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期首頁

 

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


――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

仲 維 光

 

  編者按﹕這時一篇來得太遲的文章,但又是一篇我們已經等了太久太久的好文章。作者站在真正自由民主和真正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上,對文革到「六四」這一段歷史進程,鞭闢入里地道出了,在中國,歷史的腳步之所以如此裹足不前,甚至是一再地出現「纏綿反惻」,其真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原因之一,就是現代中國的幾代所謂知識精英,說道底,都不過是共產黨旗下的精英知識分子罷了。而且,不論他們怎樣地與時俱進,不論他們如何地變幻旗號,甚至將自己打扮成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只要他們與共產黨的思想關係、感情關係和利益關係,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他們,就仍然是事實意義上的「專制改良主義者」,即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權利和統治,和維護由他們所參預建立的共產黨文化,而甘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本文作者深厚的社會科學修養,堅定的人文主義精神,睿智的觀察問題能力,正確的思想和思考方法,無疑使這篇文章成了難得的好文章。而由它所道出的歷史,所揭示的思想,亦無疑會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界,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積極的影響;並為必將來臨的那一場巨大的社會民主變革,點燃真正屬於自由和民主進取的思想火花。

  本刊排版時,得知民主中國雜誌已經上網發表,本刊即算「轉載」。

 

 

  到今年為止,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年,邁向了半個世紀的歷程;而八九年大規模的學運和其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也已經十七年。無論四十年還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歷史進程。因為到文化革命爆發,共產黨統治中國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則只有三十八年。

  對於這兩段歷史,筆者認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為什麼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八九年專制崩潰,民主勝利,而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卻沒有借著直接對它的反彈和反思,最終推翻專制。

  對筆者來說,從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應該說是中國處於最為有利的轉向民主的時機,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太殘酷、太毫無遮攔,涉及面太廣了!它的血腥迫害幾乎可以說史無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國家主席、党的總書記,幾乎無人倖免,很多時候,整人的人很快又變成被‘整肅的物件,而這個現象甚至重複持續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間,以文化大革命時的同樣手法又整肅掉三個党主席(後兩位稱為總書記)。然而,從文革到六四,中國終究沒有擺脫專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個十七年,而且在這個十七年中,再次爆發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與殘酷相比毫不遜色的鎮壓法輪功。現象重複,歷史迴圈,中國究竟怎麼了?

  導致歷史變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筆者認為,造成這個現象重複、歷史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佔據大陸主流社會具有相當影響的知識精英在從文革到六四這段歷史中的表現和作用。這些人既包括從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產黨,並且在黨內佔據高位的李慎之、于光遠,在學界和文化界的劉賓雁、許良英、蘇紹智,也包括其後李澤厚、萬潤南、陳一諮、王軍濤等下一代所謂知識精英。一言以蔽之,黨、政、知識界中,置身於共產黨文化中的精英。

  筆者認為不是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農民太多使得中國實行民主困難,而是五四以來一部分知識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勵之先生在內的兩三代共產黨文化中的知識精英,不僅追隨、協助建立了極權社會,而且阻礙、誤導了其後民眾朝向民主化的奮鬥。

  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汲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那麼在五十年代後,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果沒有經過痛苦地反叛,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結果就是使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產。

  我之所以單單把這一批知識精英拿出來分析,是因為從六六年到八九年這一歷史時期,特別是經歷了五七年反右,大陸社會幾乎徹底粉碎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礎,再經過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閉國再造後,剩下來的只有于光遠、李慎之、李澤厚等這一血緣的知識精英。老一代的,如陳寅恪、洪謙、黃萬里只剩下苟延殘喘,在社會上幾乎毫無影響。下一代的年輕人,則由於李慎之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于光遠、李慎之、劉賓雁這一代人,儘管有的人在社會居於要職,有的人已經遭到整肅,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思想方法,在共產黨社會文化、知識生活中的地位卻是相同的。他們從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隨極權主義,參與建立了共產黨社會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他們的年齡、以及位置,更重要的是整個共產黨社會發展到當時的狀態,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八九年,中國的彎路和他們有直接的關係。

