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的

 


   

 

事件發生的背景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吹牛口號,不顧客觀經濟規律,製定了根本達不到的高指標,強迫全國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緊跟中共中央,於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要求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興辦起奴隸制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締了。農業、輕工業下滑,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誰對所謂的「三面紅旗」有半點懷疑,誰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事件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召開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連續舉辦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對當年糧食生產計劃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了熟土層,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其實,產量祇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上交以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16萬壽陽居民,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王之一居然懷疑農民瞞產私分,認為農民家裡至少隱藏著1200-1500萬斤糧食;祇要挖出這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王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官員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於是集資有了新內容: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也在可集之列了。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祇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民諺。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個公社中搞得最兇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物資,幹部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晼A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鬥人場所,組織了一支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罰有二十多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子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活活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人中,有121人被鬥,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農民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他「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個人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將一個生完孩子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到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書梁某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還是十分猖獗。被鬥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某卻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關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澤東的話說什麼這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因此,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縣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結束,經歷三個月。全縣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掠奪財產,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餓死349人,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氣氛中。

中國大陸在1959-1962年間餓死4000多萬人。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達20萬人。壽陽事件中的死亡人數,雖趕不上這些「死亡大縣」多,卻活生生地反映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樣的黑暗社會中。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這段歷史的殘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