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人 專欄

周祥自傳(連載之二)

  北方蘆溝事變,上海已經人心惶惶。我和謝樹楠同學一起考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都獲得錄取。八月下旬,我們同赴無錫入院。我被分在天井邊一小房間,僅有一張木板床,朝天井方向是兩塊木板間隔,中間空隙很窄,秋天又熱又涼。在那小室住了一個多月,忽然大燒大熱生了病,不省人事;而放在床底下箱內的一百元現大洋,也不翼而飛了。謝同學用黃包車把我送入了美以美醫院,單獨一房,二十四時有看護守候,餵飲料,把屎尿,無微不至。好像沒有費什麼錢。這次住院是我平生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最美好。雖是以後在漢口進過軍醫院,以及數年前在紐約進過碧文醫院,平均每日近千美元,不僅沒有那麼美好的印象,簡直惡劣之極。也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心美好,人道精神高昂。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顯然人道精神衰退,其要因之一。外加共產主義思想漫延,仇恨心理受到鼓勵,人類悲哀的命運,漸漸降臨。我大陸十多億同胞,過著牛馬生活,即可概見。

  醫生告訴我是傷寒病,我的頭髮幾乎全落了。年輕的護士小姐,人人對我都好,也許知道我是一個大學生。有一次,病雖稍減但尚不能起床,因床頭邊是玻璃,那時已經由蘆溝事變,演變為上海八.一三事變。日本飛機瘋狂轟炸,無錫等於上海近郊,飛機低飛經過醫院上空,激烈空氣撞激玻璃的碎裂聲,使我驚叫。二位年輕護士小姐不顧自身的危險,以身掩護我。這種神聖的護理精神,使我終生難忘。於今已足足五十年,我仍記憶猶新。

  謝同學又來接我退院返校,病雖痊愈,但健康未復,身體軟弱,步履維艱。返院仍臥床休息,未能上課。但上海戰事失利,每日空襲,學校也未按時開課。大概是民國二十六年陽曆十一月,學校宣佈停課遷校。據說敵軍離無錫不遠,不知道是學校還是同學,僱好一條槎板船,祇有一個平面艙位,約可裝五十來人,男女同學混同,前半都是男同學,後半全是女同學。我被安排在同學的最後一排,艙的寬度恰好二人抵腳橫臥,我正和女同學為鄰。船由無錫入太湖,過太湖需行數日夜,女同學晚上睡相很野,常在熟睡中抱住我,而男同學都不敢亂動。那時男女同相處一艙,男女同學都很理智,從未鬧過風流事件。船到蕪湖市以後,各自東西。我和謝同學轉船經九江抵星子縣,康澤將軍在星子縣城內設了特訓班。楊虞賢同學先自上海抵星子,勸我和謝同學入班受訓。我入了班,大約一星期,時近年關,星子離我家不遠,父母派專人來,不準我再受軍訓,囑咐我立即退訓回家過年。父母命難違,回家後,自感前途茫茫。每日獨自一人自家步行至堯公祠堂內貴賓室自修,中間還一段山路,上下午二次,晚上不敢一人獨行。

  過了舊曆年,我和新民聯手去南昌求出路。抵南昌寓“都昌同鄉會”,本已人滿,因我任過同鄉會理事,執行對我特別優待,將天井頭的小房讓出給我一人單住,新民則住入中進大房與多人同室。無事時逛書店,買了些大學政經參考書籍,暇時自修。一日,同鄉先輩來同鄉會,彼此並不認識。他自動到我臥室訪問,見我桌上翻開的書本,是吳世瑞編著的經濟學原理。他一翻,即說這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已經落伍,不要去看。他不知道我是復興社一份子。他一張嘴,我就知道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所說的話,我雖未正面抗辯,但我心中頗以為不屑。以後他常常到同鄉會來。他總是想方法和我接近,說陜北延安如何如何的好,青年人的前途希望在陜北。我和新民住在同鄉會已數月了,真感到前途茫茫,在南昌求半個小學教員,都不可能。快斷炊了,總不能再向家中要錢。陜北抗大招生。新民原來的工專校址,駐了新四軍的辦事處,為陜北抗大招生。很多失業青年向那裡走,我和新民也探頭探腦進去了。幾個女職員和我倆分別談話,填了表格。事先和新民商妥,如要填表簽名用假名,當時就通知,我們二人都錄取了。但我們都沒有去。

