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期首頁

 

衡陽保衛戰


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評析

                                                                         大陸湖南        齊 輝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而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廣大國民黨將士

 

衡陽保衛戰中

 

  如果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史學界衝破重重阻力對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愈來愈多的研究,並且出現了愈來愈多的符合歷史實際的評價、甚至是謳歌的話;那麼,在對抗戰後期國民黨正面戰場上的一次重大戰役——衡陽保衛戰的研究仍涉及甚少。在整個抗戰時期,衡陽儘管不像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等大城市那樣聲名顯赫;然而,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可以驚異地發現衡陽這座城市在抗戰中實在佔有很重要的一席。衡陽,稱得上是一座當之無愧的「抗戰名城」。抗戰時期著名的重慶《掃蕩報》曾在自己的社論中這樣寫道:「衡陽,這一度成為全世界注視中心的城市,在我們的抗戰史中,曾佔有輝煌之一頁。提起衡陽,稱得上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國外,這個城市與中國軍隊英勇善戰的英名永遠流傳。」當然,給衡陽帶來如此盛譽的,是方先覺將軍率領的國民黨第10軍官兵為保衛衡陽而進行47天浴血奮戰的英雄壯舉。本文試圖就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討,一則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使衡陽的抗戰精神重放異彩,激勵後人;二則在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之際,謹以此文祭奠那些長眠在衡陽這塊血沃土地上的國民黨第10軍將士,使生者無愧、死者安慰。

 

 

  1944年,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一號作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號作戰」的主要內容是先攻佔平漢鐵路之南段,進而打通湘桂及粵漢鐵路兩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防止美國B29重型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本土的空襲。日軍稱這次作戰「確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一連串的大軍作戰。」這次作戰,無疑也是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跳」。

  展閱大陸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史著或教科書,在論及豫湘桂戰役即日本的「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時,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抵抗的評價,往往都說成是「大潰敗」。但從具體的局部的情況來看,衡陽一戰則實屬「例外」。

  衡陽這一地方,戰略位置極為重要。194481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就曾經談道,衡陽「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威脅。」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和西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聯絡站,它若失手就使辛苦經營的東南空軍基地歸於無用;從福建建甌空襲日本的門司,航空線為1425公里,從桂林去空襲則航空線要延長到2220公里。衡陽位於湘江和耒水合流處,依靠這兩條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輸出的稻穀3000萬石,還有豐富的礦產於此集中。這些對大後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它的失守會加深大後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以戰養戰』的可能性」。這篇社論繼續談道:「英美人士對於衡陽戰役亦抱著很大的擔心」。他們指出:衡陽比長沙更為重要。他們憂慮:如果衡陽失手,戰爭將會延長。他們憂懼大後方的經濟危機。

由於衡陽一地戰略位置的顯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所必須奪取的目標,所以國民黨重慶政府方面和蔣介石本人對衡陽一戰也甚為關注。1944529日夜晚,蔣介石親自打電話給駐守衡陽的第10軍軍長方先覺,說:「此次會戰關係國家民主存亡,衡陽得失尤為此次勝敗關鍵,希望安心死守,餘必督促陸空助弟完成空前大業。」可見,國民黨和蔣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陽一戰看成是「關鍵」,他們也是不願意輕易放棄這座不大卻非常重要的古城的。衡陽一戰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見一斑。

衡陽守軍的頑強抵抗,使得衡陽保衛戰最終演繹成豫湘桂戰役,乃至成為整個抗日戰爭後期最大的一次戰役。

 

 

如果我們不只局限於豫湘桂戰役,而把眼光放到整個抗日戰爭中去,溯渚史實,我們就會發現,衡陽保衛戰是抗戰8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官員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城寨爭奪戰。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衡陽保衛戰打了47天,而聞名於世的台兒莊大捷只打了14天,長沙第3次會戰也只打了4天。台兒莊等戰役,當時都是三面受敵,後方補給線始終暢通,特別是外圍應援之友軍都較圍攻之敵強大,故能展開反包圍,取得內外夾擊之效果。非如衡陽之四面被包圍,孤軍奮戰,即沒有援軍到達,又沒有任何武器、彈藥、糧食、藥品補給。正如當時的新聞界評論道:「彈丸之地的衡陽,縱橫不過數十堙A陸上有強故四麵包圍,空中有炮彈毒氣燒殺,處此危城,堅強的守了47天,真是不大容易。」

