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人物

周祥  自傳


 

周祥自傳連載之三

 

  我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到組訓組辦公,黃組長常跑各學校,或到單位走動,很少坐辦公室。組員陳若淵,也有很多外務。在辦公室整日辦公的只有我一人。江西支團那時還是籌備處,組訓法令全缺。我草擬各種組訓法令規章,到年底已成寸厚小冊了,精印裝訂成活頁本。黃組長每日下班前一定來辦公室簽字,隨手帶來牛肉乾,分配我一些。

  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我被升爲組員,和陳若淵一樣,另來了一位由婦幹班畢業成績優異的女同志曹金英。她是一位胖女青年,口齒伶俐。她來了以後,辦公室顯得熱鬧些。我們三人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名叫瓊若軒。瓊是金英的原名,若是若淵,軒是我的別名瑞軒。雖未義結金蘭,實際名異義同。我們相約讀書寫心得並日記,又互勉每周寫篇短文;開始實行認真,漸漸因工作出勤出差,最後金英工作調動,讀書會逐漸散失。

  記得我到職才二月,即著手籌辦招考幹部工作。我經辦一切考務,考生大致分二大來源。書記胡軌是戰幹三團政治部主任,受蔣主任之托,挑選一批幹部,蔣主任親自談話。另一面是招考,其來源是助理書記彭朝鈺引來的吉安幫,其次是組訓組長引來的臨川幫,其三是幹事劉已達從泰和推薦來的三女二男共五人。所有參加考試的都經過我辦手續報名,筆試二場後放榜。這五人中有一名程偉,經敍談是南師二期同學,其他四名住小旅館,程則寄我宿舍。因我一人房間是間小教室改的,加張床位有餘,橫豎我是獨身。劉幹事薦的人一個也未取。總務組組員馬詠滄寫榜,我發現戴琦和她的女友羅賢貞、湯曉雲、我的同學程偉均名落孫山。我告訴黃組長謨熙,劉幹事推薦的人全墨。由於說客臨川桂昌宗在臨川見過戴琦,已向黃組長一再推保,黃頗有印象。經我面告榜上無名,黃可能是和好好先生,向書記陳宗瀅請示後,即寫了一張小紙條交給我。我送給馬詠滄,加在榜的末了。她們於是變成革命女幹部了。

  青幹班訓期爲三個月十二月開始,次年三月結業,再實習三個月,即爲團的正式幹部。在三個月訓練期中,每周小組會講課,我被指定爲小組指導員之一。

  支部每周舉辦周會,這是我的專責之一,多半是蔣主任親來主持,因爲工作關係,主任對我印象不壞。當時在專員公署工作三個科員級的游鯤、王志剛、韋安仁和支部的我,稱爲青年四傑。民國二十九年蔣主任也是行政專員,經常下鄉巡視,常帶韋安仁和我爲隨從人員,韋副官業務爲主,我則工作任務爲重。下鄉都是赤足草鞋,一日走百華里以上,隨地在攤販或小餐館進食。今日的蔣總統、當年的蔣專員,是非常的平民化,到贛南各縣各地巡視,決不打擾地方政府。

