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講演錄之二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第四个表现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三)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當代的中華兒女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自尊,已經喪盡了自身的民族自信,那末,我們就自然就會喪失由這一切所形成的民族意志。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存在過自身的民族意志嗎?

  答曰﹕當然。因為,倘使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不存在民族意志,那我今天要說的,豈不是成了「空穴來風」?

 

  那末,什麼是民族意志

 

  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所凝聚而成的,自我保護心志和自我進取心志。

  為什麼要說「心志」?因為,有心才能有意;有志方能有績。有意、有志,方能有志者事竟成。孔子說「詩言志」。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就是說,學詩,可以幫助我們生發覺悟,可以幫助我們合乎人情,可以幫助我們觀察社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而這一切,都是在幫助我們做一個可以「代民立言」的有志之人。這樣說,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學詩、寫詩的人為什麼如此之多了!中國的「詩文化」為什麼又是那樣地豐富和瑰麗了!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形成,該是有著怎樣久遠的歷史和怎樣深隧的文化淵源了!

  可見我們的古人,對於心志的理解,是多麼地透徹和高遠。而心志作為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產生的民族基礎,又該有著怎樣悠久的歷史了!否則,我們就很難明白﹕華山之下、夏水之旁的一個小部落,何以就能形成一個包攬中原的東方大國?何以便能夠逐漸地形成這樣一個磨難重重、卻又生生不已的偉大民族?何以於耶穌降生四百八十年之前,孔子就已經編成了《春秋》?耶穌誕生前一百年,司馬遷也已經寫成了《史記》?祇因為我們的中華民族,在脫離了茹毛飲血之後,走向了文明發展之始,就開始有了心志,所以,我們的民族,才成了一個「有志者事竟成」的民族,才不會害怕「惡流橫空,千流倒轉」,而終能引項向前。

 

  但是,什麼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呢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同樣是「一在自我保護,二在自我進取」。所謂自我保護,則表現為志在民族傳承上面;所謂自我進取,則表現在為志在民族發展上面。因為,有了傳承與發展,就不會夭折和滅亡;不會停滯或倒退。而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便是一句十分形像的說明。

  今天,在海內外,一些有意和無心要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謂「人士人物」們,大概對我說的這幾句「褒獎自己民族的話」,又要「大不以為然」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先說中華民族志在傳承的事實

 

  第一是在國事上

  首先,中華民族不論今日怎樣挨罵,中華民族至今均不曾滅亡,這是一個事實。否則,當今的一些人士人物們,在馬列子孫將中華民族已經「殺夠了、罵夠了」之後,也就不會再「接著罵和接著殺」了,因為「挨罵挨殺的對象」,就像世界上許多同樣富有文化的古老民族一樣,已經死了。

  其次,就中華民族的上古時期、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形成期」而論,祇因周平王是在其舅申候勾引外敵犬戎謀殺了其父周幽王之後,才繼位為王,被眾諸侯視為篡位,所以,雖平王東遷,各諸侯國,特別是東部以魯國為首的大國,均不對他行「天子」之禮,因此,周平王號令不行。而號令不行的結果,一是因上行下效而帶來了各諸侯國內部的篡奪和亂權﹕自魯恆公弒兄,魯隱公自立,其後十九年,列國國內篡權謀亂,竟成風氣。二是因列國內亂,才造成了各諸侯國之間發動征討和兼併的機遇。春秋初期,雖曾擁有一百三十多個諸侯國家,卻因此月消年滅,最後祇剩下了十二、三個大國,就是魯、衛、齊、楚、宋、鄭、秦、陳、蔡、曹、燕、吳等。上面兩種狀況的形成,對周建號以來華夏民族的發展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引發了游牧部落――戎、狄、蠻、夷的乘勢侵擾。在那個時候,這些雖然雜處在華夏民族地區的游牧部落,非但文化落後,而且崇尚武力。其中尤以北戎和自稱蠻族的南方楚國最富有,最有武力征服的力量,和最有武力兼併的野心。當此之時,正處在自亂和內亂之中的東周列國,倘使不能聯手以抗強敵,則華夏民族的存亡,特別是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便會成為一個大大的問號。但是,華夏民族卻能夠於此時,也就是在周王室號令不行的歲月堙A因齊恆、晉文的霸業已成,而能內聯諸侯,外抗戎蠻,不單以護疆保族為心志,更能以教化蠻戎為進取。其間,諸侯霸主晉國在武力上對群戎南侵的戰勝,和華夏文化對南蠻楚國的同化(我在後面要說到),非但未使華夏淪喪消亡,卻反而使得華夏民族,因歷經春秋「抗戎化蠻」之變,而擴大了疆土,傳播了文化,更使得華夏民族為形成一個有規模的諸夏民族,華夏諸國為催生一個多民族的統一中國,擴張了疆土,傳播了文明。它雖非主觀之想,卻成為客觀之變。為其後大中國的統一、特別是大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歷史的趨勢。千餘年之後,雖然族大國大的中華民族之中國,因東漢末年的長期混亂,三國鼎立的短暫形成,西晉一朝的政治腐敗,又一次招致了已經雜居在北中國的「五胡之亂」,不單造成了十六國相卷相生、相侵相克的國家混亂局面,而且造成了四百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亂局,特別是為外來宗教文化製造了「乘隙而入」的歷史機遇,但是,蓋因中華民族的民族之根已經穩固,中華民族之民族文化的枝葉早已茂盛,所以,隨著隋唐的統一,中華民族的中國,還是迎來了她的又一個大中華和大中國時代。歷史就是如此地證明了上古與中古時代,中華民族生成發展的「顛撲不滅」之勢。

  再就是,自中古以來,中華民族又在自己的歷史上遭遇了三次外族和外國的入侵,並且當真兩次都亡了國。一是宋亡於蒙,雖然她在歐亞諸國當中為蒙古人所最難征服者,抗爭時間也最長;二是明亡於滿,雖然它亡國的真正原因,誠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所言,乃是「大清的江山並非得自大明,而是得自闖賊」。由是,漢人的江山便兩度為兩個外來的游牧尚武民族所一統,這似乎是該罵的了。但是,惟其有著自我傳承的心志,而且擁有著足以保證傳承的優秀文化和文明,所以,大宋、大明的國雖然是亡了,中華民族豈但沒有亡,而且將亡我者同化掉了﹕蒙古成了中國的一個部分,蒙族也進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滿人則全然為中華文化所同化。所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我們的中國,國家居然越來越大,文化更是越來越豐富了!如果這還不能說明中華民族意在民族傳承的心志,不能說明這個心志的堅強、堅韌、及其所富有的偉大包容之心,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民族比我們求傳承的心志更強、更烈了!

