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期首頁

天 佑 民 國

 論美國的重復錯誤、國民黨的一廂情願與中共的對台之謀 

 杭州 單

 

一、對於中共,美國一直在重復著錯誤

 

二零零二年初(二月下旬),喬治•W•布希,美國第四十三任總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即訪問北京。期間,他有意識地接近即將接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想進一步瞭解胡的個人背景,以摸清中共新一代「湖底」的秘密。於是,布希選擇了到胡出身的中共清華大學做演講。可以說,布希的北京之行就是一次專程的「探湖」之旅。而在此之前(二零零一年),布希的決策班子已專門邀請胡錦濤正式訪問了美國,以圖近距離觀察胡的個人作風,借此把握中共的可能走向。

對於美國政府來說,瞭解、認識並掌握某個關乎美國政經安全與國家利益的他國政要或政權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作風、背景,等等,這些有關他個人的情況,真是太重要了!因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和相關決策的制訂正是由此而來。僅就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制訂來說,就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共領導者(毛共一世)毛澤東個人的多次近距離的接觸與瞭解,以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與中共實權人物鄧小平的「美中友好」交往,這兩次經由對中共領導者個人性格、出身、嗜好等等針對性強的瞭解,並在此基礎上所制定的政策,事實已證明,它們都是錯的。然而,始終相信個人魅力和風格會主導施政和決策的美國,竟沿著其長久形成的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及慣性,不能對其已證明錯誤的對外政策,比如對中共的政策,果斷做出調整,而使繼任者繼續重復前任的錯誤。杜魯門之於羅斯福,詹森之於甘迺迪,卡特之於尼克森,都重復了對中共政策的不斷的錯誤。今天,連任第二屆的喬治•W•布希仍在重復著他的父親喬治•布希總統和他的前任比爾•克靈頓總統在對中共政策上的不斷的錯誤。比如,他對中共總書記的這位繼任者胡錦濤的個人的興趣竟完全超過了對胡錦濤背後的胡所「服務」的「中共」這個政權的興趣,錯誤就此開始。

布希總統和他的決策團隊直到二零零六年的春天,也就是在布希連任第二屆總統已經是第六個年頭,而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的第五個年頭時,他們還是在試圖摸清「面目模糊」「讓人捉摸不透」的胡錦濤的個人情況及其心中所想。當然,布希總統和他的決策班子已為此產生了相當的無力感,乃至出現了失去方向的迷茫。

從二零零一年以來的美國政府公開並實際執行的多個前後不一的對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即可看出其中的矛盾與無奈:「戰略對手」、「競爭者」、「建設性合作夥伴」、「接觸並扼制」、「既非朋友又非敵人」、「利益攸關者」,等等。這些決非是明晰且強有力的對中共外交與戰略決策,而是相反,是在中共有意誘導與迷惑下的被動跟進,自我抵消,可謂是當今美國國家對外決策中的最明顯的分裂。

嚴重的是,決策錯誤導致的還不是另一個錯誤,而是巨大的悲劇,且重復的決策錯誤導致的是悲劇的不能終止。自一九四零年代至今的半個多世紀裡,在中國,在亞洲,十數億人的被奴役,數千萬人的被迫害致死,近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幾十年陷入地獄般的邪教暴政集權控制下,這一切悲劇的發生與持續,都是由於本應負起責任、制定出正確決策的正義力量一方的代表——美國政府,未能認真負責並在一種綏靖主義的惰性之下,草率從事所導致的人類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因而,美國政府也犯下了人類史上最嚴重的道義瀆職罪。

在此,筆者需要嚴肅聲明:我們在這裡最嚴厲地向美國政府發出批評,並不是在漠視和遺忘那一批批為解放被壓迫的人民、為保衛自由世界而犧牲在各地戰場的美國士兵,而是相反,我們對他們的智勇與忠誠,還有他們基於同為神的兒女的友愛與奉獻精神,充滿了敬意。

今天,最後的可作贖罪的機會已經出現——中共正在崩潰——慢動作倒下。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中共各級官員已魂飛魄散,而一九九九年的「五八轟炸」已使中共「別無選擇」,只剩下了「發動核戰」這最後的「熊招」,這些年來,北韓的核訛詐「作為」,其實正是中共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核戰略」的預演。可惜,美國政府和西方世界在「利益」的迷惑下,在中共這個超級邪魔強盜的威嚇下,竟怯懦地放棄了可以挽回他們「以自由戰勝暴君」的自由之國的道德形象的這次機會,讓中共——今日世界上最邪惡的暴君之國的歷史再次蔓延,而不是果斷制止它!作為因「波士頓傾茶事件」(傾倒來自中國——雖然是在滿清統治下——出產的茶葉)而獲獨立的自由之國——美國,有責任和義務伸出她幫助中國人民擺脫專制奴役的道義之手,實現諾言,正如她當今的總統所宣誓的——對受難和被壓迫者決不會袖手旁觀。

