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期首頁

 

陳映真應以文學為自由呼喚!

李勇

 

  我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候認識余光中,我可以確定他是一個立場堅定的反共知識分子,而當年那批高叫「鄉土文學」與「工農兵文學」的人,決大多數是台灣的左傾份子(也就是親中共人士),他們之中有陳映真。這些人痛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獨裁作風,不滿國民黨的仇共反共立場,並認為台灣的文學被國民黨約束控制,阻隔了他們與「父親之國」(指中國大陸)的交流,也切斷了他們對祖國文化的傳承,而以余光中為代表的文學,忽視底層民眾需求,因此,他們懷念三十年代左翼文人,推崇中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並認為那就是「鄉土文學」。

  尤其是陳映真,此人崇共愛毛若狂,響應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中共在反右、文革中摧殘中國文化、迫害知識份子視若無睹,對中共禍國殃民無動於衷。相反,他邀集一批左傾份子,研讀「毛語錄」及「毛選」,把一個變態、顛狂、殘忍、惡毒的盜匪當作偉人吹捧,他既痛恨國民黨,也不認同中華民國,甚至希望中共解放台灣,因此,他被台灣聯合報記者楊蔚檢舉,遭到警備總部逮捕,判了七年徒刑。

  在中共處心積慮要血洗、解放台灣的戰爭狀態中,國民黨的防共政策也許過于嚴苛,但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陳映真明知故犯可以說求仁得仁,怨不得人!

  陳映真犯的錯誤有兩個。第一,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尊重他的政治理念,何況他為了這個理念遭到國民黨囚禁,是一種了不起的犧牲,別人不應該對他堅持的理念菲薄。第二,他把所有反共的人說成是國民黨人,否則也是被國民黨收買利用的人,好像反共是國民黨的專利,被國民黨包辦。

  陳映真有沒有想過,當飽受共產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到了海外,看到陳映真如此推崇加害於他們的政權,他們的心里有什麼感想?當在海外從事新聞采訪工作,知道中共政權在大陸殺害近億中國人、餓死四千五百萬中國人時,看到陳映真對那個屠夫凶手唱讚歌會有什麼反映?

  陳映真生活在資訊流通迅速的台灣,並有機會經常出國,豈有不知道共產黨的殘虐,為什麼他還有這樣離奇的認知。到二十一世紀,他目睹共產黨在俄羅斯、東歐瓦解,即使堅持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的中共政權,也舍棄共產教條,全面走資,這才使十三億中國人擺脫一窮二白,略得溫飽。事實證明,共產主義、馬列教條有如「薩斯」「禽流」,所到之處一片死亡蕭條。

  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殺戡異己,屠宰同胞,數達千萬。中共的毛劉周鄧緊隨其後,更是青出於藍,其它共產小國如高棉、越南也不遜色,除了大屠殺,就是迫使人民大逃亡,數百萬人逃奔怒海,逾半葬身魚腹,其慘烈曠古未見。這些政權及其政治手段,居然是陳映真向往的政治理念,今人百思不解。

  且不說平民百姓,就以陳映真的同行文人來說,他們在大陸的遭遇,就足以叫陳映真同情。除應為他們仗義執言,這些文人從三十年代起,就像五零到九零年代在台灣的陳映真一樣,是一群為共產黨奪權鳴鑼開道的左傾份子,但看到中共君臨中國大地,他們應該可以分享解放果實,結果,他們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離子散,僅一個反右及文革,被整死的文人就不止百萬,陳映真難道全然無知?這種政權難道就是陳映真所認同的?

  陳映真親共,而且誤把中共當作中國來熱愛擁戴,為了親共,他遭到國民黨人迫害,因此,他認為所有反共的人如非國民黨,就是被國民黨收買利用,他不相信大陸淪共後中國人所受的苦難,也不相信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會挺身出來反對中共的禍國殃民,他把一切反共的行動歸入國共斗爭的範圍,這不但是偏見,而且是犯罪念頭!

  海外華人看得很清楚,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只有奪權之恨,並無毀家之痛,而大多數中國人與中共不但有國怨,也有家仇,為了逃避他的統治,中國人千方百計離鄉背井,求庇異國,到處流浪,他們不怕死,就怕被驅逐出境送回母國,這種心情比猶太人、吉普賽人更傷痛。最好的證明是﹕在台灣的國民黨此刻已不反共,而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對中共也不再有敵我意識,香港暢銷的几本反共政論雜誌在台灣沒有銷路,但在香港、大陸則是人人都看,陳映真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難道還認為這又是國共鬥爭在海外的延續?

