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首頁

 

誰是新中國 論戰續編

 

辨識新中國 還原蔣介石


北京   史可航

 

最近,終於讀到了《誰是新中國》的全本。也讀到了朋友悄悄送來的黃花崗雜誌第八期。竟夜之讀的結果,就是壓抑不住地想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用「辨識新中國,還原蔣介石」。

――作者

 

一、《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歷史性挑戰意義

 

《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確實具有歷史性的挑戰意義。理由如次﹕

第一、對二十世紀所創建的兩個新中國,不僅明確地提出了「誰是新中國」的歷史命題,而且明確地肯定「推倒了滿清、創建了共和」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新中國」,而毛澤東和共產黨推倒民國所創建的「共和國」,則被作者視為「專制倒退」,視為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又一段「復辟亂世」,是對辛亥革命的「徹底反動」,是「假新中國」。雖然它打著革命的旗號,並且歷時長久,猶如前蘇聯一樣。立論觸目驚心,令人為之一震。

第二、該書提出了區別真假新中國的「兩個共同標準」,一個就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一個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誠如作者所言,「 就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和判斷而言,這個共同的標準,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愛國和賣國的標準。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主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曲求全者,就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像,辨別事情,回答種種的污蔑和詰難」。作者提出這兩個「共同標準」的意義,實為「真假兩個新中國的創建歷史和統治歷史」,豎起了檢驗的標尺;為在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徹底擺脫「黨派」立場,特別是擺脫「我黨」的立場,帶來了嶄新的、並且是可信的理論根據。顯然,這兩個「共同標準」的創立,絕非「一夕之功」。

第三、《誰是新中國》一書對中國現代史實的公開揭露和深入辨析,特別是根據歷史的基本事實,對歷次重大事件所進行說理思辨的成功,確實有力地推倒了「我黨」八十年來所制造的種種歷史謊言,證明了「我黨」制造中華民族大倒退的不堪歷史,予人震聾發聵,令人不堪回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之滿卷「不抗日、假抗日和真擴張、真磨察」之透骨揭露分析,將使我們每一位「認真」學習過毛主席著作的人汗顏。

第四、由《誰是新中國》一書所建立的「中國民主革命史理論體系」,特別是「革命與復辟」的原創性理論,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世界民主革命歷程的高度一致性,第一次對世界範圍內民主過渡的反復性、複雜性及其普遍的倒退過程,提出了精準的理論見解。它足以提升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促使國人認清我黨在「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制度」的本質,更使我們看到了專制復辟終將會被推倒、民主共和必將重新降臨的真理目標。這個理論的建立,是一件大事,是我們中國的學者首創的,猶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說它是對世界近現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甚至是為研究世界近、現代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和全方位的理論視角,應不為過。

第五、不待言的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它在中國現代歷史的幾乎所有領域,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明確、徹底和成功地推倒了中共革命和建國的的理論與實踐,都明確、徹底和成功地重新打通了中國人民自己的革命建國道路。這個道路,猶如作者所言,就是孫中山的道路,就是孫中山道路在中國的重現和發展。客觀地說,為尋找這條被我黨用人民鮮血阻斷的道路,二十年來,作者和無數的大陸學者都是共同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

 

二、質疑《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依據從何而來

 

就我們在國內所知,目前讀過這本書的人還不多,因為它很難進入國內。該書在海外出版已將五年,但「我黨」尚未對這本書組織過一篇批判文章。至於海外,據說雖然「圍堵重重」,但迄今亦似乎沒有出現對該書的真正挑戰,祇有在網上謾罵的,或有個別民運人士公開對它執行否定「判決」,屬於「一言定性」,不是講事實、說道理一類,就是說根本不存在學術批評。但這本書的影響卻不脛而走,不僅在海外引發了震動,更在國內引起了震撼。它的理論,已經在國內知識界和民間廣泛流傳,配合著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歷史反思,甚至已經在讀者中產生了高度的共鳴。許多讀過該書的人,似乎都有「惡夢初醒」或「眼前一亮」的感覺。特別是在歷史劇《走向共和》既播又禁之後。這種情形,自然也已經引起當權者的詫異和不安。