  記得是民國二十七年陽曆三月下旬,在東湖邊電桿柱上看見一張招生廣告,是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第一期招生,分初中、高中、大學三組,受訓半年,實習三月,即正式分發工作。新民和我都很高興,他考高中組,我考大學組,經過筆試和口試,都取了。是四月下旬,我們在南昌牛行火車站集合,上的火車是裝戰馬的貨車箱,沒有坐位,車箱有很多乾馬糞。初上時大家都立著,在途中經過幾次日本敵機空襲,上下躲機,車行慢如蟲行,站得兩腳發麻,不管地板是馬糞污泥,席地而坐,那種精疲力竭後的舒適,就非語言可以形容了。

  黃昏以後,抵達九江,未幾轉乘長輪,為避免敵機空襲,趁夜向武漢進發,次晨抵武昌,進駐右旗。這是前清滿州兵的軍營,一字形十二棟營房,一棟正好容納一連官兵。第一棟是第一中隊,是大學生隊;第二棟是第二中隊,是高中生;第三隊以下是初中及社會青年。總稱第二總隊,計一千四百四十人。

  團長是蔣委員長中正親兼,副團長陳誠將軍,教育長是桂永清將軍,第二總隊長是留德的彭將軍,一中隊長是中央軍校第十期畢業生,排班長一律由桂教育長的教導隊調來,都是德籍軍事顧問訓練出來的。新民編在第二中隊,一、二中隊營房相連,出操時朝夕可以相見。早操和下午操練時,常看見新民雙手頂槍,兩足半分彎,受違紀處分。我為他可恥,他倒覺好笑。八個月新兵生活下來,在操場或課堂,我從未受過任何處分;相反我得過幾次特別假,一人過渡到溪口去游玩。隊上的伙食,是由隊員中臨時輪流去溪口採購的。有些人乘買菜時得點油水。輪到我買菜時,我不僅不揩油,反而貼錢袁大頭一元。因為我們受訓時,每人每月尚有十二銀元零用金。他們抽菸喝酒,我沒有任何嗜好,無處用錢。我貼一元菜錢,大家伙食顯得特好,所以隊長嘉獎,放我的特別假。在軍中放特別假,是一種很大的榮譽。

  訓練將結束時,舉行軍事演習。我被任為演習團長,在武昌有名的黃鶴樓後面的蛇山演習。我扮演團長指揮作戰,還真像那麼一回事。沒想到八年以後,我任南豐縣長時,遇上南昌郊區戰後駐軍叛變,經臨川黎川過南豐境。我用縣保安大隊軍兵截擊,在辦公桌上展開軍用地圖,右手接南昌長途電話,左手用電話指揮保安大隊官兵如何埋伏截擊。激戰二日二夜,繳下輕機槍駁殼槍多支,叛軍經過南豐投廣而去。這二日二夜的實戰,可以說是當初的演習經驗發揮了效用。

  戰幹團第一期受訓完畢,被分發到中央軍事委員會戰時服務總隊工作,離武昌,赴漢口勵志社報到。勵志社的宿舍如同觀光旅館,伙食營養衛生。所謂訓練,是戰地傷患救護訓練,及戰地交通指揮實習。僅僅二週即畢業。

