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期首頁

 

馬列有罪 中華無辜


――與舒天然先生商榷

 曉 黑

 

一 「要做中華兒女,不要做馬列子孫」

 

  辛先生提出這一口號的背景是什麼呢?是馬列主義及聲稱繼承了馬列主義的人已經對中國民族和社會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之後。馬列主義所煽動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仇恨,所強調的「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絕對領導作用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物質損害,任何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象。且不說那些死去的冤魂,舉一個小例子,小學生就要以評比小紅花的方式相互揭發,批評,向老師獻媚爭寵,在作文中說假話,這是中華文化固有的嗎?不是,在韓國,日本這些受儒家文化燻陶的社會中,我們看不到這種對兒童的扭曲,然而,在蘇聯,在東歐,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在哈維爾的筆下,我們可以體會到似曾相識的情形。為什麼中國大陸和韓國在政治文化上差距更大,而和遙遠的,沒有共種族和文化背景的捷克更相近?起作用的正是馬列主義的黨文化,而不是中華的傳統文化。

  是的,亞當•斯密,洛克,孟德斯鳩都是外國人,但是,他們絕沒有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造成如馬列主義一樣大的危害。首先,他們的政治經濟思想從來沒有在任何國家成為統治意識形態,並和政權,暴力緊緊地聯繫起來,也沒有聽說洛克的學說造成了億萬人的死亡。恰恰相反,洛克的自由主義理論強調的是保障個人的權利,提倡個人和國家權力的正確界定,維護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搆成了今天世界的主流文明的一個(但是也不是絕對的)思想基礎,而不是僅用國家暴力來維繫的教條。而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20世紀同樣要受到凱恩斯主義的修正。因此,「要做中華兒女,不要做馬列子孫」的口號,不是無原則的排外,而是基於馬列主義業已造成的累累劣跡而言。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都是中華兒女,然而,正是馬列政權,而不是辛灝年先生,正在剝奪和威脅他們自由信仰的權利。但是,假如今天的中國真的處在一個天主教神權的統治下,處在太平天國的統治下,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一切輿論都要經過教會審查,只有《聖經》和洪秀全的話才是唯一正確的經典,那麼,即使沒有辛灝年,也一定會有人起來呼籲,「要做中華兒女,而不做耶教子孫。」

  拋棄馬列主義就像拋棄法西斯主義一樣,儘管希特勒也使德國擺脫了經濟危機,也創造了就業機會,也曾經得到了德國人衷心的擁護,但是這不能改變納粹反人類的實質,希特勒帶給全人類和德國人民的災難和恥辱遠大於一些暫時的好處,因而最終成為德國的恥辱。當然,今天仍有人懷念希特勒,就像在日本也有人參拜靖國神社一樣,但是歷史的結論還是無法改變。

       

二 關於毛澤東時代

 

  中共的奪取政權,當然有其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就是農民的貧困。但是,農民的貧困是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藉助這個問題奪取政權的人,不見得就真正代表了農民的利益。這從洪秀全,張獻忠等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舒天然先生應當是清楚的。但是,中共所給予農民的是什麼?是短暫的一點誘餌,用美國一位政治學家的話來說,是「禮物」,而不是長期的對農民權利的法律保障。毛澤東時代的農民,不能進城,不能經商,完全成為社會的底層公民,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指出,在毛澤東時代剛剛結束的1978年,「安徽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中有4戶沒有大門,3 戶沒有桌子,68個人沒有棉褲……1978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作了調查。1978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呂梁地區,為70元……故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楊繼繩還指出,「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生活不如30年代。」(39-40頁)毛澤東時代是否值得留念是顯而易見的。有人會問,那麼農民為什麼不造反呢?很簡單,中共的統治已經深入到最基層,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上縣以下不設行政機搆的自治傳統,農民稍有動作,立即會被擁有武器的軍警消滅在萌芽狀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難道沒有為中華民族作出一點貢獻嗎?」當然有,就是把國家政權的統治強加到了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加到了每一個人的頭上。

