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首頁

 

 

寬鬆時期的成就


王若望傳記:第五部

 

上海的回城風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走向開放與寬鬆的轉捩點,會議公報否定了華國鋒的「凡是」派路線,華的權力,也由鄧小平取而代之。可是在人們的心目中,胡耀邦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寬鬆的表現首先在「西單民主牆」打開一個缺口,為言論自由爭得了方寸之地。

追敘西單民主牆的興起,經歷了曲折和有趣的鬥爭,不妨說,是汪東興催生了「民主牆」。「四人幫」扼殺了團中央辦的《中國青年》月刊,「四人幫」粉碎後,《中國青年》有理由復刊,該刊編輯人員都是胡耀邦的部下,並參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門詩抄」,汪東興文化不高,在他那埵洫e了為四人幫服務的筆桿子,其中有人將復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送到汪東興那堙A他下令禁止該刊的發行。編輯人員就用化整為零打遊擊戰方式,將第一期《中國青年》拆開張貼在首都西單牆上,「西單民主牆」就這樣誕生了。胡耀邦卻支持民主牆,設法將民主牆上討論的重大問題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民眾就這一事件張貼大字報批評汪東興無權干涉言論自由,這時批汪的大字報已不限於西單,而且向其他街道擴展。大字報所涉及的問題,如要求平反冤錯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膽地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

西單民主牆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直至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矛頭針對鄧小平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和「第五個現代化」,正好與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唱對台戲。不僅扼殺了可憐的西單牆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鄧小平一朝權在手,第一個動作便是製造冤錯假案。胡耀邦面對鄧、汪聯合把西單民主牆扼殺的行徑,束手無策。彭真跳過胡耀邦,將起訴魏京生犯有洩密罪的判決書直接交給鄧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預,冤案已成定局。所謂「洩密罪」也很離奇,判決書上預先造了謠,說魏京生講過越南戰場上中方指揮官的姓名。此事報紙早就揭曉,何來洩密?從此司法部門給持不同政見者定罪,大多襲用「洩密罪」。

北方的民主牆事件擴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個季度。上海響應西單民主牆,在淮海中路,人民廣場南京路一面的大樓,貼出了長幅的大字報,第一回合的語句比起魏京生的幾張還要激烈,我趕熱鬧前往觀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報,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對面。

「毛澤東不是神,是人」!

「四人幫倒了謹防新的四人幫重來」!

 

三年以前,黨中央號召大城市青年支持邊疆經濟建設,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雲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於近年來黨的政策表現了寬鬆的氣象,所有支邊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結隊回到生活過的城市。帶頭發動第一波回城風的,便是上海的青年們。

當第一批回城青年達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聚集約兩萬餘的人群,真叫做波瀾壯闊。

這場運動與八九天安門的群眾運動有相似之處,它是自發的,支邊青年皆從新疆、雲南省回來,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領導找不到什麼藉口動武鎮壓;不同之處,回城風只有一項要求:准予邊疆回歸故鄉的中青年落實戶口。

讀者有所不知,中共對城市戶口的管制極端嚴格,幾乎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敢於衝擊城市戶口制度,首先發難的就是上海人。參與回城鬥爭的還有支邊青年的家長們,他們向聚集在馬路邊上的群眾宣稱:當年街道幹部如何用車輪戰逼迫子女非支邊不可;有的則用威脅的手段,如果不鼓勵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長的飯碗。我聽過白髮老人在馬路邊聲淚俱下的控訴,才知道所謂「車輪戰」,是發動老頭老媽一批一批輪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長點頭,當場畫押,並通知派出所今後不得將其子女列入城市,於是這家門口便貼上「光榮人家」的告示,車輪戰的部隊才停止戰鬥。有一位老人發狠地說:派出所和里弄幹部耍的是無賴手段!不過只有極少數家長被迫上鉤。

三天以後,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萬七千餘了。並且選派出代表應雄耀、喬中林等五人,提出了要和市委領導人對話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頭,恢復支邊青年原有的城市戶口;只有一條例外:男、女青年已和當地的對象結婚者,遷出的戶口不能恢復。

這場回城風的鬥爭以完全勝利告終!勝利的喜訊傳至四面八方,當年奔赴青海、甘肅、新疆等處的支邊青年乘著勝利的東風紛紛趕回上海。這幾個地方加起來的人數在十五萬人以上。「回城風」的勝利引起的連鎖反應,幾乎是在全國範圍衝擊了城市戶口制度。