  一日,傳達兵說外面有人要找我。我正奇怪,漢口沒有親友,何人要會我呢!到大門口一探,是一位紳士模樣的人找我。他說這裡不方便談話,要我請假外出敘談。辦了請半日假的手續,隨他到一大餐館特別房間,叫了一桌菜。我以為還有他客,結果祇有賓主二人食用這桌宴席。當時心中好笑,這位紳士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他頻頻勸我食菜,而自己連箸都未舉。他在飲泣,似乎很傷心。他說我的五姐在景德鎮經營瓷器生意,自其喪夫後即與他相好。他說五姐日前去世,在臨終前曾有信給他,說她有一位最好的弟弟在武漢受訓,要他務必要找到我,給我零用錢。我說公家發我的零用錢,衣食住行都是公家供給,請不要為我擔心。他那麼傷心,我當時倒是沒有哭。原因是國難當頭,抗敵觀念高昂,無暇計及家人生死。臨別,他苦苦塞給了我二十塊銀元。後來,我經常將這錢束在腰間,紳士的輕泣,亡姐的音容,好像便圍繞在我的身邊,直到現在。

  結訓後,我們十來位同學被分發到南潯前線服務,派我為小組長。因為事隔四十八年,經過兩次大戰亂,無數次的遷涉流浪,找不到任何過去的片紙隻字,僅憑腦海記憶,很多事已經模糊不清,連九位同學的名字也不記得了。首先,我們從漢口繞湖南到南昌,宿南昌勵志社,約數日休息,每日躲避空襲。小型燒夷彈的爆炸,常在頭前腳後不遠的地方,雖然驚險萬狀,但是我們同仇敵愾的心志,更加堅決。嗣開赴南潯前線,我們晝伏夜動,指揮戰地交通,救助傷患。前線槍炮聲震耳欲聾。我們利用田野收割後的稻草堆,搭了小小的草屋,以稻草作床墊,大家蜷伏草堆中,時遇數日雨天,草墊底下全是水,但空襲減少,我們反覺稍為安逸。草屋外冒雨炊飯,大鍋菜,吃得津津有味。

  戰事節節敗退,由前線退到南昌,南昌又告急。我們各小組在南昌集合,編為中隊,向湖南進發。路過株州,是江西和湖南交界地,露宿車站,遙見長沙大火,推知湘北戰爭正急。我們由株州乘火車去衡陽,抵途中一金門小站。該地僅一小屋車站,四圍三面童山,一面林山。我和新民正在車站探聽行車消息,忽傳空襲。我跳奔站旁山凹,忽聞猛烈爆炸聲。離我腳後尺許的勤務兵,腹部落進一彈片,哭號哀叫,好不容易把他移到附近村落,翌日即死去。我們已饑餓了二日,清晨看見小販從童山頂向我們車站走來。新民和我,還有很多不認識的人都向小販走去,在童山下坪相遇。大家圍做一團,更圍住了那一桶熟雞蛋,於是,竟由搶購變成搶奪。我在數圍人圈以外,小販被圍在人圈中。我想我不慣於搶購,祇有望販興嘆。新民個子特高,高過一般人的頭。他的手又長,在人圈的外面,一雙手越過人頭抓起四個雞蛋,分了兩個給我,他自食兩個。三日來的饑餓,算是得了一點補償。火車尚無開發的動靜,我和新民在童山上巡走,忽然找到一個窩地,堆了很多麻袋,麻袋的顏色和黃泥土顏色一樣,所以還看不清,地上散了一些白米和綠豆。又找到了一個破瓦罐,附近也找到了水,白米和綠豆加點水,掘地生火而煮,不一會豆米飯熟了,新民和我飽食了一頓。不久車也開動了,向衡陽進發。走了一日又因故障停車了,我們下車找食物。離車站不遠有一個大村莊,據說叫萬戶。車站地高,村莊地低,高處一望,這村壯大而茂盛。我們隨便找民家覓食,青年女孩都不規避,出而接待我們這些丘八。俗話說無湘不成軍。自曾國藩倡導好男要當兵,湖南民情和我們家鄉江西,截然兩樣。我們這些年青的丘八,不僅飽餐飯食,許多年青貌美的女孩接待我們,也使我們飽餐秀色。

