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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追蹤

巡迴五國 影響廣被


辛灝年二度應邀訪歐

 

〔本刊綜合報導〕繼去年6月應邀訪問英國和瑞典,在倫敦政經學院、牛津、劍橋等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僑界作巡迴講演之後,今年,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復應歐洲大陸華僑的邀請,於5月22日至6月12日訪問歐洲,巡迴德、法、荷、比、西五國,途經丟什朵夫、法蘭克福、漢堡、柏林、阿姆斯特丹、海牙、布魯塞爾、馬德里、西哥利亞等著名城市,講演由原定的四場增加到八場,外加一家新聞媒體的座談,其受歡迎程度之高,特別是他的講演所引發的熱烈反應,不僅使此行影響廣被,而且使此行影響深遠。

全球華僑民主和平聯盟歐洲總盟和德國支盟、歐洲中山學會和西德華僑協會在邀請辛灝年先生赴歐講演時,所提出的講演主題,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對台灣的影響」。用辛灝年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他在歐洲講演的第一主題。 在這個主題裡,辛先生講了四個問題:

 

 

法蘭克福

 

一是「一個中國的歷史形成」,提出了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國家概念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國家概念」的理論。指出直至1937年11月7日,前蘇聯在中華民國境內篡立那個俄屬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前,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就只有一個中國。

二是「兩個中國的出現及其歷史、性質和命運」。辛先生既用歐洲諸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比較,論證了中華民國的民族性和進步性,又在對馬列黨族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中,證明了馬列中國之反民族性和反進步性。指出馬列中國既非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更非中華民族的民主進步國家。

三是「中共的改革開放造成了馬列中國崛起的兩個真相」。所謂相對真相,即是指中共26年改革開放,使中共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出現的相對進步和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實際上只是一場歷史大倒退中的有限進步和局部恢復;而中共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不進步,甚至是倒退,則是中共26年改革開發的絕對真相。

四是「兩個不同中國的不同崛起,勢必對台灣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大中華民國將在中國大陸人民二十年歷史反思基礎上的重新崛起,將會消除國家分裂和一國兩制的危機,從而為中國的民主統一鋪平道路;而馬列中國果真是崛起了,便是「中華民國的徹底滅亡和台灣民主制度的悲劇結束」。所以,辛灝年先生才苦口婆心地告訴在場的台灣僑胞們,「只可以用民主抗拒專制,切不可用獨立對抗統一」。因為只有這樣,才會使台灣人民安心,大陸人民開心,西方民主世界放心;反之,要是用獨立對抗統一,則只能使台灣人民不安心,大陸人民不開心,西方自由世界不放心。他最後呼吁說 :「中國一定要走民主統一的道路,中國一定能夠實現先民主、後統一和真繁榮!」(主題講演錄音記錄稿將另發)

 

 

 

漢堡

 

辛灝年的主題講演,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在法蘭克福、漢堡、海牙和馬德里的四場主題講演中,在場的台灣僑胞,尤其是原來懷有台獨意願的台灣朋友,非但無一人予以刁難,而且均表示「這樣講我們無話可說」,可謂相當認同。德國的著名化學家、也曾贊成台灣獨立的著名人士李健夫教授等人,對辛先生講演所表示的贊同和對先生的熱情邀請,其在在情景,均使辛先生倍感安慰和鼓勵。

 

 

 

巴黎

 

赴歐後,除掉主題講演之外,辛先生還應歐洲其他華僑團體、民運團體和歐洲大紀元時報的邀請,分別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發表了同一個專題的講演:題目是:「我們應該反思什麼?告別什麼?尋找什麼?追求什麼?」。在比利時魯文大學發表了「誰是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講演。在柏林工業大學則針對眾多聽眾所提出的問題,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東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的比較,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即興講演。上述講演均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特別是許多中國留學生的歡迎和討論。

 

 

布魯塞爾

 

魯文大學

 