從此,城鄉男女婚姻制度自動取消;農民進城做買賣,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付員警的干預。

「回城風」的鬥爭,還有一個特點,新疆回歸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們從小出了遠門,生活閱歷比較豐富,正如毛澤東所說:「社會是很好的大學校」,生活的艱苦鍛煉出不屈不撓和近乎狡獪的性格,比如說,「回城風」的鬥爭沒有知名的領袖,他們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車輪戰術與市委領導軟磨硬撐。上述王輔臣、傅申奇、張先樑等,開始似乎沒有什麼,但他們的命運並不美妙,沒多久當他們回應西單民主牆,到街頭貼大字報,就遭到逮捕。

在以後的捉捉放放中,這幾位久經考驗的民運戰士表現出堅定和圓滑,始終不改初衷,他們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與我協力同心,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協會」,(最初命名「中國人權研討會」)我本人任顧問,主要骨幹王輔臣、張惠康、傅申奇、溫定凱、喬中林、龔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記註冊。民政局並未拒絕,只是說:按規定社會團體必須與某個單位掛鉤,事實上所有的官方機構見到「人權」就怕,誰也不肯與這樣的社團沾邊。「人權協會」每週在復興公園舉行座談,公安人員站得遠遠的,用攝像機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漢。在座的神態自如,只當沒這回事,引得公園的遊客們向他們伸出大拇指。

「中國人權協會」也引起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注意,鄧小平就在八七年底的一次報告中曾提及:「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關係,策劃破壞活動」。(引自《鄧小平文選》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按最後一句看來,他又在捏造虛假的罪名,準備採取鎮壓手段,只過了半個月,即有喬中林、李慶榮、應雄耀、董紹平、王輔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胡耀邦仗義執言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任命胡耀邦為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比較開放寬鬆的局面。這種寬鬆在知識份子中間形成兩種反應:極左分子覺得這是個捲土重來的機會;民主派的知識份子認為根絕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必須進一步與極左思潮作鬥爭。前一階段極左思潮曾把華國鋒的「凡是」解釋成「反右」,如上海作協的劉金和唐鐵海一夥混淆「左」和「右」,表明極左思潮常常依附於「四人幫」,二者是形與影的關係。

一九七九年極左派的反撲先在文藝刊物上露頭,六月號《河北文學》刊出「歌德與缺德」一文,認為作家的任務是「歌頌現代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食無衣之慮,日不怕盜賊行兇,夜不怕蒙面大漢上門。河水泱泱,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可『歌』其『德』」?誰指出社會主義有陰暗面者,就是「缺德」。

此人還以惡毒的語言辱罵揭露林彪、四人幫種種惡行的文藝是「善於在陰濕的血污中聞腥的動物只能詛咒紅日」,後面一句是罵反對紅太陽毛主席者是動物。明顯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幫的僕從、餘孽!

我立即撰文進行反擊,題為「春天堛漱@股冷風」(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報》、同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以下簡稱「冷風」。

由於《人民日報》轉載,「冷風」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黨報紛紛轉載,幾個省的作家協會、文聯發表書面談話,聲討「歌德派」,「歌德派文學」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貶詞。

這一下嚇壞了極左派頭頭胡喬木,他不便正面反撲,而是運用組織力量,打電話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門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趕浪潮,對「冷風」卻沒有半句肯定。《河北文學》主編田間對「冷風」一文也不以為然,乃寫信給胡耀邦,信中指責王若望的文風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藝界的團結。胡在百忙中邀請田間和編輯——即「歌德」的作者赴京面談。

胡耀邦發話安撫田間和那位編輯,指出「冷風」還是符合大方向的。我從中宣部內部發行的《宣傳通訊》看過胡耀邦的談話摘要:

「王若望是我黨的老近衛軍戰士,他的批評失之於尖刻,你們不必計較,而《河北文學》的那篇文章是確實不符三中全會的大方向」。

那個時候,「老近衛軍戰士」的稱謂是很高的榮譽,當年列寧贊許功勳卓著的近衛軍戰士,就是這麼說的。本人不想借列寧和胡耀邦之光來炫耀自己,對誰也未透露過。直到十年以後胡耀邦逝世,適值《百姓》的主編陸鏗兄來訪,我才跟他講了胡耀邦的談話。我說:當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學》編輯談話的那本《宣傳通訊》,上海地區的文教幹部沒有看到,原來是陳沂部長做了小動作,因為我在四屆全國文代會上公開批評他「左」得離奇,他對我心存報復,竟將耀邦稱讚我的那期《宣傳通訊》扣留不發。感謝安徽宣傳部長贈給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講話的原文。

