄去圖書館當櫃員,或教俄文,或教美術,或當別專業的助教,或當省參事,白白浪費人才。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景漢說:「社會學所研究的主要物件就是社會上各種人的關係,……研究分析這些關係,提出解決的辦法來,則有賴於精確深入的社會調查。」「中國社會學者一向是最重視實際調查和研究的。」這番話被定為欲以資產階級社會學篡奪馬列主義陣地,劃為右派。由於李景漢曾留學美國,又成了「美帝國主義一手豢養起來的奴才。」凡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因取消那些學科,被剝奪教席去幹雜事、教別的課或閒置的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法律學等「資產階級」學科的教授們,大多發表意見要求恢復社會學系。對此共產黨正式答覆雲:「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在根本上說是反科學的。……不過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把一些謊話披上科學的偽裝。……普通的工人農民的常識也要比它有價值得多。」「為資產階級科學打開復辟道路,也就是為資本主義打開復辟道路。」於是,不僅給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戴右派帽,凡主張社會學系應恢復者,差不多全數劃歸右派大軍。院系調整時,所有綜合大學都拆開,按專科歸併。把清華大學的理科、文科併入北大,北大的工科歸入清華,醫學院獨立成北京醫學院。結果清華大學變成工學院,北京大學變成文理學院,都不能算綜合大學。另又新設鋼鐵學院等專科學院。四十年後又「大復辟」,要與「國際接軌」,許多專科大學合併。

1956年到X大時,正處於全國肅反工作不平衡進展,有的單位剛掃尾,如X大。我參加系教職員工大會,系共產黨總支委員會陳XX代表黨總支向姚XX道歉。陳XX和我同年,湖南人。姚XX比我小一歲,本系畢業留校當助教,肅反中被當成反革命鬥爭。參加這個會使我聯想到江蘇軍區幹部學校黨委書記徐建華向我也說過道歉,原來我和姚XX同病相憐。肅反運動到處都鬥錯人,許多人冤枉死去。如果由公安機關調查據實定案,不搞群眾運動,就不會出現陳XX道歉的場景。我的感想是陳XX貓哭老鼠。陳XX向姚道歉之後,姚寫了一篇感想《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愛你、信任你》在大會上唸,在學校刊登,喊共產黨為親娘,57年又因為此文而被劃為右派。

1957年3月,我在X大聽口頭傳達毛澤東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廣西餓死了人,人民不滿,有過激表示。東北農民對稅太重、負擔不合理嚴重不滿,砸了區、鄉政府。毛澤東呼籲人民不要對區鄉政府用敵我矛盾對待,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在1957年夏天見報時精神完全改變,還加「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用以劃右派。原講話精神為政府有錯,請人民客氣一點兒,咱們是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見報時顛倒為你們向黨進攻,黨本無錯,你們犯了罪,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是你右派自外於人民。

XX大學及全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毛澤東在1957年1月就決定引蛇出洞,故意在4月份拋出整風鳴放誘餌。X大五月十九日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貼在廣場,今名三角地。其他各界紛紛鳴放。只有等候蛇出洞捕捉的人,早已接到密令。從這個意義講,毛澤東說是「陽謀」,根本是放屁,是惡毒的陰謀。

1957年5月19日以後,學校大字報鋪天蓋地。有人認為可以叫做「五﹒一九運動」,現在看來不合適,事情起端並非五﹒一九,至少可上溯到批「野百合花」。大字報我都看了,但我沒貼過大字報。林希翎從人民大學來演講我也聽過,她本名程海果。看大字報時我見到有人抄大字報,也有拍照者。大概是探子。看到X大滿牆大字報,我想起八、九年前我在南京中央大學看到的大字報,那時我十多歲,高中學生。那時的大字報是罵國民黨的,現在是罵共產黨的。大字報這種形式是共產黨發明的,用它針對共產黨恐怕不妙。但我對大字報內容多半贊同。從報紙看到的各界鳴放意見也多半認為說得對。各方面的意見總起來說是反對一黨專政,要求民主。學生中有要求取消政治課,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治人民、不准思想自由不滿。有人要求取消控制人自由的檔案制。