  有一次,蔣專員帶韋安仁。到信豐縣鄉下巡視,當晚宿在區公所,晚飯後,在他臨時休息處舉行了會議,大概九十點之間,他要我們早點休息,以便明早起趕路或工作。當夜月明如皎,我在草地上和保安大隊長商量,明日一早動身步行去游山,此山可通湖南、廣東、福建三省,是共黨遊擊活動之地。我爲蔣專員明日登山的安全而顧慮。我和吳大隊長站在坪中央,正是皓月當空,蔣專員從宿舍走出來,詢問我們爲何還不就寢。吳失言爲明日警衛問題。蔣專員說不要派任何警衛。我即暗示吳不要多言,並說隨即就寢。當時我密囑吳大隊長派三排人成爲三梯隊,第一梯隊以蔣專員的視線爲距離,二、三梯保持適當距離。黃昏蔣專員抵油山腳,飲泉水並休息。第一梯隊不知蔣專員在山腳休息,繼續前進,被他發現,不僅未見責斥,反將落伍兵士槍枝,親自代背。山頂上有一廟宇,正在修理,工人吃剩殘食,蔣專員饑餓,隨便就食。未幾槍聲大作,三排人應敵,此地區是共匪首領曾山的窩點,二三小時的對峙,互有傷亡。天未明,蔣專員即從後山下山返回贛州。假如那次不是我小心要吳大隊長派人,其後果真難以想像。此事只有韋安仁和我最清楚,現韋已作古。軍聞社長漆高儒,若干年前曾就油山遇險寫了一篇文字,說明蔣總統經國冒險犯難倒是真的,但是其中經過沒有核實。因那時漆在贛州,只知有傷患運至贛州,遇險詳情,既未親身經歷,只是以耳代目,不僅語焉不詳,且有不實之處。

  匪首曾山曾在信豐靠山區。我隨蔣專員清鄉,當發現一匪幹,圍追其後,被其逃脫。後匪僞政權成立,曾山曾一度任江西省長。倘那次被吾人捉住,曾山的個人歷史將是兩樣。從信豐回贛州,是一個月亮皎皎的夜晚。戴琦從外縣調來傷兵之友社來工作,已經有一些時日,彼此常來往,已談及婚嫁。因徐玉蘭和程京震結婚,訂在九月十五日,我們決定九月一日結婚。我們依照蔣主任的號召,戰時節約,以榮會形式婚禮。我以最新式請帖用短文表示我們的共同志趣,爲參與革命抗戰建國運動而獻身奮鬥。證婚是蔣主任挂名,正遇出巡,由主任秘書周靈筠代表並蓋蔣主任印章。我們是利用星期日,星期一照樣上班,在戰時我們沒有婚假,我們真正是爲國家而犧牲。算來這時到支團服務剛剛一年。

  快到新年的時候,一日蔣主任在專員公署辦公室約見我,要我去吉安當分團主任。我說我來支團工作,僅僅一年,我想在主任身邊工作再長些時候,再到外縣工作。他說,你不願意去,那我去好了。我知道他不高興,我隨即說主任言重了,我惟有遵命。他轉喜,而命我準備,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到吉安到差。支團部助理書記彭朝鈺,組長江海東,招待所負責人蔡希曾,吉安主任楊虞賢,一概免職去重慶。中央派來工作人員只有組訓組長黃謨熙留職。

  我于元旦日攜了新婚妻戴琦及一男勤務兵方直東去吉安到職。前任主任楊虞賢,是我同班同學,以後他參加了康澤將軍在星子辦的特訓班。我也曾參加,因家庭反對半途而廢。這次康將軍派了五位學生:彭朝鈺、江海東、楊虞賢、蔡希曾、程京曾到江西支團工作,不知犯了什麽錯誤,一夜之間被蔣主任全部解職。我到達吉安分團部時,楊已離部多日,各股長都是新派的,從幹訓班畢業,雖然新舊主任不銜接,工作仍在進行中。

  我接事之後,將附設的中正小學加以充實,學生已達千人,規模相當大。又成立國術班,防空服務隊,有一位年已七十的國醫名鄔傳鳳,其身手矯健若四十的人,除教國術外,並領導防空服務隊。他是跌打損傷中醫師,空襲傷患全由他義診治療。另又成立新生活運動服務檢查隊,實行戰時生活節約運動,雷厲風行。吉安青年會蔡智傳以前曾與蔣專員有過接觸,他對我的工作有所肯定,我並不知道,只有各機關爲戰時各種工作開會時,我覺得蔡先生對我的工作有好感。