然而,不幸的是,美國在對付集權專制力量尤其是對付中共的自由事業中,總是那麼猶豫不決,瞻前顧後,貽誤戰機,把到來的機會不是留給自由世界而是拱手送給敵方!最後,當不得已時,比如二零零一年「九一一」發生後,就採取過去的老辦法——「恃強淩弱」——找那些低級的專制邪惡小暴君予以打擊,而對於在背後支持這些低級邪暴予其精神和物質的後台老闆——中共,竟還得笑臉相邀「共同反恐」,可謂人鬼不分,自亂陣腳。也許,這將導致人類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最大的悲劇之後,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還要接著再經歷另一場更大的不幸——它不是外來小行星的撞擊——它是人類之間大大小小核子武器的撞擊——全面的核戰!中共軍方——中共政權的主要支柱及其統治意志所在(謊言和暴力是中共統治兩大支柱),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已經多次公開或半公開地發出他們這樣的核訛詐戰略叫囂了。中共已有的核訛詐戰略意圖是——讓北韓(還有伊朗)發起核戰宣傳與核訛詐在前,將自由世界步步引向核戰邊緣,最後必要時其實際執行者將是它自己,其意志即為:不惜與美國及其「自由世界」同歸於盡!

在二十世紀下葉的「冷戰」期間,美國未能果斷阻止中共發展出核武能力,這是美國和自由世界所犯下的最嚴重最致命的戰略錯誤!今天,美國正在自取其咎。此刻,我們不禁回想起蔣介石先生的睿見:「(美國)對共黨放鬆警覺必將造成悲劇」(一九六四年)、「(美國)應在大陸中共未完成核子投射系統以前,對其予以消滅」(一九六五年)、「應組成以美國為首的反共聯盟;美國不能退出亞洲,應當注意中共的陰謀;主動摧毀中共的核子裝置」(一九六五年)、「只有消滅中共才能消除(世界)核子大戰」(一九六八年)。

所謂「縱虎歸山」,貽患無窮,美國對中共錯誤政策是也!悲劇的製造者,首先是美國政府。

回顧中共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建黨並建立政權以來的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可以發現其頗顯特殊的歷史軌跡:雖屢遭挫折,卻往往化險為夷;雖屢陷絕境,但又總能絕處逢生並苟活壯大。南昌建軍、突圍長徵、西安事變、重慶和談、朝鮮戰爭、毛尼會晤、八九民運、蘇東瓦解,等等。在這些緊要關頭,總是中共轉危為安瀕死而再活,到了今天,它竟可以在世人面前聒噪起什麼「和平崛起」了,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古人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而,美國政府和自由世界,在對中共的「知彼」上,確是只用心在「知人」——瞭解其領導者個人的特點,以個人認識整體,以個性代表政權,其最終就是:其人不知,其面不知,其心也不知,其對中共政權更不知。這是因為,中共根本就不是一群「人」的「集體」,它不是「山頭」,不是「河流」,更不是一片「湖水」,它是「一團邪氣」,是突破了人類文明和道德底線的人類所前所未有的邪惡政權!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政府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竟輕信了一些西方左派記者和職業外交官的對中共領導人的單面印象,做出了「中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尚具反蘇傾向的中國式民主政權」的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判斷。當一九三六年秋,身著粗布軍裝的毛澤東對斯諾說: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是一個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和門羅主義的堅決的擁護者的時候;當一九四零年代,毛澤東對美國政府派來的外交官謝偉思說:你們應該讓來華美軍個個成為民主的活體廣告的時候,斯諾、謝偉思們顯然將對毛的個人印象變成了對中共的印象,進而成為美國政府對中共制訂決策的主要依據來源。

一九四五年秋,由美國方面促成的國共重慶談判並達成《雙十協定》,可謂是美國政府對中共的認識錯誤下所導致的一次嚴重的政策錯誤:「毛——代表中共;蔣——等於國民政府,毛蔣會晤就是中國和平的開始!」這就是美國在二十世紀對中國所犯下的最不能原諒的政策錯誤!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悲劇是始於一九三六年的「雙十二西安事變」,那麼,這個悲劇本可以在十年後阻止它的繼續,然而,這個悲劇竟然被放行了,放行者就是美國政府,一個口頭上宣誓捍衛自由民主價值觀而行動上卻只以膽怯、敷衍、綏靖應對的華而不實的政府。

重復的錯誤,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延續到了一九七零年前後的尼克森總統頻頻派員並親往北京會晤——實際正是上了毛澤東的圈套。此後,就是卡特總統中「小平之招「而「棄國投共」,終讓中共度過文革後的生存難關,而步步成為今天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頭號威脅。當年,蔣宋美齡女士就曾敏銳地指出美國政府數十年間錯誤連著錯誤的對中國政策。如今,美國反恐政府,又在犯著貴族青年式的浪漫與幻想症,竟欲與中共統治者保持「戀愛關係」而期望「終成一家」,等待中共在「經貿開放之下政治上會和平轉變」,此可謂是西方和平演變中共的「紅樓夢」了!

