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期首頁

 

牛棚記事

王若望自傳連載之6

 

「牛棚」是侮辱性的新名詞,是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按毛的解釋,牛鬼蛇神就是敵我矛盾的敵人,兩樣動物加虛擬名詞,兩者都不是人。

運動開始,作協機關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池淺牛鬼多  門小妖風大。寫出這種對聯,顯示文人薈萃之地『作協』的特長。非常滑稽的是,寫對聯的本人也是牛鬼――王元化。反胡風中有他,文革來了就把他打入牛棚。

我能以平常心輕鬆地介紹別人,當時我還沒有關進牛棚。只因我貼了一張大字報:「我要自己解放自己」!我的身份,不是造反派,走資派又不是,處在二者之間,屬於騎牆派。我看到《紅旗》雜志一篇文章指出『造反派可以結合走資派,只要他本人願意解放自己』,於是寫了那張大字報,希望自己不再作蝙蝠。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我被宣佈『不是人』,是條牛,押進牛棚。進了牛棚,下午六點還可回家,兩個月後,我又被隔離,便完全喪失了自由。《上海文學》副主編魏金枝也被關進牛棚,傍晚他是允許回家的。

  魏金枝是五四時代的老作家,他做過上海師範學院兼課老師,他在「作協」做「牛」,該上海師院也不放過他,那邊紅衛兵比作協的造反派更粗暴,每次他被師院勒令去師院報到,總是膽顫心驚而去鼻青臉腫而回。他每次進學校胸前掛起寫明「反動學術權威」的紙牌躬著腰在台上挨鬥。我雖不得回家,比起長我二十多歲的魏老,我還是幸運的。我看他強掙著被打瘸的腿,被勒令站在熱水池邊洗碗,我真願意代他幹那些雜役。有一次他悄悄地問我:「這些人究竟要把中國引導到哪裡去?」流露出對「這些人」的憤怒,也有對祖國命運的焦慮。他所說「這些人」不過是毛澤東的代號,我心照不宣。

我完全喪失自由以後,再也不曾見著魏老,後來聽說他病倒了,進了醫院,機關造反派仍然不放過他,特地在「公費醫療證」上注著「叛徒」字樣,醫生碰著牛鬼神社看病,管用的藥也不敢開,結果小病變成了不治之症,1972年死在華東醫院。

批鬥牛鬼蛇神,還有陪鬥、借鬥之分,知名度高的牛鬼蛇神,許多機關借重他的名聲,拉了他去掛上特大號硬紙牌子,如京劇演員周信芳,台下觀眾嘻嘻哈哈只差沒有要求他老人家唱一段;作協的巴金也曾借到萬體館、文化宮等處唱主角。這一類批鬥會還有電視實況轉播。上述魏金枝老人,拉到上海師院去挨鬥,叫做陪鬥,享受不到電視廣播的榮耀。  

周信芳七鬥八鬥,就象他唱戲,一天趕幾個場子,畢竟年歲大了,又患了高血壓,在某次借鬥中暈了過去,沒能救得回來!

我本人連陪鬥的資格都沒有,沒想到在一次外調中,我據實提供了康生在延安時,他為同鄉江青拉皮條給毛澤東。我的證明需要機關委員會蓋圖章,那證明上面並沒有寫明「拉皮條」的詞句,不過就憑這份證明,就貶低了偉大旗手江青。革委會的一位工人作家胡某人為此大發雷霆,他把我拉到後院魯迅銅象下邊,耍流氓似的踢了我一腳,並用皮帶抽打,強制我跪下,宣稱膽大包天,「竟敢侮辱偉大旗手和中央文革的顧問」!我掙扎著爬起來,他又在腰間踢我一腳,我一個趔趄第二次栽倒在魯迅像下。我沒抗爭,也沒說一句話,只是用憤怒的眼白了他一下。

      

湊足十年整數

一九六八年八月那次將我隔離,文革的語言叫做「升級」。從半自由到不自由,是走向十八層地獄的兩個梯級,第三、第四個梯級便是坐牢、判刑。我既不是走資派,歷史上又沒有叛黨,我還安慰自己,至多下到地獄兩、三層吧。直至公安人員讓我到東廳問話,說是某某人檢舉揭發,王若望詛咒毛主席,態度冷冰冰地問我是不是有這回事?這時我才意識到地獄兩、三層怕是不夠了。某某人是誰?公安人員也沒有挑明,我很堅決回話:根本不曾罵過偉大領袖,他只一個勁兒地告誡我「坦白從寬」。(第一號法令又稱「公安六條」,凡口頭上、書寫上指責毛澤東者,判死刑或死緩)

  我立起身來理直氣壯地說:沒有就是沒有,你去問問所有的同事,我對誰說過假話來著?