  要清楚地描述出這批人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我認為必須澄清的不只是文革到八九這一條歷史線索,而且還有他們始終引以為豪、沒有任何反省的另外一條歷史線索。那就是他們的前半生,從三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他們投身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文化。他們是不是如自己所說的那樣,最初置身於民主潮流,最終上當受騙。如果並非如此,那麼他們就更應該從根本上反省自己,究竟是智力上、精神上出了問題,還是道德上出了問題。

 

 

  李慎之、于光遠、劉賓雁等出生於二十年代前後的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投入共產主義運動。那麼三十年代中期後,整個世界,以及知識界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呢?閱讀歷史使我們發現,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極權主義象一片烏雲開始卷向人間,馬克思的預言不幸言中,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在歐洲上空。這個極權主義的幽靈不僅徘徊在歐洲上空,而且降落到歐洲大地。從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在蘇聯建立政權後,極權主義對於歐洲的威脅日漸加劇。二十年代,只有短暫的國家歷史的歐洲在已經有的二十八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是極權主義和專制國家。此後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到三八年歐洲只剩下十二個民主國家,而到了四零年歐洲則只剩下英國、瑞典、愛爾蘭、芬蘭和瑞士五個民主國家。就當時的情況,說民主社會已經崩潰絕不為過,把歐洲稱為「專制的歐洲」也可謂名副其實。所以,于光遠、李慎之、劉賓雁成年時代,是極權主義對人類威脅最嚴重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自由主義、追求民主人權的知識份子開始憂心忡忡地探索極權主義問題。當代探索極權主義專制問題的幾個主要理論概念幾乎都是起源於二、三十年代。

  極權主義一詞,二十年代起源於義大利對於墨索里尼政權的描述;其後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漸成為政治學中描述反思共產黨極權社會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概念工具;八九年後,這個概念又有了進一步的、更深入的討論和擴展。

  「政治宗教」概念是遭希特勒迫害、流亡到美國的德國政治學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產物,並用它來剖析希特勒和布爾什維克所產生的政治現象。此後半個多世紀,這個理論在研究當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問題中逐步得到充分的展開,尤其是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

  當代科學哲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卡爾•波普(Karl Popper)則從三十年代開始,從認識論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政權,認為極權主義是歷史決定論的產物,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波普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民主和極權主義對抗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生於布拉格,一九三四年移居美國的歷史學家漢斯•科恩(Hans Kohn),一九五零年在總結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的時候,明確提出,極權主義和革命是二十世紀對民主自由的兩個最大威脅。

  這些觀點、這類傾向、這種憂慮,並非只限於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領域。相反,如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以及很多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在他們有關社會問題的言論和論述中都不斷地提醒民眾和社會注意這個問題。

  生於那個開放年代的李慎之、劉賓雁、于光遠先生不會看不到這一切,感覺不到世界面臨的這個威脅。然而他們選擇的卻是二十世紀對民主和自由的兩個最大的威脅――極權主義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許年輕人由於熱血選擇錯了是可以原諒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奧維爾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內戰中和共產黨並肩作戰。但是,當波普看到共產黨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犧牲普通人的生命,當奧維爾看到共產黨集團內部那種沒有道德約束的相互傾軋,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他們立即都變成了最堅定徹底的反極權主義者。具有類似經歷的還有作家紀德、凱斯勒等。

  同樣,李慎之、劉賓雁等先生當然知道這一切,他們甚至能親自更多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從井岡山直到延安時期的內部黑暗。但是,他們卻仍然是堅定的共產黨人。這種情況一直到五十年代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後,蘇聯的坦克53年鎮壓過東德,56年鎮壓過匈牙利的起義後,乃至他們自己被打成右派後,他們仍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中國共產黨。這就是筆者所強調的:人們有理由問他們,是智力、判斷力出了問題,還是道德出了問題?

  這是第一個歷史線索,面對這個歷史,面對過去他們批判反對過的――那些西方與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極權主義的抵抗和探索,他們至少現在也應該有一點謙卑和反省吧?