又有新聞評論寫道:「衡陽孤軍打了47天,這是一個世界共知的事實。」

從我雙方傷亡的數字來看,當然,守備衡陽的國民黨第10軍只有7個團及配屬的暫編第54師之1個營,共約18000人之兵力。從628日敵人發動對衡陽的第一次總攻,一直到7月底,經過一個月餘的戰鬥,第10軍傷亡非常慘重。軍部直屬部隊已傷亡

2/3,預備第10師傷亡90%,第3師傷亡70%,第190師僅剩有400餘人,各部中下級軍官幾乎全部傷亡,每一次戰鬥均要連升數個營長、連長。如在五桂嶺爭奪戰中,第3師第8團半天之內晉升5個營長,均先後陣亡。當時受傷官兵很多。因無醫藥治療,不少輕傷官兵自動重返火線,即使傷不輕且還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願意留在陣地中。至衡陽保衛戰全部結束時,參加守城的國民黨第10軍將士約18000人,死傷15000餘人,其中陣亡7600人。由此看來,在衡陽保衛戰臨近尾聲時,軍長方先覺與4位師長聯名給蔣介石發出的最後一電,稱「我官兵傷亡始盡」,實在不是誇大之辭。

當時,圍攻衡陽的日軍是其第11軍第68師團和第116師團,後因遭受我守城部隊的英勇抗擊,傷亡摻重。敵軍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等師團調來大批部隊增援,共計10餘萬人。據日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資料記載,日軍從623日至720日這段時間內傷亡軍官798人,士兵19286名。720日以後,資料上只載有約計傷亡9100餘人字樣,並無確切數目,也未分別官兵。根據以上數字,得知日軍攻佔衡陽的傷亡人數共在29000人以上,幾為我傷亡人數之一倍。由於日軍的傷亡之慘重,致使「衡陽戰役,真相被當時軍方隱瞞,致日本國內人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衡陽市區呈長方形,東西寬約500米,南北長約1600米,總面積約為1平方公里左右。在這如此狹小的地帶,雙方死戰達47晝夜之久,且傷亡人數高達44000人以上,這不僅在豫湘桂戰役中,而且在整個8年抗戰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看戰役的激烈程度、殘酷性和慘烈性。在長達47天的衡陽戰役中,日軍統共向市區發動了3次總攻。在第1輪總攻中,日飛機不斷前來轟炸,並大投燃燒彈。當時衡陽城區成一片焦士,殆無房屋可供燃燒。縣政府附近之野戰醫院收容傷患官兵中,有700餘名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其幸存未死傷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斷牆下、炸彈坑中、破防空洞與臨時掩蔽體中存身。醫務人員因無衛生材料,對傷患無法按時換藥;只能用鹽水洗滌傷口,再用破布廢紙敷蓋而已。天熱蒼蠅太多,創口因污染而發炎、化膿、潰爛、生蛆者不可勝數。重傷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儘管衡陽為米市,主食本應不成問題,由於敵機日日濫炸,城區一片焦土,米倉被毀,官兵乃至無以為炊,炊事人員只得於斷瓦頽垣下掘取燒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飯,佐以鹽水,供官兵充饑。餐時,群蠅飛來爭食,揮之不去。食後,官兵多腹中隱隱作痛,且常引起下瀉,因乏醫藥,不少人相繼死亡。日軍竟然還不顧國際公法,施放毒氣。當時據守五桂嶺南端的預10283營,除4人還在陣地外,80餘人皆不幸中毒死亡。由於我軍當時防毒設備極差,且數量不夠,因而,在後來敵人施放毒氣時,官兵只能盡速以毛巾重疊,在水中浸濕後捆於面部,毛巾上剪二圓孔,露出雙眼,以能繼續戰鬥。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類似灼傷,發生水泡,大如銀元,腫高半寸,內為黃水,較小之水泡則為綠色。中毒者兩腿不能直行。事後報經大本營經請美空軍14航空隊之化學戰情報軍官湯普生上尉詳為研究,以黃色水泡系芥子氣所致,綠色水泡則系路易氏氣所致。