只鳴放半個多月,毛澤東就兇相畢露,殺回馬槍。6月8日人民日報登出《這是為什麼》,後拋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等一系列早已準備好的反擊號令。6月19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精神顛倒的殺氣騰騰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

在此之前,生物系黨總支組織復員轉業軍人座談會,在系主任張先生位於燕東園的客廳,擺出茶點,由系秘書張XX主持,歡迎鳴放。我們不說話。張秘書說:革命軍人、國家幹部應該愛護黨,提點意見。那次我沒說話。

之後一次團員會上,又促大家愛護「黨媽」。多少提一點表示幫助黨整風,愛護共產黨。我想起看過一個蘇聯電影,談談感想,順便用此感想算是提看法愛護黨。我見電影中一青年坐在河邊玩,不小心力士鞋掉進河中,那種鞋是極普通膠底布面系帶鞋。電影中該青年去商店又買一雙,化去×盧布。我一想,中國買此鞋約2元,和那商店鞋價算成盧布的比,盧布很不值錢。具體數如今已忘,意思記得。假設一個數,商店該鞋賣16盧布,按鞋價換算,盧布比人民幣8:1。但我見銀行牌價盧布比人民幣為1:1(如今假設數)。意思是蘇聯強行將盧布價值通過銀行抬高,佔了中國便宜。又聯想到,北大中國教授比蘇聯專家工資少許多。我最後說的是,「蘇聯不該佔中國便宜」。

又過幾天,生物系工會在生物樓大廳佈置一個「工會鳴放園地」,寫個報頭,掛一大塊布,各人可寫一張32開紙的鋼筆字意見用別針別上即成。系主任張先生的夫人崔教授上次發言,說肅反運動整錯了許多人,現在黨在整風,一些黨員還笑嘻嘻,很不好,應有沉痛感。我借此寫一篇32開紙感想貼在工會鳴放園地。內容是:崔先生的話說得好。整死人,造成孤兒寡婦,還笑,對得起冤魂嗎?這些人的頭腦被殘忍的福馬林固定。做了壞事應當懺悔,吸取教訓。找暗藏的反革命若用公安局調查據實清理,不搞亂七八糟的群眾運動,就不致於冤枉許多好人。最後署名「一個青年團員XXX」。

那時我住在廣場邊16樓,同室有化學系劉XX。我和他同去學生宿舍找過物理系學生譚XX,我們互不認識。我問他,現在反擊右派,你大字報多,恐怕危險,你怕嗎?想過自己的安全沒有。譚XX說,我只想把應說的話說出去,沒想過其他。後來,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因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直接扣反革命帽子,整死了。譚XX被劃為極右學生。

第一批劃右派在六、七月份,後來,X大黨委書記江隆基被認為抓右不積極,貶調蘭州大學。陸平接任,超額完成抓右任務,到了1957年十月掀起了第二個波峰。

我是在第二階段,十月份被鬥爭、戴上右派帽子的。給我加冕時認定的罪狀是母親為歷史反革命,把我的檔案公佈在大廳。XXX攻擊偉大蘇聯佔中國便宜,破壞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攻擊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污蔑肅反運動冤枉人,站在反革命立場為反革命鳴冤叫屈。航空學院學生、我的同父異母妹妹到生物系來檢舉我。我不知檢舉了什麼,我早已發現他們家極左,沒有亂說什麼,頂多說過我自己在肅反運動被搞錯,那是事實。不久接到她一封信,信中說:「大哥,你是革命軍人,幹部。我沒想到你會傷害親愛的黨……。」我沒傷害親愛的黨,只是自己獨立思考。無論我說了什麼話,都未損傷共產黨一根毫毛,何況我說的是事實。後來我父親說我得罪了共產黨。有可能,共產黨只愛吹捧,不聽實話。

