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革命之路

選載

 

編者按本刊曾選載過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的部份章節。現在,為配合對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宣傳,本刊將連續選載該書的有關章節,以使我們的讀者能夠從這本書裡,看到王炳章博士的心和國人的心是怎樣一起跳動著的……

 

  六十七問你主張民主運動以什麽樣的手段達成目標?用和平演進呢,還是革命?

  答: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問題。我的答案有兩點。其一,我們希望以和平演進的手段達成中國民主化的目標,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終專制社會以什麽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不取決於或者說不主要取決於我們,而主要取決於執政者的態度,取決於執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採取什麽樣的回應。綜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社會的邁進可能沿著兩個不同的軌迹進行。一個是演進,一個是革命。演進,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規模的革命和流血衝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國。英國原來是一個國王專制的國家,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王室作了讓步,先把權力轉移給了貴族;然後,在人民的壓力下,貴族又作了讓步,被迫把權力完全轉移給了平民(下議院)。結果,皆大歡喜——王室保留了,貴族院(上議院)也保留了。其間,雖然也有流血衝突,但畢竟沒有發生法國那樣狂風暴雨式的大革命。法國進入民主時代,則經歷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會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讓步,拼命抵擋,觸發了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近年,也有正反實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彈壓民主運動,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後塵。臨近的匈牙利共產黨,則順乎潮流,進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瀑發。海峽的對岸臺灣,蔣經國從訓政走向了民主政治,開啓了歷史新的一頁。不遠的菲律賓,馬可斯死不讓步,被人民趕走,客死異鄉。這些例子說明,執政者對人民要求的回應,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模式。讓步式的良性回應,建立了良性循環。社會沿著演進的軌迹前進。反之,執政者執迷不悟,對人民的要求惡性回應,嚴重鎮壓,則導致惡性循環,早晚觸發暴動,社會沿著革命的軌迹發展。美國前司法部長甘乃迪曾說,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戰爭的最佳辦法。有句話說,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時候爆發的。意思是講,革命發生與否,並不主要取決於主觀的人爲策劃,主要是看有沒有發生革命的客觀社會條件。而革命的條件,住住以是執政者倒行逆施創造出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演進性發展,對人民,對執政者本身,都有好處,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福祉。革命性發展,執政者的下場可能會極爲悲慘。值得提出的是,現在,有個別知識份子提出,要「告別革命」,要當一名」「改良派」。這種宣稱,有著邏輯上的混亂。因爲,要推動社會的進步,一般有兩條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當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到的,只有掌權者才能作出改良。政治改革,說穿了,就是執政者將剝奪自公民的權利還給人民,如辦報紙、辦刊物的權利,選舉的權利,結社組黨的權利等。普通知識分子手中無權,怎麽「放權」給人民,「怎麽實施改革方案」,頂多可以做「改良」的呼籲者而已。反之,「革命」確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確切一點說,是公民的一種天賦人權。當執政者不進行「改良」時,剩下唯一推動社會前進的途徑,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們希望社會以演進的軌迹邁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執政者如何回應、能否放權、能否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作爲民運的積極參與者,要做好兩手準備——既呼籲「改革」、推動演進,但也不能放棄革命、更不能反對革命。當革命大潮來臨時,要敢於迎接革命,並將革命引向正確的軌道。

 

  六十八問:你確信民主運動一定成功嗎?好像在什麽地方,你提過民運的雙贏前途?