對於中共,對於中國,一百年來,美國政府就是如此誤判連著誤判,錯誤接著錯誤,後任政府重復著前任政府的錯誤,在誤判和錯誤裡不能自拔,以致讓專制邪魔竊笑不已(他們已經竊笑了半個多世紀了),而令愛好自由的人們痛心失望。

 

二、對於中共,國民黨始終在一廂情願

 

再說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葉,如果說美國政府和西方世界是在以科學主義的尺子,單方面丈量中共的外表尺寸——給中共「看相」的話,那麼,中共的生死對手中國國民黨卻是在一相情願地給中共「測八字」——陷於中國傳統的國情認知框架中,將中共僅視為中國歷朝歷代不斷發生的那類地方禍亂現象,故稱之為:共匪、赤禍、朱毛封建割據、長毛賊、烏合之眾等等,把中共草率地定位於匪、禍、割據、賊等,甚至還將「朱毛」(朱德、毛澤東)等同於中共政權,完全忽視了中共產生的背景及其政權的特殊來源和它的性質;進而又據此制定了對中共的政策——中央政府對「地方叛亂」的軍事圍剿或政治招安,即將中共儘快以軍事手段加以「剿滅」。這個「政策」只看到了拿起刀槍的中共,卻沒有看到比刀槍更危險的中共的「思想」!顯然,國民黨是沒能清醒認識到自己正在與一個前所未有的邪惡勢力作戰。

實際上,「國共之爭」是一場歷史上罕有的正邪大較量:將決定中華民族是再復興還是再沉淪;中國是「實現民主與自由」而再生,還是「淪落於共產集權與暴政」而死亡。在這樣一個至關國家存亡民族興衰的危急關頭,如果中國國民黨能有清醒的認識,竭盡全力地進行一場政經、軍事及學術思想的世紀大決戰,如此,中國必將會有全然不同的命運。然,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暨中國國民黨本有機會借勢發動這樣一場世紀大決戰,卻由於掉以輕心,反為中共一方利用,轉而成為中共輿論和軍事取勝的契機。期間,雖有蔣介石先生有所明察與銳見,但也未能在國民政府裡和普通知識階層中形成共識,從而擬定出正確的對中共的決策,待到蔣公發表《中國之命運》時,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之咽喉,實已為中共所扼。而至此,蔣公尤不察,國民亦不明。哀呼!吾整個中華大陸只有在上蒼悲憫的注視之下最悲慘地沉淪了!此正「中共統治,萬劫不復」矣!

 

西安事變與蔣公的未悟

國共之間長達八十餘年(1924 ——2005 )的較量史,大致有五個關節點: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一九四五年的「重慶和談」、一九八七年的「開放探親」、二零零五年的「連宋登陸」。其中,以「西安事變」和「重慶和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和後果最為嚴重;而只有「開放探親」於國民黨一方具正面意義。

一九三六年發生的「西安事變」,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大轉捩點。自進入一九三零年代後,國家情勢日益緊迫。一方面國民政府艱難建國;另一方面北俄東倭交相侵略,瀋陽「九一八」,日寇揮刀開始發動侵華戰爭,而中共在共產國際和蘇俄支持下公然僭立背叛民族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猶如一枝毒箭射向民國肌體。在這腹背受敵之時,是同時撥明槍避暗箭,兩顧不暇?還是退而先除毒箭,避免慘遭內傷?如此重大關頭,國民政府及蔣公諸人,竟再次失察無悟,又把機會丟給了中共,可謂慘痛!

就』西安事變」本身來說,今天看來,它是由蘇俄與中共統戰人員於幕後(潛伏於東北軍、西北軍及國民政府裡)鼓動與策劃,由張、楊武裝綁架了合法國家首腦(張、楊其罪已不可赦)。期間,逃脫北竄苟延於陝北延安(此地距西安不過二、三百公里)的中共蘇維埃異族傀儡政權,在其主子蘇俄史達林的直接指揮與遙控下,搖身一變,扮演成「中間調解人」,大行巧言令色蠱惑世人之能事,左右了「事變」發展的方向。「事變」最終是正向轉還是負向轉,本應是取決於南京國民政府和蔣公的決策與選擇的,可惜不幸的是,蔣介石先生竟被一群思維狹隘、目光短淺、識見疏陋的「南京來的人」,給簇擁著淒淒惶惶「東南飛」了!歷史的機會就這樣隨意地丟給了中共——終使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遭殃受到邪惡勢力的禍害。