  莫里斯•邁斯納是一位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和很多西方知識分子一樣,有左傾的傾向,也和許多學者一樣,有標新立異的傾向,否則無法出書。但是,他的研究不論紙面上看是多麼科學,都只能是隔岸觀火,坐而論道。他能瞭解到中國人的痛苦和恐懼嗎?他能瞭解物質匱乏,吃不飽飯究竟是什麼滋味嗎?不用說邁斯納,就連大名鼎鼎的哲學家薩特都對中國充滿了好感,甚至拜訪過毛澤東,周恩來,可是,中國人的貧困,壓抑,他能看到麼?日本的訪華代表團能看到嗎?腐敗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但對腐敗的抑制,其方法大同小異,就是必須建立政治監督,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而這些,都是毛澤東所建立的馬列制度徹底否定的,甚至中國的腐敗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固然,毛澤東時代的腐敗程度較輕,但這僅僅是說,經濟方面的貪汙腐敗沒有現在嚴重,或者說,用政治壓迫掩蓋了經濟壓迫。比如,文革時上大學的機會公平嗎?假如一個幹部不貪汙金錢卻利用職權強姦婦女,我們能說,他是「廉潔」的嗎?我們不可能希望回到毛時代來換取廉潔,只能在均富的基礎上抑制腐敗。而這一點,最終還是要求民主政治和法制。

       

三 關於馬列主義

 

  舒天然先生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社會分工的出現,繼而出現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不僅私有制,就連公有制下也同樣有商品經濟,只要還存在社會分工。」

  假如經典馬克思主義真的認可商品經濟,那麼,第一,毛澤東反對商品經濟,是否嚴重違反了馬列主義?事實是,他沒有違反,而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第二,假如馬克思主義真的認可公有制下的商品經濟,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就不會如此艱難和曲折。中共中央之所以到1992年才敢於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正是因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經典論著中沒有的,所以才為保守派阻撓改革找到藉口。這塈畯怚眸楨蚖{,確認市場經濟,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發展觀和中共改革派對極左教條主義的一大勝利,這一點,想來舒先生不會否認。

  這塈畯抴N引用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吧:

 

  「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組織所替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1頁,轉引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182頁。)

 

  舒先生說,「不知辛教授從何看出馬克思『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其實,這一點世人都已經看出來了。因為,剩餘價值理論強調工人創造的價值的絕大部分被資本家無償佔有,這奡N在事實上已經否認了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層的腦力勞動,否認了資本本身的價值。假如沒有一個有效的管理層,沒有流通環節和商人,工人製造的產品不可能自動進入市場,獲得商品價值。資本家過度搾取當然不對,但認為所有的價值都屬於工人也不公平吧。馬克思主義之成為馬克思主義,就因為它不是一種書齋堛爾g濟學,而是行動指南,是強調實踐和改變現狀的,因此,它在分析過程中恰恰將資本所有者,流通領域的商人,金融家――「資產階級」當成了「指責」和推翻的對象。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尖銳的,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還是沒有找到一種能夠完全不要資本主義而發展的辦法。在實踐中,推翻資產階級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權」,沒有一個真正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工農的利益,反而由於列寧的進一步發展,將國家政權壟斷到「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手中。但這個先鋒隊很快就因為絕對權力而退化為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在中國,工人不能自由組織工會,農民不能組織農會,在國家政權和西方跨國資本面前都無力抵抗。假如中國真正維護工人權利,就應當允許外資企業的中國工人組織自由工會與外國雇主進行談判,而不是用大量的農民工充當人質,來換取西方的投資。在西方發達國家,工人減少資本家的過度剝削,取得合法權利都是通過組建工會,與管理層乃至整個國家談判,妥協的結果。如舒先生所說,英國的烏托邦運動沒有取得實質效果,但是,英國的憲章運動,和其他社會努力是有效果的,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不是用馬克思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得到的。但在「無產階級政權」下的波蘭,工人自己組織的團結工會卻和共產黨政府勢不兩立,無法調和,最終以取代共產黨政權告終。這說明,馬列政權並不代表,甚至不能包容工人階級的利益。

 

四 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

 

