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跨文化的傳播者


——法國學者論孫中山

 

作者Marie-Claire Bergere 

  
 

1961年美國發行的紀念
孫中山和辛亥革命郵票

著名教授丘宏達寄贈

 

 

  在追尋歷史真實的名義下,多數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持續地質疑孫中山的人格及其貢獻,強調他作爲個人的弱點,作爲思想家的缺少連貫性,以及作爲革命領導人的諸多失敗之處。爲了破壞歷史神話,他們推出了無懈可擊的研究專著,強調他們的科學和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的觀點有多麽不同。

  由此,有關孫中山的史學研究已經成爲兩種不同的歷史寫作模式衝突的重要地帶,也成爲中西學者相互隔閡的一個無盡的源泉。對孫中山的研究既被造神的努力、也被消解神話的意圖所扭曲。面對中國歷史學家的政治建構,西方學者鎖定了一個實證主義的立場, 這一立場在破除英雄崇拜的旗號下看似無懈可擊,但同時他們也受到這一方法的局限。1979年以後在中國重新興起的對孫中山的研究在西方並沒有引起反響。在西方年輕學者當中,對孫中山崇拜的拒絕導致了對因這一崇拜所産生所有分析的排斥。例如,對西方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中國沿海地區在民族主義覺醒中的作用等課題。孫中山在中國史學界之無處不在的影響,與他在西方的全面淡出形成了鮮明對照。

  毋庸置疑,現在到了結束這一矛盾現象的時候。在公式化的中國官方史學和西方專著支離破碎的視角之間,難道再沒有空間對孫中山的生活與事業進行一個全面的評估?本書正是這樣一個努力。在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社會層面的變革從事了大量研究之後, 我感到轉而研究這個通常被看作促進者、理論家和革命象徵的人是理所當然的。

  孫中山,一個成長在夏威夷和香港的廣東人,不折不扣是沿海中國的産物, 這是一個由沿海省份,海外華人社群構成的,對外國影響開放的中國。旅行,交際,以及這個農家子弟在教會學校接受的教育促使他走入現代世界,並激起了他心中的一個欲望:要在這個世界上爲中國找到一個相稱的地位和作用。

  起初,他和秘密會社聯絡,集中精力組織起義,但最終他使自己爲新興的知識分子階層接受,並且成爲民族和共和革命黨「同盟會」的領導人。1911年革命後,孫中山短暫地擔任了共和國的總統,但共和國隨即蛻化爲獨裁和無政府狀態。孫中山對中國民族命運和自身使命的信念從來不曾動搖, 他在廣東建立起基地,組織進步力量向北京軍閥奪取政權。1924年,西方國家的敵視迫使孫中山和蘇俄結盟,並從這一模式中獲取靈感,對他的黨國民黨進行了重組。

  基於這些事實,孫的讚美者爲他構造了一個完美的形象: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理論家,由狂熱的愛國熱情驅動的行動者,他完全瞭解現代化的要求,但是卻被他的 缺陷或社會經濟本身的落後所制約。

  真實的孫中山不是被他的讚美者所描述的一個固定不變的形象。通過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失敗所表現出來的孫中山幾乎是與我們同處一個時代的人:一個傳播者,一個媒體天才,他幾乎是爲噴氣式飛機,傳真機和電視的時代而生,儘管他在當時只能依賴輪船,電報和報紙。雖然17世紀末葉的法國可以稱爲「路易十四的法國,」20世紀早期的中國卻不是「孫中山的中國」,但孫本人仍爲他所處的歷史情境所規定,而他也正象徵了這一歷史情境:一個正在走向現代的中國。

變革問題,仿效西方模式問題,拒絕或是轉化傳統的問題向來都應該是通過思想文化辯論和知識分子的思考來展開。但此刻,這一過程卻是通過孫中山這個本能地抓住了他所處的時代的精神,理解時代的力量並將其轉化爲行動的人來傳播的。在清帝國將要終結的時候,他把對朝廷的仇恨變爲所有反對派的熱門議題,接下來, 20年代, 他集中於倡導反帝的民族主義,在上述兩方面都爲革命聚集了支持力量。

  他本能的天賦使得他從一開始就抓住了最根本的發展問題,雖然這些發展本身才剛剛起步。他預見到技術官僚對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危險,他強調基礎設施(交通,能源)在經濟現代化中的作用,企盼建立一種新型的外交和國際經濟合作關係,以超越或化解舊的敵意。他的這些「烏托邦」設想雖然被他的同代人譏笑,現在看來很多都是先知式的預言。

