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期首頁

 

  傳記


第三部連載之三

 

鎮反的帶頭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者的名義發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按語。祇因左翼詩人和文藝理論家胡風以《文藝報》作為靶子寫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其內容實是全面批判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這是從未有過的敢於對全國人民尊之為偉大領袖的挑戰!其中辛辣的語句如:「五把刀子閹割了中國的文藝,好的作品從來不是由政府下令創作出來……」,如果說解放初期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祇是捕風捉影,導演和演員並無絲毫反黨反毛的意識,『三十萬言書』卻是白紙黑字明目張膽否定黨領導文藝的權威。

  毛澤東看了『三十萬言書』勃然大怒,他知道打擊胡風不能採用批判《武訓傳》那麼簡單,他採取了轉彎抹角、一步緊一步,自己則躲在幕後,由線民反戈一擊,讓胡風自亂陣腳等等狡猾手法。 

  他讓《文藝報》加印厚厚一冊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語,毛信心十足,深信真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話說,先公佈反面材料,為了發動群眾。我看完三十萬言書,首先覺著他所表達的批評意見,正是我早就想說而又沒有勇氣說,不能不佩服胡風的勇敢大膽;轉而想起全國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澤東,他的「文藝講話」自認為是世界第一流的傑作,誰個有這麼大膽敢於動手拔虎須呢?

  然後聯想到自己,連帶我主編的《文藝月報》,對當前文藝界出現的這件大事,應該怎樣定位、如何表態呢?我與唐弢、魏金枝商議如何應付之道,他們的心情是左右為難,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樣。唯一的出路,還得屈服於最高權力的意志和棍棒了。我祇得違心地約了幾位文藝批評家限時寫出批判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不過有的說他對胡風缺乏瞭解,有的說既然胡風寫了這麼長的意見書,要批他起碼要用十萬二十萬字吧。他們都婉言謝絕。後來由作協黨組發動黨員作家寫稿,我寫的一篇是駁斥胡風的「五把刀子」,吳強,李子雲,肖岱,孫竣青等奉命也寫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協的主席,他是全國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敵』當前,他怎能不表態呢?他被迫無奈也寫了文章,當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不過題目我已記不清了,至今能記得的,他從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線寫了一篇小說:《窪地上的戰役》,到路翎也被劃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圈子,而提到巴老自己曾參加二屆「赴朝慰問團」,並且當路翎的小說剛發表的時候,他還曾欣賞路翎的小說。沒話找話說,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評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過發現自己的文章經過《人民文學》主編的加工,把批胡風的調子提得過高,他說:「起初我很不滿意,過了一夜,我就心平氣和了,現在正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假使照我的原稿發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對象,似乎有意為反革命份子開脫了」。

  我們從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澤東搞政治運動的威懾力量,雖然巴金不願作違心之論,還是想多留一點屬於自己的領地,結果自己的文章發表出來,卻變得面目全非!

  為了打擊胡風,毛澤東發動全國人民共討之的政治運動便迅速展開了。

  反戈一擊的人物即舒蕪,他上繳了胡風友朋間的許多信件,毛澤東如獲至寶,正中下懷,特地在《人民日報》分三批刊出,題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以「編者按」的名義寫了嘲諷刻毒的按語,僅從標題上綱至「反革命集團」來看,胡風份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敵了。

  茲摘錄一段「按語」:「他們的人很少,過去說是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都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隊伍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引自《毛澤東選集》五卷一六三頁)

  拆閱私人信件,本身就是違法,根據私人通信的文字作為罪證,那是雙重的犯罪。此例一開,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擴大為抄家抄得的日記也可作為文字獄定罪。

  應該說:公佈三批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幾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澤東本人雙重犯罪的證據。

  從以下兩節「按語」中,還可以看出毛澤東指望以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為起點,引向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祇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

  ()許多反革命份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堶情v來了,這決不祇是胡風份子,還有更多的其它特務份子或壞份子鑽進來了。

  從這堙A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謀遠慮,原來他挑起胡風集團中人狗咬狗,自己坐山觀虎鬥,把胡風和他的同伴作為帶頭羊、替罪羊,抓住典型「教育」群眾,下一波緊接著將挖出「鑽到肝臟內部的特務份子和壞份子」。比起1952 ~1953年的鎮反,那時遭鎮壓的儘是地主和國民黨殘餘(參看本書前一節的「紅色恐怖第一夜」)。後來展開更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紅色恐怖,果然延續到1957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楊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沒有毛的「深挖鑽在肝臟堶悸滲S務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對潘楊下此毒手!