  我硬,對方軟下來了。對方勸我冷靜,不要封門封得太死,接著他給我攤牌了:「你有沒有一個朋友叫張秀珩的?」我說有的。

對方輕鬆地說:「你曾對她講過什麼話」?

我笑了,我說:「說的話多著咧,我不記得說過什麼冒犯偉大領袖的語言。」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隨山東分局的巡視團去到膠東根據地,受山東分局鋤奸部長劉居英的委託,我和宋惠兩人處理四十二人肅貪案(罪名是托洛茨基派,簡稱托匪,已處決八人),羅竹風夫婦也在內。

在劉部長的指示下,關在獄中等待處決的羅君和他妻子張秀珩得以平反。(參看「自傳」二卷:「做了一任審判官」,321頁)

全國解放後,羅氏夫婦也派到上海。我們在膠東認識,大概是第二次抄家以後,聽說羅竹風被軟禁,造反派說他是叛徒。我是想瞭解一下這個政治運動的底細如何,順便給她一些安慰,就到羅家,看到了他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留下一張毛澤東像掛在牆上,形成尖銳的對比,毋寧說搞得人們傾家蕩產的正是掛在牆上的那個人。我見著孤苦伶仃的張秀珩無話可說,兩家的遭遇同病相憐,誰也不需要安慰,我指著牆上的、首惡的肖像,脫口說了句:要是他早死脫就好了!誰能料到這個張女士,以為照著林彪的「公安六條」揭發王某詛咒毛主席,即可揭發有功,幻想中共會把她的老公放出來。當年我和宋惠如何救援她,並不圖什麼報答,如今怎麼可以翻臉無情,把從前的恩人,當作頭號敵人呢?

在以後的審訊中,我從審訊員口中得知:這個張女士還加油添醋告發我辱罵林副主席。

我一概否認,成了審訊員眼中的「死不悔改」。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於一九六八年八月押解到上海第一看守所。在進入監獄之前,市文聯還開了全體大會,為了體現「寬嚴結合,坦白從寬」,有兩人借來陪鬥,其中一人唐鐵海,根本未被捕過,他卻自己承認是叛徒,批鬥一下就當場釋放。

王若望是「嚴」的一類,會場門口就貼了一張橫幅標語:「對反動派必須實行專政」。大門口早就停著一輛公安車伺候。文聯並指定我的子女可以參加旁聽。在後面站著我的十五歲小女兒「六六」,看到她稚氣的臉,為父的並不覺得慚愧,等她長大了,便會知道爸爸的冤枉。後來我被放出來,她說:哥哥、姐姐都不肯去參加鬥爸爸,家堣H都知道沒有好果子吃。我還小,怕什麼?兩個真叛徒倒放了,不是叛徒的爸爸倒進了牢獄,我把這事兒講給姐姐和同學們聽,讓大家知道爸爸吃官司算不算冤枉?

冤家路窄,專案組預先安排這個狼外婆式的女人到會作證,她從後排人中冒出蒙著黑紗的頭,吞吞吐吐地說:「老王對我說了侮辱毛主席的話」。

  我吆喝道:「時間、地點......都沒有......」,公檢法人員連忙打岔,兩個警察立刻挾著我上了警車。

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讓我看到了在場的群眾一瞬間都用怒視的眼光轉到後排那個戴著黑紗巾的女人臉上!

後來的事實,張秀珩並未得到寬大,她丈夫關了五年,她自己也被隔離,她氣得用一根褲腰帶掛在雙人床的最高架子上,企圖一死了之。只是很快被人發現,才搶救過來。

 

似曾相識燕歸來

警車駛向一個陌生的地方,不審不問,把我一個人關了若干日子,這媦g「若干」,只因從半自由變成不自由的轉折,白天黑夜的觀念胡塗了。

審訊開始了,看守領我進了一間十多平米的屋子,牆上掛著首惡的閻羅像,兩條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貼在肖像的左、右,似乎是暗示夾在當中的人不夠坦白呀!審判官坐在上面,早就等著犯人了。我坐在一張專門為審案的犯人坐的硬木椅子上,扶手上穿著洞眼。這把硬木椅子似曾相識,依稀記得三十多年前一度坐過這個椅子,知道扶手上兩個洞眼是穿繩子縛牢囚犯的手,防他搏擊法官之用。

心直口快,觸景生情,我說話了:「這埵n像來過的」。審判官冷冷地說:「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屢教不改」。

我借此說明自己過去的歷史:「為了信仰,三十多年前我被逮捕,國民黨的法官就在這個房間媦f問我的」。法官品味我的回話是擺老資格,揶揄的調子說:「你別忘了是什麼身份。你是老革命,從老革命變成老反革命的,我見得多啦。你到這兒還說俏皮話,好罷,本來我可以把手銬開了,你到這兒來還這樣不老實,沒辦法對你施仁政」。

