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與季羨林的

死與生

 

 

  最近,美國各地中文學校掀起簡體字與正體字孰優孰劣之爭,這使我想起中國大陸已經去世的名學者吳宓。他在六0年代寫過一篇列舉簡體字不當與讚揚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賈禍,遭到嚴重批鬥。從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鄉壽終正寢,結束了屈辱的一生。

  吳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陝西涇陽出生,一九二一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後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主任、西南聯大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學衡雜誌社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歷任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教授,長於西洋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著有吳宓詩集,翻譯法國馬西爾論「現代美國之新文學」等,是治學勤奮、寫作不輟的學者兼作家。

  吳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陸掀起反右運動之前,曾就大陸推行的簡體字發表文章在「光明日報」上,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並認為簡體字不應該透過政治壓力來推行。沒有想到,反右時他因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為他的致命傷,導致他被批鬥、毆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後被當局從北京遣回西安家鄉,鬱鬱以終,享年八十四歲,是苦難中苟活壽命較長一個「臭老九」。這娷痍z他被整受害的一段過程,讓他在海外的親友對他有所瞭解。

  吳宓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遭到衝擊的。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衝進他在重慶的住所就打,並把他供奉妻子鄒蘭芳的遺像撕得粉碎,從此以後,大批小鬥,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是,吳宓的生命力特別強,任由紅衛兵小將揪、打、踢、罵,終於熬到文革結束,真不容易。

  綜合吳宓被鬥的現行罪名,歸納出三個:(一)供奉臭老婆亡靈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隨便貼在牆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實,有反對毛主席之嫌。(二)在課堂上向學生放毒,反對簡體字推行,怨責口糧不足,說什麼「三兩尚且不夠,何況二兩乎?」(三)肆意宣傳帝國主義——美、英、法的文化。

  紅小將命令吳宓跪在毛主席像前認罪。他不跪。被紅小將猛踢後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斷仆倒,接著紅衛左右兩邊揪他耳朵,不斷扭擰,使他痛徹心肺、兩耳欲斷,最後被紅衛兵一腳踢翻在地,昏死過去。醒過來之後,紅衛兵已離開,他掙扎爬起來閉門思過,檢討自己罪行,銷毀文件、日記、著述、文稿、書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沒有想到抄家接踵而來,家堣@切有文字的東西都被抄走。幾天後,吳宓便被關入牛棚。未幾,又被單獨隔離,住在一個積水二寸的小房間。房堨u有一張木床,工資取消,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維持他的「生存權」。

  吳宓生活雖苦,活下去已無問題,但卻準備隨時挨批鬥。十年中鬥了多少場,他都記不起了。只知道有兩種鬥法:一種是集體鬥,另一種單獨鬥。兩種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時左右打耳光、有時有鞭抽、有時用棍打、有時用針刺,不論哪一種方法,都令人疼痛難熬,恨不得當場死去。

  鬥爭的方法雖可怕,鬥爭的姿態更難忍。在紅衛兵一聲令下,被鬥的吳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頭、雙臂前探如噴氣式飛機,然後迫他交代、揭發、追問、批判,滿場都是吼叫聲,他則被拉扯、踢打、辱罵。紅衛兵追究吳宓的歷史罪名有: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兇,等等。對這一切罪名,吳宓絕不抗辯,只支吾二句後就不吭聲,這樣還可苟延殘喘三五日。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張永清,也在劫難逃被批鬥,歷史系講師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誣張永清組織一個取代中共的政黨,有黨章、有綱領、開過會、有人事安排、有發展組織計劃、有發展對象,吳宓是其中之一。紅衛兵得此口供大樂,視為「特大捷報」,所有被攀誣的人,包括吳宓都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大會小會、個別追查、車輪戰術、疲勞轟炸,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

  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說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他們才問他好不好玩?最後,吳宓實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吳宓難過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堻q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堶捷熊瘝V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

  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難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才停止那種慘無人道的「鼻飼」,但紅衛兵繼續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說出同謀,於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對吳宓來說,這些皮肉之苦已經習慣,也知道如何應付,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難友間彼此幫助的情義。正如吳宓所說,那是「牛棚之誼」。