  特別是中華民族所遭遇的第三次入侵,就是日本帝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面對這場侵略,前半期足足有四年半,我們祇能孤軍抵抗,何況日本侵略者又與中國國內的馬列子孫、北方的蘇俄共產勢力和殘餘軍閥中極少數最壞的軍閥相互勾結,遙相呼應,更被馬列子孫們擾亂破壞始終。但是,面對旨在亡我中華的頑敵,中華民族意在傳承的意志豈但不滅,而且堅韌不拔。民族大義之下,那些在抗戰前和局部抗戰期間都曾想作壁上觀的絕大多數殘餘軍閥們,這些在辛亥之後一直以持槍稱亂為能耐的殘餘軍事割據勢力,竟全部能夠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秋,一致團結抗戰,奮勇殺敵在前。一時間,中華民族,中國境內,除掉那伙口喊心非的馬列子孫們以外,可以說,無不達成了空前的民族團結,打出了未有的民族威風。否則,直至珍珠港事變前的整整四年半孤軍抗戰,非但無法堅持下來;就是珍珠港事變之後的三年半苦鏖苦戰,怕也是無法打得下去的。與「一個在組織、裝備和訓練上幾乎比我們要先進一個世紀」的狂敵的抵抗中,中華民國不僅沒有亡國,中華民族更沒有亡族。用美國史學家易勞逸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要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的內戰中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打敗,從而掩蓋了她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豐功偉績,那末,全世界的歷史學家們都會將她領導的偉大衛國、衛族戰爭,當作一篇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大書特書的……所以,如果有誰還要說我們中華民族沒有意在傳承的偉大心志,我們就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中華民族「有生無死、即死即生」的悠久歷史是怎樣形成的了!

 

  第二是在文化上

  由於企圖亡我之敵,縱使有武力亡我國家,卻沒有「文力」來亡我文化,所以,他們才會最終地敗下陣去。更因為我們在文化上反敗為勝,而使得我們的民族不會滅亡,也不可能滅亡。因為,說到底,文化──民族的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底氣和底力所在,才是一個民族賴以凝聚、存在和發展的「功底」。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或者說,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源頭在哪堙H她,又是依賴著一種怎樣的環境而形成的呢?因為,沒有形成,何來發展?而文化、特別是一種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非依賴於「自由」不可。一個思想從來沒有獲得過自由的民族,要想創造燦爛的文化,實際上絕無可能。歐洲漫長的中世紀幾乎毀滅了自己相對自由的上古文明,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中華民族在其「大民族」形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而它所依賴的便是一個相當自由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這個環境,就是西周一朝,特別是東周的春秋時代,以及其後的戰國時期。如果說,西周的建立,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那末,春秋時期,則將西周一朝所形成的封建貴族文化,也就是史家們所說的「王官文化」,發展到了「極優美、極高尚與極細膩」的高度。特別是其後的戰國時代,更有所謂「遊士」、也就是一批有著政治抱負的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將貴族的「王官之學」,推向了平民的「百家之學」,進入了「百家爭鳴」的自由階段。而也正是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原來世襲的封侯建國,已逐漸地為新興的統治者或瓜分、或取代、或霸持,由是,封建政治的嚴格等級非但已經被衝破,學術的貴族藩籬也已經被沖決,儒學的創始者孔子,便因時代賦予了他身懷抱負的自由,研究政治的自由,創始學識的自由,記史訂史的自由,講學傳學的自由,和「敬鬼神而不事鬼神」的自由,因而,才使他成為我們民族「真自由派」、而非「假自由派」的開山學祖,和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奠基之人。比他稍後的歐洲先哲蘇格拉底,卻因為「窺探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而被法官用一杯毒藥處死(伯奈特﹕英文版《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80)。

  孔子稍後的墨子,雖曾師孔子的儒學,卻又因他要做下層民眾的思想代表,他的反儒的思想學術,卻也非但為時代所容,而且為後世所傳,甚至得以學術大宗的歷史地位,且與孔子並列為「前二子」。孔、墨「二子」之後,雖因戰國的紛亂和各國政治的自由,使得遊士派知識份子,或仕,或不仕,或倡苦行,或倡為我,或願為人養,或不欲為養,但他們都為戰國的「後三子」――也就是既有聯繫、又有對立的後三派學宗――老子、荀子和韓非子之各家學派的形成,提供了一個過渡階段。華夏民族因此而不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體系,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規模;不僅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境界,而且結出了民族文化的碩果。可以說,秦前三代的華夏文化,終於為秦以後的中華文化,奠了根基。如同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也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足足影響了整個西方歷史直至今天一樣,此後的二千餘年,無論中華民族是盛還是衰,國家是興還是亡,這個被後人稱做中華文化的我們的民族文化,均未因「時難年荒而煙滅」,亦未因「國運昌盛而虛化」,而是以它的深沉、遒勁、堅韌和綿密,非但能夠救我民族於沉溺之命,而且能夠救我中國於患難之時。也就是說,蓋因前秦三代萌發、造就、奠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所以,中華民族才有了傳承和發展的文化力量與文化功底,才有可能歷經數千年,雖顛仆不止,卻生生不已……

 

  那末,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傳承下來的呢?

