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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殷之聲日記選


大陸  劉真 提供

 

 

一九九八八月十日

 

找回一個民族的公正與誠實

 

讀《南京國民政府紀實》一書,有關「蔣介石發表對內通告」一章堙A提及了蔣介石在《謹告全國民眾書》中的反共分裂的立足點:「1、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必是『流氓無產階級專政』;2、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當有處分自己之權,『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廷的太上政府』;3、我們既為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必須力謀減少民眾的痛苦,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

七十多年前的蔣介石,從以上三個方面解釋了其反共分裂的理由與立場。這種立場在今天看來,究竟是出於所謂的「帝官封」統治者的利益呢?還是出於其對中國歷史和國家未來懷有獨特的理解與識見?如果每一個中國人有真正獨立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每一個中國人懂得對自己要誠實,恐怕就不難判斷蔣介石為什麼會如此不遺餘力地反對共產黨。

……

  在歷史的天平上,任何偏袒錯誤的意識,情感的傾斜,都將無法改變歷史天平已失去的平衡,而讓人們在錯亂與不公正的界域內深受煎熬!

  我們必須在白紙黑字的歷史中,找回一個民族的公正與誠實,我們才能最終真正得救!

 

 

一九九八

 

明確 的 答 案

  翻上海三聯書店出書《自述與印象:蔡元培》。

  蔡先生論康黨變法失敗之因,在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論見不唯切中百日維新失敗的癥結所在,更是蔡先生日後主張教育救國和提倡思想、學術自由,為從根本上改變國人的思想觀念竭盡畢生之力的根由。

  自百日維新失敗後,中國社會變動不定,是有各種主義與思想的治國安邦之爭,其中尤以國共兩黨為最。

  蔡先生基於愛國救民的初衷,他深諳思想、學術自由與改造社會,促進歷史變革之密不可分的關係,認同選擇了當時的國民政府,並為其竭忠盡智。儘管由於中國黨派之爭錯綜複雜、撲朔迷離,出現了種種蔡先生反國民黨、反蔣介石的言論,但除了反壓迫、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政治訴求之外,蔡先生並沒有認同接受共產主義,更不想像當時的共產黨那樣,以反壓迫爭自由,反專制獨裁爭民主人權為理由,要打倒推翻國民政府。1927年正當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武漢之際,國共兩黨領導權之爭熾烈。蔡先生緣何支持蔣介石的「清黨」政策雖不可知,但至少表明蔡先生當時並不贊成讓中共來領導這場偉大的國民革命。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前,對蔡先生敬若神明,在取得政權後,漸漸冷落蔡先生,一前一後判若兩人,亦可從中明瞭,蔡先生的政治訴求並不為中共所認同。

  今天人們紀念蔡先生,是停滯於口頭上對蔡先生的肯定呢,還是用思想和行動去認同、接受並接續蔡先生的政治訴求,為中國為全體國民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呢?!答案自然是極為明確的。人們紀念蔡先生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或學術的。但不管是什麼,祇有真正理解蔡先生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辦教育、提倡美育的真正內涵。祇有懂得蔡先生不是為了自己能從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中得到什麼,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每一個國民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國不像國、人不像人的可悲、可憐、可歎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狀態。人們才能真正懂得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史上那些志士仁人的可歌可泣的奉獻與犧牲。才能感受到我們今天的一切錯亂、迷惘、痛苦與不幸,多半源於我們自己無知愚昧與盲從,源於我們不辨是非忠奸,源於我們對功利與卑劣人性的屈從,源於我們對國士精英們披肝瀝膽、正論危言和濟世興邦的睿智與洪疇大略的充耳不聞、無動於衷!