  年終時在泰和召集全省各分團主任開檢討會時,蔣主任親口講評。他說吉安有小上海之稱,吉安分團是那媔繚t社會中的一盞明燈。我頓時覺得受寵若驚。

  吉安分團部設在原吉安師範學校原址的最後棟,中間住了些民家。他們如何住進來,我也不大清楚。因爲這是我未當主任以前的事,。我的臥房前段房子,住了二位瘦高男子及眷屬。那位年長的常常穿著舊瑪古呢軍裝,人也很帥。他的兒子曾任過我的錄事,因他的鋼板字寫得不錯。有一晚,我臥房失竊,叫了警察來看。他說我的勤務兵方直東有很大嫌疑,將他帶去,從此未回來,可是竊案未破案,想方直東是枉死了。後來我入夜特別留意小偷,有二次我在黑暗中發覺人影,追趕時總是向後牆溝地隱逸。我再三考察推理,就是那穿瑪古呢父子嫌疑最大。我因赴重慶受訓,回部時,內人戴琦又去重慶受訓。我隨後又交卸調贛州支部任組長,所以未能貫徹追究。

  可是方直東的枉死,是那時大陸特務人員的不負責任,草菅人命的行爲。我覺得,我雖未殺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事經四十五年,我感心內不安。

  王昇專員(公署視察),史朝瀛(總務組員),倪豪(分團主任),李德廉(分團主任),王蘊(支團組員),以及我(分團主任),六人赴重慶中央團部青幹班三期受訓,爲期三月,地點爲重慶復興關後馬家寺,四圍高地,中間低地,宿舍課室,操場都在低地,出校必須爬很多坡階,一如復興關。

  全班受訓人員約一百五十人,男三分之二,女三分之一,都是全國各支團調來的,也都是帶職受訓。在這三個月中,我是盡全力吸收訓練的精華,所有的活動,儘量參加,實習分團工作職位,須參加競選。我參加的結果,得高票當選,數十位女同學全體投我的票,把四川大學畢業的在四川支團工作的彭家瑞同學刺激得有點嫉妒。演講,辯論比賽,我都僥倖獲得第一名。

  結訓時,我們江西六位受訓的同學特赴南溫泉一旅舍休息,並辦了義結金蘭手續,成爲異姓兄弟。

  青幹班的全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班主任是三民主義青年團長蔣中正兼任,副主任是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兼,康負實際責任。結訓時,康召見我個別談話。他說,江西支團有少數幹部不識大體,問我有何意見。我說,蔣主任和康處長都是當今的青年導師,爲幹部的不能造成你們之間的誤會;青年團要從幹部著手形成整體的力量,才能有效對內外的敵人戰鬥,獲取勝利。康同意我的意見,並徵詢我的意見,調我去昆明西南聯大分團工作,並限立即動身。我說我返江西吉安辦了交接即來重慶轉昆明到職。返回吉安後,終以小家庭拆散,兩地分離爲苦,乃放棄去昆明帶職求學機會。

  未幾,妻戴琦奉中央令調訓,我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奉調支部第三組組長,史朝瀛第一組長,李德廉第二組組長,王升助理書記。我們三期同學負責整個支團工作。

  籌辦虎崗夏會營,調高中畢業生千名集訓,蔣主任兼營主任,蔣緯國任大隊長,王升大隊指導員,李德廉訓導組長,我是教務組長,所有中正大學,廈門大學的名教授都網羅來了。課外活動,成立了電話修理、汽車修理、電器修理、機械修理等各種小組教學,由學員自由報名參加,其他體育運動,田徑、游泳、籃球、排球、乒乓球一律齊全,各位學生吃得好,玩得夠,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好的回憶。結業的一天晚上從虎崗到贛縣城,舉行了一個不夜之天的活動,所有籌備工作均由我計劃推動,在贛縣城內舉行了一個活動叫做「萬人舞蹈」,總指揮蔣緯國,通宵達旦。從此江西流行數句諺語:商人的吉安,官僚的泰和,青年的贛州。