湯普生並信此種毒氣為芥子氣與路易氏氣之混合物,由7.5釐米炮彈所散佈者(見194477日重慶《大公》、《掃蕩》等報戰訊)。日軍在進攻衡陽中所顯露出的殘酷性,連參加衡陽戰役的日作戰人員在戰後的回憶中亦不得不了承認:「緬甸印巴魯的作戰,南方的戛措魯卡那魯、紐吉尼亞和大陸的衡陽,都是日軍陸軍高級指揮官的無能和參謀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戰場。」

儘管日軍在進攻衡陽之中暴露出他們的兇狠和殘酷,然而守城的國民黨第10軍廣大官兵「完全毋視戰鬥之慘酷與死亡之恐怖,已發揮同仇敵愾與團結精神之最大限。」當時,無醫藥治療,輕傷官兵均自動重返第一線,甚至傷雖不輕尚能勉強行動者,均自願留在陣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戰鬥來麻木自己。真正的重傷者,必缺胳博或斷腿。尚能呻吟,而創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在日軍發動第二總攻期間,守軍炮彈及迫擊炮彈已消耗始盡,除留少數火炮及最後決死之幾發炮彈外,其餘火炮悉數埋入地下。步機彈已耗去85%。官兵傷亡,大部人槍俱毀,無法補充。由於守軍軍屬各步兵團之迫擊炮口徑不一,有81釐米的,也有82釐米的。至7月下旬,81彈已顆粒無存,而82彈庫儲尚有數百發。軍參謀長孫鳴玉將軍為求平衡第一線火力,特發動司令部幕僚,將半數的82口徑炮彈「彈帶」部位,以磚石磨去其中徑17釐米,使能適合81迫擊炮發射,作最後決死之用。許多人都磨得雙手起泡,甚至流血。方軍長出而慰之曰:「部隊官兵每一秒鐘都在流血,每一分鐘都有死亡;諸君為國效命,此其時也。」此情此景,史無前例。直到敵人發起第3次進攻,88日城陷之時,因指揮系統瓦解,官兵只能各自為戰。「斯時也,天地變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殺死一個敵人『以找回本錢』;殺死兩個便『賺一個』,並無一人退卻,亦無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時分,槍聲逐漸沈寂;47晝夜轟轟烈烈的衡陽保衛戰,終於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結束!」

上述日軍的兇狠殘酷和守軍的英勇頑強,我們可以窺知衡陽保衛戰的慘烈之極。戰後敵方戰史資料稱:「衡陽之戰,如欲惹人矚目,可稱之為『華南的旅順之戰』。此種比喻稍嫌誇張,但稱之為:『中日8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則絕對正確。」戰後日本的一些軍人在回憶錄中也這樣寫道:「那次激戰,不分晝夜,反覆衝殺,血肉橫飛,持續多日,據說其慘狀與日俄戰爭攻奪『二0三』高地時一樣。迄今為止,在我們腦子媮棬d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戰勝利後,以衡陽市參議會議長楊曉麓等五人組成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代表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呈遞的請建衡陽為抗戰紀念城文,就這樣寫道:「竊維抗戰8年,大會戰22次,而相持較久,關係至巨,貢獻最大而犧牲最烈者厥為衡陽一役。……然以配合作戰,構築工事之民夫,葬身槍林彈雨中者,即達3174名,而直接被殺傷、間接因饑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8人,燒毀房屋45697棟,推毀大小工廠183家,荒廢田土375000餘畝,損失財產82204億餘元,論功位於蘇聯斯大林格勒,破壞程度比緒德之漢堡,尚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以故中央宣慰史劉文島,美大總統代表哈婸僱央A先後蒞衡視察,鹹言災害慘重,甲於全國,載諸報章,共聞共見。」