從這件小動作上暴露出這位陳沂是小人肚皮雞肚腸,他想一手遮天,結果是自欺欺人。

 

《紅旗》論壇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產的一年,「冷風」引起國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著我旺盛的創作欲,大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雄心。

如果說「冷風」是針對一個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黨中央的文藝領導。

接下來的一篇題為:「談文藝的無為而治」發表於九月號的《紅旗》上(以下簡稱「紅無為」)。《紅旗》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這就提高了它的身價。「紅無為」敢於批判《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而此文歷來認為是老毛的經典文獻。此文一開頭對「文藝講話」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改造,似乎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就寫不出優秀的文藝作品,「紅無為」提出相反的論點:「文藝工作者改造世界觀,往往是通過自己深入群眾的體驗,藝術的感染,榜樣的示範等途徑逐步實現,並由此獲得創作的題材和靈感。而那種採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趕下鄉,開學習會討論,或採取批鬥方式,送幹校勞動之類,都不會收到什麼好效果」。並批判了「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類「無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領導方法。往下,羅列了所謂黨領導文藝,其實是外行領導內行,給予作家開出「不」字當頭的許多條戒律,計有「英雄人物不能寫缺點和動搖;寫愛情就是小資產階級請調;英雄人物不能失敗,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觀失望;用兒童的心理和語氣寫少兒讀物,就是資產階級童心論;暴露我們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擊社會主義;中間人物不能寫;歷史上黨的錯誤路線碰不得;代表這個錯誤路線的人物寫不得;悲劇、諷刺劇要不得……

《紅旗》犯下的錯誤驚動了黨中央,《紅旗》主編熊複請示胡耀邦如何善後,胡看了我的那篇「紅無為」,據說提了幾條意見:「不必公開批評,不要作者檢討,《紅旗》是我黨的機關刊物,由黨中央的機關報認錯沒有先例,影響也不好。作為一家爭鳴,讓他去『鳴』,好在問題不大」。

耀邦並未指出一家之「鳴」錯在哪裡,熊複感謝胡耀邦衛護了《紅旗》的面子,他當然照辦,只是把向我約稿的柯藍作了替罪羊,株連他丟了飯碗。

 

冤家路窄

陳沂原是軍委文化部長,下面兩個副部長,一位叫劉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個「左」王組成的領導班子鬧不團結,據說副部長劉和魏拿得出響噹噹的作品,魏有一個記述長徵的劇本,劉有幾篇歌頌內戰的小說,而陳部長卻沒有一篇文藝作品發表。

部長受到兩個副部長的排擠,這種情況在軍內並不稀奇,幾十年來,軍隊是個獨立王國,外來幹部等於異己分子,只有個別忍氣吞聲的外來戶才能混得下去。

陳沂把自己的苦惱向胡耀邦報告,他想離開文化部,至於受排擠的內情他沒有說。胡耀邦是個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長不當,當市里的部長,行不行?陳沂問:是哪個市?當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覺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陳的級別是軍委文化部長,他可不知道,把一個「左」王派到上海領導意識形態,其後果比軍隊左了一大片要嚴重得多。

陳沂從出發前電告吳強和我到機場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四十年間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陳沂剛上任不久,按理應會見文教、宣傳、衛生部門的專家和領導,他把這樣的會見改為大家聚集在「文化廣場」聽大報告,簡單省事做到了,卻把與各條戰線的領導與專家瞭解下情和親切交談的機會錯過,勢必成為首長教誨,居高臨下的格局。這且不去說它,他在台上所講的內容令人大為洩氣,我是聽眾,他忽然講到白樺的「苦戀」是不愛國的,將軍們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見;他還說,市委宣傳部就是要強調思想改造,就是要捍衛社會主義……。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報告在技術上很差勁,講得重複,冗長,教條,枯燥,言談之間聽得出此人淺薄,不學無術,人們擔心他怎麼擔當得起宣傳部長的重任。

