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期首頁

 

為承受歷史的人寫作


也談王友琴女士的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南京    景 凱 旋

 

八十年代中,同幾個朋友談論《古拉格群島》,有人建議,應當搞一種「公墓文學」,選一些文革中的受難者作代表,將他們的遭遇如實記錄下來,分門別類,編成叢書,如教師公墓,作家公墓,演員公墓等。這個建議得到大家贊同,並在紙上擬了一個初步的名單,甚至連書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個紀念碑,簇擁著白花,以示莊嚴肅穆,永志不忘。

後來這心願沒能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當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一部關於普通人的受難實錄——我心媢y時充滿感佩。1980年,她還在北大時,基於當時揭開的文革行狀與事實相差甚遠,就已開始搜集撰寫文革死難者的事蹟。做這件事,對她個人沒有什麼好處,不能靠此升職稱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稱作「歷史的義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後在美國見到面,更是感覺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樸素。房間堥S有什麼家什,書架上卻堆滿了採訪記錄的卷宗。據她說,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個小小的文革資料庫了。

採集這些事例,想必花費了她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於迴避,不想讓心靈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於害怕,因為那些迫害者尚在,並沒受到任何懲罰;而有些人則是因為反感,甚至質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是呀,為什麼呢?要知道,文革已過去近三十年,早已蓋棺論定,何必再讓往事纏繞心頭,就像文革後的一首歌所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對此她在前言埵p是說:「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殘害了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儘管八十年代出過一些紀實文學,那也祇是輕描淡寫地紀錄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於實錄普通人的受難,展示公開的虐殺,暴行的細節,會讓人們對文革的官方結論產生懷疑,其結果就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還沒有一樁暴行像文革這樣,大量的事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沒有被公佈出來,沒有被討論起來。

在前言堙A作者還講述了一則見聞,一名曾蹲過勞改農場的教師告訴她:在殺過牛的地方,牛群每當被驅趕到那堙A便會哞哞悲叫,而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會照樣嬉戲歡樂。對待死去的同類,作者正是選擇了牛的方式。還有那些接受她採訪的人,於牛與雞之間,記憶與遺忘之間,他(她)們也同樣選擇了前者。在作者心中,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掙扎奮鬥而趨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氣和信心。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使命感。為此,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感謝之前她們素不相識,如今通過訪談、電話和寫信,卻在一起追尋往事,分擔人生經驗。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這樣說過:「作家的作用與艱巨的義務緊密相連,正因為他是作家,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為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服務,他要服務的是那些承受歷史的人。」加繆的時代,世界正處於分裂狀態,所以他呼籲作家要有獨立性,為沈默的大多數而寫作。在當今中國,像加繆所說的那種作家和學者,可謂寥寥。「著書都為稻糧謀」,許多知識人的文字,其實都是在為權力服務,或者為金錢服務。而王友琴的全部寫作,卻是為了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人,為了寫出一部受難者的歷史。

多年來,我們已習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難中,人民又何曾創造過歷史?他們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權力者創造的歷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深入每一個家庭。受到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上至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下至教師、醫生、工人、農民、保姆和家庭婦女。但文革之後,權力當局卻祇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難的高級幹部和社會名流的生平(對於文革的發生,其實他們也有一份責任),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恢復名譽。而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受難者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講述他們,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鏡象被歪曲,被遮蔽。

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將自己的遭遇視為當然。作者採訪過一位中學老師,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關在一起,問他為什麼不把這些寫出來,他說既然國家主席都受到那樣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師受的苦又算得了什麼。也許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話感到悲哀,在這位中學教師的潛意識堙A像他那樣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過是「承受歷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創造歷史,也不奢望進入歷史。他這樣說,祇是出於一種無奈,「他祇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從而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於此,作者立志為這些普通受難者而寫作,講出他們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以記憶對抗遺忘,就更顯出她的良知和勇氣。

上面加繆那段話的深意還在於,祇有關注和描寫那些「承受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歷史」的人,我們才有可能瞭解真相,認清事物的本質。