顯然,國民政府和蔣公是一廂情願地相信了中共的「承諾」:「取消蘇維埃政權、放棄階級鬥爭、接受改編、共同抗日」等等之類的欺騙和謊言。在此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生死悠關的關鍵時刻,國民政府卻只以傳統的歷史眼光作判斷,只以個人性命的安危與局部利益的考量為依據,任隨蘇俄和中共黑手深入國中,而不是「痛而思深」——將此事件的發生作為深切的教訓,及時反省,轉為國家政治戰略的新起點,以寬廣的視野和超常的思維,將被動的「事變」隨即改為主動的調控,並從此高度警惕中共,如此,倒尤不失為塞翁失馬。比如,蔣公本應借此「被扣西安」之機,拒絕離開,索性留在這「長安」之地不走了!同時,再堅持將西安設為「全國戰時行轅」或「戰時首都」,於此戰略縱深地帶,外禦日寇,內防中共及其紅色代理人,則國家長久被動的局面必會因此「意外之舉」而大獲改變(向好的方向),中共也必不能再興(起),中國也必不會再分(裂),反而會提前一個世紀實現全民族的復興。這樣一來,中共就唯剩北逃蘇聯的窮途末路。於是,二十世紀裡,花花公子張學良也就成不了「當代吳三桂」,湖南宵小毛澤東也就當不上「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毛共一世」了!

可歎的是,七十年後的二零零六年,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竟有多位網友發帖子建議「遷都西安」(也有建議遷南陽、襄陽一帶的),贊成者極多。這真是:

七十年前臨潼劫,三四方面俱恓惶;原是天意再點化,未悟蔣公可惜人。

成竹遙寄石頭城,借機久留長安地;只因未能遷都西,方生無限遺民恨!

 

關於民國的「定都」

今天看來,西元一九一二年推翻滿清帝制而成為亞洲第一共和的中華民國,其將臨時政府的首都設於南京,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民國的動盪不定,播遷轉進不止,實與定都不確有直接關係。乃一國之立必先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乃一國之中必先定都,都安則國定。「定都」不是軍事,也不是家鄉觀念的產物,它是國家政治戰略實施的起點和中心支點,所以,它首先是屬於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中山先生嘗言:革命之根本在求學問之深且閎。可惜,國民政府在「定都」上未能有深入的學術上的探討及在政治戰略上的全面規劃。其實,早在二百三十餘年前(自一九一二年起上溯)的清初,民族思想家顧炎武就對未來漢族復國後的「定都」有過學術上的初步探討。從他所作的筆記文章暗示中,他鍾意的正是今日陝西西安及附近一帶。他寫道:

 嘗謂人曰:遍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轂關河

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

不十裡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孫靜庵《明遺民錄•顧炎武》)

事過境遷,物是人非,數百年前的觀點未必全然適合今日的現實,不過,其中的道理大致不差。就「定都」來說,北京的韃子氣,南京的金粉氣,已均不適於作新生的民主共和之國的政治首都。相反,這兩處地方,都是應該漸消其「帝王氣」,而只留其「文化氣」,以作「文物古跡」者。然而,二十世紀的百年史,是往壞處墜落的發展史。國民政府竟一相情願地選中了「金粉南京」作 首都;而竊取大陸統治權的中共又逐滿清腥膻而往,直入集聚了千年罪惡淵藪之地的北京,作了其偽政權的「赤都」。於是,整個中華大陸變為罪惡叢生的土地,淪為人間的地獄。中共像極了滿清,又惡過了滿清。(有網友稱中共為「後清」者,但這還不是中共真相。)

 

重慶和談是啜泣哀痛

歷史,就是機會的來臨或失去。「西安事變」發生將近十年後的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歷史的天平再次向中華民族正義事業的一方——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和代價的中國國民黨傾斜,但又是不幸地,鬼使神差般地,使國民政府再次一廂情願地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錯誤「建議和調解」,相信可與中共「合作建國」,「組成聯合政府」,向已呈坐大之勢的毛共首領毛澤東連發電報,邀其赴渝「會談」,簽定所謂「雙十協定」。此著竟使中共頓可與國民政府平起平坐而可行欺騙世人於無阻矣!國民政府與蔣公一廂情願伸向毛共的「和談之手」,竟是將「勝利果實」輕易付於對手,可惜可歎,可痛可惜!「重慶和談」不是「慶祝和平」,是「啜泣哀痛」,是國民政府自陷國家於完全被動、終陷人民於塗炭的政治自戕!

「重慶和談」之前,國民政府也一廂情願地相信了蘇俄史達林——它是欲滅我中華奴我族人的沙俄的最陰險惡毒的繼承者——的欺騙許諾,而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自中奸計,自上圈套。隨後,數十萬國家精銳之師(國軍之「遠徵軍「主力)竟被輕易引向了東北戰場——蘇俄與中共聯手設下的戰略陷阱。從此,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即陷入了步步被動,求生存而不能,致使大陸淪陷敵手。此正是:與盜賊談雙贏是自作盜賊,與惡魔謀和平是自取滅亡。

 

三、天佑民國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中共竊國政權於北京粉墨登場,擅改國號,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而國民政府於該年底被迫轉遷台北,實也天意在此。

民國遷台,蔣公主政。歷經多次慘痛與教訓,蔣公已有所悟,如他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有了台灣,共產黨就無奈我何!」「只要保住台灣,我就可以用以恢復大陸。」台灣者,留華夏一脈而作承祧之「挪亞方舟」也!中華之不死,民國之再興,此若非天意又為何?

