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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學遺產和愛國精神


卜憲群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源遠流長,它深深植根於悠悠五千年的歷史沃土,與歷代賢哲遺留下來的豐厚史學遺產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對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積極影響。在新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釐清史學遺產與愛國精神的關係,讓更多的人從豐富的史學遺產中汲取愛國主義營養,應是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豐厚的史學遺產
孕育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持續性文明。數千年來,中華文明不但以政治實體的形式綿延不絕,而且還被歷代賢哲運用豐富多彩的史學體裁從各個側面記錄下來,日久天長,形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巍巍壯觀的豐富史學遺產。這筆遺產對中華文明的傳承、愛國主義精神的孕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朝代都很重視本朝和前朝歷史的編纂。相傳早在夏代的中央行政機構中,史官就佔有一席之地(見《呂氏春秋•先識》)。商代甲骨文中的「作冊」亦與史官有關。到了周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官的分工更加細密。此後,一直到清代,史官在中央機構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歷代統治者所遵循的為前朝修史、為當朝修史的原則以及私人修史之風的盛行,使中國史學與中國歷史的發展並駕齊驅,呈現出記載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和體裁形式的多樣性等特點(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導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從體裁上分,中國傳統史籍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會要體等多種形式。唐初史學家在編纂《隋書•經籍志》時,將「史部」書籍劃分為十三類,唐宋以降更是異彩紛呈。從數量上看,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史書要占總量的「十之七八」(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這應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在中國傳統史籍中,除了官修史書外,還有大量的私家著述,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史學遺產的豐厚寶庫。豐富的史學遺產不僅為人們學習歷史、把握現實提供了便利,同時更為中華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繼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首先,中國傳統史籍中蘊含著強烈的經世意識。中國古代優秀的史學家在其史學作品中,非常善於運用他們獨特的歷史智慧,闡釋「修」、「齊」、「治」、「平」的理想,以期為國分憂、為國獻策,實現資政育人的宏偉目標。孔子作《春秋》,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用周禮來維護當時被破壞的社會等級制度。這種史學經世的意識到司馬談、司馬遷纂修歷史的時候變得更加自覺。司馬談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史記•太史公自序》)一名史學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躍然紙上。司馬遷著《史記》,更是高標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漢書•司馬遷傳》)。閱讀《史記》,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越是變革時期的史事,司馬遷記載得越詳細,用力也越勤。這就反映出他確實抓住了歷史的要害,是為活人寫歷史,為國家的需要寫歷史,為民族的未來寫歷史。唐玄宗時期,被譽為「董狐式」的史學家吳兢用一種特殊的體裁撰寫了《貞觀政要》一書。這是一部記錄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史專題。他在《序》中寫到:「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這不僅是對前朝為政者的仰慕,更是希望當今及今後統治者能夠從歷史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杜佑的《通典》雖是私家著作,但他在《自序》中也旗幟鮮明地指出其著史的目的是要「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躍然紙上。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進〈資治通鑒〉表》)為編纂原則,更是君主時代優秀史家俱有強烈的關注國家與社會的政治意識的典型代表。

  其次,歷代史家及其作品中包含著濃烈的憂患意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先哲對中華民族興衰榮辱的辯證總結。歷史是客觀的,但是記載歷史過程的史學作品總是要帶上史學家個人的思考。宋代蘇洵在《史論》一文中說「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司馬遷說「述往事,思來者」(《漢書•司馬遷傳》),這都準確地表達了中國傳統史學的人文情懷。孔子作《春秋》,充滿著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憂患,筆墨之中隱含著微言大義。司馬談初作《史記》的動機是要歌頌漢興以來建立的豐功偉業,司馬遷繼承父業之後卻賦予《史記》更多的憂患意識。在《史記•封禪書》、《平准書》中,司馬遷對武帝時代業已暴露的種種社會問題的揭露和對武帝封禪求仙的嘲笑與諷刺,更是一個優秀史家內心憂患意識的集中表現。東漢後期史學家、政論家崔鴃B王符、仲長統等人在其著作中,將矛頭直指現實,對當時外戚宦官交替專政、王綱解鈕、朝政腐敗的實際狀況予以深刻揭露,將我國古代具有憂患意識的史學思想推向新的高峰。司馬光殫精竭慮主持編纂《資治通鑒》,原因之一是對北宋積貧積弱的政治現狀有深深的憂慮。兩宋之際的史學家李燾、徐夢莘、李心傳等人的著作是當時人寫當朝史,但同時也是對當時國破家亡的社會現實的「憂世」、「泣血」之作。明清之際史學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清末的龔自珍、魏源、黃遵憲等,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傾注了對時代的深深憂慮。這樣的事例在中國史學史上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史學家的憂患意識既有面對亂世的焦慮,也有面對社會變革之際的思考。更可貴的是,即使身處盛世,他們也不忘居安思危。與一般人的憂患意識不同,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往往能以嚴謹的史實為根據,貫穿著博古通今的歷史思考,並以史書為載體表達出來,因而能夠在更廣泛、更深刻的層次上影響人、喚醒人、教育人。

