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期首頁

文革 40 週年反思專欄

摧毀日記   革命

 

編者按: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實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為撫慰在共產黨的文革中每一個被冤屈的靈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前後費時費心十個春秋,經過了仔細的調查與研究,才完成了這篇「摧毀日記的革命」。通過文革中「日記」的遭遇,和有習慣寫日記的中國人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將那一場瘋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進行的戕害,從一個常常會被人忽視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實的記錄。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它的意義,絕非尋常。

然而,王友琴教授的工作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此。因為,正是從她對中國人記「日記」所遭受的痛苦磨難,和對記「日記」者的悲慘命運的記錄中,我們才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悲天憫人之心。換言之,就是可以看到她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和命運的深沉關切,和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真誠關愛。事實是,遭受共產黨文革之迫害至深、至廣,並且最容易被人忘卻、甚至最容易被人輕蔑者,還是那些被稱為是「普通人」的中國人。王友琴教授就是因為有了一顆普通人的尋常心,才真正從普通人的命運,和普通人所遭遇的文革屠殺與文革迫害中感受到了,人之所以被稱為人的尊嚴,和這個尊嚴不容侵犯的權利。她的經歷,特別是她的研究,尤使她看到了這個尊嚴、這個權利恰恰被共產黨的文革所侵犯、所剝奪、所迫害的殘忍事實。這個事實,不僅使「民為貴」這一先哲的思想,痛苦地格鬥在她的心靈和現實之中;而且使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謂民主,就是普通人的民主。其意義,就是普通人有捍衛自己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權力。而一切對於普通人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輕視甚至是蔑視,都只可能導致專制心態的難以消泯,甚至是專制思想的死灰復燃。就不說共產黨文革那種對於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之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殘害和踐踏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看到了她的工作的價值,才看到了她的工作對於人、特別是對於普通人的意義,及其對於建立一個使普通人能夠真正擁有「生命權利和生存地位」的社會,該是怎樣的重要和迫切。

王友琴教授為了撫慰文革中每一個遭受過殘酷迫害的冤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已經做了太多的工作,我們期待著她的更多的成績。因為,她的成績越大,我們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就更能夠理解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這,才是「治本」之為,才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的希望所在。

 

 

正文:

 

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的受難者的生命,毀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此外,文革還破壞了什麼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識到的一項是: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一、

 

很多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過的,所想過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寫下來,或長或短,積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一份記錄,個人成長的一道軌跡,也是自我反省和心靈探索的一種方式。日記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當我收集記錄文革受難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記得什麼發生了却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幾位記性特別好的被訪者,他們能講出人物、情節、場景、聲音,往事像電影一樣存在他們的腦子裡。然而,他們却往往記不得這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記得在哪一年。

為了確定一個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問,比如仔細回想是在某個有記錄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後一類;或者交叉核對,詢問好幾個當事人來弄清楚某個日子。但是那樣做也仍然常常沒有結果。在這種情况下,有被訪者說:「假如有日記可查就好了。」「如果當時把這些寫在日記上,現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時候沒寫日記。」

這種時刻,我常常會覺得很遺憾。個人的記憶總起來,會逼近歷史的總體再現。可是這些像沒有日期的紀錄電影膠片一樣的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後連貫。個人的記憶也只有在準確的時間坐標中,才能和他人的記憶匯合成真切的整體畫面。

於是,我開始詢問被訪者們是否寫日記。在對上千人的採訪中,我發現,文革中幾乎沒有人寫日記。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長者對我說:「假使那時候我寫日記,我會記錄下來很多事情,對寫作文革歷史會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寫日記,我絕對不可能平安活到現在。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有對文革的個人即時記錄。」

他的旁邊站著他的妻子。他們是我的同學的父母。他們那時候是60來歲,都是性格開朗幽默、喜歡表達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候就喜歡寫作,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們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隔離審查」,受到「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處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幾處。幾個中學還未畢業的孩子都被送到邊疆農村,以後也全都未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個孩子很年輕就身染重病以致終身殘疾。

確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他們一家的遭遇相對來說遠不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家沒有人被活活打死,沒有人「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文革中「自殺」都與通常意義上的不同),沒有人被判刑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長期的痛苦是顯然的,而且是在他們長期隱忍不抗議不爭辯甚至連在日記上都絕不略有微詞的情况下,他們才沒有遭到更壞的命運。

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常常誤以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者抗議了文革而遭到懲罰,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動出擊對千百萬人實行各種迫害。無數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極少。觀察歷史,會發現廣大受迫害者的忍氣吞聲和隱忍順從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殘忍也是空前的,殘忍到了連寫日記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程度。

正如這位長者所說,要活下來(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來,而只是像他們家那樣痛苦地活著),就不能寫日記,要寫日記,就不能活下來。他指出了日記和活命相關聯,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文革的嚴酷性。我瞭解到的事實告訴我,這絕不是誇張性的說法,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敘述。

當時,我看著這一對老人,心裡想:無數人在文革中死去,無數的家庭被破壞,他們一家度過了灾難,活了下來。現在他們「平反」了,全家團聚了。相形之下,沒有寫日記,失去了個人的記錄,確實只是一種最不嚴重的損失,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

然而,作為歷史的一部份,日記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應該被記載。不但應該記載因寫日記而被害死的受難者們的名字,記載把他們送上死路的時代氛圍,而且也應該從中認識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會生活規則上造成的「革命」性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導致的個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變形。實際上,種種扭曲和變形一直延伸進了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個人日記以從中尋找罪證是普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和必要步驟。從日記中摘找出來的話語就可以作為罪證,進而對寫日記的個人施加嚴厲的處罰。處罰包括在群眾大會上被「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長期徒刑,甚至死刑。這種用日記作罪證的方法並非始於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規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嚴重的日記恐怖。

隨之發生的是,人們停止寫日記,包括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寫日記的人。文革當局從來不曾下令禁止寫日記,但是日記給人們帶來的灾難,「鬥爭會」「牛棚」、「勞改」,威力遠遠勝過文字的禁令。同時,由於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日記可以算是「反動」以及應給予何種處罰,人們無從知道可能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而這種不可預測性只會更增加了日記恐怖的程度。

開始時,我沒有把「日記在文革中」當作專門調查題目。但是,隨著我的調查筆記的日益積累,隨著我對文革往事的思考,我發現,很多與日記相關的故事被我記錄下來了。當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會相隨而來。一個小小的、常見的、並不稀奇的日記本子,把一些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人們身上的悲慘事件,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故事體現了文革的一個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師,個子不高,相當瘦。1996年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和校長。

1963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數學教研組。除了教數學,他還兼任高中一個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單身,就住進了中學三個人一間的教師集體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學裡展開的時候,他在學校裡算是最年輕的老師之一。日學校停課以後,學校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教員都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攻擊。有一天,他班上的學生在學校鍋爐房的外牆上貼了一大片大字報,有幾十張紙,不但字數多篇幅長,而且標題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兩年前。他是數學老師,他的數學課相當受歡迎。另外,他把一些對數學特別愛好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學小組,進行課外學習。數學小組的學生進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學生數學競賽中得到了好成績,其中一個學生還獲得了一等獎。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為數學教研室副組長。這一提拔在當時算是快的。提拔他時,副校長卞仲耘專門和他談過話。但是也就在同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對一些文藝作品和辦學方針的「批判」也開始了。不久,他當班主任的高二(二)班裡的共青團書記,一個中央政府部長的女兒,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等人,開始反對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王本中貫徹錯誤的「階級路線」的結果。她們要求進行班幹部改選。

那時王本中以為,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也不過是「小業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已經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沒關係。關於改選,王本中認為慣例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選舉班裡的學生幹部,那時正在學期中間,沒有道理重新選舉。王本中去請示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梅樹民。梅主任早他十年從北師大畢業,說:還是再做做要改選的學生的工作吧。他們都沒有同意在學期中間撤換「小業主」家庭出身的班長的要求。

班裡開了兩次會,質問王本中為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王本中辯解說,他努力執行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裡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學生說,這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在中學校裡開始了。青年教師中,王本中最早變成運動對象。一開始是「小字報」,貼在教室裡。小字報說王本中「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打擊革命幹部子弟」。王本中指導的學生「數學小組」成員被稱為「不關心政治」的「白專」學生,王本中則被指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後來,這些內容又寫在「大字報」上貼在校園裡。事態愈演愈烈,以致貼出了這份長篇大字報。

學生的這張大字報把王本中平日的種種言行,都列為「反毛澤東思想」,當時最嚴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這還不够,這些學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記。

現在的人會覺得詫異,怎麼學生要老師交出日記,老師就一定得給他們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人有「個人權利」「個人隱私」「無罪推定」這些觀念。文革不承認這些觀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記。回顧文革歷史,我們更能理解這些觀念對每個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麼重要。

王本中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學以及直到那時的所有日記,一共八本。交了日記,王本中心裡還存著希望。他想,看了日記,學生會瞭解他的內心真實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可是,一個星期後,校園裡又貼出了長篇大字報,大標題是:「從王本中的反動黃色日記看他的反動世界觀」。

說他的日記「反動」,證據是他在高中時的日記裡,寫到他的同學張伯謙。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學上學。他是班裡的學習委員,張是共青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有一段時間講「新聞自由」,同學們討論問題,王把這些討論寫在了日記上。後來,四中當局整理了張伯謙的言論上報到共產黨徐州市委。市委認為張伯謙是「極右份子」,不過因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太年輕,所以不給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學,並且把他送去「勞動教養」。王本中在日記裡也寫到他和當時的班主任的談話。他告訴班主任他覺得對張的處分太重,班主任說,學校寫這份材料上報的時候,也未想到會有這麼重的處分,因為對中學生一般不抓「右派份子」。至於「黃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記裡幾次寫到過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女同學。

晚至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像 張 伯謙 那樣在

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迫害的上百萬人才得到了「改正」。在1957年高中學生張伯謙為了一些言論而被送進了勞改營,而在1966年,王本中日記中有關張的一些事實性記錄,也幾乎把他拖進同一陷阱。

