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期首頁

 

新黨,

你要做大陸的

第九個「民主黨派」嗎?


著名泛藍人士、民運人士  

 

  拜讀《郁主席,此言差矣!》 一文後,感觸良深。新黨主席郁慕明三點附和中共的言論,著實叫人不敢領教。第一點提醒胡錦濤以臺灣政壇亂象為鑒,放緩民主腳步。第二點指控應有CIA 介入海外民運組織和法輪功。為「不容外力干涉,分裂中國」,所以他不支援民運和法輪功。第三點肯定中共是安定力量,希望中共穩定執政。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新黨儼然已成中共的親密友黨,如此為之文飾幫腔,甘心充當霸道鷹犬,毋作王道幹城,令許多有正氣和骨氣的新黨朋友難以認同。新黨經過此番「夠可以」的表態之後,按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十月二十一日所公佈的《中國的民主建設》白皮書,肯定可繼往開來,在原有的八個民主黨派之後,夠資格成為一個符合條件的第九個 民主黨派。什麼條件?則是必須在中共執政領導下,與中共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而貨真價實的民主黨派存在的意義,就在做好監督制衡執政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制衡的政治,是假民主政治,哪有民主可言?

  就郁先生第一點而言,臺灣今天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因過去給的民主不夠,經驗不足所引起,而不是給得太多,是建立民主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所有因之衍生的腐化或異化的亂象,包括統獨爭議,應可透過民主法治機制加以修正調和,何需因噎廢食?就像一個嬰孩,生下來不可能就健步如飛,總要跌跌倒倒一陣,步伐才能逐漸穩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必然會經過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而這堛疑鶬銢O過程。眼下流行源自著名的社會與政治學家李普瑟特觀點,「經濟成長會增加受過教育中產階級的人數而加快民主化」,說要等中產階級興起才能開始實行民主。也有人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大道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活過才知道;也需要長時間累積經驗,方能達到較為完善水平。確實,中產階級與國民受教育水平可提升民主素質,但並非絕對,其他因素也的確存在,比如說實施時間的長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與香港,印度較窮,香港較富。十億人口的印度2004年人均收入只有622美元,是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1272 美元(編按:這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應予存疑)的一半。印度2003年人均受教育年數為5.1年,而中國大陸為6.4年。眾所周知,印度民主體制行之多年,除了喀什米爾和宗教衝突問題,少有動亂,政黨輪替,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民主意識強大。相形之下,香港雖然人均收入達23600美元,比臺灣還高,中產階級強大的香港依然沒有實施普選。足以可見中產階級的存在並非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不然為什麼中產階級比例少的印度可以民主,而中產階級比比皆是的香港卻不可以?筆者認為,中印之間的差別是在「行」的問題,不在「知」的問題。恰恰驗證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所強調的「行」的重要性。當從實踐中汲取並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才能逐步改進和完善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開放體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越早開始,越少學費,越早政通人和。任何人幫腔鼓吹延緩民主改革,鼓吹「民主導致動亂」,不但昧於國父的《知難行易》哲學真諦,而且遠離他民權主義的遺教。延遲民主,不訂出一個時間表來,只會天怒更多,人怨更深,終致得不償失。當下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完全取決在中共自己的一念之間,到底是以天下蒼生為念,或是以一黨之私為念?

