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一﹕

中共第一號戰犯

民族英雄蔣介石


    香港        

 

編按﹕由大陸旅居香港的著名專欄作家、歷史學者胡志偉先生的新著《且以真偽衡人品,莫以成敗論英雄》已由香港夏斐爾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對毛澤東欽點的一百零八名「戰犯」的故事,作了可靠和翔實的記述。其中,特別是對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及其作為中共的「第一號戰犯」,有著十分中肯的評價,所引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現將該部份摘錄下來,以參加已經開始的本刊大論戰﹕「蔣介石是否民族英雄、是否獨裁者?」

  胡先生新書的其它部份,我們將會摘要刊載,以饗讀者。

 

  一九四八年底毛澤東親自圈定四十三戰犯名單,在翌年初的和談中,自始至終堅持懲辦戰犯,且一步不讓,而第一號戰犯,就是蔣介石。

  誠然,蔣介石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發生的那場悲劇的主角——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但是,作為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經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捍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元首」(註一)(《誰是新中國》第  ,他將永遠銘記在子孫萬代的良知與心靈之中。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通過蔣提出的戡平共匪叛亂令,指斥中共「擁兵割據,擾害地方,武力叛國」。四七年八月廿二日蔣發表談話:「戡亂乃抗戰之延長,本質上為民族戰爭。」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日就任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蔣函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美國直接指揮國軍作戰。十一月廿九日蔣與熊式輝商請麥克阿瑟來華指導國軍作戰。自毛澤東開出戰犯名單、提出八項和平條件後,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氏宣佈引退,稱「祇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翌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執行總統職權一九五四、六○、六六、七二年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三、四、五次會議上當選連任第二至五任總統;在國民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均連續當選國民黨總裁,還兼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防研究院和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等職。初到臺灣時,他猶雄心勃勃規劃「三年準備五年反攻」,但因美國政府掣肘,始終壯志未酬。一九五八年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這個公報實際上是逼蔣公開宣佈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飢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蔣氏迫於美方壓力失去了兩次最佳反攻機會。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時,他獨自嘆息「打回大陸是不可能了」蔣公前生戎馬倥總,飽經憂患,忍辱負重,風雨如晦。在他生命的最後廿五年,沒有共產黨作亂,沒有跋扈軍閥叛變,沒有職業學生搗亂,沒有惡性通貨膨脹,沒有外敵入侵肆虐,他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慈雲亭度過了安適的晚年。但在公開場合仍呼籲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國府退出聯合國後,七二年元旦蔣氏發表告全國軍民書,鄭重宣示「與共匪勢不兩立,絕無任何妥協餘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八十八歲。遺囑曰:「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四月十六日啟靈時,路祭民眾逾三百萬,靈襯暫厝於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行館。參加喪禮的有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等廿七國一百四十二名政要。

  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曰:「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註2)

  另一位旅美史學教授黎東方也說:蔣公是一代英雄,能夠對日本侵略者抗戰到底,憑這一點已是千古不朽」,但「他不該屈服於美國壓力,不向日本索取賠償。日本殺了我們如此多的軍人與平民,毀了如此多的家園與財產,怎可不要日本賠!倘若蔣公拒絕美國扶植日本,中國政府便有錢撫卹戰死者與被殘殺者的家屬,醫治我們的傷兵,幫助退伍軍人就業,幫助失掉家園與財產者重建家園重奠經濟基礎。那麼中國人民何至於在飽嚐對日抗戰之苦後,又遭受了內戰與四人幫的災難?」(註3)

  誠哉斯言!世界級的文學大師林語堂在其享譽國際文壇的名著《吾土吾民》(註4)中,對蔣介石作了以下評論:「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他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工於心計、雄心勃勃,并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期待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針對中共攻訐蔣氏「消極抗日」,這位國際上第一流的作家秉承知識份子的良知指出:「()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蔣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長達五六年,以便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憤懣情緒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他一直等待到自己確信有各派領袖的廣泛支持,知道在與日本作戰的同時,背後不會遭到暗算(按:當時南方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均與日本有所勾結,西南軍閥龍雲也處心積慮同日方媾和) ……南京淪陷後,在漢口的中央政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按:指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等人)已經准備去講和,祇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他對蔣介石的抗日功勛作出了以下結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應形勢的」。

  以大歷史觀點(即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看歷史)馳名國際史學界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教授在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註5)一文指出﹕「即使早年對蔣介石作出十分嚴厲批評的美國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對《新聞週刊》記者承認,他過低估計了蔣介石遇到的困難,那就是「動員五百萬的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係社會既成因素所併合出來的一種產物。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使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八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一九三七年中國之對日抗戰不僅物質條件欠缺,而且組織能力也不夠。縣以下是無數村落間的小單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之外,縣以上應有的現代機構一般都不存在。民間既如是,軍隊與官衙的行動與運轉必受其影響。所以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派黃郛和何應欽與日本交涉,總是提倡忍辱負重。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慎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死時確極慘烈)。他的目的是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并且終於拖成一個國際戰事,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敘及」。對於蔣為外人所詬病的遙控部隊、越級指揮,黃仁宇教授認為係「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在很多將領心目中,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於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祇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權?於是蔣介石祇能強調人身政治。就是他的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祇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祇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種作風的表現」。

  至於蔣對張學良和孫立人兩案的處理,黃仁宇教授認為絕非小器量與意存報復。「這一點,歷史上已留下多則例證,有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又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權威和特務系統,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請史茶會道別,并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并非個人恩怨,這一切皆見於《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所整理出的《史迪威文件》。蔣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勛章,又將雷多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都被史迪威引以為榮」。近幾年,到奉化蔣介石溪口故居朝拜的遊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萬人,而去年毛澤東韶山故居參訪者祇有前述數字的十份之一。國共紛爭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國人的子孫後代各自以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對蔣公擁戴與懷念的一票

  大陸學者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說:「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祇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鏟除共產邪惡勢力的偉大人物,祇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并誤會至今」。(註6)

  無可否認,蔣介石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他是凡人,而非聖人。他的一生所犯的最大過錯莫過於那阿Q式的「以德報怨」。他反對盟國瓜分日本,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絲毫沒有博得日本朝野人士對戰爭罪行的懺悔。相反,東京靖國神社的香火日盛。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同蔣一起在西安事變蒙難的機要室主任、密碼室主任(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電報以及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飛太平洋的電報,後者導致美空軍擊落山本座機)毛慶祥,對蔣公有以下評價:「蔣在西安事變前效法德意獨裁政治,做事有魄力,有決斷,執行命令一致。事變以後性情與行動都有變化,對中共又恐懼又感激,內心有很大的矛盾。他怕部下反他,所以對官員貪污、違抗命令者,不敢懲辦,結果政治、經濟、軍事都出了毛病。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共不可能佔領中國,朝鮮和東南亞也不會赤化而威脅到世界和平。」(註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