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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的北京大學校長

 蔣夢麟

辛 明

 

一、不是八年抗戰,而是十四年抗戰

 

  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始於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對瀋陽北大營的偷襲,止於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前後歷時凡十四年。中國共產黨恬不知恥地自詡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其書籍、檔案和歷史教科書中宣稱抗日戰爭為期八年。在其自吹自擂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冠冕堂皇地唱「它堅持了抗戰八年多」,在無意中正好暴露了在中國人民的十四年(1931-1945)偉大衛國戰爭的前六年(1931-1937)堙A它根本沒有打過日本鬼子。在隨後的八年(1937-1945)堙A它的所做所為充其量也不過是其內部指示中所說的「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1]

  本文討論抗日戰爭初期(前六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與北京大學師生為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浙江省余姚縣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後就學於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和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旋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後任總務長。在蔡元培校長離職期間,曾三度代理校長。1930年冬,任北大校長,直至1937年北京大學南遷長沙,與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辦聯合大學。他的北京大學校長任期(1930-1937)正好覆蓋全部抗戰初期(1931-1937)。

 

二、在與日本特務謹慎周旋的同時,大力支援抗日戰爭

 

  作為全國最高學府,日本人把北京大學視為反日運動中心,經常派偽裝為學者的特務來此造訪。偽裝為地質學家、經濟學家、生物學家等形形色色的「學者」來北京大學,都一致譴責北大的反日運動,都一致爭取北大的對日「友好」。蔣夢麟校長和他的朋友和得力助手胡適(適之)、丁文江(在君)和傅斯年(孟真)等總是告訴他們,我們並不反日,我們反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因為軍國主義份子一心想滅亡中國。在日本學者對北大教授誇誇其談地吹噓中日文化關係之際,蔣夢麟等北大教授卻告訴他們,除了日本的軍事野心之外,我們看不出中日之間還有什麼文化關係。「只要你們肯放棄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兩國自然就能攜手合作的。」[2]

  1933年,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組織了一系列抗擊日軍的戰鬥,史稱長城抗戰。在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冷口等長城關隘,國軍用低劣的武器和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進攻,給日寇以重創。傷兵絡繹於途,醫院人滿為患。北京大學教職員成立了傷兵醫院。蔣夢麟校長的夫人陶曾谷女士親自主持院務,教職員的太太和女學生充任職員和護士,收容和救助了大批傷員。蔣夢麟本人也過問醫院的事務,與作戰部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軍政部長何應欽(敬之)親自來平指揮作戰,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蔣夢麟校長與何部長過往密切,兩人都希望能搭成停戰協議,以換取備戰時間。蔣夢麟校長親自出馬訪晤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探詢他可否充任調停人。1935年7月6日,《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達成。中國人贏得了喘息的時間,日本人卻得到了中國政府取消在河北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日方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承諾,並佔據了河北省北部地方。

  日本人得寸進尺,在河北省北部成立「自治政府」之後,又緊鑼密鼓地以「華北民眾」的名義開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自治」運動。在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師範大學校長李蒸,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及胡適、張奚若、蔣廷黹、吳文藻、傅斯年等20餘位著名大學教授於11月23日在銀行公會聚餐,以聯名方式發表宣言,否認所謂華北民眾要求自治或自決。宣言原文稱:「因為近來外間有偽造民意破壞國家統一的舉動,我們北平教育界國人鄭重宣言: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組織特殊機構和陰謀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宣言充分表達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熱忱和凜然正氣。

 

三、隻身夜闖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冷靜面對綁架威脅

 

  對於蔣夢麟校長的反日活動,日本軍方恨之入骨,密謀把蔣夢麟綁架到他們治下的大連去。宣言發表後不久的一天下午,日本憲兵到北京大學來找蔣夢麟,請他到東交民巷的駐防軍司令部去談談。蔣夢麟毫不含糊地答應一個小時之內就去。在通知家人和幾位至交之後,他在天黑以前隻身一人去了東交民巷的日本兵營,進了河邊將軍的辦公室。房門立即在身後鎖上了,一個日本大佐和他交談,一個日本士官握槍站在他身後堵住門口。