但是,並非不存在對該書的質疑。而質疑《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主要依據,筆者以為,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來自 「我黨」革命建國以來長期製造成功的社會思想文化觀念﹕一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因半個世紀的強行灌輸而得以普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則因半個世紀的隔絕,甚至祇與曾遭遇殘酷鎮壓的「反動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惡名相連」,早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朦朧的、陌生的、甚至是陰暗的思想」。而共產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孫中山的革命則是資產階級革命、或「舊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是失敗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則是勝利的革命;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新中國等等;就更是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因謊言支撐著我黨的「一言堂」,而成為「歷史的定論」,或曰「思想的堤霸」,巍峨高聳,令人望而生畏,決然沖撞不得。

二是「我黨」自建黨以來,即全面批判、否定中華民族歷史和中華民族文化;「我黨」在掌權之後,又持續否定中華民族歷史和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它顯然已經造成一種嚴重的歷史文化惡果﹕不僅早已將毛澤東曾在延安批判過的「言必稱希臘」的「黨風」,改變成為「言必稱馬列」的「國風」;它甚至早已成為我們中國人「數典忘祖」和「數典思馬」的思想習慣,或曰思想方式。

三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共產黨為人民」的宣傳,早已成為普及全國、甚至普及世界的「歷史政治概念」,輕易動搖不得。

四是對「蔣介石是獨裁者」和「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宣傳早已深入幾代人心。即便對毛澤東是不是大救星,當代人已經十分明瞭,甚至對毛痛恨有加,但一般人對「蔣介石是獨裁者」卻是深信不疑。因為蔣早已被毛「批臭」了,加之「毛近蔣遠」,蔣家王朝早已滅亡,毛家王朝尤在。

上述四大社會思想文化觀念的造成,自然會使得一些人,在突然讀到一本要明確、徹底地批判與否定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毛澤東和共產黨,反過來竟要為孫中山、蔣介石的革命建國翻案,甚至「橫加歌頌」,自然就會產生一種本能的抵制,有的自然會感覺痛苦和厭惡。而在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沒有讀過《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人,或是根本就不想讀的人,或是一聽到這個書名,就覺得莫名其妙、沒有好感的人。

第二,就是我黨在長期不準他人說話的前提下,系統地、持續地編造歷史、制造謊言,使得我黨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解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北伐和抗日是共產黨領導打」的;「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國民黨不抵抗」等等;諸如「中山艦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西安事變」、「皖南事變」、「沈崇事件」、「李公僕、聞一多事件」、「王孝和事件」等等,長期以來,祇有我黨「定論」的權威,沒有別人指陳的權力。所以,由對這些歷史事件的「長期紅色宣傳」,所產生的對蔣介石、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痛恨情緒,和對共產黨的無邊好感,實為外人與後人所不能想像。加之,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知識份子是有基本的、或是起碼的新聞言論自由的,民間的報紙電台、通信社,比比皆是。三、四十年代文人對當權的國民黨蔣介石的公開批評、批判甚至是謾罵,自然就成為共產黨宣傳國民黨是反動派、蔣介石是獨裁者的「歷史證明」。自然,很多人是不會去想「國民黨蔣介石為什麼給他們罵?讓別人罵的本身說明了什麼?共產黨毛澤東給他們罵嗎?共產黨和毛澤東又是怎樣不給罵的?」而制造社會觀念和進行謊言宣傳的結果,便是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中國國民黨是反動派,蔣介石是獨裁者……這些結論對於《誰是新中國》這一本書來說,恰好都是它要推倒的,翻案的,所以,一個在知識結構上、思想情緒上已經長年為共產黨所左右的人,對這本書聞之即發生懷疑、甚至發生惡感,便不能以為怪,因為是共產黨剝奪了他們對歷史的知情權。但是,一個讀者若能夠懷著平常心,先看完書再說,大概,他有的便是震撼甚至是痛苦了。因為他會發現,自己居然會被騙了這末久。這就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力量所在。