 

  先秦的貴族文化和貴族文化向民間文化的轉擅,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我們民族文化的自由化和多樣化的形成,我就不再說了。我想說的是,在秦以後的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那些朝代更替之時,我們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地克服了千難萬阻,而獲得了傳承的。

  我要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這是個中國歷史上人人皆知的壞事。因為秦始皇得罪的是文人,所以,他已經被罵了兩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那些仍然不敢大罵毛澤東、不敢真罵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統治下既「有名」、又有「自由」的「自由派」們,也仍然在用秦始皇當作他們的「出氣筒子」。就象你祇要大罵西方的馬列洋教,他馬上就要罵中國的儒家文化一樣;祇要你罵毛澤東,他馬上就要罵秦始皇。其實,正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所「罵」的那樣,「毛澤東實在比秦始皇壞了一百倍!」(《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2003年7月11日)

  秦始皇確實是該罵的,但是,他該罵的地方,和他那個過於短暫的「二世王朝」,卻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影響不大──因為,既然已經給人罵了兩千年,也就是給人「否定」了兩千年了!說明後人從來就是不認同他的,甚至祇將他當成了一面「反面的鏡子」。儘管如此,倘若我們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其原因,以及他的具體做法,做一個簡單的說明,那末,一些偏要用罵秦始皇來代替罵毛澤東的人,便站不住腳。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起於「議政衝突」,起於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博士們「稱說詩書,引據古典,主復封建,李斯極斥之,遂牽連而請焚書」。並且這是在秦統一中國八年之後。也就是說,是因為被滅亡的六國舊貴族知識份子,也是為秦王朝所厚待的上層知識份子──博士官們,要「廢除進步的郡縣平民政治以復辟落後的分封式貴族政治」,才引發了這一悲慘的歷史事件。這是與毛澤東開朝即始便「大殺天下」所絕不可以相比的。而焚燒典籍其主要者,是「六國史記」,即「非秦記皆燒之」;其次才是「詩書古文」;其所坑者也有限制,即﹕「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百家語」不在其內;而「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鯨為城旦」,卻未枉殺;其宗旨,則是「重禁議政,輕禁挾書」,所以,他坑的便是八年來歲歲月月都在逼迫他要復辟封建的四百六十個為他所厚待的舊貴族文人。這與二千年之後自登基始便要年年殺、月月殺、天天殺,甚至要一次又一次地「引蛇出洞」,一次又一次地要發動政治運動,以進行大規模、和史無前例之「焚和殺」的毛澤東相比,實在是天差地別!也許,這就是秦王朝雖焚書,但「史官、博士官卻未廢,真實的著述既未中斷,漢初群臣也多有學問」的原因。當然,這又是毛家洋教王朝的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們所不能想像、所更不能相比的了!更是那些至今還在「以大罵秦始皇來維護毛澤東」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所永遠也站不住腳的地方。

  我之所以將焚書坑儒的事情說了這許多,目的,不是要辨識這一歷史事件,更不是要和直到今天還在對中共「小罵大幫忙」的「精英」們辯論,是因為我們祇有明白了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們才能對中華民族在她文化傳承中所遭遇的第一個「鬼門關」,和秦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又是怎樣才解決了秦後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鋪墊。因為,毫無疑意的是,正是秦始皇的焚書,才為大漢一朝「存亡續絕」我優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一個及其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以,秦後漢初,中國知識份子們所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口傳耳記,將秦以前的文化典籍,予以恢復。這就是漢代「今文今學」的誕生。其後,由於不斷地發現了秦前的文化典籍,於是,對秦前文化典籍的辨偽和註釋,便又誕生了漢代中期之後的「古文今學」。而也正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相繼產生,才將許多被秦焚滅的中華文化遺產,從死中救活了過來。然而,豈但是救活,更就此又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成了一位有見識有發展的大儒,司馬遷則成了舉世罕有的史家……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得以傳承,中國先秦的進步文化典籍也因此而得以保存、傳揚和發展。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兩晉南北朝和五胡亂華時期,一方面是政治的腐敗,一方面是因民族混戰所造成的混亂,這樣,不僅胡人落後的文化曾伴隨著它們的淫亂氣質和嗜殺作風,入侵了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而且,乘虛而入的外來宗教──佛教,也就在五胡亂華的漫長亂世之間,擴張在我們的中華,其影響之速和播流之廣,迄今尚無一家宗教能夠與它相比。雖然,它始終祇是一個劇烈影響著我們民族文化的巨大旁支,卻從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輕看的。特別是它和傳統道家思想對兩晉南北朝士人風氣和性格的影響,就更是不能輕視。因為中華文化和文明那種向上的、富有創造精神的元氣,就曾在政治黑暗、佛老暢行之間,幾乎奄奄一息。但是,歷經了幾乎四百年的亂世之後,一旦隋唐統一,社會重入安定發展之時,由三百年混亂時代所帶來的,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干擾和破壞,非但祇需要一句「前無古人」的響亮詩句,就能夠號召起一家「古文運動」,使詩人們擦亮了眼睛,使得南北朝的浮糜文風迅速地得以扭轉,更在文壇上起到了革面洗心式的作用。特別是唐代中期之後佛教「禪宗」的出現,就不僅是用我們自身的民族文化,對傳入中國的佛教進行了一次磨洗,而且將西來的佛教經典,進行了一次向我們民族文化和我們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學」的轉型,從而使播流中華的佛教因擁懷「儒心」,而成為與中華文明相鎔相透的真正中國式佛教。唐後,兩宋則乾脆在承襲唐一代古文運動和「禪宗變佛」的基礎之上,不僅否定了魏晉,而且要否定兩漢,直接把民族文化的蹤源定盤在秦以前的三代之間,以重歸孔孟為號召,將代表了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學,信仰化、理想化、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了。於是,中華民族以宋明新儒家理學為宗旨的民族文化,便在遙遙七百年間,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傳承。

  此後,元人滅宋,雖不知中華文化之貴重,卻以他們淺薄的理解,將中華文化的內容當成了政權賴以統治的工具,將漢民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簡單地理解為「漢法」,並要「以漢法來治漢」,一方面踐踏士人的精神和品質,一方面卻又開啟了以宋註《四書》為經典的科舉考試之途,並流傳明、清兩朝。雖然對中華文化迄無建樹,卻既沒有坑,也沒有焚。經典子集,照樣在民間流傳,更在民間作為漢人的精神支柱,而得到了處處留心和時時在意的保存和保護。然後,明雖亡於清,但有清一朝,由於滿族統治者,一方面要全面繼承漢文化,一方面又要「留頭不留髮」的凌辱漢人,於是,知識份子中的有心志者,則為衛護和傳承漢學,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而鄙棄科舉,自沉於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疏通和考據之中,從而將滿清一朝竟做成了整理「族故」而有大成就的朝代。

  至於辛亥前後由西學東漸而產生的,對於我們民族的自我輕易否定,甚至是自我侮辱,卻又因為三十年代出現了一批對東西學皆有專長的優秀中國知識份子,他們便以既要保存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又要消化吸收進步的西方近代文明為宗旨,意在融合和貫通東西文化,不僅傳承民族文化有功,而且借鑒西方文明有績,做出了不小的成就。要不是事後國難年年,國亂當頭,馬列洋教因一戰而屈我民族文化、滅我民族文化長達五十餘年之久,我們今日又何需再來重新認識自身的民族文化,並為了傳承它、發展它而痛心疾首,而大聲疾呼,甚至還要面對所謂「自由派精英們的虎視眈眈」呢?