  吳宓曾經向親如兄弟的另一位學者張紫蓮敘述一件事,他們學院的年輕院長,是一個只有五十歲的工農幹部,是中共中央根據外行領導內行派到學院當院長,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類,與吳宓等「反動學術權威」一樣挨打被批鬥。有一段時間,他每天與吳宓在一起排隊躬身,讓紅衛兵以鞭棒打屁股。為了減輕吳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揮棒時把臀部向後突出,超過吳宓,所有打下來的棍棒他都承受下來,甚至打吳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吳宓十分感動。這在當時人整人、人害人、人殺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點人性光輝。

  吳宓對年輕院長的「義舉」很感動,曾多次向院長說:「你怎麼可以替我挨打!」院長回答說:「你這樣大年紀,又瘦成這個樣子,怎麼吃得消,再打斷骨頭怎麼辦?我年輕、身體棒,多吃幾下沒關係。」

  有一次,四川兩派造反派武鬥,雙方都有長短槍、手榴彈,鬥得十分激烈,因此禍及被兩派強迫勞動的「反動學術權威」。有一天,吳宓正埋頭揮鋤、汗流腦轟,突然,在一旁勞動的年輕院長大叫一聲:「快!有手榴彈!」說著就撲向吳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溝飛滾,跌入溝水中,而落在吳宓身邊的手榴彈爆炸,彈片四濺,接著槍聲四起,土炸彈橫飛,院長救了吳宓一命。

  吳宓另一個「牛棚友誼」,來自一名女性「反動學術權威」劉尊一。時間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吳宓已從牛棚出來,返回西南師範學院,改善生活、恢復工資,校革命委員會的幹部告訴他「希望他加強學習,改造思想,不要辜負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吳宓歷劫餘生,當然對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時,吳宓已經視力衰退、耳聾目盲,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步履不穩,膝腿折斷無法復原。住在右鄰的劉尊一女士卻來結伴照顧他,替他打飯、購物,使他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但這種生活維持不久,又出來兩個專搞「群眾專政」的男女來找麻煩。他們規定吳宓與劉尊一每天早上七時到下午一時做義務勞動,打掃地面、清理陰溝,但要自備工具,過幾天要到專政機關去聽訓半天、清潔半天,再過幾天還得接愛革命群眾大會批鬥一次,回到家中不准關門,必須端坐屋內反省罪惡,晚上睡到半夜,隨時有群眾專政的男女闖入屋內踢醒他們查抄,防止他們變天造反報仇。

  某次,劉尊一與吳宓在造反派和當權共幹押解下去勞動,共幹命六十開外的劉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沒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難拔,她用力過度仰面跌在地下,吳宓立即趨前幫助,被共幹制止。共幹罵他多管閒事踢了他一腳,命劉尊一爬起來再去拔草,不料此時草叢中跳出一個瘌蛤蟆,那兩名男女幹部立即改變主意,不再叫劉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劉尊一沒有選擇,立即奉命轉身去抓瘌蛤蟆,當她奮身前撲去抓瘌蛤蟆時,沒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機靈,快速跳入草叢,劉尊一又再奮身前撲,又撲了個空。此時兩名男女共幹一面笑一面罵劉尊一這個「臭老九」、「臭婆娘」蠢笨,並命她快把癩蛤蟆抓住,否則有她好看。劉尊一年老體衰,既恐又急,只好奮力再去撲抓,但癩蛤蟆已失去蹤影。劉尊一亦已渾身塵土,臉部被叢草刺傷流血,兩手也血跡模糊,樣子十分狼狽。吳宓眼看老友慘狀,放下手中鋤地工作,去幫劉尊一在草叢中找瘌蛤蟆,兩名男女共幹大怒,衝上前去一腳把吳宓踢翻,罵他多管閒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後掏出身上紅寶書,朗讀幾段毛語錄表示懺悔,折騰到晚上才讓他們回去,結束了這段鬧劇。

  這位被整得灰頭土臉的劉尊一來頭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教授,抗戰期間投身戰時兒童保育工作,做過「歌樂山第二保育院院長」,與蔣經國在江西女友章亞若結拜姐妹,章生下孿生的章孝慈、章孝嚴兄弟後,只有劉尊一去探望、安慰她,並做了兩兄弟的乾媽,幫章亞若撫養這兩兄弟很長一段時間(她從不向吳宓之外的人透露)。