在這以前,我的黨籍已恢復,重新回到《上海文學》任副主編,領導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鍾望陽,為著發稿用與不用,難免發生衝突,我信任陳沂,在相持不決的情況下,有時把可用的稿件請部長作最後決定。為著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鍾排斥,我告到部長那堙A陳沂沒空看,我並不怪他,可是他同樣否定了這篇佳作。我相當惱火地當面批評了他,沒想到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參加會議者大多是各區宣傳幹部,他舉王若望的例子,批評我自作主張,黨性不強。

這一場衝突,我沒有感到有什么差錯,退一步說我真有錯誤,應當當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豈不是一種缺席裁判?這一年正好在北京開四屆文代會,出席會議的作家名單,須經市委宣傳部審核,這樣的手續體現了黨領導一切,民間團體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部長陳沂發現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將王若望刷掉,後來還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設想了爭取公開發言的機會,這次文代會由胡啟立代表中央致詞,他的祝詞強調創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誰干涉作家創作自由,可以向全國文聯、作協或中宣部提出申訴。這對我的公開發言又是一種鼓勵。文代會的程式中有一項各地代表自由發言———以前文代會以及其他會議,從未有過,「自由發言」一項,實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屆文代會實屬「首創」。

我代表上海作家發言,前半段熱烈擁護胡啟立承諾創作自由,接著舉上海宣傳部長為例,批評他便是窒息文藝的領導人,至今記得我還舉出若干事實:話劇「布穀鳥叫了」,「洞簫橫吹」以及白樺的「苦戀」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黨中央的文藝政策已經公佈了,傳達到下邊如果頂著不執行,你們說怎么辦呀?我和陳部長的友情已有半個世紀,曾當面對他提出忠告,他不願接受,反而干涉的情況多起來了。我們的宣傳部長還在繼續犯錯呢。最後,我又回到胡啟立的祝詞,我說:「真正兌現創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領導,胡啟立授予作家們有權上告,今天我的自由發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權利唔!」

我的這次發言,會場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陳沂軟硬兼施對付王某的動作,他找我去談話,當然沒有好面孔,陳要我承認我是一種報復心理,還要我發表文章,挽回在文代會上肆意攻擊陳的影響。

我說:話都講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發表文章,我或許有更多事實證明我的發言並非惡意攻擊,報復心理或許有,先是你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你點了我的名,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雙方是平等的,你既然點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況下指出部長的缺點,高明的領導人聞過則喜,不高明的領導人才會指我是報復。

陳想不出反駁之詞,一時語塞。我動之以情誠懇勸說他珍惜我們之間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誼:想當初你通知吳強和我到機場接你。我和文藝界的同志對你抱著多高的期望,你也以為上海有兩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協助你的工作。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對立。

我進一步說:「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剛到上海,下車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廣場跟上千名專家和領導見面,你輕率地把幾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從極左的角度做的大報告,人們挖苦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過馬楠同志(陳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對你的粗暴作風有意見,我的用心良苦,卻換回了你如此恨我,難道這是我的責任!」

陳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領導人之類,對我的推心置腹的進言依然無動於衷,上一節曾講到他扣留內部刊物《宣傳通訊》,因為那上面刊有耀邦稱讚王若望的話,他就全部扣發,借機報復。如果通過這次交談,他表示願意改進的話,彌合我們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還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終耿耿於懷。他在六年後寫的一篇文章――副標題為:「從王若望被開除黨籍談起」一文中,曾這樣講到這次交談:「我萬萬沒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王若望針對我作了不實事求是、不與人為善的發言。這個發言,不僅在上海幾百人的代表團中造成不良影響,也在全國文藝界造成不好的影響。回到上海後,我向市委作了彙報,但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我只是個別找他談話,指出他的錯誤,對他進行了批評。最後問他:「你這樣做,考慮後果沒有」?他說:「沒有」。(參看《自傳》二卷附錄422頁)。上述引文提到「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從這句話堙A可見市委並不同意他準備嚴懲王若望的意見。

陳沂部長手中有權,他怎肯善罷甘休,於是又想方設法把我調離《上海文學》編輯部,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轉了個彎調我到黨校去學習。我剛剛恢復黨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義調我去黨校學習,不服從也不行。

 