 

  現在,我再來講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事實

 

  第一還是先說國事上的發展

  我要說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東周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段歷史時期,應該說是我們族史和國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發展時期。因為,這個發展的動力,一是來自人民怨戰,潮流趨統。而「書同文、車同軌」等等的大進步,又祇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有利,而非有害。二是由於戰國時期平民學術思想的迅速發展和興盛,和平民得以干預各國貴族政治的實際經驗和貢獻,才造就了為秦所頒定的,「廢封建貴族政治和置郡縣平民政治」──這樣一個在整個專制制度範圍內之相對先進政治制度的出現。雖然它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在楚、晉等國局部地實行過。此後一千四百年,直到明太祖廢宰相始,其間歷朝歷代王室和政府的關係,雖然沒有上升到「君主有憲」的高度,但王室和政府的相互制約,卻使得歷代王室難以象明清兩代的皇帝所稱﹕「祖宗家法,乾綱獨斷」。而漢初雖然不得已而仍有「封候建國」之舉措,但是,它祇是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倒退。因為,漢高祖雖有封建,卻不廢郡縣。此後,歷經文、宣兩帝而直至漢武帝,封建和反封建的鬥爭就一直沒有停歇過。但在歷經了九十年「反封建和要封建」的反復較量之後,漢武帝終於以頒布「推恩令」為手段,而最終地廢除了「封建」。自此,封侯建國,才成了中國的歷史,而由郡縣制所標舉的平民政治,亦終於得以穩固和發展。

  我要說的第二件事,就是現在常有「精英」們說,自秦以降二千年,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專制獨裁。但是,如果滿腦袋「洋教」的「精英」們當真也能夠虛心地瞭解一點自己祖宗的的歷史和文化,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從「封建」而走向「郡縣」,固如我在前面所說,已經是一大進步;而自漢始,由皇室、外戚和軍人所組成的政府,卻能夠漸漸地變化發展成了士人、也就是由平民知識精英所組成的政府,這自然又是一個大大的進步。其後,士人政府在頻繁的朝代更替、特別是魏晉亂世之間,因形成了等級門閥制度,而至於妒才嫉能,造成平民士源的枯竭,直至必然走向腐敗和腐朽。但也正因其腐敗和腐朽的出現,直至禍國,才因隋唐的統一,而由門閥士人的專政,迅速轉變成了科舉競選。於是,一批又一批民間知識精英,便通過科舉競選,於反掌之間,就能夠躋身朝堂。唐宋以降,該有多少好宰相出自「寒們」、甚至是「貧下中農」之家……生活在馬列王朝的中共精英們,其實祇要稍稍瞭解秦以下二千年間中國君主王朝一再進步發展的政治歷史,大約在你們不敢「小罵」共產黨的專政獨裁之時,也就不會「大罵」死去祖宗們獨裁專制的「劣根性」了。

  我要說的第三件事,就是辛亥革命對我們民族的的偉大發展意義。而之所以稱它為偉大發展,就是因為它愛民族,敬民權,猶惜乎民生。而且,它「愛民族」,非祇愛漢家一族,而是愛我中華所有的民族。孫中山提出「驅滿」,祇是要驅除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而非在驅除滿族一族;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就更是說明他的民族主義,乃是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而「敬民權」,自然又是他要從我們老祖宗提出的「民為邦本」出發,再將其「維護君權」的本相,引導向真正地維護民權和提倡民主;而猶惜乎民生,就更是將全體國民的民生都包容在他的民生理論之中,而絕不為某一個階級去謀生活的幸福,這就使他與任何一個被階級化了、被社會集團化了的偏激經濟追求,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劃開了一個鮮明的界限,從而消彌了人為地「製造社會等級」、甚至是「製造階級鬥爭」的可能。

  朋友們,這個革命,這個革命的宗旨,這個革命的歷史性追求,和這個革命「作為一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革命」(歷史劇《走向共和》台詞),它對於前朝統治集團和統治基礎的「善待」,對於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來說,難道不是發展,竟然還是倒退嗎?難道不是應該,而是不該嗎?辛亥之後,在中國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混亂,說到底,無非是進步力量和種種旨在倒退力量之間的衝突和較量罷了。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做「一口吃不成一個胖子」,辛亥革命作為現代中國鉅大發展的一個開始,作為中國「走向共和」的開端,它之必然要遭遇形形色色反動勢力、甚至是革命名義下之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倒算,就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態而言,也就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認清她志在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就是為了捍衛它的成果,並為了繼續發展它的成果而努力。

  這雖然又為中共一朝的精英們所反對,所痛罵,卻無疑為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心志所肯定。

 

  第二再說文化上的發展

  在舉例說明民族文化發展的幾個簡單事實之前,我以為有必要先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這樣一個評價,那就是﹕

  首先,在我們數千年文化文明的歷史上,中華民族形成并發展了一個在全世界都能夠堪稱是「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其次,就是在我們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主流文化。或者說,蓋因這個儒家文化又形成和發展了「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和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在各種文化均能共存共興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歷史上,儒家文化才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主流,或曰主流的民族文化。

  再者,就是從我們民族的文化文明發展脈絡上來看,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學成果輝煌。

  第一我要先說我們中華兒女理當引以為驕傲的、「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及其形成和發展

  應該說,我們的中國,從上古時代起,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健康和相當文明的「神教文化」,或曰「神教觀念」。這一神教文化或曰觀念,不僅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神教文化的主流,而且成為中華民族在她數千年的文明歷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之前,無論興衰存亡,都從未採用過「教政合一」這樣一種極端反動體制的根本文化原由。

  為什麼?因為自上古時代開始,我們的古人就祇信天上的上帝,卻不伺奉天上的上帝。而「上帝就是上天」,所謂「天、帝、神」合一。而他們的統治者,就是上天的兒子,也就是「天子」。西周以下,所謂「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所謂「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說祭天是天子的事情,而人民雖享受著上帝所賜予的福運,卻無需去祭祀他,因為有天子作代表了。如此,既然天子已經成為上天與人民溝通的「媒介」,人間社會也就「無需任何的專門神教人員和專門的神教組織來代表天,來幫助上帝和人民進行溝通」。換言之,就是專門為「上則加冕皇冠、下則教化靈魂」的專職教會和教士,便沒有了存在的需要。由是而「教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也就失去了它建立的宗教和社會基礎。如此一來,我們古人眼堛滿u天下」,便是由「上帝、天子和人民」來共同組成的;而宗教,不過是天子對上帝的一種「祭禮」,沒有那末重要。這是其一。