  江西支團原是籌備處,奉中央令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幹事成立正式支團的幹事會。一日黃昏時,蔣主任臨時召集王升、李德廉、許素玉和我到主任公館座談,由蔣夫人親做俄點享客。我們請示幹事候選人如何産生,他說我們都可做候選人,當時我們都很驚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聽得真實。我任代表大會宣傳組長,大會宣言是我寫的,記得蔣主任只改了一個字。大會向中央提出一個大案,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李德廉負責政治、軍事,我負責經濟、社會。

  全省代表大會除了選舉幹事外,還選取了出席中央代表大會代表,當選代表爲王升、許素玉、李德廉、周祥。學生代表胡美璜,他是胡家鳳之子。工人代表是大鎢礦工人王進富,只有十八歲,什麽也不懂。我們到了重慶向大會報到,江西代表孤獨地住在一棟學生宿舍。各省代表都很活躍,只有我們江西代表由蔣主任領我們跑步,到黨國元老吳稚輝住宅晉候,到蔣委員長侍從室參觀二次,所以有侍衛人員結識。以後,被委座派來贛州侍衛蔣主任時,我們已成故知了。

  後來我們聽到一點內幕消息,中央組織處長康澤,和書記長張治中意見不一,又和我們的蔣主任也不投緣,所以大會一切消息,江西代表是被封殺的。因爲我們的票是被棄置的,蔣主任對我們也沒有指示,所以一支毛筆圈選,我們只是隨意圈了幾人而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誕生是在一念匆促之間,戰後合併也是在匆促一念之間。黨團之不和,間接助長了敵人的勝利。事後痛定思痛,勝利沖暈了頭腦,是其中一大原因。

  由重慶返東南,回到了贛州,蔣主任命我當第三組組長,主管宣傳業務。屬下有一主任組員,組員三,助理三,服務員若干。有一服務員馬浜,後在香港成爲名作家,專寫歷史小說,筆名南宮博,現已作古有年。又有一服務員是一畫家,馬歇爾來中國爲戰後國共調解人,九上廬山見蔣委員長,那名服務員爲馬歇爾畫了一張人像,馬歇爾甚爲高興。

  三十二年江西支團部遷到泰和,和省政府相配合,這時蔣幹事長經國辭職,由詹純鏗繼任。我仍任第三組長,我建築青年活動中心、電影隊、平劇隊等。青年報仍在贛州發行,不過名義上受我督導,實際上等於獨立王國。我直接辦了江西青年月刊,計百餘頁;江西青年通信社,發行甲乙兩種稿,業務頗發達。每周還要爲江西民國日報寫一篇專論。年輕的時代,不知道疲勞,也不怕忙,經常不休不眠。抗戰已進入後期,蔣委員長在重慶號召青年從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我籌備江西青年從軍促進會,我任總幹事。我第一個簽名從軍,妻戴琦時任女青年班主任組員,在青年館召開群衆大會時,呼籲青年從軍。她左手戴了一顆純金戒指,因顧慮我從軍危險,右手隨意將左手金戒指,取下又戴上,結果金戒指丟了也不知道。可見她因爲從軍心理有些緊張,後來想起,實屬一個笑話。

  幾日簽名者數千人。三十三年四月,贛東上饒蓮荷,黃維將軍辦軍訓班,劉溪清奉青年軍政治主任命辦政工幹訓班,劉是主任,詹純鏗是副主任,我任輔導員。三個月第一期畢業,在江西黎川成立青年軍二0八師,師長黃珍吾,黃埔一期,政治部主任詹純鏗,我被發表第一科之長。江西支團幹部大都分發二0八師政治部。詹純鏗在蓮荷協籌幹訓第二期工作,我率部分畢業學員到黎川籌備成立政治部,一切大致就緒二個月後,詹才就任主任。全師共約一萬二千人,均爲大專中學生,閩贛各半。