在這兩次高峰之間的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發出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鬆勁。」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X大領導指使骨幹偷看學生日記、信件,有認為思想不好者,抓為右派,以致才報到入學,根本未參加五月「鳴放」的新生也有右派份子。不僅「吸收反胡風經驗」偷看日記信件,X大還挖出「點頭右派」、「搖頭右派」。骨幹分子除對廣場的大字報抄錄、拍照、以做算帳之用以外,還以特務手段觀察看大字報人群的反映,記錄在案,據以劃右。誰在向黨進攻大字報前邊看邊點頭,誰也是向黨進攻,是為「點頭右派」。誰在反擊右派大字報前邊看邊搖頭,此人立場與右派一致,是為「搖頭右派」。戴帽時,辯護說我沒有鳴放,沒貼大字報,為何劃我為右派?黨曰,你看大字報立場鮮明,還敢狡賴?不由分說,一一「加冕」。用信件日記定罪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不僅反胡風集團靈驗,反右亦大顯神通。不僅X大活學活用,全國皆以查日記查信,斷章取義、左拼右摘誣以反罪為每試必靈的抓右法寶,發展與充實了毛澤東的革命「三大法寶」。

反右運動中,沒有鳴放,連日記信件無問題,任何蛛絲馬跡皆無的人,為了湊足毛皇規定的數,被圈入右派另冊的也數不勝數。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聽話的,有海外關係的,有舊曆史的,志願軍被美國俘虜送回國的等等,加以排隊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額乘人口總數,套那串候劃隊伍,線外者倖免。此法為共產黨慣用,評先進、勞模,漲工資,提職稱,殺反革命,不論好事壞事均是排隊加比例。劃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須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冊,歸類賤民,或送「絞肉機」監管甚至奪命,或交群眾專政。象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1950年中共鼓勵他由香港回國,他把長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又獨自捐一架飛機。但後來卻以他從香港回來為罪名劃為右派,押送安徽勞改,餓死在勞改農場,屍骨無存。二十一世紀領路人宣傳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這是違反斯、毛原理的,卻又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真是自相矛盾。以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史達林斥鐵托為共產主義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毛澤東十分讚賞史達林。

1957年,我們系畢業班學生蔣XX貼大字報,主張照鐵托模式實行選舉產生政府,被劃為極右學生,和我同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二十一年賤民慘遇,幸好留下性命。1957年中共指使《人民日報》故意刊登一篇鐵托演講文稿,引起很多人好奇,便仔細閱讀此份難見的原文。有某人在閱讀鐵托文章時,對認為重要的段落用筆劃上槓槓道道。被人發現報告領導。領導即通知畫槓人:「你是本單位右派份子」。畫槓人說,我並不贊成南共綱領,畫槓是認為那段落為鐵托思想的重點,不等於我贊同鐵托觀點。申辯無效,他被誣以「讚美修正主義者,醜化我國真正社會主義」的罪名戴右派帽子送勞改營。有一位小學女老師,二十歲,自己未鳴放任何意見,只是看報時出聲唸了一段民主人士向黨提意見的文章,當時沒事。後來那位民主人士成為知名大右派,曾將大右派文章唸出聲的大姑娘小學教師就成了小女右派。她被送往勞改農場好幾年,後放回家,仍不准教書,只能掃地洗廁所,吃苦挨整二十年。

1957年大鳴大放時,5月19日北大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以後大字報紛紛貼於廣場,人民大學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演講幾次,被劃為右派。1957年以前,林希翎有個同班女同學,是從朝鮮戰場回國的志願軍老大姐、調幹生。另有少數帶職帶原薪學生。早先系裡的黨團組織準備發展青年女生林希翎為團員,就派這位老大姐個別關心、幫助林希翎,老大姐受領任務,經常和林希翎接觸。不料林希翎成了右派份子,志願軍老大姐是組織上派任的媬姆,也成了右派份子。連帶她的丈夫和弟弟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也成右派份子。她丈夫是個解放軍軍官,因為妻子被林希翎連鎖為右派,丈夫因妻子連鎖為右派,丈夫、解放軍軍官自然原有戰友、朋友一群,都為共產黨打過仗賣過命,都因媬姆丈夫是右派也連鎖反應成為右派。因林希翎是右派,僅北京一地就連串劃了一百七十人之多,真是多米諾骨牌效應「右派串」。還有,林希翎奉命交出了自己的信件,黨審閱後,與她通過信的青年全部落入右派網。記者詹寰1956年9月寫給林希翎的信被黨當作詹寰的反動思想證據登上《人民日報》示眾:「看看吧,在我們的周圍,不是還充斥著唯唯喏喏、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謅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但讀者看詹寰此話,卻並無任何反動之處。

