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

超前思維

理性精神

和經濟思想

兼說革命家的理性與經濟頭腦

中國大陸留學生、歷史學博士後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語中國自古就有「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的思想。孫中山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人。中共由其專制本性所決定,從自私、狹隘、愚蠢、無能的角度出發,認為孫中山重視經濟規律是什麽「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相反,孫中山先生的最大失誤――「聯俄容共」,卻被中共美化爲「高瞻遠矚」。     曉黑先生的文章,立論持平,說理清楚,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本刊主編按語中共在二十年代就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過時了,所以,他們要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結果祇將一個又一個「史無前例」的災難,帶給了我們的大陸人民,至今難能解脫;而今,一些要搞民主的人士又說三民主義過時了,其原因,是因為他們「祇知馬列,不知孫文」,或者乾脆是「祇認馬列,不認孫文」。所以,中國的那個「當代民主運動」,至今也不知「出口」究竟何在……

然而,三民主義究竟有沒有過時? 它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意義?中國留學美國的歷史學博士曉黑先生的文章,顯然可以告訴你一些端倪。

       

  中國國內史學界很長時間內甚至一直有一種幼稚的傾向,即誇大孫中山的失敗和中共對他的「幫助」,把聯俄,聯共策略看成唯一的陽關大道。的確,孫中山先生遭遇過很多的失敗,但是他在這一過程中所發展起來的思想理念,比如對民主制度的篤信,對發展民族經濟的赤誠,是一以貫之的。另外,人們在談論國共兩黨早期領袖時,也通常集中在政治活動一面,而忽略他們的經濟思想。事實上,經濟思想極大地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迥異的政治選擇。儘管在當時險惡的內外社會政治環境中,孫中山先生的理念在激進的共產黨人眼中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然而,從今天的觀點看來。孫中山的理性精神是中國革命者中少有也非常超前的。

  以最爲核心的,也是中共最爲驕傲的土地問題來看,孫中山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中共主張土地改革,看似沒有區別,其實不論在出發點,手段還是最終效果上,兩者都不一樣。中共主張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有推翻幾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在於進行革命煽動,追求一種農民翻身的,誇張的,狂歡節似的效果,從而用土地作誘餌,換取農民的忠誠。並用階級鬥爭學說,把同屬國家公民的土地所有者階層劃入另冊進行殘酷的報復,侮辱和損害。一旦革命成功之後,很快就用集體化的方法,把土地集中到國家手中,要邁向「共産主義」了。且不說這個過程對於農民階層的欺騙性和殘忍性,從經濟觀點來看,是一種完全爲追求政治效果,忽視經濟規律的蠻幹,其後果早已路人皆知。

  與此相對,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一方面也要結束不合理的封建土地佔有制,一方面則是從經濟學的理性思維出發,認爲改變土地的過度集中狀態,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孫中山認爲,中國資本主義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富有階層不斷將資本投入土地買賣和佔有中。資本被束縛在土地上,不能被投放到工商業領域,國家的經濟形態則始終處於農業社會的水準。爲中共所痛恨的「國民黨右派」胡漢民也明確指出,一旦平均地權,資本家就會放棄土地佔有而投資於機器工業,由此而來的經濟發展將是不可避免的。土地與資本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在美國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的著作中也有體現,直到今天,仍在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課上討論,被認爲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滯後的一個有效解釋。基於這一認識,孫中山認爲應當首先由國家下令減少地租,令地主的經濟收益縮減,這樣佔有土地的吸引力就會變小,資本可能轉而投向實業,同時核定地價,在地價核定後將來的增值部分由國家抽稅。因爲土地增值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地主個人的努力,在孫中山看來,應當成爲全民的財富。國民政府遷到臺灣後,主持土地改革的陳誠也正是這一經濟思想的服膺者。在臺灣,整個土地再分配過程通過政府向地主贖買,再轉賣給農民的和平方式解決了。如同孫中山預測的那樣,從1950年到1955年,22% 的農業資本流向非農業部門,有效地促進了臺灣工商業的發展。這樣,土地問題成爲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它的解決依靠政策和法律,根本不需要宣傳,煽動,仇恨和暴力。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大陸內外交困,的的確確沒有條件實行平均地權的思想,這一點,不論蔣介石還是陳誠在退守臺灣後也都沒有否認。

  再看反帝。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中共在這方面很積極,但是把反帝改造成爲一套革命煽動話語,並沒有耐心以理性的態度區分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侵略和經濟上的全球化趨勢,看不到後者積極的一面,而是一味地狂熱攻擊「帝國主義經濟侵略。」 建國後,其極左思潮甚至完全抗拒任何國外資本,執意要「自力更生」。甚至80年代初設立保稅區的改革動議都還要冒一定政治風險。其實,假如中共能早點務實,利用外資發展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又何至於因提供不出工作機會把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去農村呢?現在的中國大陸,不也正是一面反對「國際反華勢力,」一面持續吸引外資嗎?

