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期首頁

 

逍遙派說文革


根據2004年10月一次「口述歷史」採訪錄整理補充

 

高爾品

 

 

  我知道,逍遙派在文革中,是最讓雄糾糾的紅衛兵和氣昂昂的造反派們看不起的。但我不能撒謊,因為,我真地是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遙派,何況我的那些同窗和我一樣,如今都還活得很是清醒。

 

 

要想了解文革――得先了解十七年

 

文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強化專制極權統治的一個大惡果,是中共十七年不斷內訌內鬥的總爆發,是中共十七年對外對內一切倒行逆施的總表演。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沒有可能了解文革之所由來;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同樣不能了解中共文革之種種瘋狂行徑的歷史成因。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述﹕文革,不過是使中共從一黨專制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使中共從堅持「馬教」專制統治走向了堅持「毛教」專制統治,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使中共的從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滅民族歷史文化……。

今天不談理論,我還是從自身的命運說起。

  我清楚地記得,1958年5月18日的夜晚,我的父親和安徽省的一萬八千多名知識份子一起被逮捕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來到學校時,早讀還沒有開始,卻發現班上有七、八個同學都哭喪著臉,聚在教室的後門口,一個個全低著頭,也不說話,等我也站到他們身邊時,才知道,他們的爸爸也被抓走了。判刑之後才知道,罪名都是「右派加歷史反革命」,「判決書」都是法院統一油印的,上門只是填寫了不同的名字而已。

  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就被學校、老師和所謂出身好的同學,指罵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們去看守所、勞改農場或勞改工場去看了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回來就要被變相地批判和鬥爭,不是被叫起來罰站,就是罰我們打掃衛生。可以說,我們無時不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中。尤其是在1962年之後,那時,人們剛剛熬過了餓肚子的歲月,毛澤東又開始「大抓階級鬥爭」了。雖然那個時候,我的父親已經被「保外就醫」,但是,我們仍然屬於「五類份子」的家屬。父親是要在街道上被監督勞動的,每天早上必須按時去掃大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他沒有被弄死,我那個教了一輩子書的舅舅就在勞改農場被活活地餓死了。我們還沒有家破人亡,因為我的大哥大姐還能夠寄錢回家,養活我們的父母,供我和我的小哥上學,我們才沒有停學去拉板車、賣冰棒或撿垃圾,沒有討飯,沒有從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境地。所以,我們已經感到很滿足。雖然恐懼的陰影從來不曾在我們家裡的每一個人心頭消失過。

  我想著重說的是,其實,從1949年以後,恐怖就一直就深深地籠罩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身上,除了那些「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解放者們」,再就是那些「自認為被解放了的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們」。中國共產黨當時就有四千萬黨員。這些黨員中的掌權者們,從中央到地方,到每一處農村,到每一所小學校、小商店――凡是中國領土所能達到的地方,都由他們統治,都由他們說了算。在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一個普通人,祇要說了一個黨員的「壞話」,或向一個黨員提了意見,就會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會被勞教勞改,家破人亡。

  而這個統治集團又是由什麼樣的人組成的呢?

  一種是1949年前就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因打下了江山而掌握了政權的人,他們被分配到全國各地,自上而下被「分封」為各級各行各業的大官和小官,人人都有了一塊「領地」或「領域」。中共據此復辟了自秦漢起就已經被推倒的中國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個「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確立了它的「馬列黨族分封制度」。

  另外一種,則是靠分化人民所製造出來的。共產黨把人民中的一部份,硬要說成是領導階級的組成部份,他們當然祇是一些虛假的統治者,比如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自然,在他們當中,還有其它社會成份中,确有一部分獲得了提拔或重用,特別是每一場政治運動中所「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們――他們當中確有人青雲直上,從而入黨做官被「加封」,從此「由賤而貴」。

這樣,那些所謂成份好的――黨的幹部及其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及其子弟,還有所謂的積極份子,各色各樣的先進人物們,他們便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產黨打倒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沒有被處決的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及其家屬和後代,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包括從來就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小商販、無業遊民等等,就都成了被打擊、被壓迫和被改造的對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壁壘分明的社會。一小部分人在實際上統治著整個中國,另外一大部分被黨統治的人,有的雖因戴著「高帽子」而跟黨走得洋洋自得,餓著肚子也要天天高喊共產黨萬歲;有的卻在恐怖之中一邊被迫喊著共產黨萬歲,一邊卻在暗中痛苦地呻吟和掙扎。

  這種狀況,直到文革爆發,已經持續發展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間,由於共產黨特別地提倡階級鬥爭,大抓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貧下中農對地主富農的鬥爭;不斷地煽動所謂的人民群眾,去鬥爭所謂的階級敵人,去鬥爭所謂的剝削階級和那些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有「歷史問題」的人,有「現行問題」的人;再加上毛澤東又一貫認為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是可以「製造」的,也就是根據他和共產黨的需要,能夠「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緊就緊,要松就松,要多殘酷就能夠多殘酷」;從而發動了十數次政治運動,以迫害、甚至是公然地和大批地屠殺他的階級敵人們。所採用的方式,全部為文革所效法,只是不像文革那樣完全公開化,擴大化,甚至擴大到了共產黨各級官僚們自己的頭上。十七年間,單單被毛澤東和共產黨以各種方式予以迫害並置於死地的,就達六千萬之數,比其後文革十年的枉死者,整整高出三倍以上。這就是1979年鄧小平要以平凡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時,被平反者絕大多數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被冤屈者,或乾脆是十七年中的冤魂。