《紀念園》分四個部分,有「受難者名錄」、「死難發生地」、「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主頁上寫著「我們沒有忘記你」,死者照片都飾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寫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屠殺事件,但主要還是王友琴自己採寫的實錄。這些實錄並不是單純的資料,作者採用《史記》的互見手法,以專門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著述。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島》稱作「文藝性調查初探」,除了調查不能周全,許多事未曾親歷,試圖用一種整體的觀點,將各種事件聯結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擁有自身話語的敘事,王友琴女士的採訪實錄當然也不例外,她常將自己的思考貫穿其中,夾敘夾議,加以分析,堪稱「發憤」之作,而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品質,還是一種求真的精神,用索爾仁尼琴談自己著述時說的話來評價,那就是其中「所寫的事實都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採訪條件的限制,作者所記錄的專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這些人中,有北師大附女中副校長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教師孫歷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師陳沅芷,北京八中教師華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東廠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馬大娘,中科院考古學家陳夢家,氣體廠工人陳彥榮,民國名人張東蓀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鐵寶,北農大職員何潔夫,北大教授吳興華,北京玻陶設計院黃瑞五一家五口,陸軍總醫院醫生劉浩,北京台型機床廠會計孫啟坤,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他們中有的是被打後自殺(很多自殺其實是虐殺),但多數是被直接打死的。當然,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寫文章推算,受迫害的達一億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萬人以上。[1] 而文革後各地編寫的大事記堙A寫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經過的,相當罕見。

對於文革中的死亡,有一個標準用詞——「被迫害致死」。這一說法被用在各種回憶錄堙A它掩蓋了自殺與他殺的區別,更掩蓋了打死人的過程,從而使這段歷史不致顯得那麼殘酷。作者在實錄中詳細描述了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過,但作者描寫的細節,在幾十年後還是駭人聽聞。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是在學校操場上,被帶釘的棍棒長時間當場打死,另一個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終身需要穿著鋼背心。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綁在葡萄架上,施以帶銅扣的軍用皮帶,然後又用沸水從頭頂澆下去,回憶者說淒慘的叫聲響了半夜,那聲音「像殺豬一樣」。孫啟坤在家堻Q鞭子蘸著水打,皮膚被打得全變了顏色,還被用繩子一鬆一緊地勒脖子。李叢貞被棍棒皮帶打死後,還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塊肉,看是不是裝死。吳興華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廠排出的污水,死於急性痢疾後,家人還得被迫同意解剖屍體,以證明他是拿自殺對抗運動。黃瑞五一家五口則是被捆綁著跪在地上,用一陣亂棒打死。這樣的殘殺也是有名目的,納粹稱之為「最後解決」,前蘇聯稱之為「最高方法」,文革雖然沒有從上面直接下達過打殺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稱之為遇羅克所說的「連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寫下這些暴力情節時,是如何忍受過來的。據她說,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壓抑和低沈。

文革曾被狂熱參與者稱作「紅色恐怖」,各個階段都曾發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紅衛兵發動的「紅八月」,1968年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兩個時期。「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有一種說法,稱文革是無政府主義,後來的當政者的誡惕心理無不淵源於此。但事實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組織的,受到控制的。以上這兩個時期都是政權機關相對穩定的時期,發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權名義下針對無權的群眾。每次大規模殘害發生前後,報紙上都有公開的社論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顯的權力指使,受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紅八月」中,紅衛兵在北京城四處抄家打人,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在1966年夏天,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見《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革命委員會」後來被徹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為「三種人」(他們當然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紅衛兵運動產生於1966年6月,由中學堛滌疝F子弟發起。他們的活動從六月到十二月,橫跨工作組和中央文革兩個時期。工作組是由當時主持文革的劉、鄧派出的,他們沿襲反右與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師、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資反路線「五十天」。紅衛兵創立伊始,覺得這次運動仍然會像過去一樣,目的是整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於是在工作組的指使下,帶頭起來造學校幹部和老師的反,並在七月份工作組撤出後,製造了「紅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之後,由於父母受到衝擊,這些人開始反對中央文革,遭到打壓,遂告瓦解。但是,他們絕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不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而是從普通受難者的觀點看,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事實上,當時的最高領導層,無論對文革持何種觀點,都是漠視普通人的基本權力的。[2]

卞仲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個學生貼出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此後工作組進入學校,支持高幹子女掌權,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都是四清對象」,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為「四類人員」,罪名之一就是國家主席的一個女兒曾因分數不夠沒被附中錄取。在工作組對她召開的批鬥大會上,有的學生用民兵訓練的步槍捅她脊背,倒地後又被揪著頭髮拖起來,工作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澤東認為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其實那時打人已相當嚴重),工作組撤離學校,紅衛兵獨掌大權。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紅衛兵的批鬥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學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對宋彬彬說:「要武嘛。」宋即將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個北京及全國。