  其二,春秋末至戰國初,隨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術的誕生,成形和發展,又正確地傳承了和大大地發展了我們古人的神教文化,從而根據實際的人間生活,逐步地和開明地調整了「上帝、天子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孔子因認識到「天道遠,人道邇」,而更加重視生命、人生、國家和社會,那末,他進一步說出的「敬鬼神而遠之」和「祭神如神在」之類的話,則說明他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已經更加地佔據了他的視野和胸懷。而鄭子產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將上帝和人民的關係進一步地拉近了,「合一」了。所以,孟子才會說出「民貴君輕」的話,甚至更進一步地說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推此心足以保天下」的話來。如此,「上帝、天子和人民」的關係,便被逐步地予以了調整。而調整後的關係則是﹕上帝既要聽人民的聲音,上帝還要考察他的兒子――天子,是否能夠「保民而王」,如果不能,他就會發出革命的號召或命令,也就是「變革天命」,亦所謂「皇天上帝,改元闕子」了!

  到了漢代,由儒家學術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論,「五德終始」理論,已經認為上帝會用「災異示驚」、直到要用「變革天命」來更替不能「保民而王」的天子和朝代。東漢光武帝開元的帝號取名為「更始」,便是由此而來。它不僅對「要遞萬世而為君」的家族永久獨裁思想予以了否定,在理論上建立了「為保民而能夠、甚至是必須改朝換代」的合理性;而且,由於改朝換代的命令乃是「天命」,其過程才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所謂「天命難違」。因此,在中國,宗教便不是這一變革天命的動力和權力所在,這就使得可以乘變亂而發展的宗教,卻不能於變亂之中獲取正宗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成就「教政合一」的宗教專制統治。這與西洋因宗教左右政治,由宗教來左右變革,甚至形成千年「教政合一」之極端反動的政治制度,直至不反對教會神權就無以進步的歷史相比,中華民族之神教文化,及其發展的進步性,就更顯得開明開化了。

  其三,由於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逐漸地朝著「視上帝於無形」和「上天更愛人民」這樣一些思想和要求發展,所以,從總體而言,我們的古人也就愈加地「重人道而輕神道」。而「重人道卻輕神道」的結果,則是「重學術而輕宗教」。春秋以下,因重學術,而重師道;因輕宗教,而輕教道;即便是懷有一定的儒家理想、卻又要廣佈神仙迷信的漢代陰陽家們,就算他們自己已經「得道成仙」,卻也樂意被人尊稱為「天師」,一般的傳教者,卻祇能被稱為「方士」或「道士」。所以,中國才會有所謂「師道尊嚴」的傳統,而無「教道尊嚴」的傳承。因而,在中國,宗教要想爬上比「師道」還要尊嚴的地位,甚至要爬到「天子」的頭上,以教權代替王權,更由教權來加冕王權,從而形成「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體制,也就更加沒有了可能。何況,在古代中國,不論是儒家,是陰陽家,還是後來的佛家,蓋因中國人重學術而輕宗教,即便是宗教,也常為知識份子當作學術而予以研究,因此,各派學術乃至宗教,都不會成為一個嚴密的人間組織,祇可能成為一種鬆散的社會集團。一旦命逢亂世,即便有人要利用宗教思想來建立嚴密的「宗教組織」,以實行政治造反,則祇要「天命已改」,這一類旨在造反的嚴密宗教組織,也就如鳥獸散了,即使餘波流連,而漣漪終會消失。所以,一些「政教合一」的民間造反勢力,雖能於亂世之間得以短暫的存在,甚至是迅速的發展,卻既不能維持長久,更不能成為正統,祇是造成了一度的紛亂而已,對於撼動舊王朝雖然有利,對於建設新天下卻無功。就不要說是在當代了。

  其四,中國的神教文化起源於上古,初成於春秋末季,在戰國時期基本上已經「成形」,也就是已經形成了她自己的傳統特徵。如果我在前面已經敘述了這一傳統神教文化特徵的形成,那末,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正是在春秋戰國,中國文化、包括神教文化的形成期和成熟期,恰恰又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最為自由的歷史時期。因為,那時,中國尚未統一,各諸侯國尚處在客觀上「謀統」的自由發展時期。以諸夏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民族文化,尚處在自身的發展成形期,和對雜處的犬、戎、蠻、夷等游牧部族予以文化浸潤的時期。所以,政治的自由和社會的自由,就必然地帶來了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而這個自由發展,既有力地形成了後來中華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又相應地形成了反儒的墨家文化。如果說,儒墨兩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注意,這裡是說民族、而非某個王朝的正統文化)立了根基,墨家文化的出現,則為儒家文化的反對派文化留下了「合法存在」的地盤。而孔、墨「前二子」之後,戰國時期「後三子」──老子、荀子和韓非子的出現,就更為「中華民族各派民族文化的自由生存發展權」,奠定了傳統的基石。這就是秦漢以下,不論何種思想文化流派曾遭遇過何等坑焚的命運,曾得到過何等至尊的地位,這個地位也不能叫它的天子和政府來為它而「殺盡百家」,卻仍然要予其它文化流派以合法存在。如果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雖因恐懼六國舊貴族要求復辟封建制,害怕人民造反,沒有、也不可能「殺盡百家」(因他祇禁百家之書,卻不殺「藏、讀百家」之人),卻使得要想「萬世而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那末,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也祇是「獨尊儒家學術和治儒的學者」而已,更不是要將儒家學術和儒家學者捧到政府和皇帝老子的頭頂上,由他們來加冕,亦由他們來「霸政、霸權、霸思想、甚至是霸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正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和之後,陰陽五行學說,神仙道家迷信,不僅誘惑了晚年的武帝本人,而且,正是在兩漢,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才走上了發展的歧途呢?所以,即便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也不過是「視儒術為可以安邦治國的主流學問」而已。因此,將君主制度、平民政府定了型的大一統漢家朝廷,也就不可能推行「教政合一」這一足以窒息一切生機的極端專制統治了。不論是上層社會,還是下層人民,特別是各種層次的知識份子,還是都能夠傳承和享受著中國人所早已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

  其五,兩漢以後,雖然中國亂紛紛了四百年,西傳東來的佛教,乘機擴張,上與名士清談相接,下與神仙方術相近,可是,在南方,即便有三位皇帝曾「為佛舍身」,粱武帝一人就曾三次「入寺為奴」,然而,這位篤信佛教的皇帝卻從未將實際政治和政務,與「信佛、揚佛」混為一談,甚至能夠開台打擂,與反對佛教的學人辯論,就是辯論輸了,也不抓人殺人!這該是具有著怎樣寬闊的思想文化胸懷!