事實上,中共一方的部分成員對於國民黨暨中華民國可據守台灣而安渡危機,似也有所幡悟,如軍方和解派代表人物,中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中共軍隊作家劉亞洲(二零零四年升為中共空軍副政委,中共現政權的「國策」參謀,他於一九九零年代以來數次秘訪台灣),在其《金門戰役檢討》長文中就「神風」——徘徊海上的國軍主力胡璉部突然登陸金門增援守軍,以及此役前後所出現的有利國軍的天象與異常,而明瞭醒悟此為「天不滅國軍」——「天佑中華民國」者也!

只三十年一代人的經營建設,國民政府現在地的台灣,竟真成中華復興之基地,蔣經國先生所言之「毛共垮台後唯一能夠治中國的就是國民黨」竟將趨實現(按:但已非今日之台灣中國國民黨,當是重新崛起的、包括現存台灣國民黨在內的真正的全中國國民黨)

二十世紀國民黨於中華民族復興事業奠立之最大功者,前為領導推翻異族滿清統治的孫中山先生;中為堅持反共抗俄的蔣介石先生;後有於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決策「開放黨禁報禁」的蔣經國先生。(經國先生於該年即對黨內同人道:「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此「開放黨禁報禁」舉措既施,中華民國之台灣頓為民主大海灣,而中共控制下之大陸即成專制小堡壘矣!台灣是為民主不沉之母艦,大陸則成暴秦將崩之阿房。此為自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件」國共開始公開決裂六十年後,中國國民黨一方終於以正壓倒了邪,真正處於了上風,站在了制勝的道義高地而可蔑視已趨末途之中共矣。(經國先生之後,李、陳主政,此又是歷史從「反面」巧作佈局,意鍛煉民主之島於純青,打造自由之舟於堅固,而待馬躍中原馳入大陸也!)在今天的大陸,相當部分的官、民私下裡已有了「台灣的(民主化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民主化的)明天」這樣的共識。

然而,在台灣國民黨終將影響大陸實現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決不是一帆風順,可輕易實現的。八九「六四」,中共在躲過「文革」難關後,再度面臨生存危機。此刻,主政台灣的李登輝先生,誤判中共,以為中共僅是想「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已,便輕率地自我降格,放棄已處的道義高地,與中共頻作接觸,枉開談判,癡等中共「理性復歸」,卻不料又一次重蹈「一相情願」之覆轍!正若有識者所料,中共尋機攪混局面,強推李入獨派陣營,以大陸「民族主義」作對抗民主潮流及綁架大陸民意的精神武器,成功分化台灣國民政府領導層,瓦解國民黨泛藍陣營,於此種種,都讓中共度過政治危機而可繼續欺騙苟延於世。

今日,中共又扔出「經貿」圈套,欲借連宋之手,套牢馬主席,牽住馬英九,將其栓牢在台北市中,以妨其有可能「躍馬中原」,抵擋台灣可能刮來的民主「颱風」。中共此計如故,當該慎防。

 

四、胡溫及其「公關秀」

 

  國共「重慶和談」六十週年之後的二零零五年,中國農曆的乙酉年,此為「晨雞一聲,其道大衰」!歷史似乎又再輪回,國民黨泛藍領導連宋(宋楚瑜一生大部時間服務於國民黨)接連登陸,在北京上演了又一幕「國共和談」。此次國共「北京和談」,倒還真有一點當年國共「重慶和談」的影子,只是「北京」已不是「重慶」,歷史也不會完全重復。如果說蔣毛的「重慶和談」是一場「真劇」,那麼,二零零五年的胡連「北京握手」則是一幕「假戲」了。

連戰、宋楚瑜均是在台灣兩次大選的失敗者,且宋楚瑜還是脫離國民黨自組所謂信奉三民主義的「親民黨」的黨主席,可謂不倫不類。而連戰雖還是台灣第一大政黨國民黨的「主席」(二零零五年八月被推為「榮譽主席」),但已僅是一位在野黨的領袖而已。所以,連戰既無當年蔣介石背後民國政府正統的威權,也無能力像當年據守台灣、奉明朝為正朔的鄭克塽那般,可舉整個台灣而降滿清。因為他已沒了那種對台灣統治的絕對王權(南明永曆封鄭成功為延平王,成功表辭,仍用「招討大將軍」號,以忠明朝。至鄭氏收復台灣,始稱東都明京,後又稱東寧,雖未有「王國」之號,但卻具「國王」之權),連戰只是多少有點鄭氏的影子而已。

今天的民主台灣——中華民國的現在地,已是實現了政黨輪替的民主之地,她的自我調節能力已使任何一黨的領導人,只能做民主社會的公民,而再也不能當受招安的「國主」了!連戰在大陸(二零零六年四月)「宣佈」的「大陸為『王國』,台灣為『重鎮』」之類,只是他喝了中共的茅台酒後自我獻醜的政治玩偶滑稽相,也正證明他政治觀念的腐朽、個人識見的淺陋及人格的怯懦與卑微。連戰們在中共統治下的北京的言行,也是他們民主之魂已丟、民國之魂已失的直接證明!