進黨校受洗

我歷史上兩次被開除黨籍,兩次進黨校進修,記得一九四三年我頭一次進入山東分局黨校,因我得了個「山東王實味」的美名,分局組織部長李林同意調我至黨校,那時我對李林部長的決定,感情上並不抵觸,不像第二次進黨校那么勉強。記得老根據地流行兩句順口溜:「叫你洗澡,請入黨校」。「洗澡」在這堣ㄛO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像天主教徒受洗,這兩句口訣說明進入黨校的學生多半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結合我的遭遇,當時覺著到那堿~掉「山東王實味」的美名,洗得乾乾淨淨,一舉兩得,所以我第一次進黨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滿意的。

第二次進黨校,同樣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義,在陳沂眼堙A王某喜歡「抗上」的污垢夠嚴重的。我心堜白,進黨校不過是一種過渡,他的計謀最終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學》副主編職務。

在這段時間塈痗}始注意喜鵲的生活,黨校設在郊區,觀察喜鵲比較方便,引起對喜鵲的研究,多半是法國昆蟲學家法布林著的《昆蟲記》使我對動物發生了興趣。七年後我寫成《喜鵲王》的科學小品,是我進黨校的「博士論文」,也是意外收穫。我還寫了「上海一霸」,評論上海市委書記,一手提拔四人幫的柯慶施罪惡的一生。(發表於一九八零年《民主與法制》)。

我的處世哲學:自我感覺良好。儘管有權的人左右逢源,背後捉弄我,打擊我,我處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來黨校的同學大多是犯了這樣那樣的差錯,得罪了上級,他們的自由化思想比較嚴重,與我可算是臭味相投,這就使我聯想起當年在「五七幹校」中的一段自由開放的生活,在這堙A我悄悄地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一是記下各人受打擊遭迫害的經歷;二是出了幾個問卷調查,請求同學寫下自己對某些現實問題的意見。

學習結束時,我的調查研究贏得了雙豐收,兩本筆記本記得滿滿的,可惜這兩大豐碩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員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編碼記下各人的名字,沒有株連同學。此處只能以苦思冥想記下問卷答案的幹部思想調查:

(一) 最不滿領導體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項制度?(三)有哪幾件好人好事過硬的?大多數答卷:(一)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組織部長,人事處長;(二)開會忙,向黨交心,公車、房屋、補貼上的等級森嚴,不斷搞政治運動,報表弄虛作假,黨委干涉個人婚姻自由••••••;(三)最不過硬的是學雷鋒,學大寨,學焦裕祿,學楊懷遠,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虛作假,吹肥皂泡吹出來的。少數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徹底,報上大字標題表揚的模範人物,沒一個經得起考驗,標題越大越不可信,那個單位挑選的模範人物,本單位的群眾最討厭。

關於拉丁字密碼速記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涇獄中發明出來的,這媔陲K補敘一下:原是為了寫作安全,用密碼寫下禁忌的雜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檢而製作。當時,除了羊子能解讀,無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國通美國人林培瑞先生,漢語已到了能說相聲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編的「拉丁密碼速記法」,林教授一學就會,當場使用密碼與我筆談。這並不是他特別聰明,實因這個速記簡單易學(林教授曾於一九八七年協助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讀者如有興趣學習,參看附錄(四)中文,代數公式對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媽媽介紹羊子與我認識,在定情後整整蹉跎了十二個年頭,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頭上還有一頂現行反革命,後面這頂帽子壓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廢除,幾乎同時,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佈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廣播電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這可以說是雙喜臨門,我和羊子的愛情延續了十二年,也應該到了劃句號的時候(有關詳情,請閱當時轟動全國的、由上海夏畫先生主編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結婚」)

新婚之後,羊子趕回湖南株洲田心機車車輛廠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別」中所說:「暮婚晨告別,無奈太匆忙」,我捨不得離開她,半年後就去株洲探親。我利用那個簡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寫出了《饑餓三部曲》(發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穫》,後編入港版《王若望選集》,並有美國駱基南(Kyna Rybin)女士譯成英文,由倫敦、紐約同時出版。)

這篇報告文學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視,(《收穫》又增印三版發行三十四萬冊)。讀者認為是寫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個作品,系「大牆文學」的開山之作。