第一次審問不過是重複隔離時期問過的東西。第二次審問又多出一樁新罪行,法官問道:「有個死刑犯,是個女大學生,你曾組織紅衛兵替她翻案」。我心堜白,他所提的就是林昭,這條罪狀萬萬承認不得,我的回答是死不認帳,雖然審訊室的牆上貼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告示,我知道那是叫人上當誘供的「陽謀」,我才不上當咧。根據我兩次坐牢的經驗:當年國民黨審問共產黨員,要的是真口供;共產黨審問共產黨員的時候,要的是假口供(參看《饑餓三部曲》第三部,刊於一九八零年一月號《收穫》)。

我在漕河涇監獄,國民黨法官判十年徒刑(法官的大名陶百川記在判決書上,此人到了臺灣,至今還健在)(此稿系1998年脫稿,當時陶百川尚鍵,及至出版作者遺作的2003年,陶百川也已作古),適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僥幸才提前釋放,只做了三年半囚徒,為此我感到佔了便宜;時隔三十一年,一個老共產黨員卻在自己的監獄堬@釐不爽地償還宿債,關了四年整。

這四年中前後換了兩處監獄,第一和第二看守所,第一在南車站路,我在那媄鰫膉F兩年四個月,只因牢房破舊,圍牆塌了一隻角,只得轉押至第二看守所,上海人稱它是「法國大牢」,在廣慈醫院附近,正好給我周遊列國的機會。法國大牢的建築是八層轉盤樓;樓梯外面是鐵柵攔;第一看守所的犯人轉到這堙A講明住一陣還要回去,「一所」遷去的犯人關在「二所」的平房,原來關的婦女。平房與轉盤樓相距二十多步,從門洞堨i以看到對面大樓堛滌岍R。好在原女監的看守對我們有好感,他們對外來借住的犯人,管理鬆懈也無所謂,從來不曾干涉我們「望野景」,有時還給犯人透露外界的新聞。

五樓向陽的一面,關押的是偷渡臺灣被捕的亡命之徒,其中有福建、浙江人,也有海峽那邊過來的臺灣人。法國大牢給犯人開飯是用大木桶裝米飯,管吃飽,一天隻吃兩頓,快要過節了,木桶堳o有許多剩飯吃不下,是不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呢?「二所的看守給我們講了真正的原因; 司法部門判了死刑總喜歡挑選某個節日的前幾天執行,一年只有國慶、端午、春節殺一批死刑犯。中國歷史上本有「秋後處斬」的成規,真按法律辦事,要殺的「雞」不夠多,怕起不了「驚猴」的作用,臨時就找「二所」五樓的犯人壯大「雞」的陣容,又給人一種專政決不手軟的印象;頭兩批拉出去槍斃沒覺出有這個規矩,五樓的替死鬼多了才摸著了中共官員的脾氣,存活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批是不是會輪到自己,不是「每逢佳節倍思親」,而是「每逢佳節必殺人」,這樣就吃不下飯了。

還有一件慘劇發生在一個小夥子身上,犯了什麼法,女監看守也不清楚,只知他的母親是寡婦,好容易把獨子養大到十八歲,就抓到「二所」來了。為的他在單身牢房「要媽媽,要回家」,惹得上下兩層樓面不得安神,看守長出了一個懲罰主意,要他敲著鐵皮碗,從樓上敲到樓下,嘴堨眸楔ㄟ惘a喊回家。又從樓上喊到樓下。這樣跑了幾個來回,這孩子口吐白沫,一頭栽在鐵欄桿上,幾個小時救不過來,就這樣死了。當局通知他母親來收屍,六十多歲的老太還沒有走近兒子的身邊,就撞在水門汀台階上,陪兒子一同死去。

 

毛澤東的二號寵臣

上海作協有個「評論家」姚文元,他為毛澤東挑起文革放了兩把火:一把火攻擊《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的「錄以備考」,另一把火即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由吳晗又牽上「三家村」的鄧,鄧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服大量安眠藥而死;一九六八年三月,吳晗在獄中迫害致死,他唯一的女兒流落街頭,無人敢收留,活活折磨而死。

  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在獄中關了八年,又流放江西山區林場,毛逝世那一年,准許廖回到北京,他有悼亡詩一首表達他的憤懣:

豈有文章清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

巫鹹遍地逢冤獄,上帝遙天不忍聞

海瑞罷官成慘劇,燕山吐鳳化悲音

毛錐三管遭慘禍,我欲招魂何處尋

(注:燕山,吳、鄧、廖三人在,《北京日報》的專欄題名「燕山夜話」;巫鹹,典出「後漢書」張衡傳,原名與女巫,意即聽信饞臣的胡說八道。)