  這個基本隊伍經認真一查,不對了,毛給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風捉影,就是莫須有。

  和美蔣特務有密切關係的綠原,原來他給胡風一封信中,向胡風徵求意見,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譯,胡風還沒來得及答覆,綠原並沒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職,就是憑著這樣一封信,毛的按語奡N斷定綠原是美蔣特務,於是關在秦城監獄五年多,至1962年免於起訴,保得頭顱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鬥,他的小女兒被逼瘋,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謂「反動軍官」阿壟,他確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十期畢業,參加過1937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受過傷,後來到過延安,離開延安後,他利用各種關係,向延安送過軍事情報。國民黨曾發出通緝令捉拿他。

  阿壟對共產黨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來為阿壟辯護也沒人聽。在五五年端午節關進秦城監獄。他作一首詩記其事:「汨羅江水故沈沈,江水不如饞謗深,總是娥眉違眾女,還將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風的按語堙A接連用了三處「不對了」:「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單純文化人,不對了;過去說是他們好像是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

  從他給人定罪的「美蔣特務、反動軍官」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經瞭解倒是真正的「不對了」,也許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這麼一來,連英明偉大的毛澤東自身也被否定了。

 

「胡風份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節介紹文藝界的「胡風份子」,上海文藝出版社可以說是胡風份子的大本營,如耿庸,張中曉,羅洛,王元化,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華東局 文藝處長劉雪葦,復旦大學則有賈植芳,劇團演員中有王戎,作家協會有王北秋等。

  耿庸原是臺灣銀行堛甄冪,後來去廣州某個報紙做編輯,後轉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他被定性為胡風份子,即被捕入獄,株連他的妻子王皓,與她丈夫關在同一看守所,王皓被關了約半年後便放了出來,乘毛的陽謀鼓勵大鳴大放,她竟寫信給毛主席為丈夫鳴冤叫屈,結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黃浦江,以自殺抗議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後才釋出,方知家破人亡,卻不知到哪裡去收拾妻子的屍骨!

  張中曉,在舒蕪提供的張給胡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圖騰」的迷信,故毛的「按語」對他特別嚴重,半年以後據說他已自殺,張中曉未婚,在上海沒有親人,究竟怎麼死的?屍骨到哪裡去了等等,誰也不去查究,死得不明不白。

  詩人羅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楊友梅在《上海文學》任編輯,(前身即《文藝月報》) 她萬里尋夫陪伴充軍的丈夫一同勞改。如果不是作家協會領導班子內心同情胡風和他的信徒,楊友梅的壯舉也不會獲得批准。直至毛死後,胡風問題徹底平反,羅洛夫婦回到上海作家協會,羅洛成了協會的負責人。

  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是胡風集團中官銜最高的,在舒蕪提供的信中,某人寫信給胡風,希望宣傳部長放寬審查的尺度,也不問彭柏山是不是照辦了,一樣把他拉下馬;另一位劉雪葦,我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較艱深,據說胡風專案組發現劉的文風完全學的胡風,就憑這一點,劉也被圈進胡風集團。

  賈植芳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他是由正式開庭起訴的三個胡風份子之一。(其他二人:胡風,阿壟)賈關了十年後才開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賈判刑後,也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

  王皓以身殉夫,楊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僅僅以她們對愛情的忠貞,足以看出中國女性的剛烈!

  王戎,原是劇團做過話劇演員,他在反胡風運動中,第一波即進了監獄七年,未經起訴即告釋放,未滿兩年,在下一波的反右鬥爭中,他不願寫大字報響應毛的大鳴大放,又以「堅持胡風反動立場」為由,遭二次入獄,先送安徽白茅嶺,後又充軍至新疆,前後兩次加起來的歲月正巧與蘇武牧羊的放逐時間相等。