第三,就是「我黨」對學術研究的長期控制和鎮壓,對知識份子實行持續地殘酷洗腦,造成了一派虛假和荒唐的學術局面。首先,「人必學馬列,言必稱馬列」,這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無異於是一個「緊箍咒」。思想因自由才能獲得的創造性,皆因此而泯滅;任何學術研究的成果,不過是成了證明「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一顆「螺絲釘」。

其次是為符合馬列思想、我黨政策,制造學術謊言,司空見貫,非但見怪不怪,而且有苦不苦。其間,從不安到麻木,再從麻木到無所謂,直至從無所謂到「理所當然」,中國幾代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人,已經達到了在學術上「講大話、假話」,非但不知恥,而且振振有詞的「學術高度」。所謂習慣成自然。

這種情形,也影響到了二十年的歷史反思,影響到正處在痛苦反思和深沉反思中的歷史學者、甚至是各界學人。祇因為想把真話講出來,所以又不得不「加上」假話,或又不得不保留原有的某些假話,或無論如何都要在表面上先守住「我黨」的立場,這就使得唯有知情的讀者才能解其真假、甘苦和「曲筆」,而不知情的讀者就渾然難知其孰為真話、孰為假話了。幾位從臺灣和海外回來的學者,就曾直接問過筆者本人,「在你們的書里,究竟什麼話是真的、什麼話是假的呢?我們實在看不出來……。」對此,我們祇能苦笑,雖然我們自己說得清,可是他人讀不懂。應該說,《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實為中國十餘年現代史反思(1985-)的集大成者,除掉作者所建立的理論高度和極富思辨的才華之外,他在立場和敘述上的明確與徹底,應該說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和一大功勞。但是,如果該書作者沒有去成海外,並敢於放手寫作,那末,除掉他祇想藏之深山,否則,他也祇能為出版而一樣地要「藏頭去尾」、「真話假話」難分了!這是必然的。

再則,謊言寫進了教科書,謊言便代代相傳,豈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血為肉,其遺禍之深,能夠想象。後輩學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聞《誰是新中國》則驚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則喜者,亦有聞《誰是新中國》而「不可思議」、甚至表示「絕難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乾脆、徹底、明確地將被「我黨」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實在是觸動、也觸痛了許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慣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

 

三、質疑《誰是新中國》的焦點在於蔣介石一身

 

有一個問題是十分值得我們思考的。那就是,從對《誰是新中國》的很少負面批評中(指已經形諸於文字者),蔣介石似乎成了該書挨批的「焦點」。因為,在批評該書的人中,幾乎沒有人敢公然地將作者肯定和維護孫中山革命建國的思想道路,來作為他們攻擊的目標,卻都是把該書對蔣介石肯定太多和頌揚太過,來作為他們批評的方向。海外某種人士「我黨」式的語錄體定性批判,雖不足道,但即便是充分肯定該書的國內青年讀者,雖然並不否認該書所陳述的關於蔣介石的業績和事實,卻也有人認為作者對蔣介石的評價「太高」。然而,幾乎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真正被震撼的,又恰恰是書中對蔣介石和共產黨歷史關係的徹底翻案和明確辨析。這又是為什麼?

第一,是因為我黨革命的主要對像和實際對像就是蔣介石。或曰,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才是我黨要集中打擊、徹底推翻和消滅乾淨的敵人。為此,我黨從思想、理論、歷史「事實」、甚至是「文學藝術」上,都對蔣介石進行了「不擇手段」的反復宣傳和長期宣傳。如前所說,這個宣傳,在一九四九年前,採取的是統戰和包圍的作戰方式,即利用形形色色的反蔣勢力,和蔣介石、國民黨所給予的種種自由,以達到宣傳「要打倒蔣介石」的目的;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則是在絕不允許任何人說話的前提下,對蔣介石進行批判、否定、謾罵,甚至是全方位的人身攻擊。包括運用文學形式以進行長期的丑化和污蔑,比如由我黨廳局級作家唐人受命赴香港寫作和出版的那本「金陵春夢」,其謠諑之大膽無限,污蔑之深廣久遠,也是一個「史無前例」。由此,蔣介石及其獨裁者的形象,在幾代中國人的心目中,豈但早已被「定論」,而且早已被「定型」,猶如京劇的臉譜。為蔣介石翻案的難度可以想像。現在,突然出現了《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在其對歷史事實的論辨中,不僅充分地肯定了蔣介石,否定了共產黨,而且稱他為「民族英雄」,且為大陸學者所著,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懷疑,可想而知。