  從以上事實,我們得出:衡陽保衛戰是抗戰8年之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官兵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城寨爭奪戰。這樣一個結論,是大不為過的。

 

 

 

衡陽保衛戰最後以城陷失敗而告終,然而其歷史作用卻是巨大的。

第一,它沈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大大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的步伐進程,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並最終導致了東條內閣的垮台。衡陽一戰中,敵人傷亡慘重,其中「以京都、大阪為中心的兩個師團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中國軍隊利用地形,建築了堅固的工事,比日軍戰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約是日軍的1/3左右」,我第10軍確已向罪惡的侵略者索取了3倍以上的代價。因此,衡陽之戰,「在我雖敗猶榮,在敵雖勝不武」。在此之前,日軍攻佔到星州和馬來西亞,傷亡卻只有1289人;掃蕩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3個師團另1個旅團,損失了2624人。而在「衡陽攻城戰」中,日軍競投入5個師團。1個獨立旅團和1個重炮兵部隊,曠日持久達47晝夜,而傷亡人數,竟在上述諸役傷亡總數3倍以上,無怪乎日軍視此一戰役為「苦難的戰役」。由於日軍在衡陽一戰中損失慘重,致使日本方面為了維護其「皇軍」在華戰無不勝的神話,對戰役的真相多有隱瞞,致使日本國內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陽這個地方。

衡陽之戰,日軍原擬定3日之間結束,而實際卻延宕了47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認此戰「嚴重妨礙了『打通大陸』的日程」。衡陽戰役結束後,敵人整理裝備了將近1個月,才重新發動攻勢,當時的重慶《掃蕩報》在評論中這樣寫道:「就時間算,衡陽阻敵47天;若就消耗敵實力,挫折敵銳氣算,衡陽阻敵何止47天!……若無衡陽之守,也許敵寇更要猖獗。衡陽之戰的價值,不僅在於延宕敵寇打通內陸交通線時間,且有助於黔邊戰局的轉捩。」該報評論又寫道:「因為衡陽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築餘暇。這種要塞雖沒有收到效果,但衡陽之固守,使敵入感到中國軍隊之堅強;又加之桂林之地形,與要塞之堅固,使他們停止於大榕江興安一帶,達40日,以待補充。因為敵人怕兵力火力不夠,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氣,所以須補充完整,方敢前進。假使不是衡陽之手,以挫敵人銳氣,敵人不必補充,大膽長驅直入。那麼,敵人侵入貴州,當提早三個月,那是敵人更要猖獗。是衡陽之守雖僅47天,而大榕江興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軍長之餘威。在軍事上爭取3個月時間,是如何的大功勛呢?」

 

  對日戰場上的國軍

 

衡陽一役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劇了日本內閣的危機。由於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716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2次總攻再度挫敗時。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中將來到長沙第11軍司令部,傳達大本營要求儘快攻佔衡陽的命令,並力勸橫山勇將其主力投入衡陽。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焦頭爛額,日本國內對一身兼任首相、陸相和參謀總長的東條英機極為不滿,東條深盼陸軍在中國戰場表現成績,以維持他的統治地位。如果衡陽之戰繼續膠著,他的內閣就岌岌可危。此時,由於太平洋上的塞班島失陷。再加之日軍攻佔衡陽繼續受挫,1944718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台。正如時文所稱:「衡陽駐軍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態,展開抗戰史中最光榮之一頁,相持48日(按實際47日)不徒予後方以從容佈置之時間,且使太平洋美國毫不顧慮而取塞班島。東條內閣窮於應付而急遽崩潰。」