  師的直屬部隊共計三千余人,初到秩序有點紛亂。每日黃昏時,由黃師長珍吾主持會報,第一團長王大鈞,第二團長王永樹,第三團長陸澄清即直屬營長,政治部由本人代表。政治部管軍風紀,在會報前我照例到直屬各營連巡視一遍,看見任何部隊士兵違紀情形,用小本當場記錄時地人事。當主席要我發言,我不顧慮各部隊長情面。各部隊長初不以爲意。每次師長要我報告,我照例將時地人事逐件報告。師長黃珍吾是黃埔一期,資格老,軍威嚴,每次會報根據我的報告作講演,各部隊長漸漸感到頭大了。各團部隊,我也抽時常去視察,三個月下來,各部隊對我的視察,特別注意。

  直屬部隊每周一晨八時,在師部前大廣場集合,首由師長黃珍吾訓話,次由本人作一周時事報告。對日抗戰後期,物資缺乏,數千人大集合,講話沒有麥克風。黃師長聲音洪亮,我報告也要提高嗓門,在土高臺上,盡力大聲叫喊,講完下來,汗將所穿上衣濕透。每周時事報告,我都作了充分準備,報告以後,從師長到士兵,反應相當良好,因此,我對國際國內時事脈絡,相當熟悉瞭解。

  黎川縣費縣長,是保定軍校前輩,和江西省主席曹浩森是同學。師長黃珍吾以黃埔一期自恃,費縣長以保定出身不買帳,兩人在師部互相拍桌吵架,僵持不下,詹主任純鏗作和事佬勸散。詹主任,黃師長分別約我談話,要我即刻準備赴江西省政府晉見省府主席曹浩森,三日撤換黎川縣長。黃師長並要我接任黎川縣長。我當時向黃師長表示,我向曹主席建議換費縣長,但我不便薦自己接任。次晨師部派來美國最新軍用小吉普車,由黎川出發,下午三時許即抵達臨時省府所在地寧都,浩公親自接待我在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很婉轉地將黃師長與費縣衝突經過,作了詳細的報告,就退出他的臨時辦公室。記得那時我穿草綠軍服,腳上穿了一雙長統馬靴,精神飽滿。浩公是保定出身,是北伐以來有名的儒將。那時他沒有兒女在身邊,見我是一位二十余歲的同鄉晚輩,加上曹周兩家世誼,視同子侄。他在門前目送我離去,走了很遠回首,他仍在門首遙望,這種長者的親情,令我畢生難忘。當日深夜返回了黎川,向詹主任黃師長復了使命。逾三日,黎川新縣長是陳鏗陽,由湖口縣調來。他是一位任了十餘年的老縣長。湖口都昌兩縣接鄰,讀書人彼此都熟。我在軍中任政治部第一科長,主管民運,和縣長接觸機會正多,一見如故。陳縣長要我把他家視如己家,公餘隨時在他家用餐,加上內人戴琦是黎川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書記,和縣政府工作,關係密切,分團主任魏運約,又是我過去下屬好友,所以我做軍中民運工作,可稱得心應手。

  二0八師政治部工作人員,大部份是三民主義青團江西支團部工作人員調來的,主要工作人員如科長、督導員、連指導員,都是經東南政工班受訓畢業的。工作人員工作精神旺盛,意志集中,求好心切,故青年軍十個師政工考績,二0八師政工績效,居然名列前矛。民國三十四年初秋,日本無條件投降未幾,二0八師奉命移福建。我奉命留守,因南昌光復,留守處移南昌。未久,曹主席發表我任南豐縣長。南豐位於寧都南城之間,是曾子固的家鄉,文物茂盛,農業富饒,尤其南豐橘,世界有名。