不過,當時的中宣部長王任重看了並不滿意,他通過黨組織作了口頭指示:不介紹,不擴散,不轉載,「三箭齊發」。中宣部內的朋友告訴我:部長看過饑餓三部曲,他批評作者將國民黨的監獄與我們的監獄作對比,讓讀者覺得共產黨監獄的黑暗還超過國民黨。造成的影響極壞。

我在一篇雜文中批評「朱子家訓」,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長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鄰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個子女,李明亡故,撫養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親的一人承當。

我崇尚民主自由,總不能出門喊民主,關了門依然實行家長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薰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貫徹民主精神的身體力行,在舊家庭中,真要做到並不容易,比如說:不可打罵孩子,這是低一級的標準,高一點的要讓年輕一代敢於批評長輩,真正體現「長幼平等」,由於家長多次挨鬥,在學校媔瞻倥的子女都抬不起頭,養成了挨打挨罵不還手的馴順的受氣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罵子女,只是要求他們敢於批評家長,很難做得到。

有一篇《談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紹自己如何跟孩子們一同戲耍,體現了「長幼平等」的家庭樂趣:「我寧願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個孩子,他們尚在幼年時,我愛跟他們一起跳採茶撲蝶舞,我手媕滌_紙做的蝴蝶,誘他們來撲打,這時,我完全忘卻了『嚴父』的身份了。由童心發出來的情趣是最純潔而又有趣的」。(刊於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編入港版王若望雜文集《棱棱鳳骨》一三六頁)

封建味道濃厚的家庭,父母包辦兒女的婚姻,幾乎是歷史傳統賦予的特權,在前一節《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會上流行的兩句話:「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是「門當戶對」的復活與延伸;林凡與徐建的婚姻悲劇,並非政府官員搞株連,倒是自己的媽媽破壞了這一對美滿姻緣,林凡的母親卻是五四運動獲得婚姻自由的過來人咧。

再舉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兒子看中了近鄰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親屬於黑五類,女方的母親百般阻撓,我的兒子差一點要跳樓。這時我不能再袖手旁觀,只得代兒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辦公室」當作揚帆的同黨,吃盡苦頭,多虧他以感同身受的實例批駁「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標準第一,才使親家母回心轉意,終成眷屬。

對其他幾個孩子的婚事,同樣受著「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響,他們可沒有老大那么幸運,這種社會性的歧視,誰也沒法抗衡。必須等到父親頭上脫了帽子,找到對象的喜訊紛至遝來,半年之內我家接連辦了三次婚禮,兩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時候,相互解嘲曰:「遲到的愛情」。

雖則我沒法抗衡社會性的「政治標準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則還是可以堅持的。在孩子們找對象的問題上,我只做一個觀潮派,成與敗考驗他們的能耐,自生自滅。只是在定情之後,讓他把確定關係的對象讓我看一下,我不加評語,完全尊重子女的選擇。聯想起我的妹妹對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聽她的,結果幾個兒媳,不是鬧離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難,我替她總結孩子們鬧婚變的教訓,說:「青年人自己找對象那么專注,可以說全身心投入,她(他)所瞭解的愛人總比只見一面的老娘瞭解得全面和周密,戀愛自由產生良性反應,我家孩子就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僅沒有鬧離婚,或接納第三者,連反目打架的事也沒發生。只有小兒子的婚姻偏離了中國傳統習俗,查明責任在女方,而小兒子至今還癡迷地愛她」。

此處再補敘「四人幫」的另一條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佈凍結五類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創作的兒童文學《阿福尋寶記》改編為電影;另有《無罪的女囚》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共得一萬七千元,還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幫以後,如數發還,還加上兩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過民主方式:已婚子女兩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這就給他們辦起結婚筵席來很有氣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滿意了。

上海解決房子可不那么容易,我採取的計策是迂迴曲折,逐步佔有陣地。比如說,我從復興路遷出,房管所調撥萬體館對面的高樓房子,我提出以大換小,復興路的房子面積大,萬體館的面積小,希望考慮分兩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與羊子在萬體館大樓埵矰F一年,又遷入香花橋路四層樓的一小套居住,萬體館的房子便讓給兩個兒子成家。

羊子對我們住房越住越小,毫無怨言,她也喜歡孩子們,誇獎他們的倫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穫也像我坐牢那樣換了好幾處,周遊列國結交了親如家人的鄰居,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直至我們來美國頭兩年,當年的鄰居還捎信來遙致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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