第二,衡陽保衛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展示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捍衛祖國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精神。當時重慶的《掃蕩報》給衡陽守軍的致敬書中這樣寫道:「這40天來,敵寇不斷用強大的兵力猛擊你們;甚至濫用毒氣,做出不齒於人類的野蠻事。而你們裝備劣勢,給養不足,援軍接應困難,負傷缺乏醫藥,各種條件都不如敵人。你們用血肉抵檔敵人的炮火,用血肉保衛祖國的名城,給四萬萬同胞吐了一口悶氣!有了你們這一戰,才覺得做中國人是最高貴的。後方的同胞對你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說不盡的崇敬!」當時的重慶《大公報》也發表社論稱道:「衡陽雖以陷落敵手,衡陽守軍的戰績尚在!衡陽47天是索得敵軍巨大的代價,衡陽47天是在明恥教戰。全國人都應慚愧對國家太少貢獻;而凡是中華軍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決心與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陽守軍,我們以為衡陽之戰貢獻至大,不僅向敵人索取了代價,也給中國軍人做了榜樣。」《救國日報》社在自己的社論中也這樣寫道:「抗戰8年,戰死疆場之英雄烈士,至少數10萬人;而保衛國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數;但其對國家貢獻之大,於全局勝敗有決定作用者,當為衡陽守軍。」

對守城的國民黨第10軍頑強作戰的精神,連日方也嘆為觀止,稱「敵人之首將方先覺將軍為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10軍之4個旅,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難的衡陽戰役」結束後,日大本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抗戰勝利後,南京政府把衡陽定為抗戰紀念城,1947810日,衡陽抗戰紀念城在嶽屏山頂舉行了命名奠基典禮時,蔣介石在所頒「訓詞」婸﹛G「我第10軍殘餘部隊,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歷時48日之久,此為全世界稀有之奇績,而我中華固有道德之表現與發揚,亦以此為最顯著。」國民黨著名高級將領白崇禧也在題辭中寫道:「民族聖戰,喋血湘衡,精忠報國,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聞名,金城永固,葆以光榮。」國民黨元老張群在題辭中寫道:「八年抗戰,重固金湯,正義克申,上格蒼蒼。勒此負瑉,永志勿忘,為民族範,為國家光。」

 

 

衡陽保衛戰的投降結局是否有損其在歷史中的地位,這是一個有必要釐清的問題。誠然,衡陽保衛戰最後確以方先覺投降的不光彩結局而宣告結束。對此,我們不能象臺灣方面出版的某些著作一樣對投降一事避而不談(如臺灣天天書局出版的白天霖先生著的《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就隻字不提「投降」一事),我們亦不能同意大陸的某些著作,因「投降」的結局而對衡陽保衛戰全盤否定(如《湖南省志》第1卷第2次修訂本稱:「『衡陽保衛戰』實際不過是蔣介石賣國集團掩飾自己投降活動的一種煙幕。……國民黨蔣介石統治集團在製造了『衡陽保衛戰』的煙幕以後,也認為投降的條件業已成熟,於是便指使方先覺公開投敵。」)平心而論,這些觀點都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衡陽保衛戰投降的結局是否有損於它的地位,我們只有把這一「投降」放到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才能明瞭。

第一,我們認為衡陽保衛戰47天的過程是極其悲壯、慘烈的,衡陽守軍在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此前我們已經充分論及。如果因為最後投降的結局而對整個47天的英勇抵抗全部否定,這至少有點不合情理。當時,接受投降的日軍第11軍使者竹內參謀說:「中國軍隊英勇作戰的情形,不僅此地日軍敬佩,就連日本天皇和大本營都已有所聞。」正因為如此,日軍本著其武士道精神,對方先覺等高級將領和第10軍其他將士採取了適度的「敬意」和「禮遇」。他們「敬意」和「禮遇」的並不是第10軍放下武器的投降,而是第10軍將士英勇頑強的精神。日本在其它戰場也一直有這種做法。