第二,是因為我黨利用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特別是成王敗寇的傳統文化。或如《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所言,是利用了我們民族文化中的非優秀成份,以一個勝利者當然是正確的和進步的,一個失敗者當然是錯誤的和反動的為理由,制造了「打贏了的共產黨一切都對,打敗了的蔣介石一切都壞」──這樣一個所謂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個「真理」一旦又擁有強權的長期維護和殘酷維護,蔣介石作為獨裁者、反動派和「一切都錯、都壞、都反動」的形像,也就無可反駁和無人敢駁了。《誰是新中國》一書畢竟是在中國歷史學界、思想學界和廣大民間進行了十餘年反思之後才得以在海外成書出版的,如果該書「有幸」早出世二十年或更早,則全中國大概從上而下都一定都要召開各種各樣規模不一的批判鬥爭大會,甚至全國人民都主動地要站起身來「口誅筆伐」的。然而,畢竟時移代遷,「今不如昔」了。

第三,是因為說到底還是由於我黨在思想學術以及一切領域的長期獨裁專制才造成了我們人民甚至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徹底無知」。雖然這個無知由於二十年的歷史反思而日漸「開化」,但,知者依然很少,不知者依然很多;膽大敢言的依然很少,膽小不敢言的依然很多;就不說那些遠離國土、完全不了解國內人民反思之艱難和成就的海外人士們了。所以,由於對基本歷史事實的無知,由於恰恰祇對我黨自話自說的「黨史」有知,所以,當《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問世之後,才會造成某些人的痛苦。這種痛苦之所以比震撼來得更叫人受不了,其根源,還是來自該書對蔣介石的徹底翻案,而且翻案之確實有理。因為,畢竟事實勝於雄辯。至於非要以徹底否定蔣介石來否定《誰是新中國》,甚至端出的理由就是「沒有蔣介石的獨裁,哪有毛澤東的獨裁」,說到底,還是「無知」而已。因為,這一類的批判家,祇要將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述並已經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一類反思毛澤東和我黨歷史的著作,找來讀一讀,稍稍了解一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蔣介石被左派文人在報紙上公開罵作「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歲月裡,毛澤東又是怎樣效法斯大林獨裁專制、殺人如麻和陰謀起家的事實,批判家們就不會硬要將毛澤東和蔣介石拴在一起,也更不會把「毛澤東獨裁之罪」禍為「蔣介石的獨裁之功」了。當然,也就不會如此輕率地既要跟著「我黨」繼續否定蔣介石,又要以否定蔣介石來徹底否定《誰是新中國》這本書。

第四,就是臺灣中國國民黨的逐漸變性,臺灣中華民國越來越呈現的深重危機,臺灣學界的缺乏遠見,和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們的缺少真知,特別是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由於政治、經濟和學術研究環境上的不可能一致,所帶來的「認知迥異」,不僅為中國民間反思自己的現代歷史帶來了外在的困難和困境,甚至也帶來了評價《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不同立場和出發點。其中,有的雖可以理解,有的屬於正常的批評,有的則與我們中國大陸民眾的立場和利益背道而馳。

總而言之,正是《誰是新中國》一書根據基本歷史事實對蔣介石的大膽翻案,才從根本上帶來了該書的震撼效應;相反,恰恰也是該書對蔣介石這個失敗者的重現認識和充分肯定,又惹來了對該書的所謂負面評價。雖然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學術現象,卻深藏著由《誰是新中國》一書所帶來的一個歷史性陣痛,所發軔的一場歷史性較量。它不僅預示著「還原蔣介石和辨識新中國」,乃具有極其重要的關係;而且,由它所包含的,「還原了蔣介石,才能夠辨識新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內容,已經成為我們的歷史使命。

歷史的挑戰,已逢其時。

 

第九期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