  最後終於抵達了衡陽。衡陽是湖南省有名的城市,有名的五嶽之一衡山,就在衡陽市不遠的郊外。我們被安排在營房,雖然整日無事,但不能個人自由活動。等候康澤將軍個別談話。我躺在二樓的地板上,一夜忽得一夢,我母病重,結果從夢中哭醒。

  終於等到康將軍召見,談了幾分鐘,告訴我將到江西工作。次日接到通知,令我和新民到江西樟樹鎮第五補訓處報到。我們倆馬不停蹄地到了樟樹縣郊區第五補訓處政治部,報到後,我被派為中尉連指導員。連排長均為行伍出身,士兵均為文盲。第一件事,我代官兵寫家書;第二件事,我在營房庭院用石頭圍了十個小型圓沙盤,操餘用沙盤教士兵識字,連排長也自動參加。三個月下來,不僅士兵稱我為先生,而連排長也不稱我為指導員而改稱先生了。因為我是學師範出身,對教學有方法。團督導員及部視察員對我的表現加以肯定,團部更令各連指導員到我連觀摩,這時我頗出了些小風頭。時近民國二十七年舊曆年關,新民和我請了一月假,回鄉省親。

  母親真的生了病。我回了家,她高興,病就自然好了。穿了長統馬靴,掛了橫皮帶,帶了蔣委員長送的小配劍,很神氣地回了家。這個年過得很甜蜜,不像去年那麼徬徨。今年已是國家的幹部了。新年天天下雨,漸漸煩惱起來。決定不管天氣如何,約了新民正月十六一定動身返回樟樹工作崗位。

  民國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那日天晴,三哥為我擔行李,送我去都昌縣城。祇走了一半,聽到家鄉槍炮聲不絕,日本鬼子從星子縣渡河進佔我周家十村了。回頭家園,欲哭無淚。三哥抵縣,即日間道回家。我和新民在城內連遇空襲,向西門城奔逃,小燃燒彈在我身前身後如雨下。後出西門渡河,守城門衛兵阻止小船渡河,親眼看見滿船老百姓,一個一個中彈倒向河裡。我和新民算是幸運,連逃數劫。

  因為我曾在縣府服務,借了一條船直放南昌,新民沾了我的光而同行。抵南昌即轉樟樹鎮回職。未幾,日本鬼子攻打南昌,吃緊。我們第五補訓處官兵,奉令退遷吉安。沒有交通工具。我們行軍時正春雨綿綿,冒雨行軍,苦中無樂。沿途遇到由前線退下的同學,有說有笑,一見如故,行軍的辛苦轉變為散步聊天。青春的可貴,就在於能克服一切的艱苦。途中遇到一輛卡車,貨上可以載人。我一揮手,車即停下,男女同學,即刻攀援而上,有些身手欠敏捷的,祇好落伍了。

  抵吉安市,我找了一間尚清潔的旅館,單人房也頗寬大。記得當時旅館客飯,一人一餐一角,菜飯可口。有八九位女同學,跟我同車到我們旅館歇腳,即歇腳而不住在旅館。她們另有女同學隊部,所以到我房內走走,吃飯由我請客。女同學中有幾位湖南的,都健壯強悍,其中有一位湖北溪口的,據說她父親是郵政局長。她姓楊,屬美麗嬌小型。還有一位是陜西人,高瘦型,頗溫弱。抗戰時的棉沙襪最不堅固了,穿一會就穿洞了。女同學吃了我的飯,大家爭著為我洗襪補襪。那位陜西女同學,似乎特別有點暗示,每日從縣府附近的隊部走到我寓所,包辦了我的破襪子。我對所有來往十來位女同學一視同仁。抗戰能夠堅持到最後勝利,我們這一代青年算是有些汗馬功勞了。