  但是,幾乎與中國的魏晉時代同時,即在紀元後412-444年,在歐洲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利亞的一位大主教聖賽瑞利,是一位人神一體論的擁護者,也是一個狂熱分子,他曾利用身為大主教的職位,幾次煽起對猶太人的集團屠殺,加害於住在亞歷山大利亞城中大片猶太僑民區中的居民。而他的名聲竟主要是藉著施加私刑於一位傑出的貴婦人希帕莎而獲得。在這個愚頑的時代堙A希帕莎熱心地依附於新柏拉圖哲學,並以她的才智從事於數學研究。但是,有一天,她卻被從二輪車上拖將下來,剝光了衣服,拉進教堂,遭到讀經者彼德和一群野蠻、殘忍的狂信分子的無情殺害。他們用尖銳的蠔殼把她的肉一片片地從骨骼上剝掉,然後把她尚在顫動的四肢投進了熊熊的烈火……」歐洲中世紀宗教專制統治的殘酷,在此可見一斑;至於歐洲中世紀末的科學家哥白尼和加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所遭遇的殘酷命運,就更不必說了……這不僅為中國古代開明開化的神教文化所不能想像,而且是直至一九四九年前的數千年中國都不可能發生的宗教慘案……

  中華民族科學的神教文化,不僅在迷佛的粱武帝心中,影響深重,而使他難越雷池一步,更不曾想要「以教代政」,而且南朝的士人,亦不過是將佛教納為「清談」,重在「義理」之辯,而非關政治之實。在北方,石勒、石虎兄弟,雖因宣稱「朕生自邊垂,君臨諸夏,以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卻也沒有走向「以佛代政」或「佛政合一」。到了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他們的兩度「毀佛」,雖因佛、道衝突而起,卻意在抑制佛門的「肆意猖狂」,卻也沒有將道家推崇到必須「以道治國」和「道政合一」的地步。道教還是道教而已。北魏武帝的重臣,倡導反佛者崔浩的被誅殺;北周武帝時,大臣衛元嵩上書要武帝「宗周卻佛」(指中國上古周王朝),要「以城皇為首塔,即周主為如來」,他的目的,也不過是要抑制佛教對當下社會的不良影響。彼時,出身於五胡的北周武帝,之所以會贊同他的建言,甚至會說出「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的話,祇能說,他在文化上已經為中華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的毀佛法,才是抑制佛教,而非「與道教的合一」。

  佛教信仰因亂世而入中華,亦因中華亂世而大獲傳播,進而發展、坐大,直至成為「有教義、有地盤、有財產、有僧眾的民間教政合一式封建勢力」,但是,從南北朝而至隋唐,中華民族從揚佛而終於走向了「平佛」,即從對佛教的夸張、厚待、甚至放縱,走向了終於能夠以平常心待之,直至將它匯入中華的主流文化──儒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不僅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教化力量。唐代中期佛教「禪宗」的出現,就是佛教儒化、即中國化的一個結果。此後,不論宋、元、明、清視佛教是尊還是賤,佛教終不過是宗教自由之中國的一家宗教而已。

  可以說,直至二十世紀,在馬列夾帶著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的鬼影,浸透著蘇俄現代「教政合一」極權統治的鮮血,入侵中國,對我們民族施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無恥的武裝顛覆、和殘忍的宗教屠殺,實行了「五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統治」,則中華民族便能自始自終地向這個若大的地球宣稱﹕吾國自古以來何有宗教戰爭?更哪有千千萬萬、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第二,我在前面說過,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文化,它既是「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又是「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還是以「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不論它自身有著怎樣的缺陷,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有過何種負面的影響,它還是以自己「王道文化」而非「霸道文化」的優秀文明素質,自始至終地佔據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地位,豈但影響了我們民族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勢將以它的「開明、通達、知新和通變」,來影響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歷史。特別是當前,在中華民族必須於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亟需下決心「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關鍵時期,它就顯得尤其地重要了。而馬列和中國的馬列子孫對他的既燒且焚,既批又殺,和中華民族半個世紀以來之整個文化道德的日漸「趨下」,甚至是日漸「崩潰」,恰恰從反面告訴了我們,今天,重新宏揚我們民族的主流文化對於我們民族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和對於我們必須「推倒馬克思像下的中國」,必須重建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的尤其重要性。

  顯然,我不可能在這奡N儒家文化來作專論,這是我要寫的另一本書。但是,我卻可以在這堙A對以王道文化為「品流」的我們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作幾個簡單的和事實性的說明。

  一個事實是,我曾在前面說過,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齊恆、晉文曾藉霸業之成,而北抗群戎,南抗蠻楚。其時,對於華夏民族與列國而言,最大的危險卻來自南邊的楚國。因為,當時的楚國地廣勢強,又富蠻夷之性,它曾宣言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也就是想乘亂侵略中國了。但是,南蠻楚國雖因乘機征伐,而滅掉了漢陽一帶華夏姬姓諸侯國眾多,但是,它卻在對北方華夏民族征討釁亂的過程中,受到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響,竟然漸漸地變「嗜侵略」而為「愛和平」,變「亂中國」而為「入中國」了!也就是說,由一個彪悍的蠻夷而逐漸覺醒,並逐漸「善變」為一個「要知華夏文明、欲加華夏之盟」的「盟國」了,也就是說,蠻楚終於為華夏文明所同化。據歷史記載,後來,楚莊王雖曾攻打過陳國,卻因申叔時諫言,便恢復了陳國;雖攻打過鄭國,卻又能夠在打贏之後自行退兵而不佔領;於楚晉邲一戰中,它曾將宋團團圍住,卻祇因為有人告知宋國國內已經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況,楚王居然能夠以華夏文化之「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時的南蠻楚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莽莽楚天,終於變成了我華夏民族的美麗南國……