  今天在海外堅持反共立場的華人決大多數來自香港或中國大陸,而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最有勇氣、最有風骨者。他們關心在大陸的骨肉同胞,過去五十年來寄錢寄糧接濟親友。當中共八九年六四屠城後,逾百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香港被中共接受後,他們不斷向中共的倒行逆施抗議。他們要求中共還政於民,停止殘民擾民,此次都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他們要求撤換無能親共特首董建華,連元旦也有十萬人聚集情願,如此種種,均可見香港人比台灣人更有道德勇氣,陳映真是不是以為香港人被國民黨收買了?

  今日在台灣的國民黨人,因反對台獨及民進黨,早已把中共視為製止台獨的希望所在,千方百計討好巴結中共,希望得到善意回應,若干國民黨人如馮滬祥之流,從「驅逐馬列,復興中華」轉變到認同「一國兩制」與不要民主的「和平統一」。

  經過文革被否定,大審四人幫,毛夫人江青入獄之後,海外有一批曾經左傾入迷的作家覺醒,開始撰文暗貶中共(不敢明批)。到了八九年六四北京屠城,不但有作家倒戈,也有一批共干棄暗投明,變成海外批共反共的文化鬥士,只有陳映真不為所動,仍然對無產階級專政充滿幻想,不但不敢為過去冤死的文人學者申冤,甚至不敢對毛共有任何何一點非議。

  二○○一年底,陳映真以台灣代表身份去大陸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這個被共產黨掌控的會議,出席者必須與馬列徒眾有相同的理念,在那種眾左雲集的會議中,陳映真自然變成局外人,大陸女作家王安憶事後回憶,不知就理的形容陳映中「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他當然寂寞,在「馬列大家庭」中,他的「斯人獨憔悴」乃是必然之事。甚至在台灣左傾狂潮泛濫中,他也佔不到一個位置,因為後來居上的聰明人太多了,多到他目迷五色,心志茫然,處境之可憐可以想象。

  過去陳映真除了熱愛「父親之國」,還把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的死敵,他大概不知道,今日中共為了打擊頭號大敵――台獨的民進黨,把過去國民黨的「忠貞之士」與「反共大將」拉去變成他們在台灣的代言人,這些人去大陸開會,不但領導接見,並在紅地毯的貴賓席上與他們杯酒言歡。當此之時,一貫反國民黨的陳映真在中共新貴眼中已成了過時過氣的攔腳石,誰也不會再把他當作人物接待,當然也不會為他鋪上紅地毯,更不會為他高舉「國產」名酒「茅台」互助大家走資發財,他的寂寞可以想見。

  大陸美女作家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斯人獨憔悴有這樣一段話來形容﹕「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為落伍者。」一點也不錯,在中共全面走資,拉攏「美帝」的政策下,一向反對萬惡資本主義、墮落資產階級的陳映真,當然是落伍者。過去國民黨走資討好美帝,他口誅筆伐,並寫了很多小說形容台灣資產階級的沒落、美帝「殖民台灣」的可恥。但對共產黨他不敢也不願撻伐,因為中共除了是他「父親之國」外,他更知道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你反對他你就是敵人,一旦定為敵人就得按毛賊的「敵我矛盾」理論來處理。清算鬥爭後再加以鎮壓,豈容你信口雌黃、以文犯案。

  一個人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擇善固執當然了不起,但如果堅持的是一個比盜匪更邪惡的流氓政權,那就叫擇惡固執,不值得炫耀吹噓。別人如對他批評,他應該接受,豈可隨便為別人栽植戴帽?

  就我在海外生活多年、睹盡華人在政治認知上的左右飄蕩之後,曾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左傾親共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被共產黨人的宣傳所騙,一種是蓄意欺騙共產黨。這兩種人都不是什麼愛國者,前者是愚蠢,後者是狡詐。

  從陳映真在文壇上得到評價看,他決非什麼愚蠢的人,因為愚蠢的人寫不出這樣好的文章,也沒有資格被稱為「大文豪」,那麼陳映真的左傾親共是什麼原因,誰都可一目了然,假如他不是落伍,假如共產黨堅持教條,不全面走資,陳映真當然不會寂寞,更不會憔悴,北京的中共頭目自會以紅地毯接待他、以茅台酒敬他,尤其當他以台灣代表身份出席「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黨和人民」將會眾星拱月般的包圍他,推崇他,不致讓他在熙攘的入叢中孤坐一偶,沉默寡言了。