  今天,我們紀念所有真心實意愛國救民者的奉獻與犧牲,就要懂得放棄一切愚暗的心態與欲望,有一分力盡一分力,有一分心盡一分心,實事求是地看問題、想問題,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一點一滴地漸進。誠誠實實、勤勤懇懇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不爭名不爭利,祇爭是非曲直,像蔡先生一代老前輩為國為民為天下,「有所為,有所不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去做人、做事、做學問。

 

 

一九九九年元月三十一日                

 

自救的開始

  下午散步回來遇仵老師。話題涉及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的重大變動,給這個民族造成的現狀和對於未來的影響。仵老師說,不要說青年人,就是五十歲以上的許多老人,也根本不知道20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動。他們祇知道五十年代以來所聽、所見、所經、所歷的事情,祇知道今天如何不公正、醜惡,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才有這種讓他們怨天尤人、惶惶而不能聊生之困厄的今天。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背叛者,無論是自覺有意的背叛者或是不自覺無意的背叛者,都必然要償付背叛的代價。如果說,儲安平、羅隆基的悲劇,是一種背叛的結果,那麼,今天中國仍活著的五十歲以上的人所感受到一切錯亂危機,一切痛苦與不幸,又何嘗不是背叛的一種必然結果?!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真實。忘記真實,就必然要錯讀、誤讀歷史,必然為虛妄、邪惡所欺瞞,必然會不知所云、人云亦云,以致會有指鹿為馬醜劇的重演,會有謊禍,會有種種人為的劫難。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了是非。忘記是非,就不會鑑別,對於真假黑白也就無法分辨,忠奸混淆、愛憎錯亂,也就必然會事與願違、南轅北轍,在惡夢般的境域中愈陷愈深。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了做人要誠實。忘記誠實,就不能實事求是,就必然不會有公正,更不會有維護公正的道義責任和剷除邪惡的正義行動。既沒有責任心,又沒有正義行動的社會,怎麼能保證不會被邪惡所吞噬呢?!

認識我們的歷史,瞭解我們的過去,是我們自救的開始。祇有當我們分清了是非,認清了忠奸,懂得了實事求是,找到了誠實,我們才會真正得救。除此,我們絕無任何出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接續被阻斷的歷史

  午休時,繼續昨天的閱讀--《世紀之間》一書中「兩種反思、兩種路徑和兩種知識份子」/朱學勤文和「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漣文。

  朱學勤與何清漣的共同點,是他們已將思辨的鋒芒對準了被暴力革命阻斷的「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形成的社會秩序」這個關乎中國問題本質的所在。但是他們都忽略了中國現代革命主流力量,在歷史的逆流中孤軍作戰、腹背受敵,為我們的後繼與接續所留下的豐厚無比的資源。何清漣認識到辛亥革命不可能一次解決「血統」、「法統」和「道統」問題,但未能從完成開啟和奠基性歷史使命看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無疑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思想精英,一次大心大力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恢復正統,更重要的是推翻王權,建立民權,以現代共和體制,完成接續中國思想先賢實現世界大同的夢想的「道統」。

儘管與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派有著種種局限與不足,但作為致力於變革中國命運,使其朝著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理想方向前進的道義責任和歷史使命,是正確無誤和不可逆的。中共以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辛亥革命開啟的中國現代革命,說什麼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革命失敗了,進而背叛扼殺了中國歷史上唯稱得上偉大的民主革命。中共50年專制統治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應有的自然走向,用何清漣的話來說,「戊戌變法時期就存在的其它五個問題(人口、教育、農業內卷化、政府腐敗、社會不公正等)還是沒有解決」。何清漣看到沒有解決的問題而忽略了中共對中國農民的毀滅性傷害與影響這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本質問題。毛澤東用暴力代替「議價能力」的龐大群體,不是將來意義上的中國農民,而是一個痞子群體。梁漱溟、晏陽初要幫助的那些農民,絕不是跟著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中國農民勤勞、淳樸、仁厚、忠實,被中共革命逐漸改變成自私、狹隘、刁鑽和無知。所謂農民革命,完全是毛澤東拉農民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實質是一場地道的痞子革命。也許何清漣心堬M楚,嘴堣ㄞ鈳o樣說,但中國問題無法迴避是因一場偌大的鬧劇與騙局造成的。要像辛亥革命那樣,敢於撥歷史之亂,反歷史之正,中國才有可能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一條出路。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重估 與 接 續