 

 

  第二個歷史線索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從六六年文革到八九「六四」。

  這是一個令人驚異,但是很少有人思索的歷史現象。那麼愚昧黑暗,並且帶有典型的極權主義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幾乎不需要太多知識、敏銳的辨別力就能夠看到這些。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看到,是因為從我們出生,共產黨就為我們植入了他們特製的眼睛、嗅覺,乃至大腦。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經歷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受過系統教育的李慎之、劉賓雁這一代人,甚至在受到殘酷整肅的時候,儘管有時對某個人、某些事有些微懷疑,但是從來沒有懷疑過黨。而尤為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居然在六六年也狂熱地跟著搞文化革命。我的一位導師居然進出韶山三次,熱淚盈眶。

  點撿這一批七十年代後被冠之「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他們從六六文革到八九「六四」間的作為,實在是讓人失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儘管自己受到衝擊整肅,但是自覺地緊跟黨、緊跟毛澤東。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們稍有改變,開始對毛澤東產生懷疑、轉向鄧小平。但這也只能稱之為改變而不能稱之為覺悟。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對黨充滿了更多的希望。這尤其是在右派平反後,他們大多數人重新回到黨內,回到有權有利的地位。例如李慎之先生重新成為党的重要部門領導人,作為鄧小平的顧問陪同鄧小平訪問美國。在這個最為有利的,有可能從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入手,徹底反省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問題和罪行的時候,他們所作的是「為黨」「向前看」。

  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此期間的為右派平反可說是一著「惡棋」「險棋」。說它是惡棋,因為它轉移了建立在直接傷痕上的,民眾對過去三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中共產黨罪行的追究。說它是險棋,因為五七年在第一線利用反右鎮壓了民眾不同意見,鞏固了專制的正是鄧小平,現在利用平反鞏固專制難道不會傷及自己?然而結果卻是鄧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而這批知識精英不但沒有人對這種「自打嘴巴」提出質疑和追究,反而都陶醉於重新回來的風光。他們不但沒有反省自己昔日在知識領域、精神領域的所作所為,而且居然在此時又像三十年代末期那樣,再次以「自由民主派」自居。仔細思索,這其實是和鄧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血緣相通的一種現象。

  對於七十年代末期他們為黨的路線服務,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教科書、宣傳化的討論,八十年代初期他們要給政治局領導人進行所謂科學啟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著鄧小平變為歌頌胡耀邦的英明,人們只要跳出那個共產黨所營造的環境就能夠清楚地看到,在東歐,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他們類似,沒有一個自由派知識份子會如此去做。因此,說到底他們至多是有點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主義,也就是有點不遵守黨的紀律而已,但是就這一點,他們自己的解釋也是,他們不是不遵守,而是對黨的紀律理解不同。

  其實,人們就是不跳出這個環境也能夠看出他們的因循。北京大學的李德齊教授,同樣是四十年代參加共產黨,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但是平反後拒絕重新回到黨內。八九「六四」期間更直接抨擊了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為什麼他們不去、甚至也可以說沒有能力徹底反省文化大革命問題?因為這一批知識精英和鄧小平等共產黨高層一樣,投鼠忌器,不敢徹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問題。雖然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肅,但是,究其一生卻是和「文化革命」、和共產黨血肉相連。

  記得八四年,我的一位同學的碩士論文是有關文化革命中對愛因斯坦的大批判,他羅列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資料,然而,卻沒有也不想去分析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大批判,這個大批判是從哪里來的。聽他答辯的時候,我坐在台下覺得非常滑稽,因為質詢的導師恰恰都是五十年代以來,用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對愛因斯坦、波爾等科學家打棍子的人,是他們奠定了中國的自然辯證法。他們對此毫無反省和擯棄,甚至在他們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出版的著述中,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內容,乃至以前的文章。

  洪謙先生,中國的唯一一位正宗當代科學哲學學者,當時是維也納學派僅存的幾位成員,是劍橋大學的特聘博士導師。八五年我的一位同學去拜訪他,問他如何看待我們的幾位導師在所謂思想解放後研究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成果,他只回答了一句話,「還是貼標籤!」洪謙先生的這句話讓我思索多年,這說明,這批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自己的思想方法沒有進行任何反省和改變,他們以為過去給愛因斯坦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籤是錯誤的,現在給愛因斯坦貼上列寧所說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就是一大進步了。殊不知和科學思想和科學哲學,和愛因斯坦科學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辯證法是一根棍子,無論你如何掄這根棍子,從上還是從下,從這一頭還是從那一頭,輕或是重,都是打棍子。這種提法的改變就是十多年前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過是雞蛋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變化而已。