於是,不到一年之中,公子哥兒、貴婦美人態的連方夫婦接連「訪問」北京,先後兩次被中共「邀」進中南海的瀛台「餐敘、夜宴」。此時受寵若驚又樂不思民(國)的連方夫婦,大約已完全為中共「迷(局所)惑」,成了中共「統戰宴席上的醉鬼」了。中共選擇瀛台「宴請」來自台灣的過氣在野黨魁,是頗含用心於其中的。「瀛台」者,眾人皆知此為清代末年慈禧老佛爺幽禁清廷名義上的主子光緒帝之所,卻不一定知這「瀛台」之名含義所來――明代時此處名「趯台坡」,「趯」就是「躍」,「趯台」就是「躍台海而控之」、「瀛取台海主動」,如此用意盡含其中矣!

當然,現今中共高層決策者似已放棄被動的對台動武的首先打算,而著意於「武嚇」下的「文攻」,採取「以經貿鎖控台島,以黨爭擾亂台北」這樣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圍控台灣的「主動」之策。誘連戰登陸,即為中共對台「新思維」戰略的重要一著,並試圖以此一著為餌,將台灣這只經貿、技術與亞太戰略巨艦鉤緊在它專制中共的大陸岸邊,最終作為「中國崛起」的東側踏板(西側為中亞諸國及俄羅斯,即所謂「上海合作組織」)。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錦濤訪美期間,其作為「禮物」送給布希總統的絲織《孫子兵法》,可看作這正是中共這種對台「新思維」的一份特殊的「說明書」。當然,中共選擇對台「文攻」策略的前提是:美國若帶頭阻扼中共戰略的實施並將導致中共政權欲全面崩潰時,美國將承擔爆發「全面核戰」的代價。也即,要麼你讓我「文取」台灣,要麼咱們核子大戰同歸於盡!

現在看來,乙酉年台灣國民黨高層能接受中共的「邀請」接連登陸,而與中共「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大致是基於對「中共已變」的判斷——這當然是誤判!認為今天的中共已非歷史上堅持暴力革命的那個中共了,今天的中共已自我演變成了類似於「社民黨」那樣的政黨了,而且中共也在與國民黨趨同,向三民主義靠攏,等等。二零零六年四月間,隨連戰再次來北京的多位國民黨高層官員如張榮恭之流等就曾公開(如「作客」中共 CCTV)這樣表態:國共兩黨在趨同化!可以說,連戰的國民黨高層也是在把胡溫當成了「中共政權」,並且只彙集了中共大陸沿海和大城市「改革開放」樣板的表面(甚至是虛假的)資訊,以及部分贏利台商(實為中共所統戰了的)帶回的資料基礎上,所作出的「中共已變」的判斷,這仍是在重復歷史上國民黨對中共的一廂情願。更為可惜也更讓人著急的是,為海峽兩岸民意所期待、於二零零五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竟也多次聲稱當今的胡錦濤已與他的前任們有所不同,已有所改變,云云。直到二零零六年七月,馬英九訪問日本,他仍一廂情願地說,海峽兩岸的統一要等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倒是東京都知事石原當面提醒馬英九:中共不瓦解,中國大陸不會實現民主化!

的確,如果我們將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刊出的當今中共高層政治參謀、公關顧問鄭必堅的「《中國共產黨在21 世紀的走向》」,其中所寫的「現在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中國共產黨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這些話,同共產黨的洋教最高經典《共產黨宣言》中的核心之論:「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有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兩相對照,甚至可讓人得出中共已不僅是「改變」了,而是已經「背叛」了(《共產黨宣言》)。

然而,中共果真將如鄭必堅所言的這般嗎?其實,以共產黨的邪惡與暴力的本性,鄭必堅的所言只是中共又一次對國際社會的巧言欺騙,就如同當年毛共一世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花言巧語一樣。只不過,這一次它的「論述和詞藻變得溫和雅致」了,又塗抹上了一層當代盛行的「政府公關」的色彩。中共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了「現代公關理論與實務」,在對其傳播施加限制與控制的同時,中共高層卻逐漸接受、採用了這一極具時代特徵的實際上有遊說、影響和「宣傳」功能的新手段,作為其實施國內外輿論欺騙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而至胡溫「上台」,中共的「政府高層公關」的運用和發揮即達到了高峰。胡與溫可稱得上是中共現政權「公關部」的「實任部長」和「總設計師」。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作《把目光投向中國》演講,在國際公開場合首提中共欲「和平崛起」。此篇以中國傳統文化作修飾的「和平演說」,可謂精彩!三年多後的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胡錦濤又在美國耶魯大學作《中國的和平發展》演講,算是溫家寶《把目光投向中國》演講的姊妹篇。胡錦濤在這篇約三千字的演講稿中和平、和睦、和為貴等「和詞」,就用了約三十個,可謂是「最和平的演講」。

其實,胡溫他們這樣在國際上頻頻朗誦出動聽的「和平之歌」,作出「最和平的演講」,正是他們在做「國際公關實務」!而他們在國內時不時演上的一把「親民秀」,耍一耍的「和諧腔調」,就是「國內公關」了。毫無疑問地,胡溫的這些公關實務,其實就是中共在新條件、新環境下的「陰謀公關」、新式詐騙術而已!對國際是毒謀;對國內是「謀剋」;對台灣是「謀取」。這就是胡溫「公關」背後,當今中共的真實「走向」!