  似乎特別要加以說明的是,十七年間,自始至終,共產黨都在通過一切形式的理論、文學和藝術,對全社會進行了長期的和從未間斷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教育,從而不僅制造了全社會的思想恐怖,而且在實際上造成了人民對所謂舊國家、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地主和資本家、直至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及一切「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所謂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早已經被當成歷史的垃圾,掃出所有的舞台了;而馬列的鬥爭和專政文化,更是在共產黨政權的刺刀逼迫之下,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了新一代青少年之心。很多人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十七年間,為什麼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大學教師、大學生,中學教師和中學生,就不用說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轉臉之間居然都能紅口白牙地去公然誣蔑和陷害別人,都敢掄起皮鞭去抽打自己的老師,用自己的皮帶活生生地抽死那些與他無冤無仇的同事、同學、朋友,甚至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還臉不變色心不跳。其實很簡單,因為,十七年的「教育」――階級鬥爭的教育,製造階級鬥爭的教育,所謂「憶苦思甜」式的教育方式,瘋狂的、殘酷的、長期的、甚至是不間斷的殘暴鎮壓行為,早已經將「仇恨」培養好了,早已經將「對所有敵對階級曾經是怎樣掄起鞭子毒打和殺害我們階級兄弟的仇恨」,甚至是「革他們的命」的決心與方式,深深地扎進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底。再加上十七年、特別是六十年代伊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熱愛情結」,也早已經在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中發酵,就象當年的德國青年對希特勒的「狂熱」一樣。於是,文革便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上,在傾刻之間就被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在全社會、特別是在青少年中煽動並發動起來了。

 

二、要是有槍――她就打死紅太陽!

 

  文革爆發那年,我十九歲,面臨高中畢業,是老高三,六六屆,也是中學生裡面年紀最大的那一屆。我因為父親57年被打成右派,所以我屬於黑五類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壞右」裡邊的右派份子子弟。

  像我剛才講過的那樣,文革爆發前的十七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動了十幾次政治運動,已經殺害和餓死了了將近六千萬中國人民。因此,文革一經發動,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運動又來了,又有一批人要被處決,被勞改,被勞教,被鬥爭,被踐踏,被逼自殺了。文化大革命剛剛發動的時候,毛澤東就親口對江青說過﹕「這一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殺了……」因此,文革剛剛開始,我的內心就是一片驚惶,知道政治運動又開始了,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災難和厄運又會降臨到家人甚至我的頭上來。我們全家,包括親屬和朋友,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966年全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就定在7月1日。我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我的成績,在學校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母校也是安徽的第一所重點中學。可我知道自己是考不取的。為什麼?因為我是右派份子的兒子。五七年以後,特別是毛澤東大抓階級鬥爭之後,五類份子的兒子非特殊情形是絕對不允許上大學的。無數優秀青年的痛苦命運,都已經對此做了鐵證。但我畢竟是年輕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還是刻苦學習,準備考試。

  1966年6月18日晚上12點剛過,住在我對街的一個同學,他叫胡國齡,是我中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突然輕聲叫著我的名字,敲響了我家的大門。待我躡手躡腳地跑下樓去,剛打開門,他就一步踏進來問我正在幹什麼。我說,「我正在做題目」。他說,「不要做了,我們考不成大學了」!因為他家有收音機,剛剛聽到的新聞,原定7月1號舉行的高考,因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被宣佈推遲半年。後來不到兩個月,高考制終於被取消。誰想,這一取消就取消了11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復高考。我們這一批1966年的高中生,是在1977年,也就是11年以後,才被共產黨准許考大學的,第一年還要「政審」。

  高考推遲了,學校裡的文化大革命也全面開始了。紅衛兵「興起」了,到處抄家鬥人。像我這樣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為我成份不好,是革命對象的家屬。文革以前,我們班39個人中,好象只有兩個成份不好的;文革以後,我們班忽然有了30個出身不好的,祇有9個出身好的了。但是,這9個人就統治了我們30個人。我們30個人祇能乖乖地跟著他們去抄別人的家,帶著他們抄自己的家。反反復復地抄著,在抄家的過程當中,鬥同學的父親母親,又讓自己的父親母親去被同學鬥爭。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在中國的古代都可以結婚成家生兒育女了,他還要跟著別人、或是帶著別人去幹這樣的事情,你想想那個社會是個什麼樣子?

  那個社會,表面上極其高昂,天天在喊口號,刷標語,處處都是革命的「紅海洋」,可是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為自己的父親、母親、丈夫和妻子被打死鬥死,或者彼逼自殺而偷偷地哭泣。父親母親被打死,被鬥死了,還要被逼參加批判自己父母屍體的鬥爭會。如果你表現出悲哀,你流了眼淚,那就輪到鬥你了。我的同學當中,有被迫給父親貼大字報,揭發父親反動的;有被迫給母親貼大字報,逼得母親跳樓自殺的。我那時作為一個五類份子的兒子,心裡的感覺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成天心驚膽顫。

  我雖然成份不好、但成績好,被老師認為是很有才華的,吹拉彈唱,繪畫書法,我樣樣都能拿得起來,可這些卻使我成了一個「修正主義的苗子、封資修的接班人和反動學生」。所以,我心里一直在緊張地等待著哪一天大字報會貼出來。終於有一天,是在八月初,批判我的大字報終於被貼出來了,首先,就是揭發我跟反動父親劃不清界限;其次,揭發我說過「魯迅要是活在現在,也會打成右派」。這話我真的說過,那還是讀高一的時候。就這兩條,如果沒有毛澤東為了利用學生幫他造反打劉少奇,及時地發佈了「十六條」,策略地禁止學生鬥學生,我這條命大概不會活到今天。所以,我也應該「感謝」毛主席。