  孫中山敏銳的眼光得益於他本人在社會上長期所處的非中心的,邊緣的位置。他出生於廣東省南端,長在夏威夷,在香港受教育。直到1912年, 46歲時回國之前,他一直居住在中國以外,在日本,東南亞,美國,歐洲間旅行和活動。

  不論他走到哪裡,他都能發現中國移民,商人,學生和流亡知識分子的群體。這一相互聯繫的海外中國人群體仍然與祖國保持著多重的聯繫——家族,宗教,方言,和經濟的。這種緊密聯繫超越了疆域和民族的界限,使孫中山持續地認同儒家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同時又鼓勵他轉向現代化。他從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龐大的海外華人的網絡中從一個連接點走向另一個連接點, 這使得他既發現了世界,又沒有與中國文明隔斷。於是,他以一種世界性的觀察者的批評眼光來看待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社會,但又並非置身事外——他以一個外來者的眼光評判著中國,卻又作爲兒子來深深愛著他。

  孫中山爲了革命事業足踏遍全球。他承擔的,或者說上天賦予他的使命(對於這個基督徒來說是一回事)就是拯救他的國家。 爲了這個壯志,他獻出了他的生命,精力,和才能,但不僅是作爲理論家,組織者和將軍(雖然他也擔任過這些職務)和才能, 而是作爲一個傳播和交流者的才華。

他極大的地域流動性 賦予他的思維和性情同樣大的的靈活性。他能夠像跨越地理障礙一樣輕易地跨越文化障礙,適應各種社會和形形色色的人。一些批評家把這種靈活性和適應性看成前後不一甚至一種欺騙, 但是,孫中山最主要的力量在於他的說服力。他知道,要說服一個人,就必須用與之打交道的這個人本人的語言說話。他既擅長在傳教士的圈子堙A也能在秘密會黨的會所,各種行會和學生的文化社團從事政治活動。不論在東京,倫敦,舊金山,他都可以如同在香港,河內和新加坡一樣活躍。

  他隨時隨地地學習各種思想觀念,並隨時隨地傳播它們,孜孜不倦地向各類背景迥異的人們呼籲他的訴求。他始終在找尋合作者和同盟,試過包括中國軍閥,美國銀行家,法國軍方和日本政府在內的不同勢力。的確,這種複雜的接觸給人一種至少是雜亂無章的印象。孫中山從在西方被認爲是二流思想家---亨利·喬治,莫奡窗P威廉---的人中汲取思想, 從冒險者,外國人,理想主義者和被自己的社會排斥的極端分子中尋找著朋友。

  然而,這難道不正是那些在兩個或多個文化的邊緣活動,試圖建立某種聯繫的人們的共同命運嗎?孫中山所完美地代表著的文化中介或「跨越邊界者」階層,本來就不會出自傳統的學術和權力精英,而恰恰是從被排斥的,憑藉信念和雄心自學成材的人中間誕生。他們熟悉幾種文化,但未見得精通其中一種。孫中山在中國古代經典方面可能不如一個低級的滿清官員,但是他當他18961897年間住在倫敦的時候,他知道如何爲中國的改革事業去贏得英國公衆輿論的同情,怎樣去「促銷中國」借用今天的廣告用語。 他關於民族主義, 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見解並不比其他同時代的中國人更犀利,但是正是通過孫中山, 住在廣東,上海和北京的人們瞭解了西方的思想和制度。

  追溯孫中山的道路就是重構一個關於邊界跨越的歷史。它意味著偏離正統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陽關大道而試圖從後門走進去,接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孫中山的一些看似平凡的經歷全都充滿跨文化交流的意味。

  這個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旗幟下行將結束的二十世紀怎能不承認孫中山是它的孩子?現代中國怎能不把孫中山看作創始人?很長時間內,孫中山在中國被看作一個不幸的先驅,一個失意的空想家。作爲一個過渡人物,孫中山佔據歷史舞臺的時間仿佛僅僅是一個穿插,以等待真正的英雄人物登場。毛澤東以鐵拳和他的學說恢復了中國的主權和制度穩定,發動了經濟現代化運動。但是,不論毛澤東的百年誕辰慶典多麽熱鬧,人們的觀點終將改變,隨著21世紀「大中華」的崛起, 共産主義的實踐終將不過變成孫中山所預言的革命和現代化的一個過渡期而已。

 

譯者註:

  本文是法國當代最負盛名的中國歷史學家Marie-Claire Bergere 女士出版於1994年的專著《孫中山》的引論。譯者根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8年英譯本轉譯,有適當刪節。標題爲譯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