  王元化是位歷史學家,通曉英語,其父是北大外語系主任。祇是在舒蕪提供的信奡ㄗ鴗元化的名字。於是元化成了胡風份子,先由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面談,鼓勵元化起來揭發胡風,他沒有什麼可以揭發的,頂牛頂了四、五個晚上,(又稱疲勞轟炸)並無進展,後發覺王元化出現了精神異常現象,孔羅蓀,吳強和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碼之意,本來,對那位上交近百封書信的線民,上海作家頗為反感,便設計將元化的精神異常略加誇張,報上級寬大處理,市委宣傳部同意暫緩追究。王元化總算免了牢獄之災。

  王北秋,在那個線民上繳的書信堙A沒提到他,因胡風在上海時節屬作協單位管轄,作協有什麼信件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門,北秋是詩人,到胡風家探討過新詩,北秋很尊敬他。大概還在機關媞棐g過胡風的詩歌吧,這樣,王北秋忝列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名單上。他沒有拘捕,而黑名單上有份就斷送了他的前程,諸如:他的工資不能提級,他的投稿無一個報刊敢於發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秋已年過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涉了兩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離監禁者有六十二人,正式定名為「胡風份子」一百零五人。經法庭宣判的祇有胡風、阿壟。上述數字中,第一項絕不止兩千一百人,像王北秋,就不會統計進去,此外,我還知道有幾位「殃及池魚」的倒楣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經學校校長拿了他的戶口簿說明情況,才把這個倒楣鬼放出來;還有一位祇是給胡風寫過一封信,也被抓進區政府看守所,審問下來,此人從未見過胡風。自19555 月的一年多時間堙A為的胡風弄得風聲鶴唳,到處捉拿胡風份子。

  胡風被剝奪自由三十餘年,於1985年「解禁」,已經木然,路翎出獄後也是如此。胡風幸有兒童文學作家梅志自始至終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歲。胡風的忠誠詩友聶紺弩,原是「歷史反革命」,充軍到北大荒,適值黨中央宣佈國民黨將軍一級准於特赦,聶從北大荒「解放」回京,寫了一首詩,傳抄甚廣,詩曰:

    雪擁雲封山海關,宵來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爛柯山

    偶拋詩句淩風舞,夜半車窗旅夢寒

   (註:開頭兩句意含中共治下「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統治)

  胡風生還的最後歲月,聶紺弩恰從東北歸來,他賦詩「胡風八十」記其事:

    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

    便住華屋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

    奇詩何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 註:第一句指薑子牙八十渭水河邊垂釣;第二句用「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語出《山海經》)

 

一句戲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節講到鎮反中的潘楊事件。這是五十年代最驚心動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這個內幕的是受潘楊案株連的我的親家(他的二女兒是我的兒媳)。為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有必要將此案的荒唐、離奇公諸於世。

  時間是在1952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接待東北來的公安廳長靳某,設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飯店,楊局長帶了一名隨員盧伯明一同赴宴。席間貴賓不免虛心討教上海方面的經驗,楊局長禮貌地說,幾乎沒什麼經驗,靳廳長讚揚主人在使用幹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楊帆回答說:公安工作必須深入三教九流,祇要知道他們的底細,不用怕,雞鳴狗盜之徒也能起到別人辦不到的功能。

  楊帆接管公安局,敢於留用原公安系統的人員,如當過國民黨偵緝隊的幹警,杜月笙,黃金榮的老部下等等,楊帆獲罪的罪狀之一,據此被渲染成敵我不分。後來竟誇大成潘、楊私設電台與臺灣方面勾結。

  靳廳長幽默地說了一句:「你是孟嘗君,捨下有食客三千咯」!楊帆笑了,接著說:「我的氣魄比孟嘗君還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楊二人被江青點名,指出他倆是可疑人物,國務院公安部長羅瑞卿懾於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楊,使公安局長關進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楊局長的隨員盧伯明是個有心人,他星夜來到市委柯慶施的家中,聲言有極重要的機密報告。他把楊帆在大三元上講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戲言,當作重要機密到市委書記那媮雈\。從盧某被柯大鼻子加封為「三五零專案組」和「三五零辦公室」主任來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跡可循的。

  「三五零辦公室」的任務就是捉拿潘、楊的同黨,抓不足三千五百人決不收兵,僅上海地區連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統的「黨羽」便有兩百多人,其中有兩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別任吳淞區和閘北區公安局長,也被抓了進去,盧也曾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這兩人與盧的友誼比我還密切。可恨盧伯明成了歷史上湯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楊局長拉下馬,自己取而代之。(註:湯勤是「審頭刺湯」京劇丑角)