第二,儘管衡陽保衛戰失敗,衡陽城最終被日軍攻陷,但衡陽守軍確已發揮了最大的能耐,盡了最可能盡的力量。方先覺接到蔣介石要他守衡陽的命令時,只講守10天或2周,而第10軍廣大將士卻苦守了47天。當時的《救國日報》社社論曾經寫道:「方先覺軍長,率萬餘疲憊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進之20萬倭寇,其必失敗,自屬意中。這樣毫無成功希望之任務,使貪生畏死者,當之必聞風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見於地形較好、條件較優之長沙、全州、桂林等地棄守之速,可足證明,但方軍長毅然對這種艱巨任務,博血肉之長城,與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敵人想盡方法,施盡卑劣手段,仍不獲逞。最後乃請期「天皇」敕諭,激勵將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線。方軍長因彈盡援絕,防無可防,始被敵人俘虜。這在方軍長與其部下,真百分之百盡了職份,不論對於國家,對於長官,對於國民,均無愧色。」由此可見,衡陽守軍盡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種「遇擊即潰」、「遇擊即降」的貪生怕死之輩。

 

國軍在鄂西戰場上追擊日軍

 

第三,衡陽城陷的責任不在於方先覺及其第10軍將士,而在於外圍的援軍。529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給駐守衡陽的第10軍軍長方先覺,命令他在衡陽固守10天到2周時間,吸引消耗日軍兵力後,配合外圍援軍內外夾擊,將日軍主力消滅在衡陽附近。然而,在城內堅守了40餘天的第10軍官兵,卻一直沒有看到援軍的蹤影。對於近乎「傷亡殆盡」、「彈盡糧絕」的第10軍,他們是多麼希望援軍的到來。據第9戰區派出第10軍的督戰官兼炮兵指揮官蔡汝霖在他的回憶錄《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中說:「在衡陽保衛戰47天的最後兩旬,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外圍的援軍。」我們每夜均在中央銀行防空洞上面聽我援軍的搶聲。……援軍的槍聲好象故意和人開玩笑,忽近忽遠,聽得近了,大家都興奮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槍聲帶給我們無限的快慰。但槍聲遠了,大家不覺又皺起眉頭,內心堣]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滋味。」援軍總不見來,絕望之餘的方先覺,給蔣介石、薛嶽等分別發出告急電:「衡陽危在旦夕,個人事小,國家事大,救兵如救火,無論如何請派一團兵力,沖進城來,我們自有辦法。」然而,始終沒有一個援軍到達。所以,當方先覺最後選擇了投降道路,對他的部下是這樣說的:「好,就是這樣幹吧!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國家不要我們。」

其實,有些援軍也已到達衡陽外圍,但不願意往死堨插A打進城內,就等於跳進了火炕。戰後日軍戰史也不失公正地寫道:「敵人之援軍(3個師)已於其間到達衡陽附近,但經我第40師團迎擊後,已棄衡陽而掉頭南下。」相反,由於援軍不達,「更招致敵人對衡陽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勢之兇猛,如洪水之決堤。我守軍堵得東來西又潰,最後竟至無人可堵,無彈可投;衡陽乃不得不陷。」長衡會戰,敵我總兵力最多是一對一;而衡陽保衛戰敵我兵力卻是五對一。

第四,我們認為方先覺投降,並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投降,而是一種委曲求全的策略。當時除了投降之外,其實方先覺還有一種道路可以選擇,這就是突圍。方先覺於85日下午3點召開了有4個師長、參謀長、戰區督戰官等人參戰的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會上,第3師師長周慶祥主張突圍,認為現在還來得及,再過幾天就不行了,方先覺認為沒有突圍命令,跑了不好辦。方先覺對他的幾位師長說:「突圍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們走了,剩下這麼多傷兵怎麼辦呢?敵人見了傷兵就殺,守常德的餘程萬可以不問傷兵,我方先覺不能,你們忍心丟下傷兵讓敵人去殺,以後活著的哪個再願意做你們的部下?」他表示:「決不突圍,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彈,也不准再說突圍的話」,「我方先覺決不私自逃走」,「必要時,大家都到軍部來,我們死在一起,如要自殺,我先動手」。首先說出對日軍投降的,是第3師師長周慶祥。他的突圍主張被方先覺否定後,於87日下午3點命令其第9團在天馬山陣地上掛起了白旗。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方先覺自知已陷入絕境,對其部下的「求生」行為,沒有進行阻止,而且他也想通過天馬山方向的白旗瞭解日軍對待俘虜的態度。當時,除天馬山方面外,其餘的部隊都還在繼續猛烈抵抗。面對戰與降兩條出路,方先覺作為一軍之長,必須作出抉擇。最後,他選擇了投降的道路。日軍指揮官對投降表示歡迎,關於方先覺方面所提「不殺俘虜」、「保留建制」等要求表示接受。方先覺最後是投降了,但第10軍留下來的官兵和傷員的生命有了相對的安全保障,這可能正是方先覺投降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我們說方先覺的投降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投降,而是一種委曲求全的策略,是為廣大將士、尤其是傷員的生命著想。何況他們是在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彈盡糧絕之後投降的。這是歷史的事實。