  十點許,拐到青玉芳家,說明了我們一種對她行將赴美的心儀――送她所想要的瓷杯一套。返回即接到對門廖大伯代收的大女兒的書信。先是讀大女兒給濛濛的信,這封充溢著愛心與責任的信,使我對大女兒此番返京後的積極變化頗感欣喜,亦為做姐姐的這番苦心所感動;我繼而讀大女兒給我們的信,這封含有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信,更使我感動。從母親節到科索沃衝突引發的人類悲劇,到對中國的深深反思和對中國文化新的理性的覺醒以及對小瑤瑤的期望與祝福,都使我為此次返京後的大女兒感到驚喜。

  是的,在這個歷史瞬間,在這個人類精神與理性文明面臨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與變革的時代,任何一個向善的心靈,都不會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地聽憑愚暗意識的作崇。從中國的悲劇到人類面臨的悲劇,無不體現出那些自以為是、不擇手段地自行其是的愚暗、顢頇者們愚頑乖張、刁鑽無賴的醜陋、卑鄙與可惡。

  對於任何一個心靈有準備的人而言,這些醜陋、卑鄙與可惡的任何形式的歇斯底里的大發作,都是一種最好、最有效的教育與啟發。被當局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和被許多「無法找到一種高度」來審視歷史與現實的那些可憐學者、專家們引以自得自信的理論與學術研究,在大使館被炸引起的莫名其妙的愛國狂潮衝擊下,瞬間蕩然無存,煙消雲散。看一看從上到下那些陳舊、專橫的言辭,聽一聽發自那淺薄無知者肺腑的原始低級、毫無理性的心聲,就會明白,中國和人類面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勢力。同時,也就懂得了中國先賢們的苦旨和歷代志士仁人的悲憤與絕境;也就懂得蔡元培、胡適一類國士精英們的訴求與奉獻為什麼是崇高而偉大,至誠而難得的。

  對於每一個真正能理清歷史的大是大非者,也祇有到今天,才能懂得蔣介石退居臺灣後,常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堅信,終將水落石出」的個中曲折蘊意。毛共所代表、所利用的正是國民原始、落後、愚暗的利益觀念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在抗日戰爭中,毛共利用抗日愛國情緒,挑撥煽動國民對面臨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的不滿與背叛,並以放棄馬列主義,信仰三民主義,騙取國民政府的信任,並以收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的武裝力量,最終推翻國民政府。蔣介石作為當時國民政府的首腦,面對各種明槍暗箭,面對各種誤解、冤謗,腹背受敵,忍辱負重地領導一個同樣是內憂外患的政府,最終被這個強大愚暗勢力的內外夾擊而退居臺灣。痛定思痛的蔣公,基於他對一種文明理性的人類良知堅信不移,說出了自己心中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期待國人終有一日會在真相大白於天下時水落石出,看清什麼是忠奸善惡,什麼是真假美醜,什麼是文明理性,什麼是野蠻獸性。

  中國歷史上,向有指鹿為馬的霸道專橫,亦多有屈原、嶽飛、蔣介石一類蒙受冤獄的精英偉人。中國文化先賢們為高尚人性選擇與設計的人文訴求與終極理想,從古至今,祇有少數心靈無邪,目標純正的仁人志士信奉遵循,而從未對生活在原始愚昧意識中的蕓蕓眾生有所教化。作為中國文化傳承的現代中國人,當應痛定思痛,為維繫和接續參化育人類新文明的中國文化命脈,須有大心大力如胡適先生胸懷至誠那樣,為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須有對歷史與現實採取冷靜的「評判態度」,來重估我們面對的一切觀念與價值。在人類即將進入又一個千年之首的今天,義無反顧地去尋覓、呼喚被我們自己忽略遺忘的歷史,去接續那些中華精英們以心血、生命艱難維繫著精神訴求與終極理想。 捨此,我們祇能愧對化育了人類文明的先民與聖賢,祇能在低級、原始、愚暗的境遇中等待自然的淘汰或毀滅後的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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