  檢索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的所謂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幾乎都不能夠和此前三十年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動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單民主牆的訴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產黨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就已經在《新階級》中徹底對共產黨絕望(筆者必須要說的是,筆者對魏京生極為尊敬,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大無畏地以身試法)。至於根本沒有走出意識形態的政治論戰,陷入共產黨教科書框架之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和人道主義辯論,也都遠遠沒有達到五十年代在波蘭、匈牙利、蘇聯所發生過的哲學討論。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來》叢書、《北京文化》叢書、《華夏》叢書,則更都是在有上述共產黨幹部和「知識精英」背景下產生的。它們的思想基礎、探索方向,對二十世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認識,對文化和傳統的看法,對共產黨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沒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時候不僅錯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對立的。這就是到了八四年,北大學生居然還會在「十一」遊行中自發打出「小平,你好!」的原因――這,才是把向專制者的獻媚,當成了對自由和進步之頌歌的思想和社會文化基礎!

  從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這些號稱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發聲勢浩大的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的運動中,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積極充當共產黨領導集團中權力鬥爭的代言人插手學生運動,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則令人驚異地遠離運動、遠離歷史,據說是要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這也是中國獨特的現象,因為稍加對比就會發現,在東歐每一次民眾對共產黨政府的反抗中,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都是非常積極地參與。

  保持學生運動純潔而拒絕介入,拒絕站在對抗共產黨政府的第一線,是膽怯,還是由於和共產黨統治者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實在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而事實上,正是這一切造成學生運動的混亂和無力,最終造成學生們在第一線受難!

  在這一段歷史中,人們常常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胡耀邦和趙紫陽儘管被整肅,但是他們卻絕對不退出共產黨,和共產黨決裂,其原因就是,他們的自由化至多不過是對批評意見寬鬆一些,而無論怎麼寬鬆,他們都像毛澤東、鄧小平一樣,絕對不能影響到共產黨政權。這就是趙紫陽曾經參與對西藏民眾的鎮壓,胡耀邦在每次運動中也是整人者的原因。至死和至今還在歌頌胡耀邦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例如李慎之們,在這一點上也和胡耀邦類似,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經積極追隨、眼下卻在設法改良的共產黨政權是和希特勒一樣的極權主義政權。

  走筆至此,二零零六年出版的紀念胡耀邦文集,更是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佐證。文集中一些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沾沾自喜地描述自己和胡耀邦的關係、評述胡耀邦的語言,典型地再現了共產黨的文化。就此而言,只要將西方社會、或者說一般社會中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的關係拿來略加比較,則不僅東歐的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例如哈威爾、康拉德、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就是中國的陳寅恪、洪謙,乃至被整肅二十多年、從地獄邊緣走過來的黃萬里都絕不會如此下筆。

  從文革到八九,走過了二十多年,正是在這批知識精英的影響下,中國仍然沒有走出三十年代他們為中國社會奠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仍然沒有打出追求另外一種生活,另外一種精神,另外一種文化,另外一種政治制度,徹底拋棄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旗幟。這本來是從二十年代以來世界上主流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奮鬥方向,但是,從文革到六四,甚至到今天,他們都在一如既往地堅持共產黨文化。

  回顧文革到六四,我們應該看到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的重生,依靠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

 

 

  然而,影響從文化革命到八九「六四」間中國社會精神文化發展,影響八九年學生運動的,除了前述的這代知識精英自身變化發展的兩條歷史線索外,還有他們還帶來的第三個重要特點,那就是他們自覺和不自覺地隔離了下面兩代人和傳統及世界的真正接觸,有意無意地成為可以為共產黨統治所利用的「防火牆」。這道牆在歷史的演變中顯現出五個特點:

  1、切斷中國社會及其文化和當代世界聯繫的封閉圍牆

  自三十年代末期以來,正是于光遠、李慎之,乃至李澤厚等這一類知識精英在協助共產黨,利用排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在中國建立了封閉的社會,封閉的共產黨的文化。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牆,無形的文化牆,阻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的聯繫。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經或者一直在共產黨主宰意識形態、教育、文化和科技領域擔任要職,有的人則是文化和科技領域中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無論是在其位,還是在受到整肅時,這種封閉、專斷、教條的、打棍子的思想方法,都從來沒有改變過。對資產階級,對其他西方思想文化流派的排斥感情,對共產黨的感情,只有起伏,從來沒有發生過根本的顛覆性的改變。