  順便想說一說的是,十七年中,你要問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感受,大家都把他當成一個最偉大的領袖,當作「人民的救星」。報紙上是這麼說的,教科書是這麼說的,社會上是這麼說的,每一個父母也是這麼對子女說的。所有的人,從最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到目不識丁的農民,他們都會這樣來回答你,而且大多數人也都這樣認為。但以我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回憶,即便是在那時,我以為還是有很多有知識的人對他抱有反感。但,第一是不敢深想,第二是想了也不敢去講,第三就是那種恐懼的心態,使他們強迫自己認為,自己所想的是不正確的,是反動的,起碼是要倒楣、要坐牢、甚至是要殺頭的。至於文革一開始,就把毛歌頌成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自然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串連開始了。

由于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裡,中共一直是依靠各級黨委來發動運動、領導運動,來整所有他們想要整的人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也是照樣辦理,派工作組,打反革命。再加上當時劉少奇的勢力太強,中央委員和各省省委書記絕大多數都是劉少奇的人,這樣一來,毛澤東想要整掉劉少奇的整個班底,就不可能了。所以毛才會下決心利用自己已經被神話了的領袖形象,和數十年來已經形成的權威地位,再加上高高在上的神秘光環,決心「從下而上」,而不再是「從上而下」;決心「由外及內」,而不再是「由內及外」地來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發動群眾和學生起來造反,號召北京學生大串連,要他們到全國各地去點火,去衝擊黨政機關,把全國各地的反都造起來。而各省的共產黨書記們在一個地區統治了那麼長的時間,一般人是鬥爭不了他們的。可是,毛主席從北京派來的紅衛兵,卻能夠把他從家裡抓出來,掛上牌子,進行批判鬥爭,連他們都被鬥了,下面的火也就自然燒了起來。而為了把劉少奇和他的黨徒們一網打進,為了保證一切都是為了「打倒劉少奇」這個文革的大方向不被轉向,毛就不能不進一步向全國發出革命造反的號召,就要允許全國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一起去串聯,而不能再象運動初期一樣,一部分可以革命,一部分卻不准許革命。而他發動的手段,就是在北京接見全國串聯到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所以,連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都可以參加串聯上北京了。

  8月底,我們全班同學決心集體走路去北京看毛主席。我們過了長江,只沿著鐵道走了一小段路,就扒上火車赶到了北京

  那一天,8月31日,在整個天安們廣場上,在五十萬年輕學生高呼著「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我心里所感覺到的,還是「恐懼」這兩個字。雖然廣場上絕大部分學生都懷著無比的真誠和無比的崇拜,在高喊著「毛主席萬歲」,但是,這裡面一定有因為恐怖而高喊萬歲的人,因為痛苦害怕而高喊萬歲的人,心裡埋藏著不滿卻要求自己高喊萬歲的人。我舉一個例子,我的一個女同學,這個人的名字我現在還是不能說。那一天,我和她一起就坐在天安門廣場升五星紅旗的漢白玉台階下面,等著毛主席、賀龍和林彪乘的軍用吉普車開過來。車終於開過來了,我們立即狂熱地高喊起「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來了。我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是不得不跟著喊,還要努力喊得別人都聽得見,其實我心裡一點也不想喊。可一邊喊,一邊心裡還直哆嗦,連我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激動、還是在害怕,反正是什麼感覺都有。而我身邊的這個女同學,她雖也舉手喊毛主席萬歲,可就在大家都發了瘋、根本注意不到她的時候,她竟突然在我耳邊低低地又是急促地說了一句話:「要是有槍,我今天就打死他!」那一刻,雖然她把我嚇得連心臟都不會跳了,但是三十多年來,我在內心裡卻一直埋藏著對她的深深敬意和佩服,一直把她看成那個敢於刺殺列寧的俄國女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儘管當時,我在萬分緊張的那一刻,曾猛地回過頭來死死地瞪了她一眼。因為我知道,如果這句話被誰聽見了,她,甚至包括我在內,就會被立即踩死在那面血紅的五星紅旗之下,連逮捕和鬥爭都用不著了。

 

三、父母逃過一劫,我做了逍遙派

 

  毛主席接見完了,我們這些成份不好的,就被班上那幾個出身好的紅衛兵召集在一起訓起話來了。說北京的紅衛兵已經講了,任何成份不好的人,都必須立刻離開北京,要我們當天就滾會安徽去。我們班上那幾個成份特別好的幹部子弟,就把我們這三十個人趕到了北京火車站。那一天,北京火車站前的廣場上,一眼看去,全都是一片「花頭」――男的,大都頭髮被剃光;女的,全被剃成了「陰陽頭」;臉上冒血的,身上帶血的,正在挨著紅衛兵的皮鞭子卻一聲也不敢吭的;還有就是被嚇得驚慌直叫的孩子,滿廣場都是。紅衛兵們――北京的高幹子弟們,穿著軍裝,帶著紅袖標,手裡拿著皮鞭和軍用的寬皮帶,就在他們的身上任意地抽來抽去。後來我才聽說,這一批人,總數約有四千,全是被紅衛兵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貧下中農改造去的。其中有一個少年,現在已經是美國的一位高級工程師了,在舊金山工作,還曾是民運人士,他告訴我,當時,他才十歲,說起那時的情景,他仍然狠狠不已。因為紅色的首都北京是不能容許「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們生存的。

  你想,當時我是什麼心情?我是一個從小就愛好文學的人,讀了很多書,又多多少少受了些家庭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多少瞭解一點。我看到這種情況,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種厭惡。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厭惡感。我這種人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不是很多的,因為我明確地對這場所謂的革命感到「厭惡」。與那些至今還在海外懷念他、甚至是歌頌它的人,實在是「風馬牛不能相接」。

  當我們這三十多個人剛剛走進北京火車站的時候,就突然聽到一聲「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聲。原來是北京的一隊紅衛兵們,正唱著這首歌,雄赳糾、氣昂昂地走在北京車站的大廳裡面。這時,我們突然看見一對紅衛兵走到一個穿著褐色香雲紗衣褲的老太太面前,大聲喝問她﹕「你來北京是幹什麼的?」