到五七年年底前,北京XX大學反右鬥爭到了最後處理階段。全體右派聽了周恩來和彭真分別作的報告,說右派向黨進攻,對不起共產黨,應當對右派處分。這是指尚未捕入監獄者,早已有右派入監或槍斃。若不給右派處分不足以平民憤。要求右派好好勞動,努力改造,爭取摘帽子,回到人民隊伍。聽周恩來的意思,大約五年可以摘,好比毛澤東訂過並不執行的地主勞動五年可摘地主帽的虛偽規定一樣。

X大公佈了國務院定的對學生中右派份子處理辦法,分六級,和對國家薪給人員中的右派份子處理辦法,也分六級。第一級,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二,撤職,保留公職和公民權,到工廠、農村監督勞動。三,四,五是降級降薪依次遞減,第六級只戴右帽,免於處分。學生與薪給人員各級右派全部開除黨、團籍。生物系的領導藝術高超,為了說明處分規定之正確,教職員右派六人,每級一人。姚XX一級,本人二級,女助教於XX六級,李XX五級。中間三,四級也各有一人,過去四十餘年,記不起姓名了。

1957年十二月,在生物樓101室召開全系教職工大會進行宣判。負責人說,對右派不處分不足以平民憤,唸處理辦法六級。唸完說,以下宣判,如不接受處分,可以回家自謀生路。接著宣判,判一個,就讓一個表態是否接受。姚XX,生物系助教,決定給予國家薪給人員中右派份子處理辦法第一級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姚XX說不回家自謀生路。從101室門外進來兩名員警將姚仁傑帶走。其實若表示不接受處分也白費,照樣執行。老百姓落到共產黨手裡,生殺予奪全在黨,個人只有聽任擺佈的份。負責人接著說,給予XXX右派份子二級處分,開除團籍,保留公職和公民權,撤職,下工廠監督勞動。宣判我完畢,沒有員警進來,我不是勞動教養。下面四個一一宣判完畢散會。

我在宣判大會散會後回到24號宿舍樓時,見姚XX往樓的東門正在向外搬行李,不多會姚就被員警帶走離校。我們監督勞動的等待安排去處。文科的是去農村,理科的去工廠,學生、教職員都是,但李懋學,於豪健五、六級右派留校考察。在等待離校去工廠監督勞動期間,在生物系我無資格工作了,就聽命打掃廁所,在系內勞動。

XX那種勞動教養,是共產黨對人民嚴酷統治術的一大發明。勞動教養,無須宣判,無期限,單位可決定送公安局。然後象罪犯一樣關入高牆,跟犯人一樣被剝奪自由,只給少量生活費大肆剝削其「剩餘價值」。

頒佈《勞動教養條例》是針對右派份子的。對付我這一級右派的「監督勞動」,是群眾專政,是統治術的另一高招。這麼大量的右派份子,全殺不合適,只殺小部分。都入獄,太多,就用人海戰術,運動群眾監管敵人,又不付工資,省一大筆錢。這樣,把全國織成一個專政大網,一座罩鐵幕的大監獄,右派等一切敵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徹底暴露在千萬眼皮底下。右派過街,人人可打;賤民行市,人人可踏。這是對敵人,措施嚴密,成本為零,效果無窮大,零本萬利的政治統治術。反過來,把這些專政物件散佈在廣大人民之間,利用敵人向所有人警告:大家只可老老實實做順民,若有不軌,這些人就是你們的下場,他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這些人生活在廣大人群中,一天到晚晃來晃去,每時每刻不拿工資替共產黨恐嚇全體人民,其效用自然可觀得很。所以,把一部分右派份子交給群眾監督勞動,並非發善心,不關監獄。實是利用群眾又警告群眾的絕妙伎倆,一石二鳥,一箭雙雕,一舉兩得。