  吳宓與劉尊一在受難期間彼此照顧、互相關懷,成了好朋友,但他們所受的磨難、所受的批鬥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後還沒有結束,而鬥爭他們的男女共幹仍然把他們視為階級敵人,硬把他們往死媥耤C他們的說法是:「讓這此臭老九徹底改造,國家才有希望。」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愛國理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批准從陝西來的吳宓的外甥兒——他妹妹吳須曼的兒子把他接回老家。吳宓不想回去,因為他與妹妹一家人很少見面,無共同語言,而自己已經八十二歲,眼盲腿斷、行動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個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不再認他這個「反動爸爸」。他想留下讓劉尊一繼續照顧他,但劉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吳宓只有含淚離開四川,兩年不到傳來他在家鄉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師範學院革委會為吳宓開了追悼會,鄭重評價他是「有真才實學、道德高尚、熱愛祖國的學者。」

  吳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謝「黨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並向「祖國母親」保證不會辜負「毛主席與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這樣說,絕無諷刺吳宓之意,假如吳宓歷劫不死,活到今天,也會像北京大學另一名「反動學術權威」季羨林一樣,受盡毆打羞辱後,不但感謝「黨和人民」寬大,甚至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飾解脫,並把共產黨加害中國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釋為「父母打錯了子女」,子女不應記恨,相反要向「黨和人民」交心,叩謝「祖國母親」不殺之恩,感謝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季羨林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自己被中共解放後所受的種種苦難,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無怨無悔,並表示對「黨和人民」永遠忠心耿耿,絕不會為過去所受苦難而對「黨和人民」不滿,尤其不會怪毛主席與「光榮、正確、偉大」的共產黨,因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則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親,被毛主席和党整肅,就等於父母打子女,子女豈可記恨之理。所以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愛黨,而且更聽黨的話,黨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在此之前,季羨林把他在文革期間所受的苦難,寫了一本謂《牛棚雜憶》的書,在海內外暢銷,賺了不少稿費,但「黨和人民」似乎不大滿意,因此季羨林立即在海內外的雜誌上撰文解釋,甚至在去臺灣訪問時,對臺灣的文人暢述他對臺灣獨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假如不是美國帝國主義當年作梗,臺灣早就回到祖國懷抱,達成統一,那麼臺灣獨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季羨林的種種表現,當然贏得「黨和人民」對他欣賞,讓他在北京大學做研究所所長,為他出版專書,又委他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學」那些忠於党的年輕精英更是對他的愛國心表示贊許,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繼續傳道授業,給他高職厚薪,花園洋房,享盡「祖國母親」的寵遇與厚愛。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季羨林的表現有異議,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學者周質平教授,看到季羨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他的「父母打錯子女論」有所批判,並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恥辱,怎麼可以這樣討好史無前例的殘暴政權?豈可把那些男女共幹當作父母熱愛?這是什麼道理?

  周質平教授批評季羨林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副刊,立即引來廣泛反應。有人著文回應,有人寫信去北京大學給季羨林,痛斥他無恥,其實罵他的人不知道季羨林的表現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不論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是常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帝制延續下來的傳統。尤其是,當海外知識分子生活得消遙自在之際,季羨林正遭到人類難以忍受的迫害與羞辱,尊嚴掃地,生命不保。因此,當他歷劫不死,焉得不對「黨和人民」感恩戴德,這是人類正常的反應,實在不應對季羨林苛責。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季羨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羨林真正感覺到浩劫災難將來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國大陸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季羨林經過「人人過關」,「人人洗澡」的整肅後,與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東郊外的南上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學參加「革命」。

  季羨林當時是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見到貼在校園內批判他的「大字報」,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散文「春滿校園」,內容是熱情的歌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也把他對北京大學的感情傾注在這篇文章堙A沒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認為他歌頌「春天」,而「春天」則象徵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

  季羨林看見校園內到處有掛著木牌、被押到臺上受學生群眾批判的同事、朋友。對於這些牛鬼蛇神,季羨林為了自保,只好遠遠避開;沒有想到,最後還是被紅衛兵上門抄家、批鬥。明明他愛党愛毛,卻說他對毛愛得不夠,掛毛像不熱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舊書、舊信、舊文件,這些東西在「破四舊」的活動中,應該被毀掉、掃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羨林還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之間的中立消遙派,可以暫時避開激烈批鬥打擊的待遇。但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捲入風暴中了。他開始每天被批鬥、毆打、羞辱。為了生存,他向紅小將低頭屈膝,站在毛主席像前叩頭問安,檢討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殘忍,既沒有尊嚴,也沒有廉恥。古人所說「士可以殺不可辱」,到了共產時代變成既可辱又可殺。季羨林與大多數知識分子既在六0年挨餓,到了六七年後整整十年間又挨打又挨殺,一個個都生不如死。

