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期首頁

 

從臺灣民主化

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性質


 

編者按:自從李、連結夥在臺灣中國國民黨內當權以來,臺灣的國民黨人就一再地並堅決地要把中國國民黨說成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他們今天對中國大陸人民、甚至是對臺灣人民的背叛,可謂由來已久。年輕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歷史學博士曉黑,願意就臺灣中國國民黨對自身歷史的否定,作一個辯駁。請注意,今天凡是為中國國民黨歷史辯護者,都是大陸人士,而絕不是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人自己。這一現象,值得重視,也值得回味,更值得我們藉以認識大陸人民為何要重建中國國民黨。

 

引論

 

近年來﹐臺灣的民主化一直是國際政治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學者從多個角度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探討。首先﹐臺灣民主化發生在1980年代的全球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語境中﹐ 與其他地區有可比性﹐很多學者將其看作一個由威權統治向民主制度轉化的典型個案﹔其次﹐臺灣的民主化以平穩著稱﹐被西方稱為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由此﹐ 臺灣在完全民主化之前的經濟﹐教育成就﹐中產階級的形成都被看作是極大地促成民主化和平實現的重要因素。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其著作中就強調指出﹐1980 年代的臺灣30%-50%屬於穩定的「中產階級。」 另一些學者則將興趣集中在民主前和過程中的執政黨國民黨身上﹐認為國民黨的轉型是臺灣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同時是一個威權型「列寧主義」政黨轉化的範例。

 

  然而﹐有不少研究在論述國民黨的轉型時﹐過度強調國民黨的「列寧主義」性質﹐將國民黨稱為「列寧主義政黨」或「帶有列寧主義性質的政黨」﹐並將民主化看成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當代的民主轉化。如學者Steven J. Hood認為「國民黨證明了某個列寧主義政黨可以在列寧主義崩潰的時代生存下來並轉變成一個民主政黨。」 另一些學者由此聯想到其他尚存的列寧主義政黨進行和平轉化的可能性。另一個誤解似乎更廣泛地存在於美國的政治學者之中﹐即把臺灣的政治經濟進步歸於以兩蔣為代表的政治領袖在遷台後的貢獻﹐而忽視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所奠定的理論基礎。Hood甚至直言不諱的說﹐國民黨人並沒有認真對待過三民主義思想﹐「對國民黨來說﹐三民主義的重要性僅在於作為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發展的具體藍圖。」 照此而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只是一個含混的「概念」﹐因為它也沒有立即被應用到不同性別﹐族裔﹐和階層的人身上。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這句口號在後來成為全球民權運動的共同精神資源和武器﹐直接影響了後兩個世紀的黑奴解放和民權運動。

  本文通過回顧國民黨的歷史和孫中山先生的主要思想﹐試圖提供一個研究臺灣民主化的歷史學角度﹐探討國民黨的精神資源﹐意識形態背景﹐政治理念與最終民主化之間的必然聯繫﹐質疑其「列寧主義」標籤﹐並重新探討國民黨的政黨性質。本文將著重強調孫中山先生的社會民主理想和制度設計對後來的政治經濟實踐所發揮的深遠影響。本文擬從涉及臺灣民主化的兩個主要層面進行分析。

 

一、地方自治和選舉的底層結構

 

  在對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研究中﹐通過民主選舉形成自治的社區和地方政府被看作是民主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一個重要標誌﹐其緣起可以上溯到啟蒙運動時期盧梭提出的個人自治理念。在臺灣﹐自1950年代開始了縣鄉一級的地方自治和選舉活動﹐允許國民黨以外人員合法參與﹐到1969年擴展到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一級﹐創造了一個普遍依法參與政治的舞台﹐使得民眾在戒嚴和一黨制年代也有機會介入和熟悉民主政治程序。由此培養的政治成熟無疑在政權轉換的時候起到促進了社會穩定的作用。多數學者對基層選舉的研究僅止於1950年代﹐造成的印象是地方自治思想是在國民黨遷台後才形成﹐事實上﹐地方自治的政治運作是孫中山思想的實踐。1952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七大上作報告﹐指出「孫總理的最高目標是建立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以及「本黨的根本任務是實行地方選舉﹐建設我國政治制度﹐為我國民眾實行民主創造一個牢固的基礎。」

