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大論戰文章之八﹕

辛灝年先生

      “必然”四面楚歌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  陸 耘

 

  辛明先生的文章「辛灝年為何陷入四面楚歌?」,被「民主論壇」發表並立即張貼於許多網站,重又引起了筆者持續多年的思考,這就是海外中國民主人士的處境以及如何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

  中國民主人士,雖然各人信仰的意識形態也有不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特別是近現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也有著不同的見解,但都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反對派(筆者不認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同時會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和尊嚴,為了使國家長期健康發展,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專制獨裁統治。我們懷著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許多人為此不斷奮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然而,中共專制獨裁者們,卻視中國民主人士為其最大敵人,給予殘酷打擊和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人士,也受到中共及其黨羽的攻擊。因為中共歷來視政權為其生命,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當中共認為其獨裁統治收到威脅時,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中共殘酷鎮壓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後,在其內部文件中闡述鎮壓的合理性時,就提到,如不採取嚴厲手段鎮壓,「國家就要亡了」。我們都知道,一九八九年席捲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祇是要求懲治腐敗,和提出了有限度的新聞自由及民主要求,不會造成任何「國家就要亡了」的局面。但中共卻認為,當他們嚴厲「排斥任何社會力量」的獨裁控制受到挑戰時,他們「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他們不認為,除了共產黨的利益外,還有國家利益存在,(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存在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因而,也不認為存在著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利益)。或者,他們不願意在共產黨的利益之外,考慮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因此,當符合「黨的利益」時,他們可以和侵略者合作,可以任命漢奸為副總理,也可以支持分裂國家的組織和個人。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中共有時可以容忍各種反中國的,分裂國家的言行。但是,對中國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卻一定是嚴厲地加以鎮壓。

  中國民主人士來到海外,本應得到理念基本相同的中國國民黨的支持。事實上,在蔣經國總統主政時代,中國民主人士曾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無條件支持和幫助。祇是在李登輝主政以後,臺灣島內台獨勢力膨脹,李登輝政府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自外於大陸人民,將大陸民主人士視為搜集情報和推行台獨政策的工具。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海外的中國民運不僅在組織上不斷分裂,而且在理念上發生巨大分歧。一部分人由於思想的糊塗,更多的是由於利益的關係,他們或對「獨」派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或逐漸成為「獨」派的馬前卒。更多的民主人士則同「獨」派劃清界限,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而「獨」派對中國民運的利用,深深打擊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從另一側面,與中共遙相呼應,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打擊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敗壞中國民主人士的聲譽。需要指出的是,成為「獨」派工具的人,他們已經拋棄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已經不是“中國的民主人士”了。但他們打著使他們自己具有利用價值的中國民運的旗號,才得到「獨」派政府的支持,才獲取了中國民主人士所沒有的資源。因而,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內會頗具聲勢。這些「獨」派人士,為了獨佔“中國民運”的海外舞臺,處處打擊中國民主人士,直至和中共從不同的方向,圍剿著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

  這就是為什麼堅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王炳章先生,為何在海外處處受到打擊和排斥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原因。因為他堅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不願做敵視中國之政治勢力的工具,當然會受到來自中共專制獨裁統治者和各種「獨」派勢力近乎圍剿的攻擊。筆者曾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不同的人談到王炳章先生的種種缺點和「錯事」,但那一件都沒有那些受「獨」派勢力雇傭的「民運人士」做的壞事那麼壞,但為什麼他們倒沒有受到圍攻呢?答案是明顯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辛灝年先生和他的《誰是新中國》會受到某些「民運人士」排斥和攻擊的原因。辛先生懷著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拋棄了中共的專制統治。辛先生懷著對歷史的虔敬,要恢復中華民國歷史的真相。辛先生懷著對故國人民的關愛,不贊成台獨,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健康發展的道路。正像辛先生所說如果你今天在海外祇想為我們自己祖國的人民,我們自己這個可愛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盡一份心,你祇想為中國大陸十幾億沒有講話權力的人民講幾句話,那就會「四面楚歌」。在海外由某些所謂「民運人士」舉行的「研討會」上,某些些打著「民運」旗號的網站雜誌上,充斥著批判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和文章。他們歪曲歷史,為旨在分裂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地方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製造輿論。在有些「民運」「研討會」上,大部分時間用來論證「分裂中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祇要講中國統一,就是大逆不道,就受攻擊。這些「民運人士」正在做著近百年來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情,這就是削弱和分裂進而打垮中國。祇是要說明的是,辛先生這堜珓的「民運人士」,是那些打著民運旗號的,已成為「獨」派工具的人,而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卻會同辛先生這樣深明大義的學者一起,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還有些朋友,認為祇能對共產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講人民對共產黨的反抗。對這些朋友,我們祇能說,並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和平地解決。人民的民主利益,有時比表面的和平更為重要。