高二(二)班的一些學生不但摘抄出班主任的日記來「批判」,還摘抄出參加「數學小組」學生的日記(那時候很多學生寫日記),也寫在大字報上。這些學生的日記中提到對數學教師的崇敬,也提到晚自習的時候曾去問王本中數學問題。這些都不但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且成了「黃色思想」的證據。――王大學畢業分配到女附中教書以來,有時候確實有學生來他住的地方問過不懂的數學問題。他一直住在學校裡三個老師一間屋的集體宿舍裡,從來沒想到可以對女學生來問數學問題作如此解釋。

王本中覺得這樣「批判」他的日記是斷章取義,是曲解,想把日記要回來加以解釋。他要求學生把日記還給他。學生拒絕還,後來又說「丟了」。他要求學生把他的日記交給當時上面派來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審查,也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八本日記後來再也沒有回到王的手中。

筆者收集到了一些該校當時的材料。在工作組寫的送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他們把女附中定為「(第)四類學校」,把副校長卞仲耘和胡志濤劃成「四類幹部」。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進行了「排隊」並分成四個類別。有的地方把學生也分了類。其中第四類是最「壞」的,屬於要清洗和專政的「階級敵人」範疇。看到在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組提供的根據之一與王本中有關。

工作組寫道:

他們(指女附中的領導核心——筆者注)在青年中還宣揚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名利思想,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卞仲耘就曾號召數學組「要培養出幾個像華羅庚那樣的數學家」,還鼓吹學生要學習文學,將來好當「黨委書記」。對那些只專不紅的教師和學生大加讚揚,推崇備至。如數學教師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在學校中公開宣揚「要學習居里夫人」,鼓勵同學「要為這個理想,去努力奮鬥,廢寢忘食」。有的同學在他的影響下,整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一心想當居里夫人。而校領導却認為王是青年教師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當時可以把一個中學定成「四類」的「理由」。分配來校中的一個數學教員的父親是地主,而且他自己曾經告訴女學生要學習居里夫人,就是把兩名副校長劃為「敵人」的證據。這種口氣,這種邏輯,體現了那一時代佔有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殘忍。並且,這份材料並非出自中學生之手。當時在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組長原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副組長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資歷級別都不低。在西城區統籌指導「排隊劃類」的則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胡啟立(胡在月中旬也被「打倒」)。這份報告上簽署的日期是1966年7日。這份材料當時上報給高層領導,却從來未問過王本人這些話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原話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麼,也未說明在引號裡引用的話是由誰作證提供的。

在對學校領導人的全校性的「揭發批判會」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問題」和「揭發黑幫」。在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上,他的名字還被根據諧音寫成侮辱性的「王八種」。女子中學的學生竟會有這種骯髒聯想和罵人方式!同時,這些學生却把老師大學時代日記中提到一名女同學、把老師回答女學生的數學問題這樣正常的事情,稱之為「黃色」和「反動」。實際上,文革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之後產生的這種野蠻和粗魯,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1966月中旬,工作組把女附中全體老師集中到馬神廟小學「集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住在那裡,整天開會。每個教師都必須逐個進行自我檢討認罪。一些學生積極份子也參與組織整老師。數學教研組有兩名「特級」教師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名教師被排作該教研組「最壞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壞的」。兩名老教師有三十多年教齡,級別也是中學教員中最高的,確實屬於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資歷淺而級別低,不該算是運動重點,只是由於他指導的數學小組獲獎,加上他寫了那些日記,他也成為「重點對象」。

在「集訓」地,每個老師都要反復檢討認罪,才能「過關」。順序是從「問題較輕」的人開始。還沒輪到王本中檢討認罪的時候,上面忽然宣佈撤走工作組,因為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緊接著,7月31日在校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紅衛兵代替工作組控制了學校。

1966日,學校的五名領導人遭到紅衛兵的暴力「鬥爭」。卞仲耘副校長被當場打死。教導主任梅樹民被用帶釘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襯衫的布絲都被打進肉裡,揭不下來。他因此後來患了心臟病。

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王本中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學校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暴力在各處升級發展。月下旬,該校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把附近西單「玉華台」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實驗室靠著校門,來來往往經過的人都聽到了慘叫聲。

紅衛兵不但打校長、老師和校外的「牛鬼蛇神」,還打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王本中當班主任的班上,有13個這樣的學生。該班紅衛兵命令這13個同學跪在教室的地上,「鬥爭」她們。

30年後王本中談到這件事情,仍然感到氣憤。他說,竟然這樣對待這13名同學,而且後來也不道歉。這個班的學生從此分裂為二。文革後的校慶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為這些打了同學的紅衛兵忘記了這件事嗎?還是他們假裝忘記了?還是根本不認為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師顯然知道要教育這些不道歉的人改變已經太晚,希望他會幫助現在學校裡的中學生從文革歷史學到道德的教訓。雖然,這絕不僅僅是道德的問題。

紅衛兵在18日集會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自己稱作「殺向社會」。他們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文物,還得到免費火車票以及食宿費用到外地「革命串連」。在北京,從月下旬到月初,有兩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該校所在的西城區人數最多。王本中的「問題」一時無人過問。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單身宿舍的幾個年輕的單身老師一夜未睡,討論在這樣的時刻他們該怎麼作。討論的結果是,跟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們現在應該革命,應該徹底擺脫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立即採取了兩項「革命行動」:一是學紅衛兵學生的樣子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的一首詞裡找出一個短語「奔騰急」作為名字,並且用這個名字連夜趕寫了幾十張紙長的大字報,表示他們要積極投入文革。二是賣書和燒筆記本。他們把自己的舊書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幾分錢一斤賣掉,把以前做的學習筆記,包括日記本子,全都燒掉。他們要和自己的過去决裂,要改變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時代大勢拋弃。

回首往事,我們會看到,這種野蠻的高壓和狂熱的氣氛的結合,遠比理論說服有威力,真的會使一批人很快轉變,投入聲勢浩大的革命,和過去决裂。燒掉筆記日記是一個象徵。但又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不再堅持理性,不再認真思索,隨著權力指揮棒和大潮流走,才會有億萬人緊跟文革領導人走的現象。對這種情况發生的反省和警惕,應該是我們能從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訓之一。

後來,王本中又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又為「戰備」挖過城牆,修過地下防空洞。他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學校已經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應的改動。三十年後,王本中當上了這個重新又成為北京最好的最難進入的中學的校長。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似乎文革最終並沒有造成多少改變: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賞識的青年教師,三十年後的校長選擇看起來倒好像正是那時的選人趨勢的結果。走過了一個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開始時的原點。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轉的慘痛的事情在文革過程中發生了。他的學校中,校長被打死,四名教師遭到迫害而「自殺」身亡,還有四名教師受到嚴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療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殘疾人工友受到攻擊後失踪。受難者永遠不會復活。當年的學生,失去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可能出現當年期待的能為科學技術做出貢獻的優秀人才。

還有一樣後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從1966年他班上的學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記橫加攻擊並且從未歸還之後,王本中再也不寫日記。――如果我不問,也許他甚至不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關於寫日記這一習慣的改變到底對他個人或者對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則是我至今還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回顧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師告訴我,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成為「監控對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網右派」問題。在「搞完」(這個「搞」意味著什麼,需要另文介紹)第三批人的時候,他被「解放」了。然後開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並把他們關在宿舍樓的地下室的時候,他被吸收參加整(「整」也是文革常用動詞之一,意義也需要解釋)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幹,但是開會的時候跟著喊「你老實交待」,另外,還跟著「專案組」調查同事的歷史。

他在1996年告訴我,他在當時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的地位從被審查變成了被信任,雖然還不是被依靠,覺得自己應該「積極要求進步」。當他到北京師範大學查閱「青年軍」(抗戰時期由青年學生組織的一支軍隊,文革時被指為「反動組織」)核心組織的名單,看到一個該校語文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當時已經被「隔離審查」。當王本中和另外兩個一起去「外調」的人發現了這個名字,就當作「重大成果」回校趕快報告,連夜審訊這位老師,逼迫他承認。王本中說,當時出於邀功心理,很對不起這位老師。而且,後來還發現並不是那名老師,是一個同名的人。 

為作文革歷史調查,我訪問過很多人。在我的經驗中,很少人願意說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錯事。王本中身為一校之長,而且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談話,一個小時後就跟我講出他做的這件事情,我是有些驚訝的。於是我也想到,雖然他後來不再寫日記,但是他原來是多年一直堅持寫的,從中學時代寫到大學畢業後當老師,寫過八本日記。我能隱約覺出,當年認真寫日記的習慣和他道德感的養成是有內在的關聯的。

 

三、

 

發現受難者陳沅芷的過程頗為複雜。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25中學的學生告訴我,那裡在1966年有一名老師被紅衛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願深談(他那時是一名紅衛兵),也確實不記得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記下這件事,以後再作探究。

1998年,韋君宜出版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文革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同志,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罪狀沒有,只因她是個領導。還知道分司廳中學的一個,育英中學的陳沅芷」(見該書第九章。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沅芷」的名字。因為書中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句話,我就設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學校詢問有關詳情。育英學校一位願意幫助我的教員說,那裡並沒有過叫這個名字的老師。我很困惑。那時韋君宜還在世,但是已經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思痛錄》寫於更早的年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慚愧的是,分司廳中學的受難者始終沒有能找到名字。)

後來,有一名老同學看到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後告訴我,舒蕪先生的妻子是個教員,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為文革後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蕪的名字。這位老同學還給了我舒蕪女兒的地址,他的女兒是一個文革後出現的新作家。

我寫信給舒蕪女兒却未收到回信,就給舒蕪本人寫信。沒有地址,信是寄給出版社轉交的。那時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傳》。不久就收到了舒蕪先生回信。他說,他的亡妻名叫陳沅芷,原為北京第25中學語文教員,1966日在校中被紅衛兵打死。

原來,陳沅芷是第25中學的老師,難怪育英學校說沒有這個老師。不過韋君宜並沒有錯。她是老北京人,第25中學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個私立中學。在眾多的共產黨老幹部的回憶錄裡,只有韋君宜這一本,把她所認識的在歷次「政治運動」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寫出來,其中不但有她的親戚和朋友,而且作為領導幹部(她長期擔任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她還一一寫出了該出版社被集體送到湖北農村「五七幹校」後八名工作人員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陳沅芷在1958年調到第25中學以前,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韋君宜的下屬。韋君宜在書中雖然沒有詳細寫到陳沅芷,但是沒有忘記她。正是這種對受難者的記憶和歉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她追隨一生的「革命」的批評,表現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則,使得《思痛錄》這本書鶴立雞群,與眾不同。