  第五補訓處已遷至吉安鄉下,步行約二十華里。我退掉旅社房間,清理了欠賬,攜了半肩行李到鄉下報到。一日黃昏,我們三五同學同事,正在鄉下散步,忽聞風琴聲,大家循琴聲走到一座頗大規模的磚材建築物,戶外草地花木,環境清幽。因沒有圍晼A我們穿過花木走近琴聲窗戶,彈琴者是一年輕女士。她受驚動,我們都穿了軍服,戴了軍帽,一律和尚頭。我們四五位同行人,她都覺得陌生。當我叫她一聲朱小姐朱同學時,她眼睛一亮,隨即認出我是周同學。其他幾位同伴,見我和她認識,故意散開並竊笑。女孩子敏感,更加顯得害羞。朱小姐是我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時,有些同班上課。她的作文成績甚佳。在校時祇是曾一起和同學們到吳淞野餐過,上課時點點頭,並無密切交往。不過她和楊同學交往較多。她看見我們穿上丘八衣服,加上光頭,寒暄一會就分手了。

  政治部直屬成立四個學兵隊,調我為隊指導員。隊上派了兩個勤務兵給我,而我又帶了四姐的次子跟隨我。記得過年的時候四姐來看母親,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當我臨動身前,母親鄭重地說:“你母親我,原出生在傅家,後隨你外祖母帶到趙家長大,趙家的外公待我如己出,為了感激趙家,所以你四姐才嫁給趙家表哥。表哥早故,餘下二子,大子孝順留在家中,次子較頑皮,就在身邊加以管教,算是你替母親報答趙家。”我無法抗拒,祇好將十二三歲的外甥帶在身邊,暫充勤務兵,也有一份口糧。暇時教他讀書識字。我對自己這一份工作,並不感興趣。這時,我想起在武昌受訓時,中央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我是第一批一千名入團者之一。宣誓入團,由蔣委員長兼團長親自監誓訓話。於是,我寫信給中央團部要求調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工作,同時也寫信給桂教育長請調工作。桂教育長復信較快,介紹我到臨川師管區師部工作。一日,請假去臨川師管區師部所在地南城,步行到吉安車站,無班車可乘,加之身邊也缺川資,就找到一輛郵件卡車,上面沒有乘客坐位,祇能坐在郵包上。車上已坐了好幾位,我就自行登車。站長周某人是個破嗓子,大叫要我下車。我緘默不理,他就破口大罵。我仍是相應不理,車終於發動了,輾轉到了南城。我到師部一看,死氣沉沉,比補訓處還不如學兵隊,祇好隨即返回吉安的工作崗位。未幾,奉到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陳誠介紹信,是給江西支團蔣主任經國的信。另有一位姓易的同學也得到介紹信,我倆相約同請假,同去贛州。吉安去贛州,每日有公路班車,一日行程即到。到達當時,即刻安排在青年招待所食宿。有位女職員名徐玉蘭和我同席用飯。她年輕美麗,也好像很神氣。我祇是看在眼裡,既未表示任何意見,也未和她談話,祇是每餐默默吃飯,吃完了就走。

  首先由助理書記彭朝鈺個別談話。在我自吉安動身赴贛州之前,我同班同學楊虞賢正任吉安分團主任。我去看他,他堅留我任他的組訓股長。我心想,你楊同學雖著了先鞭,你在學校成績落後我很多,我怎能做你的部屬,堅辭之。他乃介紹我給彭,說我在學校成績比他好,又是復興社同志。彭聽聞過一些復興社的事。我說,在江西省立南師及上海大夏大學求學時,我和楊虞賢是同班同學。彭對我的印象似乎頗佳。他徵詢我願否到外縣去服務。我堅決表示願留支部學習。逾日,蔣主任經國約面談。他和彭的談話完全不同。彭注重我學歷思想背景,蔣則注重我對青年團的意見,及對時局的看法。我經過戰時幹部訓練團八個月的嚴格訓練,對中共的禍國,及對日抗戰是為國家民族救亡圖存的意義,頗有更深的認識,再稍加發揮,寫成報告,蔣主任似表滿意。次日,派我為支部組訓組助理員。組訓組工作人員連我在內共三人。組長臨川黃謨熙,組員臨川陳若淵,以及我這個助理員。這就是這樣開始在經國先生身邊工作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