  如果說蠻楚吸收華夏文化的時期,還是我們民族「王道文化」的形成期,是儒家文化賴以形成的雛形期,儒家文化也正是從這堣~吸收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營養,那末,春秋末期,隨之而形成的儒家文化,就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理論上,將我們的王道文化儒學化了,從此,儒學成了中華王道文化的核心部份,中華王道文化也以「儒學為體」了。所以,在春秋列國內亂、戰國各國紛爭的時代氣氛之下,孔子便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隨後,孟子則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到了漢代,賈捐之則在勸進皇帝的「罷棄珠崖書」中稱﹕「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至此,中華文化重教化而非重殺戮的主流文化──儒學,已經在國家、民族、政治等各個方面,處於明顯的主流地位。

  另一個事實則是,時至漢武帝前後,通常都是在吃了匈奴的敗仗、或遭遇到匈奴的威脅之後,才會用「和親的辦法來安撫匈奴,解決邊患」;但到了我們的盛唐時代,唐太宗卻是在打敗了土番的侵略之後,仍然要派公主去「和親」。如果說這種處理民族問題的政治行為,已經表現出「孔子曰仁、孟子取義」的儒家文化內涵,鮮明地突顯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文明水平,那末,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更早體現了儒教文化以「仁義」為標幟的特質,彰明了依照儒家文化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方式。這個方式,還是「重教化」,而非「重殺戮」。就是將我們祇願以「文德昭之」的漢民族文明文化,具體地演化為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原則」。這個文明原則,應該說一直表現在我們民族自身追求發展的道路上。也許,我們並沒有完全做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但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上,主要不是靠「武打」,而是靠「教化」而得到的「廣土眾民」這樣一個事實;中華民族在其悠久的民族歷史上;主要是建武裝以自衛,卻很少以發動侵略來施行擴張的歷史行為;無不在在都表現了我們的文明成熟之早,和民族文化的成熟之深。當然,這個「深」字與儒學的關係,明眼者自然「一見便知」。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第三,我已在前面指出,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化成果輝煌。對此,我祇想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的輪廓和本相,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原來是一個搞文學的,既從事文學創作,又作文學研究,雖然水平不能說高,但也不能說完全不通。但是,我年輕時代閱讀的第一部文學史,卻是高爾基的「俄國文學史」。因為,共產黨「以俄為父」,我們也就在任何方面必須「以俄為師」和「以俄為學」了,甚至和現在那些高唱「俄羅斯是優秀民族」、「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共產式「精英」們一樣,以為俄國文學真是了不得,實在能夠作我們中國文學的楷模。但是,待我稍長,並且在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論著之後,我的看法開始發生了變化。因為無論就文學史的源遠流長而論,還是從文學作品的深刻雋永而言,哪怕就是將被人吹上了天的貴族托爾斯泰,拿來跟我們的落難作家曹雪芹比上一比,托氏也不能與曹氏一比,或者說得謙虛一點,頂多也祇是「風采各異」罷了。再後來,當我不僅懂了一點真文學,而且懂了一點真歷史,直至多少懂了一點我們民族的文化歷史之後,我才能夠對中國文學為「何能夠源遠流長,為何能夠成就輝煌,為何能夠深刻雋永」這樣一些文學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了自己的一點見解。

  什麼樣的見解呢?

  第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來就有一個自由的文化環境作它的歷史和社會基礎,特別是如前所說,由於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為止,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政教合一」的反動專制統治,哪怕是局部的和短暫的時期都沒有。因此,必須以思想自由為前提的文學創作自由,也就因為深享自由而獲得了自己創造的自由天地。這既是歐洲千年教政合一統治幾乎完全窒息了文學生命的原因,更是中國文學史之所以輝煌無比的根本緣由所在。是中國文學無論世道是盛是衰,文學家們都能夠「一唱三嘆」,或快其胸臆、或流連自傷的原因。即便是魏晉時代,司馬氏要假「名教」以攬權,阮藉、嵇康卻也能以老莊的「自然」相對抗。彼時,雖然崇尚清談的南北朝,其文學「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是,陶淵明則能以「一枝獨秀」而唱出了山光水色間的「雅好慷慨」,雖無建安文學的氣魄,卻有人生自然的品級。就不說魏晉一代雖然「艷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於北朝的「天蒼蒼、野茫茫」和南朝的「浮艷輕靡號宮體」之間,竟然是橫空一鳴地誕生了劉勰的「文心雕龍」──這樣一部曠世的文藝美學巨著,他那「明道、宗經、徵聖」的吶喊,豈但是對於魏晉一代文學發展的批評和臧否,而且為後來者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也就是號召中國文學回歸「思無邪」、「怨而不怒」和「好色而不淫」的正途,廓清了理論的通途。

  第二、中國文學的數千年發展,雖因沒有教政合一的殘酷和痛苦桎梏,而獲得了極大的創造自由,從而成果輝煌,但是,卻也因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乃是深藏著要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持高度負責任感的「儒家」思想,因此,文學的教化作用,雖然不為政權所要求、所強迫,卻成為文學家們自己所自覺擔任起來的職責。並且,他們也象儒家通人一樣,懷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修養,既在個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中,懷擁著經世致用的抱負;又在個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中,詠嘆著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認知和感慨……所以,孔子早已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魏文帝也才會說出﹕「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意思便是在告訴我們「文學與經國之志」的關係。而這個關係,便是「文學的社會功用」,便是「文學的教化作用」,便是「文學雖然是自由的文化事業」,卻也與社會文化文明的關係甚大。