1958年,毛澤東發明勞動教養政治手段對付右派之外,經濟手段也襲舊出新,設立學徒工制。剛解放時,說舊社會黑暗、剝削。做工先學徒三年,只有吃喝不拿工資,是對青少年的殘酷剝削,一般勞動何須學三年,上手可會。果然,五十年代初,工人入工廠就是一級工,每月工資32元,人民當家作主不受剝削了。那時工資制度,工人最高八級,最低一級。幹部顛而倒之,最高一級,毛主席一級,表面工資每月五百元,其他不以錢計算的不在內。幹部最低二十多級。大學畢業生分配工作國家包,前半年每月56元,轉正後62元一個月。1958年為毛澤東一天等於二十年跳進共產主義奪取人類導師座,超英趕美大煉廢鋼,擴大工業規模,工廠新招許多工人。這次不是入廠即一級工每月32元了,新設一級工之下學徒工級,每月十八元,剝削青年的剩餘價值,使自己解放初期批判並廢止的不合理的學徒三年制「封建復辟」。但復辟時就不提是否剝削了。那些學徒工、新工人階級對十八元大為不滿,流傳順口溜,有板有眼,節奏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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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 的  黨,  我的 媽,十八  塊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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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冬被判國家薪給人員中右派份子二級處分,在X大生物系勞動等待發落去工廠監督勞動。我們是群眾專政的檔次。姚XX等勞動教養的已入高牆。另外有許多比勞教檔次還高,判刑或槍斃。

1958年3月初,XX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在燕園的辦公樓禮堂召集等待發配工廠、農村監督勞動的學生及教職員右派份子訓話。這是原燕京大學的禮堂,在辦公樓的上面一層,此樓共兩層。禮堂容量約八百餘人,只能算小禮堂。我聽陸平對右派訓話,坐在禮堂的樓座。大概樓上樓下基本坐滿,這是北大右派除已槍殺、已入監、已勞教之外剩餘者的聚會,不過右派不能開口,只聽陸平一言堂。陸平講話貫徹毛澤東思想:反右鬥爭取得偉大勝利,社會主義江山穩固,右派想翻也翻不了。右派帽不是共產黨強加的,是你們自外於人民。望大家勿自絕於人民,努力改造爭取回到人民隊伍。對右派不處分難以平民憤,所以給大家不同的處分。但處分是為了治病救人。散會後打點行李物品,過幾天就送你們出校,文科去農村,理科去工廠。學校今後會去人瞭解你們的改造情況。有人問以後能否回校,他說要看今後形勢發展,現在說不準。散會後等了幾天,1958年3月8日,恰好婦女節,我在二十四樓宿舍清早接通知到西校門內集合。我們帶著行李到辦公樓西側,有幾輛卡車等著。我們上車,人事處的人收回我們的校徽,告知我們去北京制藥廠,在光華路。

1958年3月8日,我和北京大學其他我原來全不認識的右派份子,被卡車拉進朝陽區光華路北京制藥廠,今為雙鶴藥業集團。廠部留下一部分,分到片劑、針劑或其他車間監督勞動。我和另幾人又被分至北京制藥廠農藥車間,位於南郊馬家堡。匯在集永定門以西,經陶然亭游泳池往南數公里角門,南鄰馬家堡北京制藥廠農藥車間監督勞動的,不止我們學校的右派份子,還有別的學校的右派份子。這些人統統每月右派生活費十八元,毛澤東共產黨根據政治經濟學對右派份子剝削剩餘價值,讓右派份子在享受群眾專政之精神野蠻的同時,享受毛澤東血腥社會主義的物質野蠻。匯集馬家堡的難友有學生,含本科未畢業、已畢業不承認畢業者,有碩士生。有大學教師、職員,品種甚多。一律男子半邊天,未見另半邊。林希翎、林昭那些女右派去別處了。現記得的馬家堡右派同仁有:北大生物系畢業生蔣興仁、張強華、袁植芬,肄業生張智宇、張元,北大物理系調幹肄業生劉顯生、肄業生章豫梅、沈志庸、徐祖年。北京醫學院(即由北大分裂的醫獨)藥學系碩士研究生高宣亮,其導師乃著名教授薛愚,醫獨教師常民生,馬列學院講師吳威。其他因調動分別,記不起姓名。在工廠車間勞動及掏糞、打雜、推大桶(裝化工原料的汽油桶)、去良鄉、琉璃河種地、割乳牛食草等各種勞動八年多,自1958年3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都在這工廠。其間,其他右派有調動和遭遇勞教或逮捕入獄等升級專政措施的。