  陳映真在演講中提到他的摯友尉天聰,並感謝尉對他的培養。這句話,勾起我與尉一段交往的回憶。尉是台灣研究三民主義專家任卓宣先生的夫人尉素秋的姪子。一九五四年我結束香港難民生活到台灣求庇並升學,曾經奉父命去拜訪任先生,蒙任夫人視為子姪給予勉助,並在任府見到當時仍在高中求學的尉天聰,彼此雖無太多來往,但卻很羨慕尉天聰在姑父母家有家庭的溫暖,也知道任夫人自己掏腰包為尉天聰出版「筆匯」雜誌,那時候我過的是流亡學生生活,溫飽不足,前途渺茫,根本說不上對文學有什麼興趣,只知道自己自一九四九年之後到處逃共禍到香港再逃到台灣,目的是避開中共清算鬥爭與血腥鎮壓。我擁護中華民國,認同三民主義,相信國民黨必會反共復國讓我們重返故里,因此對「筆匯」為何培養出陳映真這樣的「大文豪」全然無知。日後,由於我在香港「星島日報」撰文批評陳映真投共左傾,尉天聰從此把我視為仇寇,某次我從美國打長途電話去台灣,告知他共同的朋友去世,他居然沉默以對,拒絕與我傾談。

  尉天聰的表現,使我很難忘懷,而且十分氣憤。當台灣文學界在為鄉土文學爭論時,正值中國大陸文革期間,我記得尉天聰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一篇論文學的文章,文內一再強調「工農兵文學」的重要與「資產階級文學」之可恥,同時並讚揚中國大陸文革中所出現的「新生事物」,假如這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必讓人以為是出於江青主導的寫作班子「梁效」之手。

  在文革初起的年月,從台灣到海外,有一批自以為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對文革發生充滿了好奇與幻想,文革語言瑯瑯上口,由於不敢對蔣及國民黨過於明目張膽地反對,於是在文字與言談中對中共頗多暗喻讚揚,尉天聰也許不像陳映真那樣親共左傾,但他的「無產階級想法」在他文字中卻非常明確的表達出來。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星島日報的金山客語專欄上批評陳映真親共言行,陳映真在接受香港「百姓雜誌」記者訪問時,硬說這是國民黨派人在海外打擊他。其實我既非國民黨人,也與國民黨人沒有來往。但他卻毫無理由的替我戴上藍帽,這與此刻紐約的親共份子把所有反共人士形容為台獨份子一樣無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陳映真從台灣去吉隆坡接受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所頒的第七屆「花維」文學獎,並發表「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的演講。一個認同共產黨的人,居然如此向往自由,令人驚訝不已,難道他完全不知道從史大林到毛澤東這些大狂魔對言論自由鉗制之嚴苛,難道不知道數以千萬計的文人在史毛統治下被封口殺頭。既然向往自由卻把最自由的美國視為仇寇,把此刻開放自由的台灣視為分裂國土的一個省。

  陳映真這類在自由世界享受資產階級生活、卻擁護共產制度的人,自以為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愛國者,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表現才是真正叛國賣國,因為一個愛國的人,豈可贊成自己的國土被一群認洋人馬列為祖宗的人糟蹋破壞,豈可忍受自由的骨肉同胞被那批馬列徒眾摧殘殺害。

  但是,陳映真就是熱愛那批馬列洋奴。多年前,他去「父親之國」旅行,接受當年紅衛兵頭頭譚立夫招待,詳談甚歡,他難道不知道,譚立夫在文革開始之際鬥死數不清的「反動學術權威」,兩手粘滿了善良中國人民的鮮血,對中共政權而言,他是造反英雄,所以文革浩劫結束,他依然安坐良位,擔任北京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陳映真持什麼心態才去把譚立夫此人當作「骨肉同胞」來親近?

  陳映真得「花維」文學獎的作品是他在「聯合文學」上發表的一篇中篇小說「忠孝公園」。那是一篇諷刺有皇民的台灣人與曾經作做過國民黨特務的大陸人的對話及他們悲慘下場的文章,前有暗喻李登輝,後有暗喻當年拘捕迫害他的「國特」。我怎麼看也看不出它的文學價值,但生活在自由世界而對共產制度擴張戒懼的人,卻把它視為瑰寶,台北「聯合文學」大篇刊登,馬來「星洲日報」則隆重頒獎。假如亞洲真如陳映真所願全面解放赤化,看還有沒有人欣賞他的文學思想與擁共立場,說不定老舍的下場就是他最佳寫照!

  此刻中共為了改變毛時代一窮二白、恐怖落後面貌,被迫開放,大陸人在開放空隙中冒險披露了部分文革中受辱傷亡的史料,一向熱愛文學、關心同胞的陳映真應該看到文人學者在大陸挨整的慘狀,比起他與李敖、柏楊等人在台灣的遭遇,大陸文人的悲慘何止百倍、千倍。

  就以陳映真崇拜的三十年代左翼文人巴金來說,他在文革中被鬥被批,精神和肉體受到嚴重摧殘,他的妻子蕭珊更被活活整死,劫後餘生,他也只敢以溫和模糊的文句寫了几本「真話集」,並「鬥膽」建議中共成立「文革浩劫博物館」,在中共與陳映真鑒識標準中,巴金如此「反動」,是不是國民黨留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作對的文化特務?