  八年抗戰剛勝利未久到任,民生凋蔽,百事待理。抗戰剛結束,中共叛亂又起,徵兵徵糧,仍難停止。國家整編軍隊,駐南昌近郊八十八軍叛變,經臨川、黎川、南豐、廣昌而去廣東。我習軍事,這回算是用上了。足足兩夜三天在辦公桌邊,未曾上床。桌上排著軍用地圖,左手執著電話筒與省軍事指揮部通話,右手執著電話筒向保警隊指揮作戰,繳下輕機槍、駁殼槍、步槍、手槍不少。叛軍本想進南豐縣城向商家搶劫,因戒備森嚴,繞道沿山區到廣昌。所有叛軍武器,是在南豐山區所截獲,得省方予以嘉獎。

  徵糧、購糧是當時要政之一。我到任後照例兼糧食處長,副處長張某是省糧食局派的,我未更換,繼續留用。張某個子魁偉,五十餘歲,貌似忠厚。我那時未及三十,一般傳言是「小孩子縣長」。接任約月餘,一日縣議會議長及議員多人在我辦公室公洽,張副處長親捧一大堆田糧移交清冊,趁多位客人在坐,匆忙中要我簽章會報。他一照面表示公文緊急,我即警覺他有居心。我接過一大堆清冊和公文向手邊桌上一放,口說緩些再說。退出未久,客人仍未走,他又來催促。我板起臉也說,要你急什麽,經喝退了,他不敢再來。當晚我仔細檢查各鄉存糧清冊。次日星期日,我帶衛士親自下鄉查倉,發現存糧顆粒無存,當即將管糧人員一概送縣拘押,共拘押一百餘人,限期數萬石糧歸倉,否則決不放人。張副處長嚇得面無人色。未幾,所有的糧一律歸了倉,重檢無誤後始放人。從此老油條的幹部不敢欺瞞小孩縣長了。

  一日,縣紳劉默遠來看我。他指手劃腳,半命令口吻,要我派他的胞弟爲南豐縣城琴台鎮糧庫主任。未得我同意就走了。聽說他是騎在歷屆縣長的頭上。我前任的汪縣長,對劉的話,是百依百順的。我是向來沒有這些習慣,何況青年團的幹部跟著蔣主任經國天天喊著革命。劉紳士這一招,正是革命的對象。劉默遠曾在軍閥時期任過江西省財政廳長。他的子女多受高等教育,他的女婿是英國留學生。他的家財很大,田地很多,果園甚大。聽說抗戰八年期間,他的田莊果園所用的工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年輕人。他不僅不給工資,連伙食都是工人自帶。照蔣專員經國在贛南治理的標準,有殺頭的資格。我當然沒有那個膽量去依法殺他。可是縣議會劉議長向我檢舉劉默遠有一漢奸嫌疑案擱在縣府未辦。經查果然查出,由經辦承審員研究後,呈省保安司令部請示,複示拘提送省法辦。深夜糾集警察局長詳研以後,嚴密部署,清晨將劉氏拘捕,押在警局拘留所。午間,省地政局長劉已達到,由車站迎來縣府,經過庭院時,默遠向局長鳴冤求釋。劉局長疾走而過,未予理會。次日以車押送省府。他的背景是省府民政廳長李中袞,越三日即由李廳長保出。李是江西CC的首席人,對江西三青團的人,他也無可如何。只有放放謠言,指責駡罵而已。自從頭號土劣被驅逐以後,政府威信大增,政令風行草偃。過去大街向午常見一僕在前引路,一僕手撐高大商用大涼傘在後,中間一老人慢慢走方步,招搖過市的奇景不見了。