  對國民黨早期歷史文獻的研究顯示出地方自治理念牢固地植根於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之中。清末時期﹐同盟會的《革命方略》是第一個正式提出地方自治概念的文獻﹐明確指出地方自治政府應屬於地方人民﹐官員應由人民普選。此時﹐地方自治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在清朝覆滅﹐建立共和之後﹐同盟會由秘密會社轉為公開社團﹐其新綱領的第一條就包含有「實現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的詞句。新生的中華民國實行多黨政治﹐宋教仁積極在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及其他小黨派的基礎上組織國民黨。1913年8月25日通過的國民黨政綱再次強調各省作為有自主立法權的自治單位和中央地方分權的構想。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每屆黨代表大會都重申地方自治概念。1924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綱第一章規定﹐各省人民自行制定省憲法﹐選舉省主席﹐以及每一個縣為一個自治單位﹐人民有權選舉﹐罷免官員﹐創制和復決法律。這一部黨綱並規定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階段。其中訓政時期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實現縣級自治﹐一旦所有的縣都實行自治後﹐省級議會就可以選舉省主席。1925年﹐孫中山先生於北京病逝。1926年的國民黨政綱仍然強調﹐在農村地區﹐每個村應從其居民中選舉產生自治會。南京十年(1927─1937)間﹐國民政府內外交困﹐管制趨向保守﹐但民主的努力仍然在進行。1928年10月4日﹐國民政府頒佈組織法﹐規定各縣須選舉居民組成地方會議。當局還宣佈1935年為建立縣級自治政府的時限。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重申了地方自治的動議。

  由於戰亂﹐地方自治在大陸幾乎沒有實施的可能﹐但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將這一長期的政治理想付諸實施。在農村地區﹐農民被選進地方行政機構﹐並行使罷免權。而罷免權的重要意義也正是孫中山先生在1925年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說中一再強調的。孫中山認為﹐罷免權的有效行使將使中國的政治制度比英美更加優越。 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民黨的領導層事實上有意識地選擇了基層民主和自治作為實現長遠民主化的基礎。根據政治學者裴敏新的觀點﹐這種有限的寬鬆和參與最終促使民眾降低了對威權政體的恐懼感。 而蔣介石本人明確說過「革命之後接著應進行地方自治﹐為民主憲政奠基。」 更有意義的是﹐在自治和選舉過程中對黨外合法政治活動的容許促成了「黨外」這一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壯大。在1954年的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黨外人士獲10%議席﹔在1969年的立法院選舉中﹐黨外人士獲8個議席中的3席。到1970年代末﹐「黨外」甚至已經獲得了22個省議會議席和4個縣市長職位﹐並逐漸形成反對黨的雛形。1979年﹐黨外建立了助選聯盟﹐設立了辦公機構﹐並於1986年戒嚴終止後正式組建民進黨﹐與國民黨進行平等競爭。

 

二、建設憲政的上層結構

 

  國民黨政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使用強力的威權統治鞏固政權﹐以對付來自國內外的威脅﹐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大陸時期的保守和反共以外﹐國民黨並沒有放棄過在其最初階段就已經深深紮根的民主追求。如果說地方自治和選舉﹐以及教育普及建設了一個民主和理性的基層結構﹐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的理念則奠定了一個適應於現代民主制度建設的上層結構。假如用西方學界流行的 「政權」與「社會」(state vs. society) 的二元範式來分析民主進程﹐那麼﹐在社會逐步寬鬆自由的時候﹐政權和政體本身的民主化也同等重要。因為一個強權而殭化的政權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對社會進行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打壓﹐或者在雙方的激烈衝突中破壞整個國家的穩定。在這一意義上﹐臺灣平穩的民主化顯示國民黨的政治上層結構和意識形態事實上可以和平地容納民主化的政治運作﹐從而避免了東歐國家經歷的劇烈震蕩和制度顛覆。國民黨的歷史上所形成的傾向西方議會民主的意識形態正是後來政權得以和平交接的一個先決條件。在袁世凱當政時期的1910年代﹐國民黨是一個組織鬆散的政黨﹐由一個9個執行委員組成的總部負責協調全黨﹐孫中山則是9人中的一個。在議會政治中﹐國民黨有一段短暫的﹐既有成功又有挫敗的經歷。1912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國民黨贏得596個議席中的269席﹐在參議院的274席中取得123席。第二年2月﹐國民黨開始成為中國最有影響的政黨﹐年輕而又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對以議會政治制約袁世凱的目標充滿信心。然而﹐此時的袁世凱早已不滿權力受制﹐決心擺脫權力制衡﹐於同年3月派人暗殺了宋教仁﹐並解散了國民黨。