  第三,雖然儒家文化要求文學應重視自己的社會功用和教化作用,然而,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不論是哪一朝和哪一代,也不論是任何一個文學家或文學理論家,都沒有象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時期,文學必須成為和祇能成為「黑暗統治的頌歌」,也不像近代德國的文藝家席勒那樣,要求文學去做「時代的傳聲筒」,更沒有象沒有美學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那樣,要求文學去「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從詩經始,雖然「上有名教」,卻又「下有人生」,從而為「人的文學」和「文學的社會真實性」,留下了偌大的地盤,從而才能夠發展著、深藏著對於「真實人生」的表現和對於「美好人生」的追求。所以,即便是魏晉時代那些被指為「平典似道德論」的文學,即便是那個為改變風氣、而希望端正文學社會影響的「唐代古文運動」,哪怕是在理學過嚴的宋代──特別是當民族鬥爭已經帶來民族存亡和國家興亡的重大危機時,中國的文人們,雖然在自己的文學堶控j烈地表達了自己欲要經世致用的政治抱負和為國為民的人生理想,他們也同樣沒有將文學納入「為政治服務」的死胡同,從而為政治而消滅文學。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家們,「有條件」將真實,也就是「真實的思想、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文學表現」當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才會被後人稱做是「周以後的詩經」;哀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才為後人稱為「詩史」;岳飛的「滿江紅」雖然是一篇愛國愛族的壯麗篇章,但是人們在吟哦它的時候,誰都會從「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詩句中,感受到文學本身的巨大感染力量。所以,即便是中國的文學,從詩經的「怨而不怒」,終於發展到了紅樓夢的「怨而大怒」,但是,文學還是文學,它既不是政治的傳聲筒,更不是「任何一家政治和任何一項政策的螺絲釘或工具」。宋以後的所謂文以載道,也主要是要求對於文學思想性的重視,而不是在強求對於政權的忠誠。否則,要是和一九四九年之後一樣,文學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為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服務,必須做無產階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甚至祇能做黨和政府的「馴服工具」,則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摟夢,還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等堪稱偉大的文學戲劇作品,也就不可能問世了。這,大概就是中國雖然為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了數千年,但是,一是儒家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質、而非政治特質沒有規定文學的政治工具性,二是中國文學從它發軔之初就極其重視它自身表現的人生真實性和社會真實性,才為我們中國的文學留下了這樣一個「雖要為社會、卻更要為人生」這樣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文學史的輝煌歷史,實非「偶然」二字可以解釋,更非所謂的「精英」們可以隨便否定。

  第四、中國文學的自由,和中國文學發展的自由,還來自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是「多教並存」的好制度。對文學而言,這個好制度之所以為好,就是因為它不僅為文學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了大好的思想自由環境,而且,為文學風格多樣化的形成和文學形式多樣化的形成,帶來了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條件。因為文學的風格和形式,常常就是品嘗文學的創造性和文學的藝術性之高低的又一個重要標準。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就因有賴於這樣一個條件,中國的文學才能從詩歌、散文、傳奇、戲曲、戲劇直至小說,都能夠成就非凡;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才會不論是命逢亂世,還是命遇治世,都有它可以發展的廣闊天空,或自由之一隅。所以,漢賦雖因大一統王朝的聲威而形成了自己鋪陳揚麗的誇張風格,漢代文學卻又因「緣事而發」而能夠產生盡情歌唱人民悲苦的樂府和古詩,從而為後世文學的發展,注入了「為世道和為人生」的活力。東漢末年直至三國之後魏晉南北朝,雖然「三曹七子」已去,「建安風力」殆盡,但是,回應司馬氏黑暗統治和南北朝之亂世的,既有「古曲橫吹」的北國胡音,也有「粉艷綺靡」南朝「宮體」;雖有「巧而碎亂」的文人「小賦」,更有清靈俊秀的山水詩文,就不說那個已經「獨成蹊逕」、還要「上下而求索」的五柳先生了。然而,正是這個亂紛紛的四百年,又為中國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形成,和中國文學之「北雄南麗」風格的融合,特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對後世文學風格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條件。其後,不論是重內容、重品位的建安風骨,還是重情采、重形式的的南朝文風,或是重義理、重思辨的玄歌禪詩,甚至是仙風道骨式的道家風采,他們都在唐以後中國文學的輝煌發展中,為中國文學發展的高峰期,做好了有心無意的鋪墊──滿身仙氣的李白,骨沉氣郁的杜甫,高雅恬適的王維,雄風四溢的王昌齡……等等,等等,無不為一部中國文學史增添了色彩斑爛的風格。至於宋以下,就更是隨著文化的普及和文學的普及,而愈來愈出現了文學風格和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從而,無文化的蒙人雖然亡了我大宋的江山,卻產生了漢文學之戲曲藝術的高峰期;而同樣是少文化的滿人雖然滅了我們的大明,但有清一代,卻將漢文學在戲劇和小說的發展,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紅樓夢的出現,實在將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學成就,推向了近代世界文學發展的顛峰地位……其後,「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於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語言、和新的社會生活基礎,短短的十數年,新文學在各個方面的非凡發展成就,足為後人景仰。要不是馬列洋教在蘇俄新沙皇帝國的槍炮聲中和俄羅斯文學的死亡聲中猖獗東來,才在中國的新文學陣營中製造出了那一個所謂的共產革命文學,以「文載共產革命之道」,復辟了已經為新文學所揚棄的落後「文以載道」思想,直至將文學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螺絲釘」,從而在其後長達五十餘年對文學的專政和專制中,造成了真文學的死亡,則中國新文學的興旺,又該當何論,也就不容一辯了!

  我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講「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第四個表現──民族意志的沉淪」了!因為,當我們在國事和文化上,瞭解了自己民族幾千年求傳承、求發展的的「心志」之後,再來看一看我們那個還處在「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之極端反動統治下的中國,再來看一看這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並且也沒有可能出現的殘暴「教政合一」政權,看一看五十餘年來中華民族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已經被阻絕、毀滅到了一個令人怎樣傷心慘目的地步,從而捫心自問﹕我們又是怎樣地在傳承著和發展著自己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和我們為自己民族及自身民族文化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究竟何在?面對這樣的咭問,我們是否祇能滿面汗顏,滿心羞愧,直至對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滿懷著「族恨與國仇」的鉅大痛苦呢?

  至于昨天那些自號是「改革派」的知識份子們,和今天又自號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們,他們直至今日都不敢徹底否定和大膽批判馬列和共產黨,甚至還在發了瘋似地繼續否定著和謾罵著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行徑,特別是他們面對著中國人民反思現代史的鉅大成就,面對著中國人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道路的重新推崇,面對著由真正的史詩「走向共和」、「孫中山」等歷史劇所大膽表現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民之「民族意志和民主意識」的轟然覺醒,居然還在變本加厲地對孫中山及其民族民主道路予以百般的詆毀和誣衊,就更祇能說明,所謂民族意識的喪失,所謂民族自尊的喪盡,所謂民族信心的破滅,所謂民族意志的沉淪,總而言之,就是所謂「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喪失」,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集他們於一身」!因為,祇有他們,才自號是當代中國的「精英」,即當代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所謂「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是也!。雖然這個「當代中國」,祇是一個「馬克思像下的中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