陳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記直接相關。

1955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與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上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牽連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這樣構陷做成。舒蕪原來是和胡風等非常接近的人,由於他最先交出了胡風和他的通信並且揭發了這個「集團」,沒有像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那樣遭到逮捕關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還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級處分。 

1966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城裡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陳沅芷和舒蕪在崇文區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時只有舒蕪的母親在家。舒蕪被關在他的工作單位的「集訓隊」中不能回家,陳沅芷平常住在第25中學,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紅衛兵看到了陳沅芷的日記。其中有195910日所記。那一年月舒蕪在八達嶺農場參加植樹勞動,原來以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過國慶節,但是月末宣布別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却不能回。舒蕪寫信通知了家人。陳沅芷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記中發了幾句牢騷。因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記本,所以現在無從看到原文。

紅衛兵說這是「反動日記」,立即趕到第25中學(在東城區),把陳沅芷抓到崇文區的家中來「鬥爭」一番,又送回第25中學。

這樣一來,陳沅芷在校中的身份就一下子從「普通群眾」變成了「牛鬼蛇神」。她被關在校內,和其他該校已經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以及紅衛兵從校外抓來的「地富反壞右」等關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學一樣,北京第25中學的紅衛兵也在校園內自設監獄,扣留關押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他們在監獄門上寫了「教育室」三個大字,實際上在那裡拷打折磨被他們抓來的人。(在北京第13中學,這樣的地方叫做「紅色恐怖刑訊室」;在北京第六中學,叫「牛鬼蛇神勞改所」。)

一名該校學生說,有一次「鬥爭」陳沅芷,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把兩張桌子架起來,讓陳沅芷高高站在上層。「鬥爭會」結束後,他們把兩層桌子推倒,陳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陳沅芷被關在校中兩個星期,與家人隔絕。1966年9月8日,陳沅芷死在校中,時年42歲。

她的丈夫舒蕪從自己單位的「集訓隊」被叫到第25中學裡。他看到陳沅芷的屍體躺在磚地上,披頭散髮,臉上有血跡。一名紅衛兵向舒蕪訓話:「陳沅芷是現行反革命,已經絕食而死。」他們叫來了火葬場的收屍卡車,叫舒蕪付了火葬費,命令兩個也被關在「教育室」裡的該校老師和舒蕪一起把陳沅芷的屍體抬上了運屍卡車。

像當時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樣,陳沅芷的屍體不標姓名地被燒掉,骨灰被丟弃。被紅衛兵作為毆打關押她的「理由」的日記,也完全沒有了下落。 

十二年後,陳沅芷的家屬得到了一紙她的「平反」書。由北京第25中學共產黨支部和「北京城區教育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聯署的《關於對陳沅芷同志逝世的結論意見》說:「陳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下,於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11月。這是當時寫這樣的「結論」的公式和套話。 

1966年的「紅八月」裡,像陳沅芷那樣被打死的人,僅僅在北京就有兩千多人。同時,紅衛兵還把十萬多北京居民驅逐出北京,並燒毀和破壞了無數書籍文物。文革在這時候被推向了最高潮。但是在文革觀念的引導下,打死「階級敵人」被視為理所應當,像陳沅芷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的死亡,根本不被關注。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這種觀念依然延續。在我1995年發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後,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質問:寫這樣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思?這種觀念壓抑了對文革受難者的歷史記載。陳沅芷的丈夫和女兒在文革後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到過她。是《思痛錄》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領導人除了發動革命,也大力從事寫作他們的文革歷史來進一步確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則。1966年底開始籌備一個大型展覽會,展示和表彰在1966月開始的紅衛兵運動,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月地位升至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兩次用毛筆為這個「」題字,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林彪顯然大力支持鼓勵這個展覽。1967年夏天,這個展覽在北京最好的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蘇聯被指控為「修正主義」後改名)舉行。展覽上有一張大幅圖表,題為「首都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主要繳獲品統計——據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統計」。其中的「繳獲品」有12種。在「槍支」「彈藥」「凶器」「地契變天賬」「反動旗子」後面,赫然是「反動日記詩文」,下面列出的數字是「6820本(篇)」(見附圖)。

寫作了這「六千八百二十本(篇)」「反動日記詩文」的人的數目,顯然會很大。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呢?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毒打和虐待?他們中多少人為此失去生命?實際上,關於紅衛兵的「戰果」的表格還有一個只在高層傳閱的版本,那個版本上多幾個欄目,一項是北京沒收私人房產52萬間,一項是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趕出北京的「黑五類」千多人。

陳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間的一個人,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統計在內了,因為這個數字是作為「統計數字」用的,並沒有附上具體的人名字。當然,很少人知道陳沅芷的名字,但是類似她所遭遇的這樣的虐殺當時在北京完全不是個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公然進行的。這些行動當時一再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和鼓勵,而且一年後紅衛兵的暴行在這樣的展覽大廳裡再次受到高度讚揚。如果說陳沅芷在1966月遭到的虐殺還可能解釋為是個別紅衛兵個人或者個別學校的紅衛兵的殘忍所致,那麼,在這個林彪題字、江青等光臨的展覽會上,這些暴行顯然已經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種普遍施用的「革命規則」了。

從展覽大廳這張圖表下走過的人,大概都會感覺到某種警告:你寫日記詩文了嗎?

1980年代,給文革受害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給1955年所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那時候我數次聽到年長的學者們議論到陳沅芷的丈夫舒蕪。有一名老學者說得較重。他說,出賣師長朋友,可謂「無耻」。現在舒蕪還有何面目見天下人呢?

 

林彪題字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

 

然而,議論歸議論,從來沒有見到真有人在書報上發表這樣的議論。我曾經想過,舒蕪並非有權有勢批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麼虧欠,又不像政治問題那樣是禁區,為什麼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談論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告訴人們當時他受到了怎樣的壓力,以說明歷史真相。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不但從政治和法律角度討論文革是被禁止的,從道德角度來批評譴責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許的。舒蕪在1955年做了毛澤東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稱作「告密」或「出賣」或「背叛」,不允許用中國傳統的道德品質層面上的用語來描述和批評。

對於文革的發動,官方正式文件歸結為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估計的「錯誤」。這樣的解釋明顯不能說服人。於是,只有採取壓制手段,不准普通學者出版印刷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章和書籍。也正因此,文革歷史長期以來被含糊其辭,日漸淡化消解,像陳沅芷這樣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說她那招致殺身之禍的日記和北京那被紅衛兵抄家收繳的6,820份「反動日記詩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數次訪問劉美德老師。她1952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化學老師。

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1966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傳記裡面。

「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他們毆打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還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月,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吳素珍,陳彥榮和一名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學文革後清查文革死亡人數,把她列為「無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說,打她的紅衛兵其實是知道從哪裡把她抓到學校來的,只是他們不說。

1966年,北京大學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為嚴重和殘忍的學校之一。

目擊者說,紅衛兵在學校裡「鬥爭」劉美德,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裡,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她說,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說《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了。紅衛兵强迫劉美德爬上方桌子並跪在那裡。高三的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脚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5]那名記者照完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脚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類似的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强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用鐵制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在校中被毒打,脾臟破裂死亡。

因為想要叙述暴力怎樣在北京「紅八月」裡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了血腥的月末每天打死三位數人的整整一個星期,我問起記者拍攝那張照片的日期。但是劉美德說不記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幾名受訪學生也記得這個場面。有一個女學生說,她當時嚇得閉上了眼睛,生怕劉美德肚子裡的孩子會掉出來。但是,如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說的,他們不記得時間,不記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樣恐怖的日子裡,沒有人寫日記。如果寫,也不寫這樣的事情。

記錄這樣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個專門詞語叫做記「變天賬」,意思是要在「變天」後算賬。加上當時住房狹小和抄家成風,這樣的記錄很可能被發現和報告。如果發生,那麼想要「變天」就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大罪。

劉美德說,她以前是記日記的。年輕的時候,總是買最漂亮的本子來寫日記。(記得她說到這裡的時候,我還會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也許有點可笑。)後來看到別的人「出問題」是因為寫日記,就不再寫了。特別是,比她在北大上學時低一班的女同學劉品馨,1953年畢業後留校在數學系教書,因為日記上被人發現了什麼話,被「鬥爭」了不知道多少次,導致精神失常。

劉品馨的日記故事,只會讓我覺得胸口好象被針在扎著。幾年以後,我在採訪筆記本上重新讀到她的名字的時候,還想到,「品馨」和「美德」這樣的名字含義相似,父母起名的時候都滿懷希望要她們成長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沒有想到過她們以後會遭到這樣的苦難。

一個在1957年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被訪者曾經提到,她不寫日記,因為聽到過一個說法:「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來作罪證,言論其次,思想如果不說出來,就難以被抓住。1957年劃的百萬「右派份子」,就是由他們發表的談話(甚至只是在小組會上或者個別談話中)或寫出的文章來定罪的。他們落入陷阱遭到摧殘20多年。這個順口溜是一個現實的描述,不是在開玩笑。

站在文革領導者的方面看,嚴厲懲罰「日記犯」有其「合理性」。1967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共有六條。第二條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規定」所說的「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其實一般不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極少人做過,後果是專政機構進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課停工有很多「革命群眾」可以協助,審訊手段殘酷,導致這類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為新一輪鎮壓的藉口。事實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發生之後,人們已經被訓練得絕不再對別人說任何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話。人們謹慎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他們不敢公開發表任何批評,哪怕在發生了1959-1962年間數千萬人餓死的明顯的「人禍」之後,也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批評。在這種情况下,文革要繼續挖掘「階級敵人」以進行「階級鬥爭」,必然要在人們的隱私寫作如「日記」這樣的東西上搜尋「罪證」。因為當人們不敢當眾說真話的時候,還可能在日記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自從1966月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數十萬戶之後,抄家成為可以隨便進行的行動,搜索日記一類東西,可以明火執仗地去做。

        「現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在1990年代,一個在1969年出生的讀過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問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時候被抓獲的「反革命」叫「現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對。在文革後才上小學的人不懂這個詞顯然是個好事,至少那時候不會再發動小學生來抓「反革命」了。這個詞在文革時代却是連兒童都懂的。那時候還發動兒童搜索和「揪鬥」「現行反革命」。文革時代這個詞和所謂「歷史反革命」相對使用,後者指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前在舊政府擔任過職務和曾是國民黨成員的人。但是到底什麼是「現行反革命」呢?未經歷文革者難以想像的是,他們可能只是在日記上發了些牢騷而已,別無其他。

劉美德老師說,她現在只有「效率手册」,用來記錄要做的和做過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說,「效率手册」和日記是不同的。

 

五、

 

當成年人不再寫日記的時候,年輕人怎麼樣呢?文革中被「打倒」的確實多半是年紀較大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文革看起來像是一場青年打倒老人的革命。法國的一名著名左派教授Alain Badiou (1937-)在2005年還在强調這個方面並且作為全盤肯定文革的重要理由。然而,實際上,青少年是否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在文革時期自由自在充滿歡喜呢?

