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期首頁

 

也說共產黨的「貢獻」和民主自由的「缺陷」


試答舒天然先生的兩個問題

    英國   

 

  讀了《黃花崗》雜誌第十四期舒天然先生的文章,筆者想嘗試著回答他文中的兩個問題。一個是他明確提出的反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難道沒有為中華民族作出一點貢獻嗎?」還有一個是作者留給讀者思索的問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是否給全世界都帶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和「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看一看非洲、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就可以了。」

  我先不直接觸及這兩個問題,想從一個看似無關的問題入手:如何評價化肥質量的好壞?一個莊稼人,怎麼才能知道自己所用的化肥好不好?這個問題,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可能會這麼做,把化肥澆灌在莊稼上,看秧苗是否一天天長大。也許五十六天後用尺一量,哇!苗子竄到這麼高了,難道你還能否認這是種好化肥嗎!因為這是鐵的事實呀!上化肥之前,我的秧苗只有寸把長,用了化肥後我的作物長到膝蓋上了,這能說化肥不好嗎?稍有科學頭腦的人就知道,這種評價方法是非常荒唐的。因為你沒有對比,就不能說明問題。所以在科學試驗中,總是要引入「對照」組的概念才能說明問題。你要想證明你的化肥有效,那就要設立對照實驗,讓另一組同樣的秧苗接受相同的土壤、光照和水分,唯一的差別就是不用你的化肥,看看它長得是比用化肥的快還是慢。也許不用化肥的長得比用化肥的還快,那我們就不能說,用了這個化肥對作物生長有促進作用。只能說這是種劣質化肥,用了比不用更糟糕。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看中國共產黨對我們國家的貢獻,它究竟做了哪些可以樹碑立傳的好事。當然這個問題顯然比評價一個化肥的好壞要難得多,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去做個簡單實驗來得出結論,更不可能讓時光倒流,把國家一分為二,一半為實驗組,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半留做對照組,不要共產黨來領導。但是起碼我們在思索的過程當中還是可以遵循同樣的思路的。好了,按照前述那種偽科學測評的方法,我們很容易找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領導的共產黨的豐功偉績:人民翻身做了國家主人;建成了大慶油田,甩掉了貧油的帽子;長江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等,等等,例子一抓一大把。我們若用科學的思維,來具體分析一下這幾個「經典」的例子,它們能說明毛澤東共產黨英明嗎?結論是非也!中國人民翻身做了國家主人?我姑且假設這是真的,那我也還是要問,其他非共產獨裁國家人民難道就做不成國家主人嗎?恐怕比我們做的還好吧!建設大慶油田、長江上造座大橋,沒共產黨的領導就幹不成嗎?

  年幼時思維簡單,記得當年老師給我們讀報上登載的黨向唐山地震災區人民派去的「人民子弟兵」奮不顧身搶險救災的報導時,每每能感動得我熱淚盈眶。98年洪災、2003年「非典」,政府也積極組織了救援工作,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也在煽情地報導,但是我卻沒那麼感動了。只是覺得那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是他們的職責,而不是他們的功勞。更談不上什麼共產黨領導的優越性。人民不去追究政府在災難起因中的責任就已經算是寬宏大量了,談何感恩!民主國家的政府應對類似的災難也會積極的開展救災工作的,也許其中「可歌可泣」的事例還不比我們的少。他們的「子弟兵」在和平時期也是能救民於天災降臨之時的,而絕不是只會在大街上開槍向人民掃射。

  一個國家以及她的人民不管什麼政權在統治,其追求更富裕的物質生活的原始欲望總是時刻存在的,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總有些經濟建設成就。這些成就歸根到底是人民的成就,而不一定是統治者的成就。一個開明的政府更能調動人民生產建設的積極性,人民的經濟建設成就就能夠更大。這其實和莊稼生長的道理是一樣的,有沒有化肥莊稼都是要長的,所不同的是劣質化肥會阻擾它的生長,優質化肥能促進其生長。灑了劣質化肥以後,我們總不能把作物的長高長大說成是化肥的功勞吧。要再追究劣質化肥對環境的污染和對生態的危害,那就更是罪該當誅了。

  如果咬文嚼字談「貢獻」,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或是說共產黨能做到、而一個民主政府做不到的「貢獻」還是不少的,但是筆者實在想不出來共產黨的領導有什麼積極方面的「貢獻」。還望舒先生賜教,明確指出什麼是只有共產黨能做到的,而換了個民主政府就做不到的「千秋功績」。

  下面再來討論舒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怎麼來探就「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和「共產專制」的優劣。舒先生說,看一看非洲、拉美地區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現狀就可以了。其實不少和舒先生觀點相同的人(估計都是他的馬列主義同志)在辯論起這個問題時,更喜歡舉印度的例子,以證明民主不一定比共產專制好。我覺得這種舉「個例」的方法是不科學的。

  請允許我還是繞個圈子,從一個不相關的事說起。比如有兩家藥廠,都宣稱生產出了治療「非典」的特效藥。如果我們得知,甲藥廠的藥給張三患者吃了,他就「神奇」地好了;而乙藥廠的藥給李四患者吃了而沒被治好,我們僅僅憑這點對比,就能判斷究竟是甲家的藥好,還是乙家的好嗎?答案是不能的。因為張三和李四的身體狀況也許各不相同,病情的輕重也不一定一樣。所以就憑個別病人的治療結果,是不能評價一個藥品的療效的。藥界評價藥品的療效,總是要組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上萬人來做療效評價的。這樣,在集合大到一定程度時,我們可以把「甲藥治療組」和「乙藥治療組」堛滷w者其他方面的不同,設法降到最低,通俗些講就是被「平均」成一樣的了,這樣我們可以認為兩組患者的唯一差別就是服用藥物的不同了。比較這兩組患者的治癒率,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究竟甲乙兩藥廠誰的藥更有療效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國家。非洲、拉美的「民主」國家和印度,它們與中國的國情差別很大,就這麼比較很難說其差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還是國情造成的。總之,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說因為印度比中國窮,所以民主不如專制;也不贊同因為美國比中國富,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比「共產專制」好。這種比較是欠科學的。國家與國家的自然狀況和國情都不相同,單一的比較很容易產生謬誤。我更相信像藥效評估那樣,增大樣本數,做較嚴格的科學比較的結果。比如我們可以隨機抽取20個共產黨獨裁的國家,再隨機抽取20個民主國家(你不能故意只選歐美發達國家,但是也不能故意只選印度和非洲貧窮國家,一定要強調「隨機」),然後再比較他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國家經濟建設狀況等等,做具體的統計分析,這樣也許能更可靠地得出哪種制度更優越的結論。當然樣本數是越大越好,結果更可信。只是遺憾的是,恐怕現在找不到更多的共產獨裁國家了吧?還能找到20個以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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