 

五、中共的「事業」是盜賊和騙子的事業

 

作為一個始終迷信暴力和謊言的邪惡魔體,中共堅持其馬恩列斯毛意識形態及其集權專制暴力體制,這就註定了它除了倒下死亡外,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或具備改惡向善、自我更新機制的特性與可能的。中共表面上的一些看似有「變」的做法,其實都是為了它統治穩定的「不變」而玩弄的花樣。

從近幾年來,中共對控制下的大陸人民的殘酷鎮壓——對法輪功學員的持續虐殺蹂躪、對失地農民維權活動的血腥恐布、對政治異見人士的逮捕騷擾、對新聞輿論和網路媒體的鉗制與監控等等,就可知其所謂「對內謀求和諧」,不過是公開的謊言罷了。

自中共組黨建政以來的八十餘年間,海內外的研究者一直缺乏對中共政權性質的深入研究和深刻認識,將中共及其政權作為「正常的政黨」和「正常的政權」來對待,陷入了現代政黨和政治理論的逼仄死角,而對中共的張狂與殘暴徒剩憤怒與無奈。當然,以新的視角和方法研究毛共及國共史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內外的紛紛出版面世(如一九九九年在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和二零零四年在海外開始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等),使對中共性質的認識終於走上了正確的軌道,並終於揭開了識破中共面目、認清中共本質的二十一世紀反中共時代的帷幕(中共即使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徹底垮台,「反中共」的使命也不會在整個二十一世紀裡結束。)

在談到國共兩黨的關係史時,不只國民黨方面的一些人,就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他們也常常會把國共兩黨的關係比作「兄弟關係」——這又是一廂情願的錯誤類比。中共根本就不是國民黨——中華民族現代政黨的「兄弟」。中共是馬列邪教的種子,專制帝王的肉身,它只是以「中國人」的「相貌」來偽裝冒充了國民黨的「兄弟」,它的「政治基因」是反中華民族、反中華文化、反自由民主和反世界文明的國際共產「幽靈」。人們所期待的「國共合作」只能是「貌合神離」欺騙與被欺騙。

中共的「成長」史,恰似一顆邪惡的種子在二十世紀蠻荒了混亂了的中國大地上發了芽,並最終汲取了古今中外邪惡勢力的所有「養料」而「壯大」為人類史上罕見的專以吞噬正義和良知為「生」的邪教政治集團。它具有中外歷史上所有邪惡勢力、集團和事物的一切特徵,而其最顯著獨特之處,正是——以最大的偽裝作最大的欺騙——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中共有一句代代相傳的「革命經典」: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而罪魁禍首、毛共一世首領、蟊賊澤東常言的「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就是中共這個邪惡政權的暗室座右銘和公開生存術!沒有原則就是中共的最大原則,維持政權就是中共的最高原則。故所以,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裡,最可能發動世界核子大戰的,就只能是中共這個邪教政治集團。這是當它已知自己死亡來臨時的最後「告別式」——來自邪惡,歸於邪惡!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的「發展壯大」的過程,就是從一個欺騙到另一個欺騙而一步步「走向勝利」的欺騙過程。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南京國民政府、東北軍、日軍、汪偽政權、蘇聯、英美西方世界等國內外各種勢力之間欺騙周旋,終於混水摸魚,趁機獲得生存並發展壯大。接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又在蘇美之間左欺右詐,在美方面前故意「表現出反蘇情緒」(王明《中共五十年》),而在蘇方面前則大肆吹捧史達林(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而使美方以為中共親美反蘇,使蘇方認定中共親蘇反美。其實,中共既不反蘇也非親美,它只是像盜客在大戶間的「來往」,又像是為得到每個嫖客好感的娼妓在頻使花招,其意只在奉行與任何一方都採取既發生關係又沒有關係、而只為「謀求」己方利益這樣一個生存原則。所以,中共的「事業」就是盜賊和騙子的事業。中共的存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恥辱。

 

六、中共對台之「謀」及其滅亡

 

海內外的許多中共和中國問題觀察者,多年以來通常是把「國內經濟問題」如企業改制、能源環境、金融腐敗、下崗失業、收入分配等,作為中共「最關心」的「頭等問題」。其實,這也是在中共長期有意欺騙、迷惑和誤導下的盲目認識。中共自組黨、建政直至「改革開放」,它唯一真正關心的、視為頭等大事、作為重心問題的正是「對國民黨的策略」,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告台灣同胞書」再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這才是迄今中共三世(虛擬四代)領導人「執政興國」的核心問題。對於中共來說,這也是如民間所謂的「命該如此」。中共「寄胎」於國民黨組織內,「成長」於廣州國民政府之下,竊國於國民黨手中,正所謂悖入悖還,天道難違。