  老太太忙說﹕「我是來看兒子的。」

  其中一個女紅衛兵又問她﹕「你從哪裡來?」

  「我從香港來。」老太太哆嗦著回答她。

  女紅衛又問﹕「你的兒子在北京是幹什麼的?」

  老太太忙忙地說﹕「我的兒子是冶金部的局長,叫ⅩⅩⅩ……」

  那個女孩子連話也沒有聽完,就立即嘶叫道﹕「他是叛徒,早都被我們打倒了!」

  說著她就舉起手中的那一跟帶銅扣的寬軍用皮帶,唰的一下,便從老太太的頭上抽了下去,鮮血立即從老太太的臉上噴了出來,老太太就這樣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那一刻,我們都瞪大眼睛看著,誰都不敢吭一聲,直到這一隊紅衛兵又高唱著「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聲,從我們的身邊揚長而去。

  那天,從北京上車以後,我就擠在衛生間裡面,足足站了十八個小時,第二天才到蚌埠,轉了車,過了江,到了家,我就問父親說﹕「你解放前當校長、做教授的時候,對家鄉人很好,你還說幫助過三十多個家鄉的老百姓,你說的話,都是真的嗎?」我說,「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父親說﹕「我沒有跟你說假話,我救過很多人。我還救過很多共產黨。」

  我說﹕「那好,那你就聽我一句話,馬上跟母親回老家。」

  我怕他不明白又解釋說﹕「北京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開始了。不僅是鬥爭,貼大字報,到處抄家、打人,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去打死五類份子。我們學校的紅衛兵,他們雖然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趕了回來,但他們很可能跟在後面就回來了,因為他們學了北京的『革命經驗』,一回來就要大張旗鼓地幹了……」

  「爸」,我說,「你比較鎮靜,媽就不一定了,她很愛面子,如果讓你們倆站在家門口,鬥爭你們,剪你們的花頭,你恐怕還能忍受,媽媽可能會一頭撞死算了,撞不死也會被他們打死……」

  我的父親出身貧寒,但我的母親卻是大家閨秀出身,我特別擔心她過不去這一關。

  我一點半鍾到家,三點鍾說服了我的父母,四點鍾之前我已經趕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戶口主動遷到了老家農村。派出所居然一點也沒有刁難我。

  我父母終於在家鄉躲過了這場浩劫。做為被強迫改造的內容,每天早上,我父親必須去鎮上掃一條小街,除此以外,鄉親們很照顧他。是他一生的德行救了他。七五年,當他戴著「右派帽子」死的時候,不單許多鄉親主動為他送葬,鎮革命委員會主任的母親還主動叫人將自己的壽材抬到了我們的家裡。這是後話了。

  那天夜里,我把父母安頓好之後,淩晨四點,我就過江回到了在蕪湖的家,我那兩個八歲和七歲的外甥女,竟立刻從樓上撲下來,哭著說,「小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斷了……」。我一看,整個家被砸得一塌糊塗。那天晚上,我就坐在地上,一左一右抱著兩個小外甥女,睜著眼睛直到天亮。

  就是在那個漆黑的夜里,我下了一個決心﹕決不參加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我,作為一個1966年的高中畢業生,從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造反隊的根本原因。因為,以我當時淺顯的歷史知識,我已經確認﹕這絕對是一個「不講天理和毀滅人性」的革命。

  我承認,我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遙派」,但我讀了十年的書。那十年,我幾乎將我所能夠搞到的「封資修」全讀完了,而且還讀得很系統。如果我這一生還算是多少有一丁點真成就,實在與這十年關係很大。為此,我今天還是要感謝我的那幾個同學,他們常常去抄家,查封圖書資料,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封資修」書籍,他們就會偷偷讓我撿回來,我便把它們當成了寶貝。

  我這樣的人,雖不夠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但自己也是不想參加這場所謂的文化革命的。我是另外一種典型,說是「反動學生」的典型也行,1968年秋,當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也進駐了我的母校時,那個強奸了我們27位女同學的軍宣隊長和整個就是一個流氓的工宣隊長,就公開的說過「高爾品是全校最反動的學生」。

  我承認,若是按文革的標準,而且不論是哪一家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標準,我都是最「反動」的。因為,我不但在文革十年間未參加過任何一次造反,而且整天都在讀「封資修」,並且認真做筆記,寫心得,不單將中國的一些古典文論,比如《文心雕龍》里面的許多篇章都背得滾瓜爛熟,而且還自己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綱要」,對西方的哲學家們如數家珍。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練二胡,卻只拉名曲、絕不拉革命造反歌曲――諸如「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之類。在文革中,我拉二胡拉出了名,卻沒有為「革命宣傳隊」宣傳過一次「革命」。我只在一位同班同學因武鬥被打死以後,在他的追悼會上為他拉過一次「江河水」,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每天的功課,就是讀書、拉琴和寫字――年少時,故鄉找我要字的人可不少。還有,我祇要有機會不戴毛澤東的像章,我就不戴;祇要有機會不讓我讀毛主席語錄,我就不讀(如今,許多人聽我講演,都誇我的記性好,但我卻背不出幾段毛主席語錄。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只引用了兩句毛主席語錄,等到書印刷出來,才發現「最高指示」居然掉了好幾個字)。我與那些雖然出身不好、卻非要拼命去參加文化大革命、爭取造反的資格、或是非要拼命去表現自己「革命」的人,確實不一樣。但我理解他們,就象我理解有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能將毛澤東的像章活生生地別在自己胸前的肉上,以表示他們「革命」,表示他們對毛主席的「忠誠」……。其實,說到底,他們還不都是讓那個時代給活生生地逼迫出來的嗎?對他們首先應該是理解和同情。