那八年多,約在馬家堡勞動了約二、三年,奉北京市人民政府化工局令,北京制藥廠農藥車間被合併到永定門外宋家莊北京農藥廠,我和蔣興仁、張智宇、章豫梅、劉顯生、高宣亮等均去宋家莊。後又調整,高宣亮去北京油漆廠,蔣興仁去北京化工三廠,也在宋家莊。國營北京農藥廠以前是私營晨光農藥廠,廠長資本家張國強,比我們歲數大得多。毛澤東為取得史達林的人類導師地位,曾對斯諾說過他最喜歡的,就是取得國際共運領導權,提前結束容忍民族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急速通過社會主義達至共產主義,迫不急待沒收民族資本,實行公私合營,晨光農藥廠遂變成公私合營,緊接著,毛澤東全部壟斷,公私合營廠一律國營,改名國營北京農藥廠。原先私方的廠長張國強及供銷科等各科室管理人員都下車間勞動成為工人,但其成份仍是資產階級。到1957年抓右派,理所當然將原私方廠長和所有管理人員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帽子。因此,我們北大右派調入北京農藥廠之後,右派的構成又多了花色,即本廠原有的前真資產階級加以右派稱號的右派份子,和前在大學裡腰無分文、絕無絲毫資產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毛澤東製造敵人的本領確屬絕代風流,他把人民、朋友、同志幾乎全數變成敵人加以迫害、殺戮,只留存馬屁精和幫兇。

在北京工廠勞動八年多的第二個變化,是有些右派難友的變動。在馬家堡時,將張元等調去密雲縣山區的密雲鐵礦。1959年,因毛澤東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為的是比蘇聯先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以共產主義為本錢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拿過來。結果由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和全民煉鋼砍伐森林,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造成經濟崩潰,餓死三千萬農民。彭德懷罵毛澤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被毛反擊,打成右機,還擴展為反黨集團。一大片共產黨幹部遭受毛澤東封建法西斯血腥迫害。到1962年有個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毛澤東略微收斂。但對1960年至1962年的毛禍,卻死不認帳,詭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一方面為毛澤東擦屁股,在經濟上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方面為毛澤東大片迫害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甄別、部分平反。與此同時,可能1957年周恩來在給右派做報告中許過五年摘帽,而且毛澤東早就有過說話如放屁的「地主、富農勞動自食其力滿五年者改為農民成份」的最高指示,雖從未執行,總放過此屁。劉周便決定1962年給右派摘帽,因1957年戴帽迄此已滿五年。有動作快的黨委如密雲鐵礦,張元等所有在那裡監督勞動的右派份子就被一風吹,全數摘帽。張元是北大生物系二年級調幹生戴帽的,密雲摘帽後,要求回北大生物系繼續修業,經北京市委批准,回北大學習去了。