中共叫嚷「崛起」,但它知道它面前有一個繞不過去的「第一道障礙」,這「第一道障礙」不是美國,更不是日本,它就是今天在寶島台灣的國民黨和已經民主化的中華民國政府!這是真正讓中共頭痛難安的問題。看一看中共數十年來,每到陽曆元旦和農曆春節的「社論」、「賀詞」、祝辭」、「講話」中,必提的「台灣問題」,就知道這「台灣問題」才是它年年不忘月月想的「心病」,才是它「內政外交」的「重中之重」。

對於中共來說,「台灣問題」是可致其(也必致其)黨亡政垮的死穴,是它「崛起」(也就是苟延生存下去)中必得「解決」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毛共一世(毛澤東)一直想以武力「解放」之而不能夠;毛共二世(鄧小平)欲以假談判真對峙「解決」之而不真談;毛共三世(江澤民)意只談「和解」而不可能;所以,對「台灣問題」謀求和解的――「謀取」策略,就由毛共四世胡錦濤(和溫家寶)來執行了。

在內憂外困的「驚濤駭浪」之中坐上中共赤色宮廷頭把交椅的胡錦濤,面對的是國內共產信仰的全面崩潰、社會道德的完全淪喪、中共官員的普遍腐敗、社會貧富的絕對擴大、國土生態的的持續惡化——之內憂;其國境東西南北的民主化浪潮和顏色革命以及美日台的軍事結盟與戰略合圍,還有傳統盟友的相繼垮台或自樹降旗(如卡紮菲利比亞)——之外困。作為胡(溫),他們自然不具有毛共一世、二世、三世那樣的「政治作為」的空間和個人能力,但他們還是有表演與發揮的手段及舞台。於是,作為中共首要問題的「台灣問題」就必然成為他們做秀和「公關」大戲的主節目了。表面上,對台「謀求和解」似乎是胡溫的「新政」、「新思維」,其實根本不是。對台「謀求和解」這是毛共一、二、三世五十餘年來在對台問題上,由武(「解放」)、談(「談判」)到和(「和解」)三步曲所自然演進的必然結果,當然它也是中共由生到死的必然命運。海內外的政治觀察者,總是期盼中共高層內會出現個把戈巴契夫那樣的在高層內部瓦解共產黨的關鍵領導人物。這也是一廂情願的夢想了。「戈巴契夫」只能產生於蘇聯和東歐,在中共和它控制下的大陸,即使有過「准戈巴契夫」式的領導人物,他也逃不過歷次政治運動,逃不過由中共邪教核心力量操控的「自動」絞殺機。胡耀邦、趙紫陽他們的「悲劇」,不是他們「欲當戈巴契夫而不成」的悲劇,而是他們要當「好的共產黨領導而不成」的悲劇。

今天,中共在對台問題上,選擇了「謀求和解」之策,其圖謀和算計即是:

在國際上暫時以表面上的「投降路線」(所謂「謀求和平」、「和平崛起」)作掩護,以公開放出的「全面核戰」即核訛詐(應該有其實施計畫)作戰略後盾。對國內左右各派勢力各作姑息加操控,自找台階、自我安慰。而適時啟動對台「謀和」即「謀取」之策,繼續以可控的經貿為手段和誘餌,逐漸拉緊國民黨與之由經貿間的「交流」發展到政治上的「媾和」,實現表面上的「國共互同化」。與此同時,繼續以「黨爭」分裂瓦解台灣泛綠,再使藍綠相混,「盡染」赤色,「讓玉山紅遍」……待未來條件具備時,便與台灣那面目已分不清藍綠卻甘戴紅帽的主要政治勢力「合作共組」一個表面上相對開明專制的「淡紅中國」。其前提是保證共產黨仍是中國第一大黨的政治地位,不失去對「國家」的基本控制權。如此,則中共歷史上所犯種種罪惡,便可既往不咎,隨歷史而湮沒。

可以看出,中共對台的這個「謀和」即「謀取」之策,實際就是中共的「自保」苟活之策,是中共意欲金蟬脫殼、逃避懲罰之策。

中共的這番算計與謀劃,不可謂不謀得深算得遠,更是陰險狡詐機關用盡。不過,這可算是中共的一「廂」情願了!作為一個外來的邪教政權,中共是逃不出「胡虜無百年之運」的千年定律的。今天,包裹著「一團邪夷之氣氣」的中共馬列子孫集團,欲自碰民主的「高台」——已在台灣實現了民主政治的中華民國,可謂是自取滅亡,亦真天意在此。多行不義必自斃,惡貫滿盈,天畢其命。這正是:忽喇喇共產大廈將傾,昏慘慘革命魔燈將盡。

天將永佑民國!

    (寫於丙戌七月,西子湖畔,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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