  但是,我似乎更應該承認的是,我並非是因為覺悟和覺醒,才會有這般「反動」的表現,不是。我只是逃避,只是厭惡,卻絕然沒有上升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高度,一丁點也沒有。因為在鐵桶一般的黑暗之中,在專制的血腥味已經成為整個時代的氛圍之時,我們的先人和前輩曾經不屈不饒地為自由和民主獻身的故事和業績,早已被玷污在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血淋淋神話之中。如今還活著的人,誰又能說,誰又敢說,他是那個時代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者和戰鬥者?如果有,並且敢於表現出來,那麼,他就只會象「反文革第一人」――真正敢於造「毛皇帝反」的上海英雄劉文輝一樣,會立即被槍殺在毛澤東黨主專政的龍陛之下。雖然,那個時代,似乎也還有幾位為了高舉紅旗而犧牲在紅旗之下的勇士,但那與歐洲中世紀曾忠誠地慘死在宗教裁判所里面的殉道者們,又有什麼區別?我欽佩他們,但不認為他們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先驅。就不說那些自始至終都在高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英雄們了!我同樣理解他們,但那不過是時代所造就的荒唐鬧劇和無邊罪惡而已。他們本身又何罪之有?一九八六年夏天,也就是中共發動文革二十週年之際,那位二十年前曾領著紅衛兵抄了我家、卻又扑了一個空的同學,他叫陳敬農,想來看我,想向我道個歉,但又怕我不願見他,便請另外一位同學轉告給我,說他想起當年的事情,就很內疚,想當面道個歉。我不但沒有拒絕見他,還特地請他來家裡吃飯。席間,我看他仍然有不安的表情,就真心地說﹕「那種歲月,不論是你這樣造反抄家的,還是我這樣被造反抄家的,都是受害者,都是受騙者,罪惡全在毛澤東一人,你我何罪之有?」因我說的真誠,他也顯得很是感動。我們又成了好同學。聽說,他如今在事業上很有成就。

 

文革的客觀效應――朦朧的覺醒開始了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反動派總是要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毛的這一句語錄,我不知道是否又記錯了。但毛肯定有過這樣一句類似的「最高指示」。

  然而,毛確實是自己搬起石頭來砸了自己的腳。因為,正是在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億萬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被捧到了眾神之神的巔峰地位,卻終於被歷史無情地摔了下來。那倒不是因為他矯情時說的,是因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是物極必反,「泰極否來」。是因為他作惡萬端,必然要「現世現報」。而這個現世現報,就是林彪事件所帶來的,人民對他的最早覺醒,雖然只是朦朧地開始了覺醒而已。

  從文革爆發到林彪事件以前的4、5年間,我因為接觸過很多像我這種出身於知識家庭的人,所以,我知道,在社會上有很多的人,在內心深處對毛澤東的文革實際上是深惡痛絕的,他們與一些在文革初期及後來的造反中「領過風騷」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們確實有些不一樣。那時,儘管我們也必須站在人群中高舉著紅寶書高喊毛主席萬歲,實際上我們心裡明白,他完全是在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卻由於盲從、害怕和恐懼,而不願也不敢這樣去想。

  可是,林彪事件卻使得中國大多數的人,對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開始有所覺悟。全國人民通過林彪事件發現,所謂文化大革命極可能是一場騙局。不論是毛澤東要打倒的人,還是曾跟著他要打倒別人的人,都被他整慘了。而「571工程紀要」所揭露出來的「毛澤東是絞肉機,是B-52轟炸機」的可怕說法,就更是使人民在心頭轟然一征。大家在討論文件時,雖然個個都講,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英明;回到家卻偷偷地說,林彪好象沒有說錯呀,毛也太不是個東西了,還不如讓林彪真的把他干掉了才好呢!

  所以說,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覺醒,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這是文革十年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儘管人們非常痛恨林彪站在毛澤東身後舉著小紅書的諂媚形象;痛恨他在文革當中,曾利用手中的槍桿子為毛澤東維持過那個浸透著著人民鮮血的萬惡政權……可是,他的死,他所遭遇的「913事件」,確確實實還是讓大多數人對毛澤東及其四人幫有所覺醒。但那時,絕大多數人,主要還是認為,那是壞人當道;而被毛鬥爭和打倒的劉少奇、朱老總和陳毅等許多老幹部,還是好人。其實這一批人,祇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挨了整,他們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運動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他們在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其大部分都是支持鄧小平在北京屠城的,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當然,那已經是後來的認識了,當時的中國人還沒有覺醒到這個份上,包括我本人。周恩來死的時候,我還流過眼淚。今天,我覺得自己同樣愚蠢和可笑。

  林彪事件後,我中學的一位數學老師曾經在深夜的學校大操場上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他還說,「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我才敢對你這樣說……」

  那一天是1971年12月31日。

  那個夜晚,我們只遠遠地走在操場的邊上,卻不敢穿過操場,走到另一邊去。因為操場的另一邊是一個土坡,土坡上挖著一個長幽幽的小「山洞」,「山洞」裡放著上百具棺材,全是武鬥中被打死的學生和工人尸體,還沒有下葬。

  深夜回來以後,我因為內心充滿著苦痛和窒息的感覺,就伏在我的小床上寫了一首詩,題目叫「一九七一年的月亮」,一百五十多行,至今我只記得其中四句了﹕

    ……

    我們空虛而又憤懣,

    我們鎮定但有膽怯;

    面對著一九七一年的月亮,

    用我們冰冷的笑聲向它告別……

  