  這批人所積極協助共產黨建立的共產黨文化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一道無形的封閉牆,它使得以後幾代人生活在客觀和主觀雙重封閉的世界,不僅不瞭解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天生地排斥共產黨文化外的一切。

  2、斬斷中國當代和歷史傳統臍帶的絕壁

  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達藍道夫(R. Dahrendorf)在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說,這種極權主義的兩個顯著特點是,一是它反對近代自由人權民主思想傳統,二是全面反對人類的各種文化傳統。三十年代以後,正是李慎之、于光遠這一批知識精英,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種傾向,在中國社會建立了第二道牆,這道牆遮罩、隔絕中國文化傳統。「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但是「文化革命」卻是于光遠、李慎之等這一派知識精英,終生所從事的。

  這一道他們所建造的唯物主義一元論史觀的牆,徹底毀滅了中國社會固有的文化、道德、倫理和秩序。這個一元史觀使得人們相信,無論共產黨如何,都比過去的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好,都比歷史上的一切時期進步。罪行不是共產黨固有的,而是中國傳統遺留的,不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思想有問題,而是中國文化。

  達藍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文化的這個特點,這道敵視、隔離傳統的牆,至今還禁錮這中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領域。

  3、轉移人們直接認識、批判共產黨罪行的防火牆

  伴隨上述兩道牆,還有第三道無形的牆,這就是上述知識精英,以他們貌似公允的批評假像,在從文革到六四,甚至可以說自四九年之後,在共產黨和對他們產生反感和反彈的民眾和青年中間無形中建立了一道防火牆。首先這道牆阻礙了人們對於共產黨各種罪行的基本瞭解和認識,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它對於每一個共產黨的罪行,無論大小,首先解釋為某個人的失誤。他們要人們相信有一個好的共產黨領導人,有一個好的共產黨,有一個真正的、好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事實上這一切卻從來也沒有出現過。而這種理論解釋一經走出共產黨社會的意識形態,在真正的學術領域更經不得任何推敲。

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礎上,共產黨的罪行,當代極權主義罪行被他們解釋為根源於中國傳統,而不是共產黨制度及其思想。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被某些人吹捧為「自由主義」的李慎之先生,他至死還在宣揚繼續反傳統,繼續文化革命。可以毫不為過地說,正是所謂「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協助了共產黨,才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轉移了一些本來可以有為的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批判方向。

  這一道防火牆造成了中國知識界至今看不到百年來極權主義對於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脅,看不到東歐持不同政見者和他們不一樣的追求。可以說,所有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陸出現的、其背後有這一代「老」知識份子和共產黨官員的所謂文化運動,都具有這種特點。它使得人們對共產黨及其罪行的對抗和認識,對二十世紀威脅人類的極權主義和革命的認識,整整又推遲了二十多年。

  4、阻隔年輕一代和老一代知識份子傳承的斷牆

  從文革到六四,筆者還親自感受到他們建立的第四道牆。于光遠、李慎之,以及稍後的李澤厚這一知識份子群體,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義、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例如陳寅恪、洪謙和黃萬里等人,和其後我們這兩代人中間建立了一道隔離牆。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學生根本不瞭解上一代,以及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探索。陳寅恪、洪謙、黃萬里等人,在他們眼裡是遺老遺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筆者至今深以為憾的是,我在清華園生活了將近十年,其後又經常來往於清華園,居然不知道那裡住著一位頂天立地的巨人黃萬里。筆者在從事科學哲學探索十幾年後,才知道中國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學哲學家、維也納學派的成員洪謙。而陳寅恪的獨立精神和歷史、文學研究,筆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瞭解到的。