  臺灣癲瘋文人李敖歌頌中共政權,說:自從共產黨政權成立,中國人不再挨餓,也不再挨打。這種「幸福」,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資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國大陸,相信也必在劫難逃,說不定早就向馬克斯報到。

  神通廣大的紅衛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羨林的罪證:(一)在一個竹籃子埵酗@堆還沒有燒盡的信;(二)他老嬸母的枕頭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張石印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照片。這三條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亂棍打死;小到必須被拳打腳踢,耳光相向,淩辱漫罵,背曲腰彎。

  在「罪證」確鑿之下,季羨林覺得只有死路一條,於是他想自殺。他親眼看到歷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總支書程某及其他許多教職員工自殺求死成功。他們有的吃安眠藥、有的吃敵敵畏、有的跳樓、有的臥火車軌道。雖然,死後仍被「黨和人民」視為「畏罪自殺」;但人死之後什麼都不知道了,豈不痛快?

  在鬥爭季羨林的紅小將中,有兩個是「貧下中農」及「烈屬」(類似李鵬的身世)出身的學生,他是因為政治身份極紅進入北大求學,其實是根基淺、智商低。季羨林為了貫徹黨的政策,特別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結果他們在批鬥季羨林時反說季對他們的關心與幫助完全是「階級報復」,在打季羨林耳光與動手動腳毆辱季羨林時還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

  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季羨林幾乎天天被打被批鬥。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毀,在紅小將打砸搶下,家中已無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於是季羨林決定服安眠藥自殺。

  季羨林終於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沒有活的自由,也沒有死的自由,想自殺談何容易。

  就在季羨林決定求死之際,紅衛兵突然上門把他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鬥。他們把季羨林帶到北大最大的聚會場所,命他面壁站立,與其他牛鬼蛇神一樣低頭認罪。在認罪的行列中,不斷聽到紅小將的喝罵聲及打耳光的聲音。終於季羨林也重重挨了幾個耳光,打得他滿嘴是血,接著背後又挨了一記重拳,然後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幾腳,他想轉頭看看打他的是誰,一口濃痰吐在他臉上。有人高聲喝叫:「不許亂說亂動」,季羨林立即低頭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臉上的濃痰。

  季羨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紅小將的歡心,接著下來便押他站上批鬥台,要他彎腰、低頭,並再命他「往下彎,再往下彎」。他支持不住,以雙手扶膝,卻又招來一頓拳打腳踢,紅小將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張望。但從批判的聲音聽去,他只是陪鬥,被批鬥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季羨林在被批鬥時,最害怕的就是遊鬥示眾。解放軍、工人階級與紅衛兵聯合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遊街示眾時,把他押上一輛敞棚的車上,車子進行中,群眾夾道觀看,興高采烈,但臉上充滿對季羨林的刻骨仇恨。他們向季羨林揮拳,往他臉上吐痰,用石塊向他投砸,把季鬥得昏頭轉向,不辨東西。他不明白大家為什麼會這樣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遊鬥,車子還不知在何處停下,他睜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處,突然被身邊一名大漢,飛腿踢中他的後腰,把他從車上踹了下來,跌爬在地上。沒有想到,他剛想爬,一名工人階級的漢子衝上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當場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時突然聽到有人喝叫:「滾蛋」,季羨林如聞綸音,立即連爬帶走離開革命群眾,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鬥所受的淩虐,居然打消了季羨林自殺的念頭,他想:這樣重大的打擊,他還可活下來,今後還有什麼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會熬過去。

  接著下來是一次比一次厲害的批鬥,季羨林嘗夠了「祖國母親」加在他身上的懲罰,為了應付批鬥,他開始鍛煉身體去對抗侵害。他回到睡覺處,自行練習噴射式——低頭躬身、兩臂後伸、彎膝曲腿。果然身體抵抗力增強,即使被鬥三小時,姿勢不變,暈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鬥半小時就腰酸腿痛,渾身汗水,身體搖動,腦袋發脹,兩眼發黑,耳朵轟鳴,最後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來踢打,罵他裝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羨林已完全可以應付,真是得感謝毛主席給他的鍛煉。