  雖然告別了一九七一年的月亮,卻還是迎來了一九七二年那個風狂雨暴的中秋。那天傍晚,我坐在小閣樓裡,面對著雨後窗外那一片「枝椏橫折、翠葉紛劈」的中秋景象,雖痛心疾首於「竟大地精英,瞬遭劫掠」,但還是為「一腔熱血」所鼓舞,大著膽子「揮毫奮書、洋洋灑灑、狂歌聊發吐衷曲」,最後甚至敢於「笑蒼穹,看煙飛雲斂處,皎皎明月」了!當我把自己「放狂」的時候寫下的這首詞,偷偷地卻又是得意地讓我的大哥看時,沒想,他只疾速地掠了一眼,便三下兩下地把他撕了個粉碎。從來儒氣甚深的大哥,年輕時的北大才子,此刻竟然低聲而又急促地瞪眼對我吼道﹕「你自己不想活,還想害一家人都活不成嗎?!」

  確如大哥所說,要是被發現了,那就跑不了要遭殃,特別是我這等出身的人。那時,我還偷偷地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那可是我此生所寫的第一部小說,題名叫「春瀾」,就是寫我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苦難歷程的。可惜的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因被我的老師逼迫,將它偷偷地燒掉了,雖然我的老師寬慰我,說我將來一定有出息、有成就,但是,那一刻,熱烘烘的火焰,就象是燒著了我的心,那種心疼,是不能用語言來形容的……

  這不能形容的心疼,這充溢著太多激情的青春苦痛,卻使我想起了一九六八年的那個夏天,也就是在武鬥最激烈的那些日子裡,我曾與我的幾個好同學一起聚首在我住的那個破爛小閣樓上。那一天,面對著血紅的殘陽,我曾即興揮筆寫下了一首詩﹕「青春的血沸騰在胸際」,並立即由在地區文工團拉提琴的同學王小明,將他譜成了曲子。於是,一時間,小明的提琴,我的二胡,革命宣傳隊大吳的手風琴,還有幾位同窗高聲嘶喊的「伴唱」和拍桌子打板凳的「伴奏」,便一起在我的小閣樓上「沸騰」起來了――青春的血,痛苦的血,就這樣洶涌在那個「太陽最紅、人間最黑」的歲月裡面…它當然與那個造反時代的主旋律背道而弛,與那些還涌動在街頭、高喊著要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各派造反洪流大相徑庭,更與那些正在為互相仇殺而呼嘯的子彈毫不相干……雖然,在他們的眼睛裡,我們不過是一群不敢革命的懦夫,甚至只是幾個還沒有受到懲罰的階級異己份子而已……可惜的是,他們倒真地把我們忘卻了。而我們,卻因此而獲得了一丁點「喘息和自由」。

  當然,「鬧」夠了之後,我們還是要後怕的。但我們也有不怕的理由,因為除掉我,小明和大吳畢竟都是革命宣傳隊的,是拉革命樣板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

  從林彪事件一直到毛澤東死,雖然文革還不能算已經結束,但毛澤東的君主式軍事獨裁統治,卻穩定下來了。他終於能夠做到「叫劉少奇死,劉少奇便不得不死;要彭德懷亡,彭德懷便不得不王;讓林彪從天上摔下來、林彪就不得不從天上摔下來」的殘暴君王了!

  不過,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終於發現,周恩來在黨內國中的威信已經超過了他。為了搞掉周,他又搞了一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又發動了一次造反,弄得全國上下雞飛狗跳……。毛如此這般地倒行逆施,不僅使老百姓開始了覺醒,連他的那些黨徒們也有很多開始覺悟了。曉得大家全是他的「炮灰」。曉得他就算是一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壞皇帝!

    當然,對毛澤東的死和周恩來的死,當時人民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毛澤東死後第二天的下午三點整,中央電台向全中國廣播毛死了。我的一個同學,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裡來,跟我輕聲喊道﹕老毛駕崩了!我說,死了?(他說﹕)死了。我說,怎麼辦?(他說)上街看看去……正說著,另幾個同學又來了。我說,那好,就一起上街看看去!等我們走到街上一看,街頭喇叭裡正「沈痛」地廣播著悼詞,但大街上,卻沒有一個人哭,沒有一個人喊。每一個人的臉都鐵青著……什麼叫恐怖?這就叫恐怖。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敢說,不敢笑,甚至連哭都不敢。誰都不吭聲。看到了熟人,也祇是瞥一眼;碰到當官的,連眼光都不敢與之相對。當然,還有一種眼神,是有「會意」的意思的,但外人是看不出來的。比如我們。那一天,就有一個工人,因知道毛澤東死了,居然寫了一首詩,曰﹕「紅太陽落山了,大地一片漆黑……」,結果因被造反派揭發他是誣蔑「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而被逮捕,還判了三年刑。你們說荒唐不荒唐?

  我們幾個人就這樣在大街上逛著,一個同學突然問我,「你身上還有錢嗎?」我說,「我身上還有七塊錢」,那時侯我一個月的工資只有28元零5分。但我因突然意識到了他話里的意思,便立即低聲地說﹕走,吃飯去!說這話時,我的那種不敢跑到臉上的快活,還有那幾個同學聽我說這話時的快活,那一雙雙眼神,簡直就沒法形容!是的,毛澤東死了,我們心裡是真快活,是真的快活得不得了!說著,我們就走到蕪湖當時最大的一家飯店,名叫「同慶樓」的,可等我們走進去時,我們全傻了,因為已經全部坐滿,祇在拐角上還有一張空桌子。那時才下午五點多一點,六點鐘都沒到。但滿是顧客的同慶樓裡,卻沒有一個人講話,沒有一丁點哭聲,滿大廳裡面,祇聽到酒杯碰得啪帕的嚮!全在「撞杯」呢!於是,我們每人都把身上的錢掏出來了,湊足了10多塊錢,八菜一湯地大吃了一頓。我從來不喝酒,但那天,我喝了,而且喝的是高粱,喝得頭一點也沒有暈!我第一次知道自己還挺有酒量。