我們再從投降的結局來看,對方先覺的投降,我們更應該理解為一種策略,而並非一種信念上的投降。方先覺投降後,日軍想利用他來做汪、蔣合作的宣傳工具。當時,汪偽政權的日本顧問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國派遣軍司令煙俊六,自南京來衡陽,向方軍長遊說,邀方軍長以被難官兵為基幹,成立所謂「先和軍」(取方先覺的「先」與偽和平軍的「和」字),以實現「大東亞和平」。方軍長蒙被而眠,借病婉辭。吉丸並勸方軍長移駕南京或漢口治病,病癒再談,方軍長厲聲抗曰:「我奉命守衡陽,城破未死,愧於國家,但願病死衡陽,以贖罪愆,如強我離去,寧可就戮!」吉丸悵然而去。儘管後來日軍將第10軍改編為「先和軍」,並以方先覺為軍長,但方先覺和它的第10軍並沒有為日軍賣命,充當日軍侵略者中國的工具,因而「先和軍」實際上是名存實亡,徒有虛名。

後來方先覺等第10軍高級將領先後逃離衡陽,回到重慶。這也說明方先覺並沒有屈服於敵人,並沒有在信念上真正地投降了日本。後來日軍大本營陸軍作戰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在他的《大東亞戰爭全史》中這樣寫道:「因此次衡陽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國軍戰意之旺盛。尤以前已經投降之各高級人員,在經過巧妙偽裝其態度後,終於突然逃脫,返回中國方面。」方先覺回到重慶後,重慶的各大報紙先後以《向方先覺軍長歡呼!》、《歡迎衡陽守將歸來》、《方先覺不愧張睢陽》等為題發表社論,對方先覺及其第10軍的抗戰精神進行了高度的評價。蔣介石也親自接見了方先覺,並向方先覺和幾位師長授予了青天白日勛章和數量可觀的慰勞金。對此,大陸有史書認為:「蔣介石對方先覺等投敵分子是採取庇護態度的」。其實,在8年抗戰中,因抵抗日本不力而被蔣介石搶斃的不在少數,說蔣介石賞罰不明有失公允。作為降將的方先覺,不僅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法辦,反而獲得了蔣的嘉獎,這正說明蔣介石「庇護」的不是方先覺的「投降」,而是方先覺率領第10軍進行47天保衛戰的英勇壯舉。無疑,方先覺功大於過。

當然,我們不否認衡陽保衛戰投降的結局是不光彩的,並且給輝煌的衡陽47天保衛戰抹上了一層陰影。但是在當時的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我們又不能苛求衡陽保衛戰有著一種更好的結局。

我們的結論是,衡陽保衛戰是國民黨將士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和自由與日本法西斯進行的一場殊死的血戰,它與盟軍在歐洲大陸及太平洋戰場上的反攻遙相呼應,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書寫了光輝而又感人的一頁。挖掘和整理衡陽保衛戰這一段歷史,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到,廣大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日這一血寫的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殺不掉的,也是任何墨寫的謊言都掩蓋不了的。

200554日完稿於抗戰名城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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