  舒先生說,「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決定意識形態;這都是普遍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一說法原則上是符合馬克思主義,但忽視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哲學的一面。假如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樣簡單,那麼,革命的合理性是什麼?為什麼不等到經濟基礎完全發展以後,自動地改變上層建築,為什麼要人為地煽動革命,推進和改變歷史進程呢?這一困惑和矛盾,當年的李大釗就遇到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是唯物的一面;但他同時認為,人力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可以對歷史加以改變的,為了滿足行動的一面,馬克思必須強調人的能動性和鬥爭性,但正是在第二點上,馬克思自己也陷入了違心的怪圈。也正是這一怪圈,導致了後來對「無產階級先鋒隊」以及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迷信,一直延續到毛澤東。

  或許,「階級鬥爭學說是這一哲學理論的具體運用」,但是,把一種抽象的辯證法理論運用到人類社會,把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合法化的危害是極大的,絕非像舒先生說得這麼輕巧。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社會階層分化和對立,但是,正如孫中山先生指出的,這種對立中也有合作的一面,然而馬列主義完全否認合作的可能,將鬥爭絕對化,分化和割裂了民族和人類社會,人為地製造仇恨和暴力。費孝通先生有兩本有名的著作《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其中,《江村經濟》是國際社會學界的經典著作,費孝通以1930年代中期江蘇的開弦弓村(即江村)為例,剖析中國農村社會,他雖然也提到了土地租佃問題,但是事實上否認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存在嚴重的對立和鬥爭。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強調中國農村的社會關係,是以一個個大家族為特徵,仍然沒有提到以階級來劃分中國社會。費孝通的著作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受到壓制,因為當政者要強調階級鬥爭,並把它「具體運用」起來,至於這一運用的後果,舒先生不會不知道吧。

  馬克思對於異化問題的論述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部分,舒先生在這堛熒妣z基本是準確的。但是,舒先生又忽略了一個問題:所有的馬克思研究者,尤其在西方,都將馬克思主義分為早期馬克思主義和後期馬克思主義。所謂「西馬」――西方馬克思主義,都偏重於其前期關於異化的思想。假如馬克思主義僅只於此,那麼或許還可以稱為「人道的馬克思主義」,但是,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的發表為標志,馬克思主義進入了後期暴力革命階段,也就是說,「異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全部,馬克思主義只有在發展到後期的暴力革命理論並終結後,才成為一個完整的革命意識形態。就異化現象本身來說,不論是舒先生提到的馬爾庫賽《單向度的人》還是薩特,都談到了這個存在於西方社會的問題。但關鍵在於,這個問題是否西方獨有,又是否推翻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政權就可以免除異化?答案又是否定的。早在1983年,中共黨內的「文藝沙皇」周揚就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中明確地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異化,這個異化不是產業工人相對於機器大生產的異化,而是「由於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作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上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周揚晚年終於有了一點難得的反思,但是立即遭到胡喬木的沈重打擊,從此鬱鬱而終。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區分馬克思主義的美妙的理論前景和其現實實踐的效果的反差,所謂每一個人都自由發展,這是全人類都盼望的,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現象也自有精神和學理價值,但是,假如實現一個美好理想的手段是暴力,欺騙和奴役,人能夠通向最終的自由嗎?人被自由的理想引入奴役的囚籠,這算不算最大和最悲哀的「異化」? 

  此外,馬克思主義還有不少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比如,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歷史上任何文化,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都是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說過,在當時也是一種貢獻。但接下來就面臨一個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自身,必然也只能代表一個特定階級的利益,但是,既然全人類不止一個階級,它如何能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呢?假如馬克思主義聲言代表無產階級(產業工人)的利益,那麼在當代西方的後工業化社會中,產業工人的數量已經急劇縮小,它去代表誰呢?如果人類在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人人自由發展,國家消亡的終極狀態,是否還有矛盾,對立和鬥爭?假如有鬥爭,前景將如何,人人自由是否還能保障?假如沒有,辯證法又置於何地?最重要的是,為了一個虛幻的遙遠的將來,而把政權抵押給一個專制的政權,犧牲一代代當下的人的自由和幸福,人的價值又如何體現?這些,才是我們即使承認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但也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呼籲「不做馬列子孫」的根本原因,正如我們承認《聖經》的價值,並不等於我們願意生活在「太平天國。」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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