  答:我已說過,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堅信,民主運動一定會獲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中共的下臺。這一信念並非建立在盲目樂觀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築在共產黨政權一個一個崩潰的事實基礎上。就是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之前,我都持這種樂觀的看法。讓我來分析一下。這埵釣漹籪禲C第一條路:演變之路。如果共產黨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決定開放民主選舉,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鬥爭活動的空間。按照中共的法律,縣、市區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先實行直接民選。前幾年,中共開放無非政權的村直選,結果百分之四十七的村長由非共產黨員當選。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基層已經變天。一旦開放縣級和市區級選舉,肯定民主人士將大有斬獲。鄉鎮、縣市爲基層政權機構,有公安局和武裝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權後,將是什麽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會一瀉千里,中共就會不得不開放更高層次的選舉。漸漸地,民主人士將掌控政局,最終在全國建立民主政體。第二條路:革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權,殘酷鎮壓人民。政權繼續腐爛,終將觸發革命。在革命到來時,由於民主人士作好了準備,將出面收拾殘局。你看,兩條道路,真正的民運人士是雙贏的架勢。我爲什麽對民運沒有信心?

 

  六十九問:很多人擔心,革命將造成社會的巨大損失,不可爲之。你的意見如何?

  答:剛才說明,革命,不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該來就來的問題,是執政者創造不創造革命條件的問題。既然擔心革命的損失,就有必要通過各種途徑,奉勸執政者:聰明一點吧!讓步還不算太晚。至於革命比演進造成更大損失的假設,也未必正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裝部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頑固不化的執政者,宣佈實行大選,勢必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這種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的社會損失最小的行動。實例也證明,革命行動未必造成巨大的社會損失。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斯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損失?如果羅慕斯將軍不採取果斷措施,派飛機向總統府扔下一顆炸彈,馬可斯可能負隅頑抗,派他的衛隊向人民開槍,反而會造成損失更大的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爭,也未必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八九學運,學生們並未有革命的念頭,但共產黨機槍坦克的血腥屠殺,給人民、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假如當時策動部隊嘩變,把老頑固們抓起來;或者,革命群衆武裝起來,佔領電視臺,佔領廣播電臺,佔領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佔領中南海,一場大屠殺或許可以避免。據說,當時確有想嘩變而支持趙紫陽和學生的軍官,但中共黨內改良派的猶豫錯失了良機。

 

  七十問:有人擔心,用革命換來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革命會不會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這種擔心,是對歷史不瞭解的緣故,是因果絕對論。革命不見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結果。古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近有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革命,人家建成的並不是專制政體。反過來,用和平手段獲得的政權,也不一定是民主政體。希特勒是怎麽上臺的?馬可斯是怎麽上臺的?他們並沒有採用革命手段,他們上臺靠的是選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無比殘暴的政權。結論已很明確:手段與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關鍵是運動領導者的素質和運動領導者的目的。

 

  七十一問:體制內的改良與體制外的革命有什麽關係?可否相互轉化?

  答:這個問題已在六十二問中基本上作了交代。還可以再明確一些,補充一些。首先,體制內改良和體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時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權內、政權外容易理解。進入中共的政權之內,做幕僚,或者做官,再進行改革,叫政權內;在政權之外,以平民身份,從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事業,稱政權外。體制,不一定指政權體制。法律體制、經濟體制,都叫體制。一般而言,討論社會變革時,體制內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內活動,稱爲改良,或叫合法鬥爭,並非特指進入政權體制之內去做幕僚或當官。體制外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外運作,稱爲不合法鬥爭,或稱革命。