  那麼,辛灝年先生是否由於肯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肯定了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并在同共產黨的「新中國」比較後,得出由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就在海外面臨著「四面楚歌」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們知道,中共對一九四九之前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進行了長期妖魔化的攻擊,而這些宣傳許多都是顛倒黑白的。我們不能奢望那些已經接受中共宣傳的人,很快能贊同辛先生的說法。我們相信,歷史終歸會恢復其本來面目。近二十年來,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具有了同辛先生相同的認識。極端台獨勢力為了「走出中國」,處處敵視和醜化中國,當然要醜化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因此,他們的說法,不足為據。倒是一些十分正派的人士,對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的認識,是否仍然在受著共產黨和極端台獨勢力的影響呢?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連年戰亂,國家怎能進行正常的民主發展,作為合法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到處組織農民和士兵暴動,那個政府能夠容忍?中日戰爭十幾年,半個中國淪陷,國家祇能全力抗戰,無暇它顧,但就是在抗戰剛剛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政府即根據自己在戰時的承諾,制定了民主的憲法。祇是後來由於內戰,憲法無法實行。一九四九後,退據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竊據大陸的中共“時刻都要解放臺灣”等到威脅和島內社會主義台獨勢力的裡應外合,自然沒有可能立即回歸憲政。

  當我們討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進程,以如今西方國家長期形成的,在國家安定時期實行的民主憲政制度的標準去衡量中華民國的歷史。因此,有些朋友對中華民國這段歷史的責難,是否是太嚴苛了些?聯繫到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也有新聞管制;九一一後,在紐約街頭發表同情恐怖分子言論者,也被判坐牢。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過度責難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專制國家,要看其立國基礎和其領導人在可能的情況下,是否願意推進和實行民主憲政。有些朋友也承認,在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確實進行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之逐步轉化的努力。但正是由於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中,使這種努力無法進行下去。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認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會轉化為一個有健全民主自由制度的中國。應當承認,即使在美國,國家利益,民間秩序和民權自由之間,有時也存在著矛盾。九一一後,即有一種理論在美國大行其道,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證民間秩序,一個公民無法行使其自由的權利。美國司法部對「國內恐怖主義」的定義甚至包括對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布什等保守派人士顯然認為為了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可以犧牲部分民權。當然,美國有些自由派人士反對這樣做。但是,這正說明,在美國這樣既有民主傳統,又繁榮安定的國家,也有限制民權的時候。有些朋友也許像自由派人士那樣,認為這不符合自由的原則,但,這就是政治的現實。

  為了中國的健康發展,我們需要借鑑歐美的主流思想。人權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利益,是歐美各國的立國基礎和政府行事準則,不可偏廢。

  蔣介石先生是民族英雄,這一點毫無疑義。一些朋友所說的,「民族英雄在保衛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犯、資源不被掠奪的同時,還要儘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還要把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為自己的骨肉同胞。」從而賦予民族英雄以太多的民主主義的理想色彩。祇要在對外戰爭中,特別是對外反侵略戰爭中,領導國家和人民,同外敵戰鬥(即使沒有獲得勝利),就都是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們雖是失敗者,雖然更談不上是深富民主主義的精神,但我們中國人,卻世世代代都稱他們為民族英雄。

  比較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狀況,中共的「新中國」就是在馬列旗號下所實行的專制復辟。所以,它是舊中國。中華民國,從她立國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數千年家天下的皇權後,就把她立國的根本理論和基礎建立在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的),主權在民(全體國民)的法律意識形態之下,相對於幾千年專制的舊中國,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也許,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相比,那時的中華民國,還遠不完美,還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標準。所以,我們也才希望,朋友們能同我們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使中國能在未來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民主。

                    2003年9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