  就郁先生第二點而言,民運和法輪功是否有CIA介入,請拿出證據。「應有」和「有」,一是猜測,一是確定,二者有天壤之別,必須講清楚,不能臆測。如欲利用仇外的民族情結,來迎合中共,則更令人不齒。怎麼一向「反共」的郁先生也跟素來擅長開設「美國特務臺灣特務帽子工廠」的中共沆瀣一氣,幹起這種行當來了?筆者作為來自臺灣的學人,自參加中國民運二十多年來,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民運朋友認識許多,做過全球民運組織理事長、監事長,還沒發現過CIA 介入的蛛絲馬跡,從未和CIA打過交道,也從未收過CIA的銀子。否則怎有些民運朋友生活潦倒,有些「老字號」大小民運刊物停刊?反而臺北和僑胞們,以前倒是常對民運慷慨解囊,民運人士至今仍銘感在心,也自愧有負海內外厚望。郁慕明所說的話,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不敢講,所起的壞作用,非大陸上八個花瓶黨派所能起到。或許,郁欲藉此撈取政治資本,一躍而成為大陸第九民主黨派?郁既然指出CIA介入民運,想來必有所本,許多民運朋友倒是盼望他拿出證據來,以昭大信於天下,不要平白冤枉眾多民運人士。

  20041025日,美國前國務卿鮑爾在北京接受CNN和鳳凰衛視訪問時,強調了《臺灣不是獨立的,臺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這是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堅定政策》。歷任美國總統,布希和克林頓在內,都宣示不支持台獨。郁慕明「外力介入,分裂中國」的說法,明顯落後於事實,不攻自破。

  就郁先生第三點而言,他怎會不瞭解如今大陸最流行的口號「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背後是一個不安定的局面?就從近的來說,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全國2003年共發生58千宗較大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160宗,比2002年增加了15%。除了200410月底,四川漢源 十餘萬農民包圍省委書記抗議事件外,大規模農民維權、職工與國企抗爭行動,到如今還層出不窮。所有問題的矛頭都指向執政黨的長期貪汙腐敗。大陸的順口溜說:貪官越反越貪,腐敗越反越烈。難道這與體制、黨治之長期缺乏監督制衡無關嗎?從長期來說,就憑共產黨的暴力專制本質,它能營造一個安定的社會嗎?早在10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就明白指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我們都知道決定一個人或政黨的本質,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內在的文化底蘊。中共表面是中國人的政黨,它的政治文化底蘊是馬列主義,不是三民主義所論述的中國固有道德和固有文化。無庸爭論的說,歷史發展已經作出選擇,歷史淘汰了馬列主義。共產運動的老祖宗俄羅斯人民和東歐人民也已經做出選擇,他們拋棄了馬列主義。遺憾的是,馬列教條至今依然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教育上,束縛桎梏著中國人民;特別是一黨專政,還在嚴厲的迫害異己、控制互聯網。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難道 一黨專制會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安定力量?除非中山先生錯了,或世界潮流錯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三講批評了保皇黨專保護外來的大清皇帝現在郁先生卻在異曲同工地專保護著舶來的馬列黨,只看到同種,看不到異文,誤入了虛假民族主義情緒的陷阱,真是有違中山先生關於馬列主義的批判教導。中共改革開放以後,比較討喜而不危害一黨專制的施政,如在經濟上,國防上,衛生上,體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應該加以肯定。但更應該認識到,如再加上體制改革,出馬列,入三民,成就肯定會如虎添翼,大大超越現有水平。否則,連目前的成果也會曇花一現。唯有拋開馬列的死水回歸孫文的活源,才能大力促使中國永續地民主、進步、繁榮、安定、幸福、和諧、統一,這才是根本,根深本固方能長久地枝茂葉盛。把孫文學說發揚發展光大,就能發出真正的巨大安定力量。

  郁慕明現正在瀋陽作「民族之旅」,連上次北京和胡錦濤見面之旅,以及以前大大小小的大陸之旅,是不是全部或大部由中共用民脂民膏招待的?十月底 病逝、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原中共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官方新聞稿竟然稱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他1985年就參加了共產黨,1987年《人民日報》卻報導:「一些好奇的西方記者,常常問榮毅仁,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榮笑笑說:我還不是,但我希望將來能達到黨員標準。多麼虛假而又無聊!當然,我衷心希望郁慕明千萬不是下一個榮毅仁。像臭老九得吞聲忍氣一樣,這第九個民主黨派畢竟也不是好幹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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