1966年時L是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學生,後來在美國成為數學教授。他在1996年借開會之便,來到我的辦公室訪問,因為他看到了我寫的關於文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題目是「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他告訴我,以前他對文革記得比較清楚的是1967年的武鬥,却不大記得1966年的事情。他說這一定是因為他的記憶被一度「堵塞」了。 

他說,他的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不算嚴重,也已經在文革前十年去世。他功課不錯,初中時當過班上的共青團支部委員。1963年進了高中,因為越來越强調「階級路線」,他在班裡的地位漸漸變了,但是還可以。他記得1966日他還和班上的同學一起打籃球。後來學校裡貼出了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3日,高一有幾個學生貼大字報批評這副對聯,是這個學校裡唯一的反對的聲音。他寫了一張大字報去支持這張大字報。因此他被圍攻。他想起日全班還一起打籃球,不明白怎麼十幾天中有了這麼大的變動。

他的班裡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當了紅衛兵。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他的學校的一個紅衛兵學生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話。有十多個老師進了學校的「勞改隊」中,輪流被打。有一個老師被逼在操場上學狗爬和狗叫。他的紅衛兵同學在1966月抄了他的家,把家裡翻得一塌糊塗。抄家時把他的日記拿走了。後來,兩三個月後,有人還給了他日記。但是他心很灰。他燒掉了還回來的日記。後來也沒再寫。

當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時候,W是傾心交談的人之一。她在1966年時是北京第八中學初一的學生。(八中一直是男校,但是在1965年招收了男女生混合試驗班。)她曾經被同學開會「鬥爭」。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有人在她的碗裡撒了沙子。只因為她不是紅衛兵而在與同學的談話中批評了紅衛兵幾句。

儘管1966年夏天她還不到14歲,在那所學校的時間也短,可是她却比別的人更清楚地記得學校裡被打的老師和學生的名字——這是我後來向別的人核對事實時發現的。這樣的傾談使人感受到她的同情心、善良和敏銳。她告訴我她在初中的時候一直寫日記。「那些日記還在嗎?」我問。她說不在了,而且,她在文革中停止了記日記。「為了什麼原因呢?」我又問。她楞住了,說:「我只記得是為了一件什麼事而停下來的。但是,那件事是什麼,我不記得了。」「想想看。下次告訴我。」我說。可是下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沒能想起來。

是的,停止記日記的具體原因是不會被寫下來的。也許,再也不可能想出來那個事件了。這是一個邏輯上必然的難題:我們難以發現我們失去以往生活的記錄的原因,因為那從一開始就未被記錄並也被當做了不准記錄的東西的一部份。

也有年輕人寫日記。Z在文革開始時是北大附中的學生。她說,她那時候寫過一些筆記,而且還保存在父母家裡,因為她母親總是仔細地為她保存著從過去生活中留下來的東西。找出來以後,結果是她和我都非常失望。因為在她的筆記中,那個當時流行的紅塑料封面本子裡,只是抄了一些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還有「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感想」,寫的都是當時官方報紙上的話,沒有她的個人感受,也沒有記述什麼學校裡面發生的具體事件。

X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十歲,小學生。他說他從來就沒有養成過寫日記的習慣。回想起來,他很有些驚訝,因為他在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政治上如此「成熟」,知道寫日記,寫詩,寫文學作品,都非常危險,所以從來就沒有這方面的衝動。他說,認真想一想也不值得奇怪,那時候的社會環境,就會造成這樣一種「成熟」。 

D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四歲。她寫過一年日記,在她八、九歲的時候。這些日記寫在不到手掌大的薄薄的筆記本上。每一篇都很短,其中夾雜著很多拼音和錯別字。她的母親是個教員,重視教育,所以那時候仍然要求孩子寫日記以學習寫字和表達。其中有一頁上寫到,小孩子吵架(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事情),一個叫「林紅」的孩子(也是歲)說:「你們不能罵我。我是林副主席的林,紅太陽的紅。罵我就是反革命。」(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孩子吵架用語言。)

那是1970年。「林副主席」是指林彪,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黨章規定的毛的「接班人」。「紅太陽」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對毛澤東的稱呼。對毛澤東的這種稱呼有一整套,主要是由林彪提倡建立起來的,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提升到那個位置的原因之一。文革讓一個歲的孩子就學會了這樣的關於「反革命」的邏輯。

D在一年多後就停止了寫日記。那時候整個社會充滿了打擊排斥受過較多教育的人的風氣,在1973年文革領導人還號召全國學習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反「師道尊嚴」和反「修正主義路線回潮」,那時候的小孩子都不會用功學習文化知識。他們的童年,沒有什麼功課,也沒有什麼考試,這也許足以讓天天要做家庭作業常常得參加考試的孩子們羡慕。然而,罵別的孩子是反革命的童年(那也意味著自己可能被罵為「反革命」),因為怕危險而連寫想日記的衝動都沒有產生過的(堅持寫下去是另一回事)少年人,是自由和快樂的嗎?

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現實恐怖和迫害,一方面是文革對人性中懶惰粗野的縱容和激勵,使得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寫日記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低於他們的上一代人。

 

六、

 

鄭培蒂老師1962年從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畢業,留校教授公共英語。她從小一直寫日記。她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那時派在西藏工作。他們之間有很多通信。路途遙遠。前一封信的回信還沒到,後一封信就發出了。所以他們制訂了一套信件編號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號碼,信上的交談不會弄岔。文革一開始,看到年紀較大的教授幹部被「揭發」和「鬥爭」,他們雖然因年輕還不是重點對象,看到針對別人的恐怖行動,他們也很緊張。1966年夏天,月或者月的一天,她的丈夫來探親,他們倆在北大校園的紅湖游泳池邊,把她大學時代和留校教書以後所寫的日記,以及他們夫婦之間的通信,全都燒掉了。那些編了號碼的信原是他們夫婦最珍貴的東西之一。從那以後,鄭培蒂停止了寫日記。因為後來不再寫日記,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日記是哪一天燒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時候的日記留在父母家。鄭老師中學上過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女三中孫曆生老師的悲慘遭遇,最早是她告訴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談話。她的正義感和對受難者的同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時候,這些日記被從父親的工作單位來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親是北京城市建築委員會的工程師,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兒的日記當成父親的了。鄭培蒂小時候喜歡攢新鈔票,拿到新鈔票就收起來,捨不得用。她把這些新鈔票夾在了自己的日記本子裡。後來「落實政策」的時候,這些日記本從其父親的單位裡被歸還,不過夾在日記中的那些新鈔票都不見了。說起那些查抄他人住宅窺探他人日記的文革積極份子,他們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還有這類醜行。

因為失去了日記以及不再寫日記,回憶文革歷史的時候,為了確定某個事情的發生時間,只好以個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記錄在案的社會大事件為基準來判斷。例如,在她生第一個孩子剛剛滿月的時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語系的學生沖進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樓,押上一輛卡車,同時其他學生留在那裡開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記、書信、筆記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來。她被押在卡車上拉到北大。進了北大南門下了車,有人從她背後用一個帆布袋子把她的頭蒙住,又有人塞給她一根棍子。她什麼也看不見,被棍子牽著走,進了一座樓,上樓,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她頭上的帆布帶子被打開。對付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28歲的英語教師,用得著這種布袋蒙頭的做法嗎?顯然這不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學生和當時的西語系「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審訊,還被强迫在審訓記錄上按了手印。因為平常生活中從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動。當天夜裡,她被關在那個樓裡的一間小房間裡,手脚都被綁著。奶水漲得不得了。但是她不能動。那一天是196817日。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關而被記住。

鄭培蒂被西語系「文革委員會」的人押到校醫院打了一針,止住了奶水。醫生不敢不照辦,只是小聲安慰她:「這沒關係的。」然後她就被關進了北大「牛棚」。那裡原來是八個簡易外語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改建為校園監獄,關押過200多名北大教職員工。那個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

196818日,被關在「牛棚」裡的人被叫出「開會」。從未名湖邊的「臨湖軒」開始,校園甬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幾百米長。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樹枝和銅頭皮帶。「牛鬼蛇神」們排成隊從路上走過,被夾在中間。棍子鞭子雨點一樣落下來。他們都低頭彎腰,只看到甬道兩邊很多人的脚。天氣很熱,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單衣,走過這種「夾鞭刑」後,單衣被打爛了,雙臂皮開肉綻。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長袖衣褲,這樣被打時就傷得輕些。但是鄭培蒂沒有意識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兩年以前的這一天,也就是196618日,北京大學有學生發起了對六十多個「黑幫」實行暴力攻擊。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學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鬥人者把廁所裡的垃圾簍子套在被鬥者頭上,强迫被鬥者下跪,撕破被鬥者的衣服,等等。當時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25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這一翻案直接導致了1966月紅衛兵的殘暴殺戮,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後幾次「紀念」這一事件,都把這個日子當作一種光榮來紀念和慶祝。每次「紀念」都伴有「鬥爭會」,簡直像是「助興節目」一樣。這次兩週年「紀念」,是最為狂暴而邪惡的一次。

鄭培蒂因為忘記了「618」這個日子,沒有預先穿上長袖衣服以備挨打。近年來一位美國作家的話有時候被引用,「那些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這是說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聽起來多少有些抽象。在鄭老師那裡,忘却了這個日期的後果非常具體,是一場原已非常嚴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殘的加重懲罰。