  再次,傳統史家與史著中追求國家統一、反對社會分裂的堅強精神,崇尚民族英雄、鄙視投降變節的高尚情懷,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源泉。千百年來,史學家用「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戰國策•秦策四》)、「以鄰國為壑」(《孟子•告子下》)、「百里無煙,城邑空虛」(《三國志•吳書•朱治傳》引《江表傳》)等慘烈的語言記述了分裂所帶來的深重苦難;用「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尚同一」(《墨子•尚同》)、「一天下」(《荀子•王制》)等詞語表達了渴望統一的願望。史學家以濃重的筆墨對「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的讚譽,是對和平安寧的統一社會的希冀;史學家用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族英雄的歌頌,對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者的無情鞭撻,是中華民族統一的道德觀、歷史觀的集中體現。


豐厚的史學遺產中蘊含的愛國精神
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愛國主義的表現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它無疑是一種與物質文化、制度文化有別的精神文化。這種精神文化深深植根於一個民族的心靈深處,對一個民族的認知結構、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有著深刻的影響。這種精神文化既非外來移植,也難自動生成,而往往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長期浸潤、積澱的結果。中國古代豐厚的史學遺產無疑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形成和培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龔自珍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龔自珍全集•尊史》),就是告訴人們要通過學習歷史來增長智慧,把握未來。「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司馬光《過故洛陽城》),說的也是從歷史中可以吸取治國安邦的經驗。傳統史學對歷代治亂興衰的總結,對經世精神的重視,對憂患意識的強調,為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治國安邦、資政育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中國古代傑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非常重視並善於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史載周公在輔佐成王時,對夏、殷二朝滅亡的教訓就十分重視。他說:「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尚書•召誥》)他不僅從前朝歷史中總結出「明德慎罰」這樣宏觀的政治思想,還總結出「罔敢湎於酒」(《尚書•酒誥》)、「罔厲殺人」(《尚書•梓材》)等具體的政令。翻開春秋戰國之際的歷史,各國主持變法、推行新政的重要人物,其主張雖然是對前代政治的反動,但同樣也是對以往歷史經驗進行總結的結果。秦統一後,以秦始皇為首的政治家集團對統一帝國內推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進行過公開的、激烈的爭論,而最終否認分封制,採取郡縣制,正是秦始皇、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漢初劉邦開始以「馬上得天下」自居,並欲在「馬上治天下」,鄙視儒生,拒絕從歷史中吸取經驗。但經叔孫通、陸賈等人的說服,他終於改變了思想,並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歷史。這種注意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思想,影響了漢初幾代君主的施政方針,與「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現有著直接的關係。唐代「貞觀之治」的出現,也與君臣重視對歷史經驗的借鑒分不開。唐初名臣魏徵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史學家,他對唐太宗的勸諫很多都是以歷史經驗為依據的。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視對歷史的學習,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卷554)通過研習歷史,他不僅認識到「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貞觀政要•任賢》)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唐大詔令集》卷81)。史學對現實社會的借鑒作用是史學家在歷史編撰過程中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而傑出的政治家又總是能夠從中發現深刻的哲理,為治國、理政、育人等政治實踐服務。

  其次,歷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選拔通經史的人才來為國家服務,並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早在察舉制盛行的兩漢時代,政府就非常重視士人對歷史的學習,統治者通過各種途徑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服務於國家。雖然漢代及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形式上注重的是經學,但「六經皆史」(《文史通義•易教上》),經學本身就是史學的一個部分。無論傳統的人才選拔有多少弊端,但重視經史學習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正是因為士子們誦習經史,才使得他們熟悉中華民族的歷史,並培養起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之情。在《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循吏傳》、《儒林傳》及其他列傳中,通經史而入仕者不乏其人。他們入仕後的行政風格與通過學習法律入仕或經小吏而升遷入仕的官僚大不相同,給朝政帶來許多新氣象。如蜀郡守文翁,通《春秋》,「仁愛好教化」,首開漢代郡國立學校、布教化之先河。龔遂「以明經為官」,在職期間,「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他們勤政愛民、廉潔奉公的行為,無疑與他們的知識文化背景有密切關係。漢代以降,史學的這個功能依然綿綿不絕。從制度層面上看,後趙石勒在大執法下專設史學祭酒(《晉書•石勒載記下》),是史學列為官學的標誌之一。劉宋時,還出現了由國家建立的第一所史學專門學校。習史之風的盛行,使南朝取士標準出現了偏離經學、趨向文史的傾向。在唐代,「史學」更成為科舉考試中的一個獨立科目。這些都使史學及通史學的人才在為國家、社會服務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再次,人們從豐富的史學遺產中受到薰陶,培養起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價值觀,養成心繫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憂患意識。正是這種精神,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在國家危難、民族存亡之際,挺身而出,為維護民族尊嚴、國家統一不惜獻出寶貴的生命。這樣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東漢班超「涉獵書傳」,在國家危難之際投筆從戎,立功異域(《後漢書•班超傳》)。蜀國丞相諸葛亮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與他對漢末以來社會狀況的深刻反省和憂慮密切相關。同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胸襟,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慷慨赴死的壯舉,也無不與傳統史學弘揚的統一意識、憂患意識對他們的薰陶有關。在他們行為的背後,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有著肩負著一個民族的神聖責任,有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實際上,維護國家統一的價值觀和心繫天下的憂患意識,並不僅僅停留在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人身上,而是像濃濃的血液流淌在每個普通華夏兒女的血管堙C「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既是平凡的人們對國家興衰、民族存亡高度責任感的生動體現,也表明中國優秀史學遺產在現實社會中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正是這種世代相傳且不斷強化的民族凝聚力,使我們國家始終保持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形態,歷經滄桑,長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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