我們北京農藥廠,在我隨車間勞動幾年及幹過些雜活之後,將我調入化驗室,即廠部檢驗科,和其他多位檢驗員一同將農藥產品逐批抽取樣品,進行化學定量分析,檢測含量是否合格。因七千人大會後劉、周通知摘右帽,豐台區黨委召集農藥廠及區屬各廠右派份子在豐台區大禮堂開大會,說大家勞動幾年,辛苦了,又講了些反右運動必要,但大家可以爭取回到人民隊伍之類的話,未明說摘帽。報告後許久不見動靜。原來豐台區動作慢,耽誤摘帽。毛澤東發現給右派摘帽,非常生氣,命令立即停止給右派摘帽。毛澤東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可以甄別,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右派帽子要永世戴下去。由於毛皇帝阻撓,我們豐台區動作慢的單位,一個右派也未摘。本是終身制右派,虧得毛死去,1978年我們才得光頭。張元他們僥倖先摘了帽,因毛皇未死,摘帽後四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生物系畢業不予承認畢業,先摘帽,說是北京市委修正主義幹的,於是摘帽右派仍屬反動學生。

在北京工廠監督勞動八年多期間第三個變化是,有些右派被毛澤東升級。有的我不知為什麼被抓走,去勞動教養,如物理系學生沈志庸等。還有北大生物系畢業生袁植芬,已有妻兒,是為愛國才從香港回國求學的。其父袁勵民為殼牌石油香港代理,家在香港石墺海灘道。袁植芬被劃為右派到北京制藥廠監督勞動,想不開,想回香港。可能將此想法告訴過同在北京制藥廠監督勞動的同班同學右派張強華。此二人被定為抗拒改造,企圖叛國投敵,逮捕判刑。不久袁植芬死在獄中。過二十年後,張強華落實政策回上海原籍,安排在上海格致中學為高級教師,但在獄時已瞎了一隻眼。袁植芬本是家在香港,到了大陸就不可以回家。要回家,就是叛國投敵,將其放於獄中折磨到死為止。毛澤東暴政下,還有人民的活路嗎?袁植芬並無越境行動啊。

那陣因受不了毛氏血腥政治的煎熬,確有人想外逃。許多有外逃行動的,抓到就是死罪,或長期徒刑。也有逃成功的個別幸運兒。和我同在北京農藥廠監督勞動的北大物理系調幹學生劉顯生,文革開始後,被趕回原籍東北農村。時他已在北京工廠與一位女工結婚,有三歲、一歲兩個兒子,全家被趕走。劉顯生外逃到北朝鮮,立即被金日成政府引渡回東北,以判國罪判刑十年,刑滿留場勞動至胡耀邦為右派改正,落實政策在原監督勞動的馬家堡北京鋼窗廠(今名)為高級工程師。但自他判刑後,妻子一人養不活兩個孩子,不得已改嫁當地農民。其大兒子因受不起精神打擊,成為癡呆,終生殘廢。現劉顯生獨自在北京帶兩個兒子,殘兒將來如何生活,不知路在何方。北朝鮮是鮮血凝成友誼的友邦,逃至北朝鮮的人都是「叛國投敵」,不知毛澤東共產黨是怎樣編詞典的。

我在這家工廠一直待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北京城紅色恐怖,在殺了一些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子女之後,將未殺、只反復鬥爭淩虐之後仍有生存不死權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小業主、舊政權殘渣餘孽、黑幫等等牛鬼蛇神烏龜王八及其家屬子女、統統趕出了北京城,那是毛澤東在對劉少奇下殺手之前,煽動群眾階級仇恨瘋狂發作的預習,是共產黨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血腥前奏。我的一家也被下放到湖南,開始了新的苦難生涯。

 

 

附:作者前言

 

歷史應由人民修撰

 

四十年前,三十歲的我只有右派生活費每月十八元,在北京農藥廠監督改造。我開口請父親給我八十元錢以便結婚買點最必需的生活用具。父親說:你是右派份子,還要結婚?你必須專心改造,根本不應該考慮結婚。你得罪了共產黨,給你戴右派帽子,每月十八元下工廠勞動改造,是對你的愛護,艱苦才有利於改造。我若給你錢,減輕你的困難,就妨礙你改造。我不和共產黨唱對台戲,一分錢也不給你。

我雖已被打入另冊位列賤民,到底未囚入高牆,與每月也只有十八元的工廠學徒女友去登記,赤貧結婚。後來我們有了幾個兒子,在極端惡劣的處境中掙扎著活過來了,現在有了孫輩。