鄭培蒂被關押了近一年――用了這樣的不準確的時間詞,是因為沒有日記,沒有記下她是哪天被放出來的。她只記得,她過生日的時候還被關著。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月從家裡被抓走關起來的。

她被關在大「牛棚」裡一段時間之後,又被關在27樓。在那裡,她每天晚上可以離開27樓去外面的鍋爐房打開水一次。她設法通知了從西藏來探親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嚴寒中,她的丈夫悄悄來到鍋爐房外面等著會她。他在大衣袋裡給她帶來幾個金橘,一種生在溫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連皮吃的特別的橘子,是她最喜歡的水果。這種約會很快被專案組發現而不能再繼續。只是這一天的日期,因為這特殊的生日禮物而被牢牢記住。

鄭培蒂被關押「鬥爭」的「原因」,是因為她的一個表舅是老共產黨人,曾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同居,遠在毛和江結合之前。鄭有一次告訴了一名是同學又是室友的人這件事。這是事實。但是說出這樣的事實被認為會影響毛澤東和江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她剛被關起來的那幾天,從北大校園到海澱鎮上都貼滿了「鄭培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標語。

1980年代,鄭培蒂在電視上教授英語,她的教學方式和風度氣質給觀眾學生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鄭培蒂再次開始寫日記是1982年,十六年之後。再次開始的日期不會被忘却,因為那已經被寫下並被保存著。

 

七、

 

謝冕,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當代文學的教授。他在1959年畢業之後留校任教,1966年還是助教級別。他從小學就開始記日記,一直沒有停過。他中學畢業後當過兵。去軍隊的時候,他把他中小學時代寫的日記,也通通都背到了兵營裡,從來不缺不丟。後來離開軍隊到北京大學上學,念中國語言文學系,筆頭更勤。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的年齡和背景,以及北京大學名教授很多的特點,都使他的處境相對來說要算好的。因為是一個年輕的低級別的老師,還有過在軍隊的經歷,他沒有被列為「運動重點」,也沒有被學生「鬥爭」。如果他大學畢業後是被分配在中學裡教書的,他可能比上文寫到的王本中老師受到更大的衝擊。因為他教的是文學,而不是數學,前者更容易被指責為「資產階級思想」或「修正主義貨色」等等。

儘管這樣,文革開始以後,他也停止了寫日記。不過他把舊日的日記還保留了下來,因此他確切知道他停止寫日記是在 1966月間。他說好像並不是某一件特殊的事件使他停止寫日記的,而是當時的整個氣氛與世態强烈地告訴他不能再繼續寫。也就是說,他知道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文革做出記錄和寫下自己的思考判斷是很危險的事情。能使這樣一個酷愛寫日記的人停止這一活動,改變一個人十多年的習慣,那種壓力以及由此引起的內心的恐懼與焦慮,一定非常大。

1995年,談到文革時,他會說起一些難忘的場面。比如,一次中文系在五院外側的空地上開鬥爭會。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都被抓來了。有一個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上。打倒在地上之後,還繼續打。沒人制止。

另一個場面是,有一段時間命令「教師下班」搞運動,謝冕和他當學生時候的老師周祖謨先生,都被分派到中文系文學專業1965年進北京大學的那個班「交代問題」。教師「交代」時,措辭語氣,稍有被認為不當之處,就被班上的學生聲色俱厲地加以呵斥,說是「態度不老實」,「對自己的罪行沒有認識」等等。要周先生「交代家庭」,周「交代」時說:「我的狗父參加過一貫道。」

謝冕說,周祖謨先生是現代漢語專家,教過他「現代漢語語音」課。班上二十六個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他一一校正語音,一絲不苟。而且,他知道福建人、上海人各自都有什麼毛病,所以能對症下藥。周先生自己,說話作文,字斟句酌,十分嚴謹。他說出「我的狗父」這樣的話來,一定是經歷過痛苦的考慮,無可奈何,才這樣說的。一個語言學家用了這樣的表述,內心遭受的折磨會多於常人。謝冕說,這一個詞,他二十幾年也忘不了。

這樣兩個場景具體清晰,但是,因為沒有日記,他不記得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了,甚至連哪一年,也要仔細來想,才能想清楚。

就在那之後不久,謝冕老師自己也落入了周祖謨先生一樣的境地。當40歲以上的教員和幹部都被「鬥」得差不多了,軍宣隊又開始整40歲以下的人,還發明了一個說法叫做「陸平的第二套班子」(陸平是文革前的中共北大黨委書記和校長)。謝冕就成了這第二套班子裡的人。

現在還會聽到有人說,文革時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群眾起來「解放」自己,等等。這些人的記憶和陳述是真的嗎?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寫日記的環境和氣氛一定是非常嚴厲和殘酷的。既然連日記都停止寫了,人還有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嗎?在不敢寫日記的同時,那些寫在大字報上的話,會是什麼東西,也是很清楚的。

謝冕老師說,他在1976年底重新開始寫日記。他的日記經歷的整整10年的空白,正好就是文革的整個跨度,從發生、發展直到因毛澤東死(毛死於1976日)而停止的整個過程。

 

八、

 

極少人在文革期間依然一如既往地寫日記,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許很多:那時他是一級教授,鐵定了的「反動學術權威」,文革重點打擊對象,日記這樣的事情反倒不會成為他被清查的重點;他1966年時60歲,寫日記的習慣更為悠久深厚,不易改變。另外,他的日記非常簡短,客觀,中性,好像會計的賬簿。他不發議論,不臧否人物,不談個人感想。這種類型的日記如被拿走審查,相對比較安全。他的行動表明他始終拒絕接受一種不准記錄的生活,雖然他沒有說及這一點。

 在他的日記裡,記有:

196614日,下午1:30入城參加市政協文教組討論《海瑞罷官》。

從這一記錄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時候,作為一個整體,教授們專家們還並未都被當作革命對象來掃蕩,他們被發動跟著上面的指示「討論」京劇《海瑞罷官》。雖然那篇在19651月發表的批判該劇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稱作文革的發端)根本不像「討論」,而是橫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辯解,也不許別人發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時,還是用了這樣比較緩和的動詞「討論」,而不是直截了當地要教授們去「批倒批臭」某書某劇某理論或者甚至他們自身,如後來所發生的那樣。

五個月以後,記有:

1966年6月18日,工作組張小山同志說,我不是名位思想問題,而是牛鬼蛇神,和陸平黑幫勾結。

這時候,教授們已經變成了「敵人」,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

196720日所記的是:他,吳組緗,魏建功,王瑤,「被宣布停止勞動」。這幾個名字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從中可以看到,從1966年夏天到196720日,這些教授一直在校園「勞改隊」中。這次放出來不久以後,他們又被關進了「牛棚」。關進去的日子沒有被記下。

196812日的日記寫道:

今天是12月9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韓指導員宣佈從今天起,恢復我們五個人的自由(王瑤,章廷謙,陰法魯,林燾)。上星期五(12月6日)已經恢復了魏建功,吳組緗,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他還寫道:「我雖然沒有喊『毛主席萬歲』,但是我心裡喊了。」

筆者讀到這段日記的時候,王力先生已經去世。對最後這兩句話可以作幾種解釋或猜測。也許這是他當時的真實的感受,也許是為了寫些這樣的「套話」以保護自己也保護自己的日記。也許是一種機智的諷刺,因為那時這種高喊萬歲已經成了一套真假難分的儀式,而說這種話也成了一種常用的修辭方式。不管怎麼解釋,有一點是無疑的,這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你被審查被關押被打被折磨,然後你不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還得喊萬歲謝恩。

當時王力先生在行動上難有選擇,但是他記錄下來這一點,表達了他自己的一種保留評價餘地的努力,也留給了後人一個可供分析思索的圖景。儘管記錄的內容是重要的,但是記錄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記錄是一種態度。

日記還記錄了他"恢復"自由後所經歷的:

12月11日,在東操場參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晚上11點,有人來查戶口。

12月12日,寫了「關於我家拆鋼琴的經過」,又謄寫「補充交代我的罪行」。

12月13日,領導上要我們寫一篇參加東操場大會後的感想。

12月14日,上午九點一刻,中文系全體師生對我們九人進行批鬥。(指上文所記的分別在12月6日和12月9日「恢復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沒有這些日記,後人不可能知道被宣佈「恢復自由」的具體含意是什麼――半夜「查戶口」,「補充交代罪行」,繼續被「批鬥」,也很難知道當時日復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師,以及領導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做什麼。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延續了一年多,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方法最為細密殘酷的一場整人「運動」。其中有一項是整「反動言論」。當時的人已經說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時候人也根本沒有錄音機(錄音機是在文革後才出現在商店裡供普通人購買的),為了要坐實人們的「反動言論」,「專案組」的打手們使出各種手段,晝夜連續逼供,恐嚇訛詐利誘,使用刑罰,還製造偽證。他們更高興的是發現人們手寫的東西,因為這樣容易給人定罪。所以,他們搜尋人們的私人通信和日記,試圖發現可能和「反革命」連掛上的詞句。他們把這樣的發現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抓到的東西越多,他們的功勞也越大。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同時也因為這種嚴厲和殘酷,關於這一段的歷史的當時的記載也是最為稀少的。

 

北京大學造反派批判校長陸平和反動學術權威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記中,獨獨缺了1968年初到12月9日以前的一段,顯然是因為被關押在北大「牛棚」裡面。「牛棚」中幾十個人一間,都在地上打通鋪。和王力先生在地鋪上相鄰的教授說,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員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看到王力脫下身上穿的圓領白汗衫,背上布滿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雲告訴我,他抗戰時期曾經在昆明西南聯大,知道「雲南白藥」的功效,就帶了一盒「雲南白藥」進「牛棚」,還曾經給一起關在那裡的同事服用。「白藥」用草藥製成,傳統上用於治療金創外傷,抗戰時間曾經為軍隊大量製造,文革時成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備品。

王力也和鄭培蒂一樣,在1968年6月18日從「牛棚」被帶出經歷了那場大規模的毒打。他多年後跟家人說,這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耻大辱。但是這些毆打都沒有能寫在他的日記裡。記錄這些迫害事件是危險的,因為會被指控為所謂「變天賬」而遭到更大的迫害。 