一些慕名而來的中國留學生青年,為辛先生的講演研討會帶來了十分熱烈和歡樂的氣氛。有些中國留學生為連趕兩場講演,連考試都在所不顧。大陸華僑劉卓行先生自奧地利乘坐了四個多小時的火車趕到法蘭克福聽講演,還執意捐出500歐元以招待辛先生夫婦。台灣華僑、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著名的西班牙拉•拉固拉大學教授陸錦林先生,從鄰近北非洲的一個島上乘坐兩個半小時的飛機趕到馬德里聽講演,並參預主持了辛先生在西班牙的講演會,與辛先生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對辛先生的講演評價說:

「能夠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通過對歐洲各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歷史的比較,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華民國的前途何在;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又能夠將中華民族的中國和馬列黨族的中國進行歷史、性質和命運的比較,從而得出了一個令人悲哀而又振奮的結論;並且也是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還能夠將中共改革開放的種種真實面,進行客觀的描述,使得我們終於看清楚了這個改革開發的性質和命運;實在是太不容易了,真是講得太好了!」

 

 

 

由於辛先生此次赴歐講演,其內容為許多人所從未遇聞,不僅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對大中華民國的信念和對中華民國台灣的信心。中華民國台灣駐歐洲一些國家的代表處長、辦事處長和許多外交官員,後來也聽取了辛先生的講演,特別是對辛先生「要以民主抗拒專制、不要以獨立對抗統一」的說法,感受頗深,很以為然。

著名的吳寶章先生不僅到場聽取了辛先生的講演,而且第二天還專門來到巴黎的四季青飯店,趕在辛先生就要離開巴黎之前,與辛先生促膝而談。當辛先生對來訪的吳先生說,他也將是花甲之人,明年就不想再繼續講演之時,吳先生的一席話,頗引發了他的深思。年長的吳先生說,「灝年,你還要講,還要多講,因為,現在仍然是啟蒙時代,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你的使命啊……」

好一個「啟蒙時代!」吳先生的這句話,真的是為我們的時代作了一個最深刻和最準確的總結,他將一切被窒息的思想、所有被欺騙的人心、一再被玩弄的靈魂和形形色色的盲目追求,都點化在這一個需要重新「啟蒙」的時代之中了……

也許,辛先生真的是責任未了,就象吳先生的諄諄之言那樣:你說的,不就是「過去是什麼,將來應該怎樣嗎?」

辛灝年先生告訴本刊,希望藉此機會謝謝此次所幸會的所有歐洲朋友,特別是全僑盟歐洲總會副會長高晴宏博士、會長黎萬檀博士、國民革命軍老將軍許能先生、自由亞洲電台駐德國記者――著名大陸旅歐學者仲維光先生夫婦、比利時歐都商務所總裁蔣學敏先生夫婦、德國的著名民運人士費良勇先生、彭小明先生、潘永忠先生,法國的著名民運人士――八九學運領袖張健先生、德國的著名泛藍人士余大猶先生,柏林、巴黎、布魯塞爾、馬德里的大紀元時報記者――周蕾女士,葉敏先生夫婦、張健平博士夫婦、明法先生夫婦、楊立新博士、時育紅女士等朋友們,西班牙的民運人士王策博士夫婦、賀雁犁先生、耿晨先生和中國旅西班牙作家黃河清先生,以及所有為他的歐洲之行付出了太多精力和時間的朋友們。

辛先生還特別要向來自澳洲,卻為跟蹤拍攝他的講演而延誤了歸期的著名攝影藝術家――法輪功普通修煉人夏建國兄妹,表示深深的謝意。

辛灝年先生的此番歐洲之行,自然還有許多故事插曲可言。但最令人不屑的,還是那一隻無形的手,似乎總在暗處揮舞。從辛先生赴德簽證所遭遇的麻煩,到辛先生在馬德里居然被一家航空公司毫無理由地拒絕登機,連機票也被竄改,就不說那種公然的如影隨行般的「監視和監聽」了……這隻手無非是在告訴辛先生 :你的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下。

然而,辛先生總是平靜地告訴他的朋友們,他只是、也永遠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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