我爸爸的話符合毛澤東思想,但他說我得罪共產黨不符事實。我沒有傷害黨,是親愛的黨――我的「母親」硬給我一頂黑帽子,我這樣窮,說我是資產階級,只怕是弄錯了。「黨媽」是不想右派成家。被處死、判刑和勞動教養圈入高牆的右派份子,自然偶散犢離,未婚者孤獨鰥寡。放入社會監督改造的右派們則遭組織強令配偶劃清界線離婚,組織又教育未婚右派的戀愛對象要分清敵我。「黨媽」在社會上佈滿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製造右派過街人人可踏的孤立聲勢,不用組織動手開口,右派的配偶或戀愛對象也會自動離婚或吹燈,原未找到朋友的右派只能永遠形單影隻,人皆對牛鬼蛇神恨而遠之,誰再和右派接近?不過也有例外。

「黨媽」存心要右派這種特殊類型反革命斷子絕孫,有毛澤東思想的道理,免得生出腦後長反骨的黑後代威脅紅色江山的安全,此乃捍衛社會主義的高瞻遠矚,防患於未然的英明舉措。但我有不同看法。一則社會主義好,右派後代想翻也翻不了;二則不一定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是封建主義血統論。共產黨似乎不是封建黨,害怕小右派實屬多餘。再者,如有小右派出生,從幼稚園起就會講政治,按毛主席教導六親不認,只知熱愛毛主席,不可能威脅社會主義江山。對未入大牆的右派尚未明令禁止結婚,我便違背父親的耳提面命,在三十歲結束單身生活,在窮途潦倒中滾爬了下去。

我一生赤貧,無任何財物可留給後代。惟有在離開這可怕的人世之前寫出人生的回憶留給後世,以便後人對我人生道路所經過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有所瞭解。我的遭遇、見聞和感知,此前沒有機會對子輩談及,遑論孫輩。我希望兒孫們認真看一看這個回憶所記的家國痛史。你們在社會上的傳統愚民教育中成長,如果由於頭腦已被僵化教條束縛,對我的大徹大悟有反感,請不要用毛澤東暴力迫害獨立思考者的「路數」對付你們的父親、爺爺,尊重點人權。人權不僅是生存權,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有思想。人權理應包含思想權,即表達而不受迫害之權。

我這普通老百姓本無資格寫回憶錄,現在我是回憶驚心動魄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此回憶除留給我的後代,也願意獻給後生的中華同胞,便於大家從我這個平民的角度觀察不曾親歷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我也希望經歷過毛澤東或毛澤東思想統治時代的中華同胞,有能力拿筆者,把自己的經歷和感悟寫下來,實現人民寫歷史的願望,留給後代,這是未來避免「人禍」的寶貴精神財富。

二十世紀的中國,如辛亥革命時烈士林覺民給他妻子意映的血書中寫的:「遍地腥雲,滿街狼犬」,是非顛倒,黑白易位。時時刀揮鞭甩、炮吼槍鳴,處處毒濤惡浪、血雨腥風。中國的老百姓擺脫了滿清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逃不出軍閥混戰、日寇蹂躪的泥沼。之後連綿不斷曆遭禍殃:烽火連天的國共內戰屍橫華夏,彼伏此起的政治運動鬥殺不休,時長面廣的「毛造饑荒」餓殍累累,史無前例的「大要文化命」和「武化大要命」,浩劫中華,之後便是排斥民主、鎮壓青年的橫暴殺戮和監禁放逐……悲慘的中國人民,在極權專制高壓下,纏繞著毛澤東思想鑄就的鎖鏈,痛苦地跛行、滾爬在毛式社會主義道路上。有人硬說那是「金光大道」,實乃自欺欺人。那道路充溢血腥,道旁數千萬嶙峋白骨裡死不瞑目的毛制冤魂依然在淒號哀鳴。

可咒可恨的悽悽血腥路,堪悲堪憫的慘慘百姓魂。中國人應否為了自身的幸福,奮起掙脫封建法西斯鎖鏈,清除民族道路上的血腥,點亮民主和平的火炬,照耀中華民族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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