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的校園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時,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寫實的記錄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得當時留下文革的真實記錄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確實,四十年後我們也沒能發現當時秘密寫成的能夠為將來的人閱讀的文革記錄。)這些大規模的迫害不但控制當時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記錄缺失的特性而影響相對當時來說的將來——即今天和以後,因為對歷史的評判以及對慘劇的防範,需要建立在對事實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之上。

 

九、

 

當經歷者依然活著,日記縱然失去,往事仍可補記,如果還有這種心思的話。但是,對那些因為日記而已經喪失了生命的人來說,生活和關於生活的記錄都變成了無法逆轉的死亡和毀滅。

黃復新,1964年大學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是長沙湖南省水力電力勘察院的工程師。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學生。黃復新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程專業,畢業後又做工程工作,他讀過的文學作品非常少,文學修養確實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經批評他「文學水平低」。黃復新說,為了要女朋友高興,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具體的方法之一是開始寫日記。他希望通過寫日記來「提高文學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記都給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後一共寫了四本日記。

1970年,一個新的名叫「打擊反革命活動」的運動開始了。與前有所不同的是,這個運動不但在各單位關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進拘留所,再由法院(當時在「軍事管制委員會」管理下)判刑,最後關入正式監獄或者送上死刑場。其中第一步在各個工廠學校進行,由這些單位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公檢法軍管會」商定抓誰。

黃復新的日記放在女朋友的學生集體宿舍裡,被她的同學讀到,而且被認為有「反動內容」。因此他在單位裡被「隔離審查」。他的日記裡有一首表現思念之情的詩,被解釋成「盼望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黃復新說,這首詩甚至不是他自已寫的,因為有時候他無話可寫,或者是為了學習別人怎麼寫作,他會從書報雜誌上抄一些詩文在日記裡。再說,如果他真的「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他與其寫在日記裡,不如設法匿名寄到境外去,還有可能逃過信檢,送到國民黨那裡去。他說他寫日記主要是為了取悅女友,跟台灣沒有任何關係。

黃復新年紀輕,不可能在歷史上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也不可能參加過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重點追查這兩個「反動組織」的成員,不可能成為所謂「歷史反革命」。日記的事情,他在被「隔離審查」之後仍然覺得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所以他雖然被關,却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嚴重問題」。

跟他關在同一間房裡的人,比他年長很多,被指控為「歷史反革命」。當黃復新被通知去參加大會並且聽說可能要逮捕人時,他還以為是要逮捕那名「歷史反革命」年長者。他勸那位年長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準備好直接從會場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樣,身上多穿的衣服進了監獄可以有用。他是個關心別人的人。

他沒有想到,結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眾大會上,他當眾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送到長沙拘留所。以後他既沒有過自我辯護的機會,也沒有過審判過程,甚至也從來沒有收到過判决書,他被口頭宣佈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黃復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淡勞改農場服刑。在那裡,犯人從事高强度體力勞動,而且吃不飽飯。他服刑期間,沒有任何監獄外的人和他來往。沒有人來探監,也沒有人給他寫信。只有他的一個在小縣城裡當小學教師的姐姐,不時給他寄錢,每次5元。這在監獄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羡慕。因為犯人家屬經濟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劃清界線」,所以監獄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當時被稱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區別,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濟。五塊錢對一個小學教員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但是,黃復新的姐姐雖然給他寄錢,却從來不給他寫信。他寫信給姐姐問監獄外邊的人的情况,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談這些,並警告他如再寫信,她將中斷寄錢。

毛澤東死去兩年半以後,1979月底,黃復新的九年刑期立即就要滿期的時候,黃復新被通知「無罪釋放」並得到了法院的一紙平反釋放通知書。他立即回到長沙。這時候,他才知道他的女朋友早已經因為他的日記案自殺身死。

可以想像,黃復新在坐牢近九年終於獲得釋放的時候,又得到這樣的死訊,會是怎樣地震驚和悲痛。

黃復新被判刑時,對他的判决書曾在街頭廣為張貼,以起到威懾作用。但是對黃復新本人,只是口頭宣佈的。他當然不可能保存有他當年的判决書。不過筆者找到一份有關材料,可以說明當時如何用日記作為罪名判刑,以及黃復新的案子既不是少見的也不是受害最嚴重的。

我找到一份關於55名「反革命份子」的材料,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在197021日發出。材料首頁說:「為了加强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份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檢法軍管會。」

這份材料的其餘部分就是55人的名字和「罪行」。其中一個人的罪狀,僅僅就是日記和一些私人文字書寫。

現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歲,四川省人,北京鋼鐵學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資本家代理人。

郭犯思想反動透頂,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書寫十萬餘字的反動文章、日記、詩詞,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間,借交待罪行之名,繼續書寫大量反動材料,惡毒攻擊污蔑我黨,無耻吹捧劉賊,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需要註明,其中所說的「劉賊」,是指當時已經被「打倒」的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當時街頭的大字報都如此稱劉少奇。這份法律文件也用這樣的語言寫。 

55人中的大部分都在不到一個月後被判處死刑槍决,最輕的也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名受訪者說,他記得當時看到在他們食堂旁邊貼出的一份幾十人的「判决書」,有一名被處以死刑的人是鋼鐵學院的助教。這名受訪者當時是大學生,因「反動言論」被「隔離審查」,軍代表威脅說也要槍斃他,命令他跟死刑榜上的人「對對號」。他對死刑名單上年齡身份和自己相近的人印象特別深,但是沒有記下這個鋼鐵學院的人的名字。這位受訪者後來被判刑五年,文革後得到「平反」。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郭昌文,希望提供有關信息。

從這個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過司法機構以日記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動日記」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現在北京官方舉辦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的大報表上,而且出現在判决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說,日記罪已經進入了法律領域,社會中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鎮壓的常規。

1966年到1970年,文革已經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四年。從中學生紅衛兵打死寫日記的陳沅芷老師,到「公檢法軍管會」對「日記罪」的宣判,日記恐怖越來越系統化和嚴密化了。

 

清華大學造反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

 

 

十、

 

日記恐怖是在文革結束後才漸漸結束的。應該注意到,197810日,毛澤東死亡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關於認真清理被指控為「惡攻」的案件的指示》。「惡攻」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縮略語。1971年林彪突然失寵以至暴死之後,「惡攻」的賓語剩下了毛澤東一人。稱為「惡攻」,是因為頻繁使用,才產生了簡稱。文革中,遭到這個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數。「現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嚴重的罪之一,而「惡攻」罪又是「現行反革命」罪中最嚴重的之一。「惡攻」可以被判處長期徒刑以至死刑。這個《指示》規定了有五種被指控為「惡攻」的人可以「甄別」「糾正」。這五種「惡攻」人的第三種和寫日記有關。《指示》寫道:

第三種是,有的人對某些理論問題和方針政策問題,在一定的場合或者書信、日記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種情况,在黨和國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說錯了,也可以通過民主討論、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决,不能亂扣帽子。至於有的同志反對林彪、「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製造的混亂,堅持正確的觀點,反被定為散布「惡攻」言論,那就更不對了。

這個《指示》對一個很大數目的中國人來說可真是性命攸關啊。一大批因「惡攻」而被關在監獄裡或者被戴上「敵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認為再無希望翻案了。在這個《指示》下達以後,才有了黃復新這樣的人被釋放出獄的新景象。對沒有被栽上這一罪名的人,那時候也松了口氣,知道懸在頭頂上的利劍終於解除了一把。

這個《指示》發出之時,正是胡耀邦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後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貢獻很大。這一定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平反,因為文革迫害面的深廣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他們把這不正確地稱作「糾正冤假錯案」。「冤假錯案」是在執法中發生的個別問題;文革發生的則是系統性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所據之「法」為非法。其實,他們自己很清楚把文革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並不符合事實,只是一個掩飾性的說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據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不能算法,但是當時也就是法)本身,才來糾正一個一個的「案」。

當時胡耀邦新法的貫徹過程並不容易。黨治國先生的案例可以證明。他是陝西人,1957年時是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文革受難者》書中的陳祖東教授和李丕濟教授都曾經教過他,這兩位教授在1968年「自殺」。黨治國在1958月被劃為「右派份子」(清華大學有571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作為懲罰被送去煤礦勞動兩年,回到清華大學當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資(一般畢業生為56元),處處受歧視。後來他回了老家陝西韓城農村,1962年「摘帽」,到銅川礦務局當了工人。

黨治國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澤東在那年1月31日批示開始「打擊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之時。他被捕當天,還未審訊,就被當作死刑犯上報陝西省。上面認為數目够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個人,沒有殺他。1971年他被判處20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經省裡批准,市里上報備案就可以了。

黨治國的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就是和幾個年齡相仿的談得來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讀書。他寫有日記並存放在朋友處。文革開始後,1966年,他想到日記裡寫了些有個人情緒的話,怕出問題,請朋友把日記銷毀了。本來是為了安全才銷毀日記,但是這個銷毀了的日記一樣造成灾難。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來覆去被强迫「交待」已經燒毀了的日記的內容。强迫他們互相揭發,編造他們有一個「反革命網」,逼他們陷害親友。「小集團」中有一個女青年名叫李華瑩,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能上大學,當了飯店服務員,仍然喜歡讀書。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被「隔離審查」時,從「五一飯店」的樓上跳樓自殺身亡。她死時28歲,她的女兒才八個月大。文革後這個孩子去了澳大利亞。到了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迫害更加升級。如果不是死刑上報名單上黨治國的名字前面還有別的「現行反革命」,他也會被判了死刑。

文革後開始「糾正冤假錯案」時,黨治國提出申訴。(文革時,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訴。)結果是,1979年「銅川市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為十年。法院寫道:

原判黨治國五八年二月在清華大學上學時因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被定右派份子,不思悔改,堅持反動立場,從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當工人後,長期書寫反動日記,偷聽敵台廣播,散布反動言論,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黨各項方針政策,攻擊無階級文化大革命,無耻吹捧赫魯曉夫,帝、修、反塗脂抹粉,妄圖顛覆無階級專政。

黨治國對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關單位申訴其反革命言論不屬事實,原判定性量刑不當。經復查認:黨治國自六二年以來,對我們的偉大領袖、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由不滿到仇視,攻擊言論是惡毒的,對黨歷來的各項運動和方針政策攻擊言論是反動的。原判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確的。其右派問題,清華大學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聽敵台、談論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屬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對黨治國以反革命定性不變。