  孫中山先生終其一生,都堅信國際貿易關係就其本質來講並不具有剝削性質,只要實現政治平等,經濟剝削就變得不可能。政治上對帝國主義的反對並沒有必要擴展到經濟上的閉關主義。胡漢民也同樣認爲中國應當歡迎外國投資,積極利用先進工業國的剩餘資本和技術轉讓及外國專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總體經濟戰略看,孫中山主張由系統地提升農業地位,改善農業技術,發展基礎設施,實施大衆教育,利用中國人口衆多的特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引進外資並同時對幼稚民族工業實行關稅保護。同時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和國有資本結合起來,既鼓勵民族資本發展,又對重要産業進行國家控制,實行混合型經濟,以保證大多數民衆的利益。這些思想都是非常務實而卓有成效的。臺灣的經濟發展基本沿襲這一思路進行。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在事實上也是這種經濟思想的體現,因爲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思想已經成爲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熟悉的語彙了。如果中國大陸的改革沒有系統地研究孫中山的思想,而是自行摸索出一套規律,那麽其中的不約而同更加能夠證明孫中山思想的理性與前瞻性。

  爲什麽中共在政治上如此「高明」,而又在經濟上又顯得弱智呢?從早期中共歷史分析可以看出,中共黨內並沒有多少經過嚴謹的科學訓練,具有經濟學常識和理性的人,但絕不缺少熱情的宣傳鼓動家。這和學醫出身,遊歷歐美日本,兼具鼓動家的熱情和自然科學者的理性的孫中山完全不同。中共的創始人中,李大釗曾經是一個激進知識分子,起初主張英美式議會民主,覺得孫中山的反袁革命是在胡鬧。1 後期又轉向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應該看到,李大釗首先是一個熱情的民主主義者,在對英美民主産生懷疑後,認爲蘇俄制度才是一種高形態的真正的民主。李大釗爲蘇聯的制度辯解說,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暫時的,只是最終自由的一個過渡期。當然他沒有機會看見無產階級在蘇聯專政了70年,直到最後垮臺,人民都沒有享有過一天他所憧憬的自由。一套5卷本的李大釗文集中,他寫下了大量的國際政治評論,一些詩歌,甚至於「論自殺」這樣的文章,但是幾乎沒有一篇討論經濟問題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即使有,也是闡釋一點粗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他同時還認爲馬克思的經濟(生産力)決定論與階級鬥爭之間存在內在矛盾。他對「勞工階級」 的誇大的情緒化崇拜----中國知識分子向來不缺少這種情感在孫中山那堿O看不到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中明確地否認無產階級的決定作用,而認爲社會發展是各個階層合作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更多是一種追求最新人類思想成果的文人的熱情。

  另一位中共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原本已準備長征的,因其患肺病組織上沒有同意。(參見《瞿秋白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7頁)後來有人將此說成是無情的抛棄,甚至算到周恩來頭上,或許不實,但瞿確實很快落到蔣介石手中並被處決畢竟是事實。這位中共的早期領導人臨死前在爭議頗廣的自述「多餘的話」中,竟完全懷疑自己革命經歷的價值,認爲自己在黨內的經歷不過是「一場惡夢。」是在「扮演角色。」 他認爲自己原本是個「十足」的少爺,從小沒有煮過一次飯,完全是一個頹廢的,脆弱的寄生蟲。(同上,145頁)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僅僅來源於嚮往一個「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 而階級鬥爭則令他感到「有趣。」  他承認,「資本論―――我就根本沒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147頁)

  非常明顯,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大都是一些帶有浪漫氣質的文人,他們熱情奔放,豪情萬丈,熱衷於絕對的社會平等,盲目熱衷於狂熱的革命運動,但最終卻又陷入了絕對的殘酷鬥爭的漩渦和邏輯悖論。在狂飆突進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對於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們傾向於從政治和思想的角度認識,而恰恰缺少一種冷靜,理性,經濟學的精神。他們中極少人願意和能夠用現代經濟學和國家發展的戰略眼光來分析中國的國內形勢和國際關係。和孫中山不同,共產黨人絕對不會相信經濟的發展本身會帶來社會各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將階級鬥爭的合法性從根本上動搖。他們認爲只有打倒和推翻才是出路。在批判妥協性的時候,中共忽略了一個它自身最終也難以超越的規律──現代政治本身就是一種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妥協的藝術,而不能夠是古時代一言九鼎的暴君體制。於是,革命和破壞本身成爲被異化爲目的,這種狂歡節心態由毛澤東推倒及至,結果是一場災難。其實,孫中山並非先知先覺,他只是多了一點理性思考,知道疾風驟雨替代不了經濟規律。重要的是,理性正是中國歷次社會改造中最缺少的。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理智在戰勝之前,總是要先被狂熱摔上幾個跟斗,白白付出一些鮮血和人命。

2003 421日,紐約

1 見《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 本文關於孫中山,胡漢民經濟思想的論述,見A. James Gregor with Maria Hsia Chang and Andrew B. Zimmerman,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