  所以,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客觀效應,表面上,它的轟轟烈烈的殺人鎮壓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它對中國人民的迫害,特別是在精神和心理上,卻不及文革前十七年。由於它擴大了「反革命」的陣營,在全中國把那麼多的共產黨幹部都變成了反革命,它使人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承受力,變得前所未有地強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度過了1966年的那個殘酷的夏天之後,我們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親被打成右派的時候,感覺反而還輕鬆了一點。為什麼?就是舉目一望,人人都是「反革命」,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自然頓時有所減輕。文化大革命當中,許許多多曾經整人害人的共產黨幹部跟被他們整治迫害的階級敵人住在同一個牛棚裡,一道接受批鬥和凌辱,被整治和迫害的人民,其心理自然就得到了一種想象不到的調整。雖然這種調整本身就是「被扭曲」。所以,1979年,當鄧小平為了收拾人心,而採行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大多數被平反的,都是在53年的三反五反、54年的思想改造、55年的肅清反革命、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57年的反右、59年反右傾、62年的狠抓階級鬥爭和64年的四清運動中遭受迫害者……海外華人,西方學者不瞭解中國,特別是那些台灣學者們。他們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產黨對人民作孽最多的一個階段,其實共產黨作孽最多的是文革前的17年。因為,正是在17年裡,共產黨用制造階級鬥爭的殘酷手段,制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離間了所有人之間的正常社會關係,毀滅了中華民族幾乎所有的好文化,扭曲了人民原本單純的心靈,培養了整整一代政治變態的青年,更連續的發動了十幾次殘酷的政治運動,才終於為毛澤東發動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歷史的全部準備。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在黨內與劉少奇爭權奪利的問題。可是高高在上的毛澤東,面對著早已掌握了實際權力的劉少奇,他要靠通常的黨內鬥爭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了。所以,他必須是拼死一搏,以求絕處逢生。所以他才要發動紅衛兵,發動群眾,發動不知真相的人民,起來幫助他搬掉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劉少奇及其同夥們,結果是曾經將毛吹捧到「神」的地位的劉少奇,徹底地被毛和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們鬥跨了。我倒是但願那個時候,中國真地還能有另一個革命,一個真正敢於造專制魔王毛澤東反的真正人民革命。因為,人民要是真的有覺悟、有權力、有力量也發動一場徹底推翻毛澤東和共產黨之極端反動、殘暴、黑暗統治的人民革命的話,那該有多好!

  可惜的是,朦朧的覺醒才剛剛開始,離開真正要走上向共產黨發動革命造反的覺醒,還「路漫漫兮其修遠」矣!

  因為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那些曾說自己在文革中就敢於並已經造過共產黨反的人,竟依然在哀求著共產黨「推行改良和施行仁政」;甚至在一九八九年那個大好造反時機中,那三位真正要造毛澤東共產黨反的湖南青年壯士,居然還被送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嘴鋼牙之中;以致到了今天,我們一些在文革中造過反、現在倒真的是在搞民主的朋友,都還擺脫不了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至深「戀情」……就不說一些還在年復一年地高喊著反對革命,高喊著要對至死都在迷信暴力鎮壓的共產黨實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將中共黨魁吹捧成為舉世無雙之「明君」的朋友們了!

 

一個逍遙派眼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不論是哪一派紅衛兵和造反派,都是毛澤東、共產黨發動文革的受害者、受騙者,只不過他們與「被造反和被迫害者」的「遭遇方式」不同罷了。因為一切的血海深仇都應該記在萬惡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頭上。我想,「理解萬歲」這句話,用在這裡,才是最好不過的了!這便是一個當年逍遙派「自醒」的結論。

  我們確實需要自醒。

  還是說當年的事情吧。

  那時,在我的同學當中,成份好的造反,成份不好的,由於毛主席發佈了「十六條」,說學生不准鬥學生,但都能造反,所以大家都造起反來了。他們之間,當然也互有鬥爭,因為在老紅衛兵和新紅衛兵之間,還是明顯地存在著很深的隔閡的,而大部份隔閡甚至仇恨,還是來自文革前的「壓迫和歧視」和文革初期的「迫害與仇恨」。但他們一是都要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這一點上,他們從來「不敢不一致」;二是共同去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老五類分子和「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新五類分子,特別是鬥爭那些49年以後已經被鬥了不知多少遍、祇是還沒有被鬥死的人,各派紅衛兵造反派都不敢落後和不甘落後。在文革當中,我好象至今還沒有聽說過,有任何造反派紅衛兵,保護過他們,保護過他們這些過於苦難的人民,保護過後來被證明都是冤假錯案的各類份子們,即共產黨的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們――難得他們都不算人民嗎?特別是在他們遭遇鬥爭、迫害、酷刑、甚至是種種非人的摧殘,以至於痛苦地被劫奪了寶貴的生命時……。相反,更多的卻是「助共為虐」。雖然,我理解,因為,我也不敢――誰敢呢?誰曾敢過呢?劃清界限還來不及呢,不劃清界限就能當上造反派頭頭嗎?

  我還想說是,當時參加造反的人,其出身、背景和具體的動機確實並不完全一樣。但他們雖有差別,但不論是哪一隊紅衛兵,哪一家造反隊,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都是要堅決緊跟照辦的,都是在高喊著要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哪怕真的是心有「異端」者也絕然不敢不如此,雖然――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但我在前面說過,不論是何等何樣的造反派,他們在批判、鬥爭和迫害「地富反壞右」和「特務叛徒走資派」的時候,「起碼在表面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運動初期曾不許造反的人,或曾經被鬥爭過的某些人,其中確實存在著因報復心理和對抗心理而舉旗造反者。比方說,在我們中學,就有由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和成份好的同學所組成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紅大」。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敢死團」,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運動初期被整過的,但也有人曾跟著別人整過其他同學。這兩派雖然帶著他們之間的新仇舊恨互鬥,但對毛澤東的任何偉大號召和最高指示,他們都是一概地堅決執行,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有任何抵制。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因為文革所有的造反者,都必須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高舉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旗,高舉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紅旗,高舉著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的血旗,才能獲得造反革命的「許可證」。這是文革所有造反派的根本特征,毫無例外可言,也不可能有例外。