  大佐指責他進行反日宣傳,誣陷他寫作反日著作,攻擊他在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名,最後圖窮而匕首現,說:「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已經給你準備好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蔣夢麟義正詞嚴地回答。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堥茪F。」蔣夢麟不亢不卑地說:「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大佐的臉色大變。他認識到他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只能尷尬地重複,「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蔣夢麟抽著煙,很平靜地對他說:「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

  蔣夢麟就這樣軟硬兼施、機智勇敢地使日本鬼子左右為難。這時,電話鈴響了,顯然是更高層的幕後指揮者一直在監聽他們的對話,現在給大佐發來新指示。大佐接完電話以後,對蔣夢麟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門鎖從外面打開。大佐幫蔣夢麟穿好大衣,把他禮送到汽車旁,恭敬地給他打開車門。這時,夜色已經四合。蔣夢麟懷著勝利的喜悅,坐進汽車,返回家中。

  這就是蔣夢麟隻身夜闖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冷靜面對綁架威脅的全部過程。引號中的對話全部引自蔣夢麟的自傳《西潮》[2],筆者連一個字都沒有更改。蔣夢麟為我們作出了中國知識份子臨危不懼、威武不屈的典範。他告訴我們,窮兇極惡的敵人不是不可戰勝的,浩然正氣是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最強大的武器。

  在一定意義上,現在高智晟律師和中共專制政權的鬥爭與當年蔣夢麟和日軍駐防軍司令部的鬥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專制政權與日軍駐防軍司令部一樣窮兇極惡。但是,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高智晟律師的浩然正氣最後必然會戰勝中共專制政權的邪惡勢力。

 

四、堅守崗位,直至最後時刻

 

  日軍駐防軍司令部的綁架陰謀震動朝野。當時就有許多朋友說蔣夢麟不應該獨身闖虎穴。多年以後還有人評說他「書生氣質很重……萬一給他侮辱或加害,這種不必要的犧牲,豈不很冤枉。」[3]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將軍派來一位少將勸蔣夢麟離開北平,說他恐怕沒有能力保護他。不久後,蔣中正委員長又借陳誠(辭修)將軍北上之便,請陳將軍為他代致問候。

  蔣夢麟對於勸他離開北平的忠告深致謝忱,卻仍然留在北平堅守崗位。校園堸蒂蚋穭J一些朝鮮浪人(為虎作倀的亡國奴!)來尋釁鬧事,但是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卻再也沒有來找過麻煩。他們改變了對蔣夢麟校長和他領導下的北京大學的策略,派來松室孝良將軍當日軍的特別代表。對蔣夢麟禮遇有加,甚至和他變成了私人朋友,經常到他家做客。蔣夢麟總結,「這就是日本人對付中國人的手段。程式大概是:先來一套甜言蜜語,繼之挑撥離間,然後威脅恫嚇,接著又是甜言蜜語,最後施行閃電攻擊。先後次序可能有所改變,但是從來不離徵服中國的基本方針。」[2]

  蔣夢麟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一直堅持到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當時,他正在廬山參加蔣委員長召集的與著名知識份子共商軍國大事的會議。在會議過後,與幾位朋友飛到南京,想立即乘津浦線列車趕返北平,繼續領導北大校務。但是抗日戰爭的第二階段——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展開,北上的火車全部停開。他沒能回到北平,卻開始了籌辦在長沙成立北方三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的聯合大學的新工作。

 

參考文獻

[1] 辛灝年:《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黃花崗》第十四期,2005年

[2] 蔣夢麟:《西潮》,磨劍堂出版,1960年

[3] 孟玉:《一本值得閱讀的書——西潮》,《函校通訊•新書評介》,196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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