判處黨治國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O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O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這份法律文件中,「書寫反動日記」仍然被當作重罪。銅川法院沒有完全執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黨治國再次申訴。在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决書:

陝西省銅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書

銅中法(80)刑複字第02

申訴人:黨治國,男,四十四歲,陝西韓城縣人,原系銅川礦務局八十九工程處工人。

上列申訴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經銅川市公安機關軍管組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銅川市人民法院復審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訴,我院現審理查明:

原判黨治國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當工人期間,書寫反動日記,僅系本人交待,證據不力。散佈反動言論,未構成反革命罪。故判决如下:

一、撤銷銅川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决書。

二、對黨治國宣告無罪。

            銅川市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O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决終審判决,不得上訴。

 

黨治國這部文革時的「公檢法」和文革後的「法院」都未曾見到過的「反動日記」,在胡耀邦關於「惡攻」的《指示》發放兩年後,才終於不再是罪證了。判决書居然還說所謂「反動日記」「僅系本人交代」,完全不承認當時殘酷的刑訊逼供。但是能這樣判决,黨治國遭遇的痛苦雖然不能挽回,總算法律制度有了這一點進步。應該說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十一、

 

胡耀邦的「規定」發出之時,已經是文革開始12年之後了。而實際上以日記治罪却在文革前就開始了。1964月毛澤東和他的侄子毛遠新的一段談話,高等教育部曾作為文件下達(196411日)。這個談話的傳播對發動文革起過很大作用。

  毛澤東: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麼是革命?革命就是無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後建立工農聯盟政權,且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政,資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他們服務的,不是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你們學院出了個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我們,這還不是反革命份子?你們不是感覺不到階級鬥爭嗎?你們旁邊不是就有嗎?沒有反革命,還要什麼革命?

哪裡都有反革命,工廠怎麼沒有?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長都混進去了,不管他改變成什麼面貌,現在就是要把他們清查出來。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份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身邊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

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的陳東平,就是「反革命份子」,當時最嚴重的罪犯。這就是他作為中國最高權力者的定罪觀念。這篇講話的中心是强調「階級鬥爭」應該是年輕人的「主課」。在闡述這個主題的同時,毛澤東顯然也傳授了他的這種對日記的定罪觀念。可以說,文革中對日記的嚴厲懲罰,正是毛的這種觀念推廣實施的結果。

陳東平是哈爾濱軍事工業學院的學生,毛遠新的同學。當時哈軍工因從事軍事技術研究而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大學,學生中有大量共產黨高級幹部子弟。

1963月,公安部編印了一份材料,題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陳東平是其中一例。

陳東平的一名校友告訴筆者,那時候學校開除了陳東平,而且把他當作「反面典型」教育全體學生。校方宣佈的陳東平被開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陳東平在家養病的時候,收聽「美國之音」廣播,書寫了反動日記。至於日記內容,從來沒有向學生公佈過。他們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動」。

我問起陳東平的日記怎麼會被報告上去的。這位受訪者說,那時候學校宿舍裡八個人一個房間,睡上下床,沒有個人隱私空間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為榮,而不是以為耻,日記內容被同屋報告給上面,不是令人驚訝的事情。

這名受訪者還說,陳東平的父親陳再道,有上將軍銜,當時擔任大軍區司令。他被開除以外,聽說還受到監禁。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樣的事情,必定遭到更嚴重的處罰。不知道陳東平在文革中怎麼樣了。再也沒有聽同學中有人說起他。

在把寫「反動日記」當作「反革命」罪的同時,那時候當局大力提倡學習「雷鋒日記」。雷鋒日記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壯語,從內容到語言,都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日記」。在文革前夕,掀起過一股寫雷鋒那種「日記」的風氣。那種「日記」在寫的時候就是準備給別人看的,也會拿到「政治學習會議」上說。除了內容和語句方面絕對符合當局的革命宣傳之外,沒有隱私性也是雷鋒式「日記」的特點之一。

聆聽毛澤東這些教誨的侄子毛遠新,在文革中飛快上升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1969年,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在小組會上對文革的一些做法說了不同看法,24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張志新在獄中受盡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為「堅持反動立場」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在張志新被送往瀋陽大窪刑場被槍决之前,她被反綁雙手拉出牢房,還被用刀子割斷了喉管,使她在所謂「公判大會」上絕對發不出任何聲音。决定張志新死刑的是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毛遠新參加了張志新等人的死刑討論。

毛澤東和毛遠新的這個談話,當時由教育系統傳達下去。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校當局還特別召集只有幹部子弟參加的會議學習討論。在1990年代筆者採訪一名該校1966年紅衛兵領導人時,他也談到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對後來產生的紅衛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紅衛兵是毛澤東推進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主要工具之一。

 

十二、

 

我自己的關於日記的經驗,也可以是文革時代的日記歷史的一部份。

在農村當「知識青年」的時候,物質生活的貧乏,特別是食品匱乏,是顯而易見的。食品貧乏來自錯誤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尤其可以清楚看出,只是沒有人敢說出這一點。在食品匱乏引起身體饑餓的同時,精神生活的貧乏也造成了精神的饑餓。文革收繳燒毀了所有馬恩列斯毛和自然科學之外的舊書,文革中新出版的文學書稀少而枯燥。那時候偶爾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書看看,就像饑餓中的人得到了食品一樣滿心喜悅。我總是聚精會神地讀,而且常常大段大段地抄在本子上。書還掉以後,還可以拿出手抄本來重讀,或者和朋友議論。

記得那時我抄寫了不少書,從唐詩宋詞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的小說片段都有。雖然已經知道了種種政治禁忌,但是在十多歲的時候,哪怕生活條件再苦,也還是免不了有對生活發疑問或者生感想的時候,更時常會有焦慮或者迷惘之感。這些傳統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對不成熟的靈魂的梳理與撫慰。

有一次,我借來了一本舊的《世界文學》雜志。這個雜志專登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樣子像普通的三十二開本的書。這是個老雜志,從三十年代就有了,一直辦了下來,在文革開始後停了刊。我借到的這一本沒有了封面封底,而且目錄和前面的一些頁也不在了,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我知道雜志的名字,是因為文革前讀過這個雜志,而且這是唯一的外國文學翻譯雜志,不難辨識。半本書都卷了角。我一邊看,一邊把書頁一頁一頁展平。那時候,我常常先把書通讀一遍,然後,再回到開頭處,一邊重讀一邊把自己喜歡的段落抄下來。偶爾的時候,在括號中寫下一些自己的評論。

就在這本缺頭少尾的雜志裡,我讀到了安妮﹒福蘭克的日記和她的故事。她是一個猶太小姑娘,當納粹迫害猶太人時,她和家人秘密藏在一個閣樓上兩年,寫下了一本日記。後來他們被納粹發現逮捕和送進集中營。她在15歲的時候死在集中營裡。全家四口人,後來只有父親一人從集中營裡活著出來了。他回到全家被捕前的隱藏處發現了女兒的日記本,經過努力出版了這本日記。

我也許以前已經讀過這個故事。我的一個親戚一直訂閱並且很好地保存這個雜誌。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曾經一次五本地借了這些雜志來看,生吞活剝,看得很快,直到把那一套雜誌全部看完。那時候安妮的故事似乎沒有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一個沒有經歷過生活大變動的小學生可能對納粹時代猶太人的不幸遭遇感到驚駭與同情,但是也會感到相當隔膜。至於這一次閱讀,給我最深震動的也還不是她所遭受的苦難,而是她對她的日記的態度,或者說,她和自己的日記的關係。

安娜給她的日記一個名字,叫做「吉蒂」 ( Kitty )。她把「吉蒂」當作一個人,一個想像中的朋友。她不是寫日記,而是在和一個名叫「吉蒂」的朋友談話,向這個朋友傾訴她的故事和感想。在秘密生活的狀態下,除了和她家人住在一起的另一家人,她不能接觸任何別的人。朋友對她的意義是異於常人的。而她在被迫轉入秘密生活之前的一個生日禮物(13歲生日),一個日記本,不但被寫上了關於她的生活和內心世界的文字,而且這日記本身就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這一把日記當作朋友來談話的作法,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

我開始把我的日記也稱為我的「吉蒂」。當我為現實生活中的醜陋現象感到憤怒的時候,當我為身邊人們的行為和我的道德原則發生衝突感到失落的時候,當我對社會現象產生疑問而無人可以與之探討的時候,當我煩躁不安或者孤獨軟弱的時候,我打開日記本子,和我的日記談話。這是一種安靜也相對安全的行動。事實上,我寫得很小心,比如,我從未寫下文革給我認識的人造成的灾難,我也從不寫自己對時政的評價。我用含糊的語言來描寫自己的感受,或用最簡短的字句來記錄生活中的事件,不表明自己的任何評判或者傾向,僅僅為了在以後還可能記得什麼事情發生過了。有的時候,只是描寫了森林和田野中的瑰麗景色,那些花和大樹,鳥和雲。

我用和日記的談話取代了和朋友師長的談話。在一個寂寞的精神環境中,我要學會的是自己和自己談話。我需要給另一個自我取一個名字,從而分開二者來進行對話,並在這種談話中獲得生活的力量和智慧,雖然這種談話只能以並不充分的程度寫下來。

 雖然寫得小心,寫得簡短,寫得含蓄,但是漸漸的,也積起一些,可能有半個本子。那時沒有櫃子也沒有桌子,自然也沒有抽屜。這本子常常放在枕頭底下枕套裡面,一個當時對個人來說最接近最隱秘最尊貴的地方。

1974年,我碰到一名姓康的「知識青年」。她說,有個叫張麗英的知青的父母正在設法替她辦「病退」。那時候,「知識青年」要回城,主要只能靠「走後門」。「後門」或者來自父母的權力和關係,或者靠鈔票來得到。權力當局給的路,只有「病退」(因病退回城市)和「獨留」(父母身邊可以留下一個子女)兩條。小康說,張麗英精神失常多年,應該符合「病退」的條件。然後,她談起張麗英精神失常,是因為她的日記被人撿走看了。