  縣政工作,千頭萬緒,民、財、教、田糧、田賦、檢察、稅務、役政。中央、省委辦、地方自治,責集一身,權力有限。我乃採取最新辦事方式,每任委辦或自辦,一事一案一卷,凡一事開始,立案一卷,工作完畢,一卷即清理結束。故民國三十六年春天卸任,兩個月所有田糧稅務,一律結清會報,開民國以來,江西八十三縣縣政新紀錄。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黎川青年軍工作時,江西支團的同事楊玉宏,在黎川與南豐之間的南城縣任縣長。當我由黎川赴南昌時經過南城,他帶一秘書在辦移交;等我由南昌去南豐赴任,再經南城時,他一人在辦移交;等我由南豐卸任,兩個月移交清楚以後,三經南城時,他還在辦移交。他做一年縣長,辦了三年的移交。我從三十四到三十六的三個年頭的移交,僅僅兩個月,即清結前後任會報了。所以行政三聯制,分層分級負責,一事一案一卷的方法辦事,確實有良好的效果。可是當我移交會報以後,四經南城時,他一人還在那媬麮墨獢A我計算他做縣長一年,辦移交已三年矣。

  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決定合併,江西支團的幹事,變成江西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江西支團部的業務,由省執委會下新設青年運動委員會接管。我任執行委員兼青運會主任委員。那時南昌大專學校學生響應上海北平鬧學潮(所謂反饑餓運動),青運工作,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南昌的學運,算是在平安中渡過。稍後因公到南京,特別到政治大學訪問,學潮的遺迹仍在:如對蔣夫人、蔣經國先生的侮辱標語文字,很多仍殘留。足見中共地下工作,做得非常兇猛毒狠,具有麻醉青年的獨到工夫。中國共產黨走過五十年時程,昔日那種對青年的魔力,現在完全消失,共産祖國蘇聯,也給時代巨輪輾得粉碎。共產黨帶來人類極大的災害,促使全人類覺醒。中共忙著改頭換面,藉著中國文化蔽羞,尚且苟延殘喘地撐著,但是遲早要被傳統文化與時代巨輪所淘汰。

  民國三十八年新年,蔣總統宣佈下野,全國人心浮動。徐埠會戰失敗以後,共軍力圖渡江。三四月,白崇禧部隊紛紛經南昌後撤。我本供職省府新聞處副處長之職,對前方戰事消息靈通。我與同事李德廉商量後,擬將江西省各大專學生組織起來,成立遊擊總隊。因我是青運會主任委員,由我兼總隊長,準備動用保安團隊的裝備。提經省執行委員會討論,方主席兼省主任委員主持會議,對動用保安團隊裝備,不敢負責。組總隊不成,省府南移離開南昌,我也包車攜眷赴福州。王升家眷一妻二子與我同車抵福州。因事先與省銀行總經理吳仕漢洽妥,妻戴琦本在省行工作,急調福州分行。分行在福州蒼前山設有招待所,同車朋友徐貴庠一家,向玉梅女士等,均隨同住招待所。陳元同學家住福州,大概陳元設法,王升眷屬、徐貴庠一家與向玉梅先後搭便船赴臺灣。我因妻戴琦在分行工作,未急赴台。至六月福州局勢緊急,地方由薩鎮冰出任維持會,街上要衝,均裝大木柵門,人心惶惶。蔣總統侍衛張毓中從臺灣來了福州,他的太太在分行和琦相識,一見如故。張毓中在鳳山輪代購到三張大人一張小孩的票,時大雨滂沱連日,幾經艱苦,才登上了鳳山輪;無臥處,又費了二十元袁大頭銀元,水手讓了臥鋪位給我。遇颱風,船顛簸得曆害。我暈船,嘔吐不停,如得大病。好不容易挨到基隆外海停船,頭暈乃止。晨,登船頂呼吸新鮮空氣,忽有一官長走過來,向我立正敬禮。原來他是憲兵團長,數年前是憲兵連長,駐贛州。一次,蔣專員將支團部人員與軍警編成臨檢小組,我是小組長之一,剛好憲兵連長是配在我的小組。多年不見,他任憲兵團長駐上海。他由上海撤退到臺灣,我正沒有臺灣入境證。他知道後,立即送來制服和名牌,我臨時做了他的上尉書記官;一會兒登了岸,退還制服和名牌。次日赴臺北,從此未再與憲兵團長會過面,至今我懷念不已。

                                  (待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