  陳映真在講演中說﹕「二十歲前後,我偶然在一條舊書店街,闖進了被戒嚴體制嚴禁的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禁區,我讀了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在我心中點燃了向往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火炬,一九六八年入獄,魯迅、茅盾、高爾基……等作品的情節、人物和語言的記憶,在囚禁的歲月中給了我力量和心靈的自由,至今難忘。我於是體會到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而文學本身也是自由的本身。」

  看了陳映真這段話,使我啞然失笑。這些三十年代為中共奪權制造輿論的人,只要不死都嚐到大陸淪共後中共剝奪人民自由的種種殘毒手段,更體會到中共高叫的「解放」卻是一場古今中外罕見的浩劫。陳映真繫獄可以看書,可以寫作,大陸人民即使在獄外也只能背毛語錄、看毛選,所有著作一律禁絕,而那些「解放」前後對共產黨謳歌吹捧不絕的文人學者,也不准自由閱讀寫作,甚至還得被囚被辱被勞改,為什麼那時候陳映真不體會到文學對自由的呼喚。

  「星洲日報」頒獎給陳映真,是欣賞陳映真的文學造詣還是欣賞他的左傾親共立場?這是我對陳得獎最大的疑問。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因為「星洲日報」的老板張曉卿,是一個親中共的馬來亞華裔,木材商人,與中共的政商關係密切。當他斥資逾億買下與他商務毫無關係的香港「明報」及「星洲日報」時,還有人猜測他的動機,香港新聞界一度盛傳真正拿錢出來投資並非張曉卿,而是某個重視宣傳的政治集團。說白了,就是中共政權在背後操縱。

  「明報」打著中立的招牌,卻肯定中共就是中國,張曉卿雖是馬來華人,卻與陳映真一樣熱愛「父親之國」,他們不必受中共過去五十三年加諸中國人身上的苦難,卻享受到他們的榮冠與照顧,由於彼此「愛國」立場一致,由「星洲日報」頒獎給陳映真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何況陳映真既痛恨國民黨統治台灣,也反對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他的政治理想應該是台灣讓中共解放,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享受「社會主義幸福」。並使中國在台灣富、大陸強之下統一,這是盼望「中國」富強的陳映真最大願望,這樣一個「愛國人士」,「星洲日報」豈有不頒獎給他的道理?

  陳映真說﹕「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點燃希望的火花,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到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請問﹕過去五十多年來,因為中共高壓而喪志、喪命甚至禍延三代五族的人何時才可重燃希望的火花?被中共打殺仆倒的人有几個又站起來了?被中共凌辱的文人學者如何找回尊嚴?事實證明,中國大陸因六四屠城而喪子的人得不到安慰,因反右、文革而沮喪消沉的人至今還沒有恢復勇氣!直到今天,大陸的文學還被共產黨的條條框框所約束,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只不過在網絡上發表几篇與當中央不一致的文稿,便立即被拘捕入獄,就連一個北京師大剛畢業的二十二歲女學生劉荻,只不過寫了幾篇暗諷中共政權的文章,就被當局如臨大敵到她家中抄查、帶走電腦、光碟,然後把她關在看守所,不准家人探望,一年之後才在國際輿論壓力與「美帝」過問下放人。

  面對如此倒行逆施的中共政權,陳映真在得獎演講中一句也不提,只知高叫自由,並說文學是對自由呼喚,請問陳映真,你什麼時候以文學為大陸上渴求自由的文人作家仗義執言過?

  零四年二月中旬,香港基督教會辦的浸會大學聘請陳映真做他們學校的「住校作家」,為期兩個月,在此期間,他為學生講述「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的課程,他到校首日,發表「我的文學制作與思想」的公開演講,敘述他被國民黨政權迫害的經過,一點也不為他當年瘋狂研究毛選、熱愛魯迅批判國民黨的言行有一點悔意。

  他在演講中說﹕「沒有任何一門學科能像文學那樣讓人們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學是一切關於人與生活知識的開端。」

  希望陳映真在停留香港期間,聽聽香港人講述他們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目睹中共殘害中華民族、摧毀中華文化、禁絕中國文學的種種惡行,有了這樣的「認識」,他應該為他過去的種種言行作補償式的修正。

  因余光中遭遇批判,使我想起以左傾馳名海內外的陳映真種種往事。我希望,自稱有原則的陳映真,不要再擇惡固執,應該實踐他以「文學呼喚自由」的真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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