鄧拓原任《人民日報》總編,毛看了該報階級鬥爭火力不夠猛,大罵該報「死人辦報」。將鄧拓逐出《人民日報》,鄧拓也寫出了七律「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筆走龍蛇二十年  分明非夢亦非煙

    文章滿紙書生累  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  關心最是後爭先

    平生贏得浩氣在  舉國高潮望接天

特別令人氣憤者,吳晗寫的《海瑞罷官》,原是毛澤東首先提倡「大家要學習海瑞」,他覺得諫臣對國家還是需要的,發楊「海瑞精神」的提法就在文化界傳開,吳晗是明史專家,他寫海瑞的構思還與毛商討過。上海方面也不甘落後,編出了新京劇:「海瑞上疏」,由周信芳演海瑞,上一節講到把周鬥得死去活來,頭一條罪狀便是他演了「海瑞上疏」。

該劇的編者許思言對我說,他起意寫這個劇本並非受吳晗的影響,而是響應毛提倡的「海瑞精神」,要有什麼錯誤的話,只怪自己跟得太緊!毛的神經衰弱,竟把戲劇堛甄蔭蛂B復仇等等都聯繫到是給彭德懷翻案,於是孟超作的《李慧娘》和《烏盆記》等鬼戲,田漢作的《謝瑤環》,還有《四進士》等等都是為彭德懷翻案了。口誅筆伐還只罷了,還要給編劇、演員施以死罪的懲罰。孟超和田漢皆死在獄中,許思言則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我於一九七八年撰文論及由《海瑞罷官》株連的文字獄:「後來又擴大到所有寫封建皇帝是昏君的戲,表揚清官的,描述冤案的戲,都被神經過敏地猜疑為替彭德懷翻案,

《評海瑞罷官》中,姚文元的「清官比貪官還壞」,成了他譏刺他本人的胡說八道、不學無術的名言」!「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國實行了『抓一人廢黜千百人』或者『一言招禍,萬人遭殃』。」

即以被海瑞罵過的嘉靖皇帝來說,嘉靖帝可算是昏庸殘暴的君主了,海剛峰上金殿當面罵了他,嘉靖氣得面空發青,命令把海瑞關入天牢。不過嘉靖還接受了徐階的進言,沒有殺死海瑞。海瑞上疏的時候,準備著一口棺材,好給自己派用場,實際上海瑞在上疏後,還活了二十一年。誰能料到四百年後在舞台上演海瑞,演員抬著道具紙棺材卻受到了殘酷迫害。有一位戲劇界人士仰天長嘆曰:真海瑞抬真棺材上金殿而得不死;而假海瑞(指周信芳、馬連良)抬假棺材上戲台卻因禍殺身。這話多麼沈痛,多麼深刻!

與姚文元的接觸:開頭他還不是作協委員,只是盧灣區的宣傳委員,給《文藝月報》投稿,他的稿子空洞無物,全是堆砌一些馬列的政治術語,不用之稿一般不退,積壓得多了,看在他父親姚蓬子是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份上,請他來編輯部面談,當面把一大堆來稿還給他,姚做出一付虔誠模樣,提出把其中某些片段湊合起來,那言外之意只要發表就好了。我任副主編期間,只是刊出攻擊王若望是「五把刀子」的短篇。(參看前一部:「死亡的陷阱----」)讀者撰文批評副主編,我怎能不發表呢?

從此以後,《文藝月報》再沒有發表姚的文章。倒不是本人對姚有先見之明,我幾次與他打交道便感到此人好虛榮,寫文章除了堆積政治術語,就是寫火辣辣的罵人文章,諸如詩歌,抒情散文,以及學術性論文他一篇也寫不出。北京人給《紅旗》的文章稱作「梁效體」、上海人給姚文元的文章起了「文革體」的雅號,二者的特色不外乎打棍子,扣帽子,氣勢洶洶,使用的政治術語大多照抄毛語錄者。

  這種小人一朝權在手,對不順眼者睚眥必報,決不手軟,當我從編輯部調到資料室,姚借著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的勢力,把我攆出作協,下放農村;反右以後,姚文元一躍成了毛的佞臣寵臣、驕橫不可一世,姚找我談話,坐在東廳的太師椅上,宣佈開除王若望黨籍,我的黨齡比姚的年齡還大,按黨章開除黨員黨籍,必須經過支部大會通過。更狠毒的報復,將我月薪從一百七十六元減到一百一十六元,我家子女多,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姚文元罪行累累,罄竹難書,判他二十年徒刑罪有應得。使人不平之處:「四人幫」上頭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卻未受到任何處置,得以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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