  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年輕一代對於前輩知識份子、知識傳統的重新開掘幾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來的,例如謝泳等人對於西南聯大,對於民國以來的知識份子的重新認識。他們幾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覺重新發現、找到老一代知識份子,以重新開掘他們創造的財富。而于光遠這一知識群體所形成的碩士、博士導師,不僅起不到導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學術領域,而且成為一堵阻斷年輕一代和世界,和中國傳統接軌的隔離牆。就是在今天,他們還是用極其輕蔑的口吻談論那些他們曾經參與批判、甚至迫害過的前輩或同輩自由派知識份子。

  5.直接或間接回應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回音壁

  對於這道橫梗在中國社會中的牆,如果從文革到六四的二十年間,中共政府很多時候是被動地利用了這道防火牆,那麼在「六四」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已經學會非常積極主動地利用這道防火牆,甚至把它變成一道「回音壁」,尤其是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導致法輪功的反抗公開化以後。縱使我們自己還不明白,但是共產黨政府已經明白這道牆對他們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

  這是一道天然的防火牆,最近十年的發展使人們看到,雙方都已經非常明白這種關係。對此最典型的是對於所謂「擦邊球」的運用。共產黨集團也已經學會巧妙地利用他們的擦邊球化解社會的不滿,並以此損害、乃至摧毀真正自由派知識份子等完全與共產黨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們在嚴酷打擊包括法輪功信仰在內的的一切言論、一切活動同時,對這派知識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評,則「網開一面」,甚至允許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出國,給他們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不僅利用這種方法導引和防止了批評升級,而且還更積極利用這類知識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質,對抗打擊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很多這類知識精英也非常會利用共產黨給與的方便,「裡外通吃」。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現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最近的余傑王怡在會見布希總統時排斥郭飛雄事件,也都在相當程度上染有這種性質。

  另一個與此緊密相連的手法是收買政策,對於所有這類的知識份子從物質上給與各類優惠和照顧,讓他們明明也感到未來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災難,但是由於暫時相對舒服的生活,而更願自欺欺人地沉溺於安逸。

  到今天,文革四十年,「八九」十七年,特別是在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法輪功學員對新的文化和知識的追求影響越來越大以後,這類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的消極作用越來越顯著了。

 

 

  從文革到六四,細檢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了二十三年的發展到八九年爆發的學運,應該說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場真正的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對於魯德成等潑汙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的處理。整個運動並沒有明確提出極權主義專制問題,民主自由問題。如同七六年紀念周恩來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一樣,這個運動仍然只能是共產黨社會內部的一個大規模的不滿運動。它不能和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相提並論,因此可以說它仍然沒有回到三十年代後被隔絕的,在世界範圍內和傳統範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和對極權主義的抵制。

  從七十年代初期對此有所感覺,開始努力尋求接續歷史和傳統的青年知識份子,直到八九年以後,接近九十年代中期,才重新慢慢找到被五七年徹底斷絕的歷史和傳統。而真正如東歐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七十年代末期波蘭團結工會那樣形成群眾性的對於人權、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國則是在九九年法輪功遭到鎮壓之後。

  在回顧、思索從文革到六四的歷史變化情況的時候,我當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這兩代共產黨,或者其周圍滲透著共產黨文化的知識份子,而要說的是,他們或許能夠使得共產黨寬鬆一些,但是卻絕對不能成為我們的旗幟,特別是把他們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因為套句馬克思的說法,他們的臀部帶有極權主義的印章。

  我們支持他們是因為要利用他們可能給我們造成的寬鬆,來發展真正的自由主義。我們承認他們的努力,甚至讚揚他們的努力,但是絕對不能跟著他們。因為在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專斷的唯物論、共產黨的文化中,只有「威脅自由和民主」的「極權主義」和「革命」,而不會產生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

  從文革到六四,從六四到今天,筆者以為我們已經有能力擺脫掉共產黨文化及其知識精英對我們的禁錮、誤導:跨過斷代的鴻溝,打破封閉社會、封閉文化、封閉思想對我們的禁錮,接續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當代知識份子的獨立自由精神。

  共產黨極權主義和革命是二十世紀對民主自由的兩大威脅。實際上,九一一後人們已經看到,在二十一世紀,極權主義和革命依然是威脅自由民主的兩個主要危險。但是這一次,從文革到六四,我以為我們的教訓、我們的覺醒就是,我們終於能夠站在他們對面,看清他們,對抗他們,為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續,為真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了。

2006-6-5於德國埃森

第十七期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