  1919年﹐孫中山經歷了二次革命後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將「三民主義」寫入黨綱。早已精心研究各國政治制度的他把三民主義看作林肯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中文說法﹐並在黨綱中加入「五權憲法」的內容。1924年的黨綱又進一步明確建立基於五權的五院分立制。五院中除「監察」和「考試」是孫中山根據中國傳統設計以外﹐其餘三院──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制衡則是借鑑美國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產物。孫中山不僅強調人民必須擁有選舉﹐創制﹐復決﹐罷免之權﹐還特別指出要超越西方的代議制最終在中國實行全民直選。 值得注意的是﹐五權憲法和五院從設立至今一直保持著基本的連續性﹐即使在實現多黨政治和政權轉移的時候﹐ 現有框架也已提供了制度保障﹐這和東歐國家必須修改憲法﹐重建制度比起來﹐風險要小得多。

  1928年的臨時憲法性質的組織法完全繼承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思想﹐為一個開放和民主的中國社會準備了法律依據。在1945年的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上﹐代表討論了如終止訓政﹐制定憲法﹐容納各黨派進入中央政府以及軍隊國家化這樣意義深遠的話題。然而﹐由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國家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先後順序上發生分歧﹐政協會議失敗。國民黨在1947年正式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僅繼續奉行三民五權思想﹐又進一步強調了司法不受黨派干預的獨立性。尤為重要的是﹐國民黨主導制定的憲法除了肯定「訓政」的合法性外﹐從未將自己一黨獨大的領導地位作為一個終極目標﹐更沒有以憲法形式對此作明文規定。理論上﹐一旦憲法頒佈﹐國民黨就將不再享有獨佔政權的特權﹐而要由民眾來選擇。1950年代﹐蔣介石在臺灣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國民黨將「遵循民主政治的正當規則﹐參加各級選舉﹐和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黨一樣﹐爭取選民的選票。」 蔣還曾經說過﹐「本人尊重憲法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制度。我的唯一希望是本黨同志最終履行一個民主國家中普通政黨的職責﹐帶領國家走向政黨政治之路。」 事實上﹐孫中山對法制的信仰也同樣體現在後來的國民黨執政中。除了「訓政」有法律依據﹐臺灣對民權的限制也是依照1948年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就是說﹐是一種特殊狀態下的有針對性的措施。而一旦這一法律所針對的威脅減弱﹐如80年代後中國大陸進行和平經濟建設﹐軍事威脅減小﹐戒嚴的合法性就自然發生動搖﹐而一旦戒嚴法令解除﹐憲法所規定的各項民主權利就得到無條件的恢復和尊重﹐而執政黨將遵守現代政治遊戲規則﹐不能使用超越法制的手段來強行維繫或恢復統治地位。

  另外﹐在國民黨治下﹐始終有一定的基本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解嚴前的1975至1985的10年間﹐臺灣出版過超過一千種呼籲政治改革和民主的非官方刊物。早期的民主刊物以「自由中國」為代表﹐1970年代後﹐又以「臺灣政論」和「美麗島」為核心﹐聚集了一批異議份子。而自由中國主編雷震被捕並非因為其政治言論而是因為試圖組建政黨﹐違反了「臨時條款。」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複雜曲折的政治經驗也似乎更有利於適應現代議會政治。在興中會和同盟會時期﹐一直到袁世凱時期﹐它都是一個鬆散和比較平等的組織。在國會的選舉和獲得的成功也加強了其對議會民主的信賴﹐也增加了其在法制和競爭性的政治環境中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儘管有袁世凱的反民主行為﹐但國民黨和孫中山從來沒有從根本上否定議會民主制度和新聞自由原則﹐也更願意適應西方議會民主。另外﹐由於南京十年期間﹐國民政府必須不斷地與各地軍閥﹐地方勢力和黨派談判﹐妥協﹐討價還價﹐從而也更加習慣於平衡各種對等勢力和適度的退讓﹐而不是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這些剛好都是比較適應當代政治的理性思維模式。