  爲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我們暫時借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表達方式,並作出如下定義:凡絕對排斥革命,主張承認現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範圍之內活動,或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運作,稱之爲體制內改良或簡稱爲合法的鬥爭:凡是根本不承認中共的既定法律,或因策略之考慮而暫時利用中共的法律抗爭,但同時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稱之爲體制外革命,或簡稱爲不合法的鬥爭。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時增加了定義上的困難。如中共憲法中規定有結社和言論的自由,組織民運團體似乎屬於體制內的運作。但它在憲法中又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關鍵條款,民運團體拒絕服從它的領導,等於否定了它的憲法根本。從這一點說,組建民運團體基本上屬於體制外的活動。有時,體制內和體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交叉,兩者也是可能相互轉化的。六十二問中,朱嘉明的例子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從政權內轉化爲政權外。臺灣許信良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又從體制外回到體制內的例子。許氏曾爲國民黨員,任國民黨的桃園縣長,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美麗島事件後,被國民黨通輯,流亡海外。其後組建臺灣革命黨,致力於武裝暴動,成了徹頭徹尾的體制外。臺灣開放組黨後,許氏放棄革命,返回臺灣,在憲法內從事選舉,又進入了體制內。策略是靈活的,應視條件而調整。體制外的民運,不排除體制內即合法的鬥爭,或者說,這是策略上的運用。同時,做好革命的各種準備工作,條件成熟時,如可以進行最高權力的公開選舉時,可轉化爲完全合法的運作。主張完全合法鬥爭的體制內人士,也不應一味排斥「非法」的體制外運作,因爲,體制外的活動在革命未有爆發時,可以逼迫當權者作出讓步,給合法鬥爭擴大空間。如果絕對反對體制外,當革命形勢來臨時,合法鬥爭派可能成爲反對革命的急先鋒,甚至作出破壞革命的不智舉措,就像辛亥革命前後的保皇黨一樣。有些例外值得說明——我們將民運人士派遣到中共內部;或者,中共政權內有人秘密地參加民運團體;再者,中共內部之人士雖未在組織上參加民運團體,但在思想上參加了民運,並從事與革命類似的活動,都應算是體制外。

 

  七十二問:你闡明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關係。還有一個問題,在民主運動中,有激進派,有溫和派,如何相處呢?

  答:首先說明,體制外的革命派並非激進派,體制內的改良派也不見得是溫和派。我被看作是體制外革命派的人,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張要溫和,不是冒進。同時,我也不會僵化地固守體制外的路線。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開放了,以致可以組織反對黨,可以進行國家最高職務的競選,那我會放棄體制外的路線。可以看出,體制外、體制內,指的是政治路線;激進、溫和,指的是態度的策略。不可否認,體制外的革命分子一般都是比較激進的。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過程中,各種派別都會賣力地表演,這屬於正常現象,不足爲怪。猶如一個光譜,五顔六色。也像一隊樂隊,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爲如此,樂隊聽起來才悅耳。變革中的社會,是一個立體的大工程,各種角色都有其作用。民運隊伍中,不同意見、不同路線、不同策略的爭論,更是家常便飯。我歷來主張,體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擠體制內的一派,體制內也不要看不慣體制外;激進派和溫和派也要和平相處,你幹你的,我幹我的,發揮角色互補的作用。如同一個樂隊,哪能唱一個單一的調子?知名的北京政治反對派人士徐文立,在接受作家安琪的專訪中,明確指出:「在一個政治生態的環境當中,不應該只有一種單一的方式,不應該由於我們堅持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這樣一個政治路線,而輕易地去否決別人的做法,因爲政治生態當中需要多種形式,才能産生應有效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沒用王炳章和其他先生的一些做法,我們這種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難以存在,或者難以體現出它應有的價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進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溫和改革派。在徐文立二次被捕前,我們時有溝通,就重大事情交換意見,並商議合作方式。我們並沒用互相排斥的感覺,反而有合作互補的感覺。不幸的是,民運隊伍中兩派的爭論時有發生。一般的規律是,溫和派、體制內的改良派看不慣激進派和革命派,然後,激進派起而反擊。這也難怪,體制外一派,不排除體制內的運作,所以對他們是容忍的。猶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體制內的一派,由於在他們的計劃中沒有體制外的運作,常常認爲體制外的做法過於激進,擔心會破壞體制內一派的所謂戰略部署。在任何一個運動中,溫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進派,這好像是個規律。大家記得,八九民運時,有幾個工人用油漆潑了天安門毛澤東的掛像。當時,屬於激進之舉。是誰把這幾個工人向公安局報告,以致使之被捕的?是溫和派的學生。因爲溫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頭上。但是,溫和派因此被記功了嗎?最後倖免於難了嗎?沒有!因此,各個派別千萬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據說,當年使那幾個工人入獄的學生,在「六四」屠殺之後好像十分後悔。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