  我寫過一篇題為「青海來客」的小說,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湊數發配到青海勞改農場,於1964年釋回,不幸的是,兩年以後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檔案袋中留下潘楊同黨的材料,他不僅批鬥,又第二次入獄,此人在上海監獄婸P我同監。他一再關照:千萬不要寫出真實姓名,家中還有妻子兒女云云。(「青海來客」未發表)

  「三五零辦公室」的絕滅人性處,簡直令人髮指,據青海所作的潘楊案勞改犯的小統計:上海去的兩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時間表特別挑選在賀客盈門辦喜事的時候,有幾個小夥子正準備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銬,不明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車,這一家的喜事頓時作了喪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兒女嫁取辦喜事的時辰。看來是由「三五零辦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惡作劇。

  盧某作惡多端並未受到處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業局的黨委書記,他雖則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恥任務,原來取楊帆而代之的夙願並未達到。

  平心而論,惡人當道的社會,必須有惡人可以胡作非為的土壤,藉一句戲言釀成如此荒唐的悲劇,首先就要有柯慶施之流的授權;上有江青假傳聖旨的施加壓力;還得有無法無天的專政機構保證執行,言論報章的嚴格封鎖等等,才能讓一個跳樑小丑「大戰鴻圖」!

 

死亡的陷井――陽謀

  1956年毛澤東到各地煽風點火,鼓勵大家大鳴大放,那時我以為是真的,長久蓄積在心中的不平和憤懣,藉此機會寫了系列雜文,「文藝月報」副主編唐弢悄悄地勸告我,大意為內中恐怕藏著某種玄機,可要當心。唐是黨外人士,他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我對毛的迷信非常執著,甚至把唐的美意,當作他緊跟不夠,思想不夠解放的表現。直至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在577 30日的《人民日報》用化名「徐彙」發表了「王若望是誰家的香花」,其中印證我所寫的文章,原文這麼寫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設防』,就是違反了我國憲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鳴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貶的新名詞。

  這時我才記起唐弢給我的警告,對已經發表的文章感到後悔。

  緊接著,張春橋的搭檔姚文元又在《文藝月報》批評我的雜文,如「步步設防」,「一板之隔」等,標題用了胡風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誰家的香花』的標題更明朗更尖刻。這就意味著王若望也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之一員。

  這時,對被劃為右派的人如何處分?設想得還是輕鬆的。為著擺脫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險,我連忙寫了一篇檢討承認錯誤,誰知《解放日報》拒絕刊登,(自《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以來,怎能刊出王若望的檢討?)

  嚴厲的懲罰接踵而來,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給文藝月報,豈不是打上門來挑戰副主編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權利批駁文壇打手姚文元對我的誣衊,就在這時,作協黨組通知我辦移交手續,一般調動工作不必辦移交,辦移交便是撤職的前奏。作協黨組的通知,不僅剝奪了我的工作權,連發表答辯文章的自由也一併剝奪了。

  作協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還有一名王延齡(在青年文學刊物《萌芽》編輯部工作)。此人絕頂聰明,卻在一個會議上犯了糊塗,他向主持會議的支書胡德華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才算右派?胡以為提這種問題不懷好意,他當場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為支書一句話是跟他開玩笑,直到組織上把兩個『王』:王若望、王延齡都調到圖書館整理舊書,才明白王延齡也戴上了帽子。

  原來,在腥風血雨中到處尋找右派,上海作協祇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這個『比例』卻是鄧小平部署反右派戰役傳達了毛澤東交下的百分比指標,『知識份子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祇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數是指整個知識份子,還是一個單位,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也沒作具體說明。有一點是明確的,王延齡為了提出一個問題而上了黑榜,大概是為了湊足上級的指標。這樣,王延齡成了『自薦右派』。二十年後,右派份子宣佈可以改正了,王延齡屬於自薦右派,不在市一級的總名冊中,還是那個胡德華,宣佈王延齡本來不是右派,所以談不到『改正』。有關改正右派有少許補助他也享受不到。這一下弄得王延齡哭笑不得,於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賦詩歌詠之:

    正冊無名另冊無  廿年難得是糊塗

    江南親友如相問  幸喜今吾即故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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