 

三、列寧主義?──關於國民黨性質的探討

 

  由於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黨和蘇俄及中共合作﹐並借鑑了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西方學者很輕易地將列寧主義的標記貼在國民黨身上。然而﹐很多因素都使得這一性質顯得可疑。首先﹐孫中山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馬列主義。他個人持有基督教信仰﹐並不是唯物主義者。他也完全不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相反﹐他在1924年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說中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和工人的利益可以通過設備改良﹐發展經濟和稅收來協調。他批評馬克思是一個看見社會病的病理學家卻不是一個研究其根本原因的生理學家﹐把階級鬥爭當成社會進步的動力是本末倒置。這一思想也被蔣介石繼承﹐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解決民生問題唯有採用和平手段。10

  孫中山更不是列寧主義者﹐世界革命﹐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列寧主義聖經對孫中山完全沒有吸引力﹐他也沒有解放全人類的雄心。因此﹐孫中山向黨員強調說向蘇俄特使鮑羅廷學習的只是組織革命政黨的「方法﹐」而不是精神實質。1921年﹐孫中山致電廖仲愷和汪精衛﹐表達對在經濟落後的蘇俄實行共產主義的疑惑﹐直到聽說了「新經濟政策﹐」孫中山才釋然﹐認為這和民生主義思想相似。9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和共產國際代表越飛簽署的聯合聲明中﹐特地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秩序和蘇維埃制度均不適合引進到中國﹐因為中國並沒有成功建立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讚同此觀點。」11

  毋庸諱言﹐孫中山在革命和不斷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由於社會的極端複雜和對手的極端凶險﹐一步步地認識到加強革命政黨建設的重要性和紀律的必要。他痛感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之後逐漸渙散﹐因此﹐在1914年組建中華革命黨反袁的時候﹐開始重視黨員的忠誠﹐服從和領袖的權威。也是在這一時期﹐孫中山意識到中國尚不具備立即實現民主的條件﹐必須以軍政和訓政﹐即適當的權利集中來打擊國內外敵人﹐引導人民熟悉民主思想和實踐。當1921年﹐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會見孫中山的時候﹐不難理解被與軍閥的糾纏弄得苦惱不堪的孫中山非常希望建立自己的強有力的政黨和武裝力量﹐而這一點﹐正是俄國人擅長的。然而﹐儘管孫中山接受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以加強黨的力量﹐並沒有接受任何列寧主義教條。如果僅以組織結構而把國民黨稱為列寧主義政黨﹐則也無異於貼上個斯大林主義的標籤。

  國民黨的歷史上經歷過很多次的重組﹐幾乎每一次發生危機之後都會以重組來檢討過失﹐聚集力量﹐而1923年對蘇俄的「幫助」的接受﹐也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複雜性﹐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來源也很多元化﹐既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大同」﹐「天下為公」等概念的繼承﹐又有英美以及法國啟蒙主義的政治理想﹐也有蘇俄的革命精神和組織手段﹐在1930年代﹐甚至混入一些法西斯的成份。然而﹐放到中國近代史的大語境下觀察﹐這也正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與世界碰撞的一個生動折射。從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手段和組織看﹐國民黨是一個革命政黨﹐政治目標上是一個自由民主黨﹐但就其社會政策來說﹐則又應當是一個社會民主黨。這一點不僅從上述的自由民主和憲政的政治原則中體現出來﹐更在於其獨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和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民生主義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的誤解相反﹐它提供的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這個綱領吸取了英美自由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出現的因放任私人資本發展造成貧富不均的教訓﹐又試圖避免蘇俄式的全面國有化﹐而是提出建立一種混合型經濟﹐主張國家控制部份重要產業﹐通過稅收等干預手段來調節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實現沒有階級鬥爭和專政的「社會主義」。這也就是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以及在1923年的黨綱中提出鐵路﹐森林﹐礦產和大型產業屬於全民所有的含義所在。另一方面﹐國民黨也鼓勵私有資本的發展。1934年﹐國民政府在進行由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的同時﹐專門通過了刺激私人經濟發展的鼓勵法案。