張麗英是雲南思茅專區思茅農場八連的北京知青,文革開始時初中二年級。她出身「紅五類」家庭,又非常努力地勞動和表現,所以調到了「基幹民兵連」八連當排長。1971年,雲南發生了大地震,傷亡人數很多。思茅灾情比較嚴重,震後人們不能再住在原來的房子裡,搬到臨時搭的地震棚子去。就在張抱著她的被褥枕頭搬出去的時候,據說她的日記本子落在地上,被別的知青揀了去,讀了以後發現是「反動日記」,把日記本交給了農場領導,農場領導又交給了縣公安局。公安局抓走了她,把她關在拘留所裡。在拘留所裡關了幾個月以後,她精神錯亂了。後來張麗英被放出來了。她並沒有被判刑,但是已經病得很厲害。她的家人把她接回了北京,但是,多年來她在北京一直沒有戶口,也就沒有「糧票」。

小康說,張是一個帶著很重的「中學生味兒」的人,愛想問題,用道德標準來衡量事物。張從思茅回北京探望父母,在從南到北穿越中國的長途旅行中,她看到了一些腐敗現象。當她路過小康住地時,曾談起她看到的陰暗面和自己因而產生的幻滅感。這些大概就是後來她寫進日記的「反動」內容。回憶起他們的那一場談話,小康感嘆說:「她以前一直很順,所以太天真太單純了。那種想法,怎麼能往日記上寫呢?」

我聽著,只覺得背脊上一陣陣發凉。我並不認識張麗英。但是我們同為「知識青年」,而且,我也像她一樣喜歡寫點什麼,我的日記本子也放在枕頭下面,也可能落入什麼人的手中,也可能被說成「反動日記」。而最觸動我的一點,其實是她雖身遭不幸,但是至少還有一個「紅五類」的家庭,所以她當過「基幹民兵」排長,她病了她的家人還能幫她辦「病退」。由她的遭遇,我立即想到的是,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會是什麼樣?聯繫到我的家庭背景,懲罰一定會加重幾倍。我又能經受得起那種被拘留的情境嗎?我的家人能經受得起這種事情嗎?

我甚至沒有問清張麗英的「病退」到底辦成了沒有,因為聽到她的故事,我只覺得一種重重的壓抑和恐怖像大霧一樣彌漫過來。另外也是因為一種冷漠,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去同情和幫助一個相對來說處境比自己還略好的人。那時我只在想,我要保護自己,哪怕就是落到她那樣的境况中,我也絕不要讓自己精神失常。另外,我也一定要防止自己落到她那種境况中去。

實際上,在聽到張麗英的故事之前,我的日記已經被燒掉了。我的兩個「知識青年」好友和我得罪了生產隊的領導幹部,當他一次叫嚷要開我們的「批鬥會」時,我們中最年長的一個立刻想到了我們的東西可能被抄,說應該立刻燒掉信和日記。我們馬上這樣作了。

那天,好友之一燒掉了她遠在千里之外的男朋友幾年來的信,有很大的一包。因為家庭地位的不同,因為各自的工作不同,因為居住距離的遙遠,他們的關係遭到很大壓力,但一直持續下來。她燒掉的一定是她當時生活中最引以為珍貴的東西。細碎的火焰吞吃著紙片,發出淡淡的光和熱。平展的寫有密密字跡的紙片痙攣扭曲成黑色的薄片,稍稍一抖動,就變成了灰。紙上無論寫著什麼,記錄過什麼樣的感情和知識,於火焰的形狀色澤都毫無影響。我的第一個「吉蒂」在火中成了灰燼。

安妮住在秘密後樓上兩年。作為一個人,她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出現在門外和街上,也不能讓人知道她還活著。她蜷縮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但是在她的日記裡,她是敞開的,她是真實的。她在日記裡寫到,她要讓日記成為她的可以向之吐露一切的朋友,她不會向她的這一朋友隱瞞任何東西。於是,她的日記不但成為一個黑暗時代的罪惡的見證,而且成為對人的心靈的深刻的探索。我的同代人與她不同。我們的身份是公開的,我們的身體並未隱藏。但是,為了不成為另一個張麗英,為了不被逮捕,不被指控為犯有「惡攻」罪的「現行反革命」,不失去城市戶口或者回城的機會,等等等等,我們必須隱藏自己的思想,甚至在日記中也一樣。

後來,我又有過第二本「吉蒂」,不過,更謹慎,更小心。總是寥寥數語。在日記中,也必需要嚴格地在文字上思想上作自我審查。只有這樣,才能免於被焚的結果。而略微詳細的日記已經被燒掉,如今只留下了關於灰燼的記憶。當人的公開的生存和日記的無聲却真實的載錄無法並存的時候,選擇重重地傾斜向生存一邊。

於是,我從來沒有過一個持久的可以對之吐露內心的日記朋友,如同安妮﹒福蘭西的「吉蒂」。不同的境况造成了她的日記和我的日記的不同,儘管我曾經想要模仿她的。我沒有進拘留所或勞改場,也沒有在集中營裡被害死,我遠比她幸運,然而我失去了那個成長時期的心靈的記錄。也可以說,在那一時期,我就沒有獲得過足够的精神的學習和成長。

 

十三、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中,日記是很特別的一種,因為不是寫給別的人看的。寫日記,可能是人的所有行為中最為個人化的一種,並不意在影響外界。但是,文革當局不僅僅嚴格控制了人的職業和居住(文革中頒佈的1975年新憲法取消了1954年憲法上本來寫有却也不真實行的「遷徙自由」,城鄉戶口之間不准逾越的界線,迫使幾乎所有的城市青年離開父母下鄉等等),吃飯和穿衣(發糧票、油票、副食品票、布票和「工業卷」等等),而且嚴格控制人們的思想包括日記寫作。當寫日記會招致迫害和監禁,人們停止寫日記,這樣,文革成功地剝奪了人們思想自由的最後一角空間。

西方學者用「極權主義」來稱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於權力可以到達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極端程度,可能在各處有所不同。因此「極權主義」的實際含義也各有特點。這種對日記的摧毀,顯然是中國文革「極權主義」的特色產物之一。

從古代以來,人們就寫下了各種關於未來社會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的想像。這是人類對理想未來的構思和追求。我想不起來在種種理想社會的藍圖中,有沒有作家提到過日記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稱為「反烏托邦」,即對未來壞社會的想像的作品中,《1984年》確實寫到了日記。在書的一開頭,主人公溫斯頓躲在他的房間裡一個電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龕裡寫日記,雖然他知道被偵查到了的話可能判刑25年甚至被處決。

在「1984年」世界中,「老大哥」的電子屏幕時時處處在監視著人們;一群專職幹部天天都在從事篡改歷史記錄;那裡有「思想警察」當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裡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為「黨」根本不會讓你到中世紀宗教法庭那樣的地方去慷慨陳述你的見解然後才把你殺死,黨在把受難者送去公審之前就先用嚴刑拷打摧毀他們的尊嚴,然後讓他們交待什麼就交待什麼。溫斯頓只有偷偷寫日記。是為了誰呢?他想是為了將來,為了還沒有出生的人。他寫了日記,記錄和批評他所經歷的。在書的最後,他被逮捕了,被毀滅了。 

 1948年用英文寫成的這本政治幻想小說裡,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後在中國文革中發生的種種故事,絕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畢竟也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知道有預見和認識這種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顧並思考文革歷史的時候,那些千萬人的集會,大人物之間的衝突和勾心鬥角,重大事件的發生,暴力和死亡,總是首先抓住人們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爭論。而像那個時代的人寫不寫日記這樣的問題,也許因其安靜和細小,可能就逸出了視線。

文革一開始,1966日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兩篇社論,標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在相當程度上是文革領導者的行動綱領。摧毀日記摧毀私人精神生活的最後空間,就是「觸及靈魂」的一有力手段。殘酷懲罰寫日記的「思想犯」,就是「橫掃牛鬼蛇神」的一個部分。在文革時代,由於恐懼,對自己的真實想法人們不但不能說出來,而且不能寫下來,最後也就不思想,只能隨著文革領導者的話語行動。回首往事,不能不承認那是一片思想的沙漠。溫斯頓式的英雄其實是少之又少的,因為還未產生,就已經被窒息和扼殺了。

當沒有了日記,沒有了對一個時期的個人性質的記錄,官方記錄裡又充滿了大量的謊言和空白,文革時代留下的真實記錄實在很少很少。這種歷史事實不被記錄的後果之一是,離開了事實與經驗,對文革的評價都變得空疏而且沒有依據,所以也就無從進行。

事實上,被燒掉的並不只是日記,而且還有個人對生活和自身的存在意義的積極感受與反應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樂、憤怒和悲哀,人對事物的道德判斷,如果被認為失去了被記錄的價值,人就可能漠視了對人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的追求。

我曾經和被訪者討論,一個社會,如果別的都還好,比如,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會公平,但是,却不准寫日記,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可被我們當作一個好社會接受呢?也就是說,如果可以有機會進行討論和選擇,我們會不會願意犧牲寫日記的自由,以此去換取溫飽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銀子去換一包糖果?

實際上,當文革進行之時,宣傳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過這樣的革命,來達到一個理想的「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於是,不僅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和鎮壓,而且對「人民」的居住和就業等等方面的嚴格控制,包括對寫日記在內的自由的剝奪,都可能被解釋成是為了一個美好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美好社會真的需要這樣的代價,而且允許我們選擇,我們是否願意做這一交換呢?

或者,這個問題也可能是,如果我們被應許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將會摧毀一切我們認為不好的壞東西,但是,同時也必須要毀掉個人的日記。我們是否該接受這樣一個革命甚至投身於這樣的革命呢?這是一個在理論上首先需要想清楚的問題。

然而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應該會清楚地瞭解到,這不是一個需要費思索才能回答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個可能性不存在。經歷了文革這樣一個不能寫日記的時代之後,人們已經看到在這樣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並不曾因日記的消亡而改善,却分明是日益惡化了。那個時代沒有日記,也缺乏食品、服裝和住房,也難見信任感、友誼和道德。人們生活在貧困和恐懼中,精神和物質一樣匱乏,頭腦和腸胃同時空虛。

是的,找不出一個鉗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寫日記但是生產發達物質豐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類社會。可是這個問題還是應該討論。誰知道呢,也許若干年以後,又會有人强迫人們接受文革這一套,用一些聽來美妙的東西作為理由,再開始一場文革式的革命。

 

     寫於1996-2006

 

第十八期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