  被鬥挨打兩年之後,季羨林被送去勞改。他以為勞改雖苦,總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沒有想到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時鞭打他,看他不順眼,隨時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羨林在勞改期間不敢走大路,只敢貼著牆邊走陰暗潮濕的小路。儘管這樣小心,還是逃不過毆辱。

  某次,季羨林走小路,被一枚釘在木板上的釘子插入腳底中間,釘尖深入,拔出來後血流如注,造反派見了,不但不同情,還勃然大怒罵他,並要他滾蛋,然後又把他調去煤炭廠勞改,由當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頸上掛一個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後再押到臺上批鬥,所有被送去煤廠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形容煤廠是閻王殿,十分可怕。季羨林每次從批鬥台下來,變成了一塊沒有知覺的走肉,被工人大眾像死狗一樣拖來拖去,沒有知覺,也不知人間還有榮辱。他實在不明白以整人為樂的工人還有沒有人性!

  在嚴重迫害折磨下,季羨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輕,睾丸腫得像小皮球,兩腿不能並攏,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醫院求診。醫護人員因為他是黑幫,拒絕為他治病。沒有想到,後來慢慢就痊愈了。

  過了不久,季羨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內也是地獄。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語錄,如果背錯或背漏,就會遭到毒打,並被誣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錯語錄,被打得鼻青眼腫,還有一名學者因背錯語錄,被當眾打耳光,並命跪地向毛主席磕頭求恕。

  有一位西語系歸國華僑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後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內有不少人自殺、有不少人發瘋。而這些人都是留學歐美名校的碩士、博士。當年都以為中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向中共靠攏,投入中共懷抱,結果均死於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種福氣,因為活罪更難受。所有在牛棚內的教授、學者,走路不可抬頭、不許翹二郎腿,更不准笑。長期管制下,他們一個個低頭、並膝,甚至完全不會笑,因為一笑就會被打被辱。笑變成一種罪過,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長期下來,這些飽學之士,即使活著,也生不如死。

  共產黨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學者專家,一個個仗著自己滿腹經綸、學富五車、自命不凡。他們看不起勞動人民、解放軍和莘莘學子。因此,當農民翻身、工人當家,當然應該受到監管控制。在饑餓與暴力之下,這些學者專家,尊嚴蕩然,顏面掃地,為了吃一頓飯,他們向共幹奴顏婢膝。為了怕挨打,他們會向當年的學生、現在的造反派屈膝叩頭。為了避免受辱,他們可以向那些農工獻媚討好,低聲下氣有如哈巴狗。

  季羨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發瘋的教授,半夜跑到叢林中佇立哭泣,白天看見造反派就跪地叩頭求饒,最後還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

  最令人難堪的是造反派戲弄牛棚堛漕k女學者,強迫他們喝尿吃屎、飽痰罐水。如有不從,就拳打腳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季羨林就經常碰到這種事。

  某次,季羨林在牛棚中準備睡覺,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腳跑出去報到,發現是一個姓張的學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學生鞠躬,沒有想到張姓學生喝叫:「喊你為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季羨林回答說:「我不是出來了嗎?」季羨林還沒有說完,就感到臉上和頭上一陣熱痛,原來這名學生以膠皮包裹的自行車鏈條迎頭打了下來,接著全身挨了十幾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頭部,把季羨林打得腦袋嗡嗡響,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閃,直打到混身鈍痛、火辣、麻木,將暈倒之際,耳邊聽到了一聲「滾蛋」,他就連滾帶爬逃回牛棚內,後面惹來一片嘻笑哈叫之聲。季羨林驚魂未定,檢視身體,發現眼腫了,五官流血,手腳打木了,好在骨骼未斷,只是外傷。

  最叫季羨林難忘的是「解放軍之怒」。某次,一名「解放軍」訊問他,他的反應慢了一點,便被視為頑固抗拒,「解放軍」擰住他的胳膊把他押進一座樓內,樓內全部是工農大眾、小將學生、「解放軍」頭,他們叫口號、念語錄,震耳欲聾,接著拳頭如雨打在他的身上。這些自稱不要人民一針一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此刻卻差一點要了季羨林的命。

  這種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0年代,毛死江囚之後才得到平反、寬赦。季羨林這才體會到「母親錯打子女」的滋味,對於「祖國母親」,他無怨無悔;對美國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分子、台獨分裂主義卻仇大苦深、恨之入骨。這就是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