  這種經濟政策在臺灣的經濟建設中體現得更為明顯。1950和1960年代﹐在臺灣的國民政府逐步將國有產業轉讓給私人﹐到1970年代末﹐國有產業的產值僅佔到總產值的13.5%。資本的社會化使得「社會」在和「政權」的二元較量中獲得了一定獨立優勢﹐這和公有制社會中「社會」的無力形成了對比。同時﹐私人產業在市場化條件下的興起不僅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也幫助培育了民主所必須的另一個重要條件──中產階級。事實上﹐中小業主恰恰和專業人士﹐公務員一道構成了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此時的政府也並沒有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是發揮協調作用﹐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一個具體的例子是:1970年代﹐在乘坐交通工具費用上調的氣候中﹐政府規定飛機漲幅為78%﹐豪華巴士60%﹐而經濟型巴士只漲32%﹐因為三類乘客的經濟收入顯然是依次遞減的。12 由於充份就業﹐教育普及和政府對財富再分配的干預﹐臺灣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新興工業國要小得多﹐甚至被認為比中國大陸更加平均﹐而這種民生主義指導下的均富﹐無疑也促使社會在政治轉型時期保持心理穩定。

 

結論

 

  臺灣的民主化有著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島內政治反對力量的壓力﹐西方世界的敦促﹐國際環境的日益變化等等。但是﹐這一過程本身的確是一個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平穩過渡的典型。作為民主化主要驅動力的國民黨得以成功推動民主﹐在於其內在固有的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追求和政治理想﹔在這些理想推動下在底層和上層兩重結構上進行的有效構建﹐以及在經濟領域創造出的有利與民主紮根的條件﹐甚至在自身歷史中不斷調節自身以適應環境的應變能力。假如沒有對三權分立和民主憲政價值觀的認同﹐或者拒絕應變﹐再大的壓力也難以使一個拒絕民主自由基本價值觀的執政黨主動進行自我轉換。假如沒有孫中山民主憲政思想對國民黨幾代領導層的深刻影響﹐也很難想像它能切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把國民黨列入「列寧主義」類別來進行類比的學者也發現了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即在所有在1980年代末期進行轉型的「列寧主義」政黨中﹐只有國民黨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社會黨是成功地和平轉型的。13 僅此一點﹐就足以令人懷疑這一歸類的有效性﹐甚至懷疑整個關於」列寧主義政黨轉型」的命題的價值﹐因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也很難稱為一個典型的「列寧主義政黨。」事實上﹐國民黨民主化轉型的經驗證明了一個曾經在特殊環境中接受過列寧主義組織方式的社會民主政黨如何在當代擺脫其非民主因素的束縛﹐在順應歷史潮流的同時﹐復歸到自身最初的自由民主追求。然而﹐這個過程的成功並不意味著面臨同樣轉型﹐而缺乏相應意識形態和制度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就可以按原樣複製一遍。

 

註釋

Steven J. Hood,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 167.

2 同上﹐p. 87.

3 蔣中正﹐《蔣總統言論選集》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7年﹐73頁。

轉譯自Linda et. Ramon H. Myers, "How Elections Promoted Democracy in Taiwan under Martial Law"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2000) p.387. 本論文因資料來源所限﹐所有蔣中正言論和部份國民黨文件均係根據英文轉譯回中文﹐還望內行指正。

4 孫文﹐《三民主義》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181186頁。

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 轉譯自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up at Seventy,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1965) p.138.

7 《三民主義》161213頁。

8 轉譯自Steve Tsang, "Transforming a Party State into a Democracy," in Steve Tsang and Hung-mao Ti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 Implications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9轉譯自Milton J. T. Shieh, The Kuomintang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11.

10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p.138.

11 同上﹐p.16.

12 K. T. Li, "The Quality of Life in Free China: An Analysis of its Social Development," 自由中國之工業 vol.xxxxviii no. 2 September 25, 1977 20-21頁。

13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nfa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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