  我這樣說,因為我是旁觀者,而不是「參加者」。我身上缺少為誓死保衛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要求和「理性」動力。姑不論那種為誓死為保衛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和動力,究竟是真誠的,還是盲目的,抑或還是「莫須有」的,甚至當真是要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也不論「打著紅旗反紅旗,必被紅旗所打倒」,反正他們都不屬於「為人民而造反」的感情範疇和理性標準。

  在1967年的夏天到1968年底的瘋狂武鬥歲月裡,各方造反派雖然擁有著大量的武器和彈藥,其互相間的武鬥雖然震驚了全國,讓人民膽顫心驚,卻絲毫也沒有震撼毛澤東剛剛重建的殘暴革命政權。因為,不論是那一方造反派所射出的子彈,雖曾奪取了無數的、無辜的青春和生命,卻沒有一發子彈是要「為人民」而射向獨夫民賊毛澤東和他的無產階級殘暴政權的!各類造反派們是在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而互相惡鬥,是在為期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認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相互射殺,甚至僅僅是因為自己充當了炮灰的委屈而自輕自踐自身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有一點特別重要,是所有的人都不該忘記的,那就是﹕毛澤東雖用「路線鬥爭」,來殘酷打擊他自己在黨內的敵人們;但毛澤東為了保證他路線鬥爭的勝利,卻從來沒有忘記、也不敢忘記要繼續「製造和調節」階級鬥爭,並且要把階級鬥爭這根「弦」永遠都繃得緊緊的。這便是他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更是他在大講「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之時,卻一再地要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原因。當然,這也就是毛澤東於旨在鬥倒黨內走資派的同時,卻一定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根本原因。因為,在他看來,階級鬥爭才是他進行路線鬥爭的保證。而唯有將所有的階級敵人都壓迫得、鬥爭得、打擊得依然不敢亂說亂動,他的一黨專政照舊固若金湯,他才能真正獲得自己進行路線鬥爭的勝利果實,才能實現他對自己那個黨的一人專政、即黨主專政。也就是說,雖然鬥倒鬥臭了劉少奇,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他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雖然風急浪高,卻能夠安然奪權的根本原因。而「這也才是意在藉口打倒走資派、其根本目的卻是要徹底打倒毛自己政敵的文化大革命,其結果,真正遭殃、遭難的,還是無數無辜人民的真正原由。而在整個文革過程中,那根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之弦,基本上就是由各地造反派在幫助他蹦得緊緊的,特別是在公檢法被砸爛之後,和在結合了造反派頭頭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政權之後。在大抓階級鬥爭、大打階級敵人上,各色造反派均可謂毫不相讓。雖然,我相信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還是「為之」了。

  整個文革當中,無數冤死在紅衛兵、造反派,和後來由他們參加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或乾脆是由他們組成的「專政隊」手下的知識分子和無辜民眾,都早已對此作出了無數血腥的證明。

  一直到1968年底,當毛澤東的批臭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革命部署早已完成,各派紅衛兵、造反派卻因為大打派戰而「干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時,毛澤東先是開始對不聽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實行「勸壓」,隨後則派出軍宣隊和工宣對佔領上層建築取代造反派,接著便決心要對那些曾為他充當過炮灰、如今卻滿肚子委屈、因而開始不聽他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實行鎮壓了。雖然,有一些地區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進行過抗爭,甚至是不惜生命地予以過反抗,但是,正是因為只是為充當了炮灰的委屈而反抗,而不是要為悲慘的民眾而反抗,他們的反抗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注定了要被徹底剿滅的下場。雖然不可否認,他們當中也出現了覺醒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也有了最初的覺醒,甚至也出現了極少數真「想」造反者,但因民主和自由的根本覺悟尚很遙遠,巴黎公社的反動原則〔――反對三權分立、要求立法與行政合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還在蠱惑其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血腥信仰還根深蒂固,共產黨帶著污血的革命紅旗還在向他們閃耀著暗淡的光輝,他們的下場當然是可想而知。因為,高舉著魔鬼的旗幟而想反抗魔鬼,結局只能是被魔鬼所吞噬。所以,當毛澤東和共產黨將他們該殺的殺,該剿的剿,大致收拾停當之後,便乾脆把我們老三屆中學生全部下放到農村,將拿著工資的大學生送進軍懇農場,就是將那些曾經按照他的號召去造反的,而今卻有些不聽話的「革命小將們」,全部送到農村去接受貧農下中農的「再教育」。說穿了,就是把他們分散開來,以便將他們淹沒在貧下中農的汪洋大海之中,去接受「思想改造」和實行「勞動改造」……

  紅衛兵和造反派終于成了一頁血腥的歷史,雖然那血色的革命造反紅旗上,浸透了無辜人民的鮮血,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熱血。

  悵望千秋一灑淚,文革已去三十春。歷史自然會將人類發展史上的種種浩劫,在與那一場由毛澤東和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認真比較之後,得出它確乎是「史無前例」的悲慘結論。而且,不論誰出於感情原因而要去粉飾它,還是要借粉飾它來寄托自身的感情;也不論誰還想在文革的血海中,撈出幾件浸透了人民鮮血的革命造反「珍品」來,「史無前例」的這面鏡子,都只會再一次送給我們「荒唐」二字而已。或曰﹕縱然是「滿紙革命言,一把造反淚」,最終亦只能讓朋友們「都云作者痴,盡解其中情」

  如果我說得不對,還請當年的造反派戰友們原諒,因為那時,我畢竟只是一個可憐復又可恨的「文革逍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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