文革甫起,老紅衛兵一度成為革命的主宰,大力宣揚「血統論」,所以打老師同學也特別狠。這些紅衛兵即使不去打人,也會成為當然的接班人,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種紅色接班人的特權感,把打「階級敵人」視為榮耀和考驗。作者曾引用一個前上海中學紅衛兵的回憶:「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堳蝏繷o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在這樣的「革命氣氛」中,那些被紅衛兵視作「黑五類」的人,當然是在劫難逃了。從實錄揭示的事實看,他們的罪名大多是因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實錄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層教育幹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組定為「四類」,王光華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業主,陳彥榮母親土改時被劃為富農,黃瑞五和孫啟坤則是家有房產,陳夢家是右派,至於馬大娘和李叢貞,一個是幫工,一個是工人,應當屬於革命的基本群眾。這些人在平時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從不對現實不滿,也沒招誰惹誰,即使出於發動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殺害她們不可的理由。但他們還是被權力殺害了,倒在歷史的輪下,變成一道巨大的陰影。

對無權者的殘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紀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與之相比。受到歷史決定論的召喚,納粹以種族鬥爭的名義,要消滅猶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則是以階級鬥爭的名義,要消滅其它階級。他們都號稱要拯救世界,卻蔑視「你不可以殺人」的人類古老律條,以人的血統分類,用鮮血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瘋狂殺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談到納粹殺害猶太人的行徑,漢娜•阿倫特寫道,這是「任何實用目的都無法予以解釋的一種罪行。」[3] 這堸ㄓF一部分「人類」的權力傲慢和優越感,還有什麼呢?說到底,文革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不是黨和人民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也不是官僚主義與反官僚主義的矛盾,而是權力者對無權者的暴政。這樣的暴政常常並不出於任何實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祇是緣於受害者的身份。誠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它「攻擊人的差異,也就是說,攻擊『人的身份』特性,沒有這種特性,『人種』或『人類』一類詞便會毫無意義」。[4]

自文革結束,許多受難者的家屬一直要求討回公道,試圖在法律上追究具體責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來就是這樣,他的努力沒有成功,檢察院先是以「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後又以屬於「運動中的過激行為」,而決定不予起訴。文革持續了十一年,然後又過了兩年才被徹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早已過了時效,但想來問題還是出在「運動」一詞,因為它涉及到最高權力者,也涉及到個人在政權名義下承擔的責任。後者是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可以暫且不談。儘管如此,當年的打人者至少應當在道義上,向受難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寬恕。我們至少應當響應巴金的呼籲,將大量的文革暴行記錄下來,公佈出來,討論起來。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讓集體失憶主宰我們的良知,何來正義的伸張?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羅茨基說的,「時間祇能使邪惡升值」。經由猶太幸存者和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納粹大屠殺和前蘇聯大清洗早已大白於天下,再也沒有人敢於公然為之辯護。但文革暴行卻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這段歷史成為空白,不到三十年時間,文革後的一代人對此已茫然無知。一些文革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也開始發表文章,為自己百般辯護,[5] 以至在某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眼堙A潰瘍也變成了花蕾。今天,不是已經有人重新在為文革的「理想」叫好了嗎?不是有人因對現實不滿便開始懷念文革了嗎?我就見過國內一份有名的讀書雜誌,遮遮掩掩地謳歌文革中的農村民主,好像農村從來沒有過批鬥「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大興縣和道縣的屠殺更是天方夜譚。而受難者歷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談理論的西方左派能夠從全球文化革命的觀點,去論證文革的歷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講,作家鄭義撰文談文革中廣西的吃人事件,經瑞典一些報紙摘譯發表後,幾位社會學家竟批評說太荒唐,認為這是出於對東方民族的偏見。[6] 看來有一天,他們甚至還會告訴我們,所謂文革暴行,不過是後殖民主義話語,是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

所有這一切,都更顯出王友琴寫作的意義。

2003年在美國芝加哥見到王友琴時,她正在聯繫結集出版的事,說是北京有人願意出版成書。最近她來信說:「我的書在香港出版,已經發了廣告,5月初印好。書名是《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50萬字,有麥克法誇爾和余英時先生的序言。」末了,她不無遺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後未能出版。那是一個35萬字的版本。他們排了紙樣,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

沒有受到歷史追究的暴行是不會被寬恕的。

表現在舞台上的中共文革丑惡歷史

 


[1] 丁抒《文革死亡人數的一家之言》,《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二O九期。

[2] 蕭喜東《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仍然從“繼續革命”、“兩個司令部”的思維範式出發,將工作組時期與中央文革時期截然分開,認為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群眾反官僚的鬥爭,甚至是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嘗試。但他卻不能解釋中央文革後期對普通人的殘酷迫害。可見從體制內考慮問題,必然會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

[3]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75.  

[4]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68-269.

[5] 前文革領導人陳伯達、王力等都在香港出版了回憶錄。1996410日,《紐約時報》曾發表對王力的整版專訪,王力稱自己對文革的所作所為不後悔。

[6] 劉再複《百年諾貝爾文學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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