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下)

王友琴

  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趙一炳,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在抗戰時期曾經為在中國幫助抗戰的美國人作過翻譯,戰後到聯合國在上海的辦公室作過短暫工作,在“肅反”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不予處理”。作為一個遠離政治的生物學學者,他在文革中又遭到“鬥爭”和關押。

  就在1955年,高等學校裡建立了“糧食定量供應評議委員會”,開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一方面,這是因為糧食缺乏;另一方面,國家對每一個人的控制,隨著糧食定量供應也達到新的高度。不僅在職業方面高度控制,而且在食品方面高度控制。本來,在社會中,一個人還可能有餘錢支付另一個人的生活費,支持那個人的生活;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錢,也沒有糧票來撫養別人。通過糧票發放,個人更多被束縛於他的單位和居住地的戶籍管理。想要離開這種束縛,祇有餓死。要想生存,必須緊緊靠攏和服從這個制度和權力中心。

  托洛茨基曾經批評斯大林把“不勞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法則變成了“不服從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裡引用了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在1952年的大學裡也是一樣。更具體地說,是“不檢討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從分配者不得食”。在對個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密程度。

  1956年一直被當作“知識分子”最好的一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對知識分子“要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改善了對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當然,物質待遇的提高,也會引起相應的其他方面待遇的提高。不過,在5月的北京大學的“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在馬寅初校長致開幕辭後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篇是馮友蘭的《對過去哲學史工作的自我批判》,另一篇題為《批判馮友蘭先生過去的哲學思想》。馮友蘭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從論文題目可以看出,沒有發生建設性的學術發展,依然是延續了數年之久的調子,“自我批判”和“批判”。

  通過上述的個人遭遇,以及在集中領導下“運動”以同一規範在各學校進行的情況,就能理解為什麼潘光旦會用兩個S,“屈服”和“投降”,來形容他的經歷。第三個S是活命。這三個S之間的這種聯繫,是事實,也更令人震動:祇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須投降和屈服。實際上,如果一個政權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包括經濟和職業的資源,如果由政權來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普通人就祇有“屈服”和“投降”,沒有別的活路,不是祇有“知識分子”才如此。

  3,“戴帽子”和“摘帽子”的年代:“反右派運動”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潘光旦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前,就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遭受的是被迫“交代”和“檢討”。“反右派運動”在社會懲戒機制方面造成的一個創造性的變化,是權力當局以言論為罪名,把社會中的一大批人“戴上帽子”,並進行各種懲罰。

  文革後中共中央宣佈的數字,有55萬人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 學者丁抒先生在《陽謀》一書中認為有100萬人。中共中央當時的政策明確規定,工人農民中間不劃“右派份子”,對工人中間有“右派言論”的人,劃為“反社會主義份子”。懲罰是同樣無理而殘酷的,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名稱。因為這樣,所以,被劃成“右派份子”的這上百萬人,大多是專業技術人員和受過教育的人,即所謂“知識分子”。

  “右派份子”中,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還有相當部分被送去“勞教”和“勞改”。中國是一個不發達國家,缺乏專業技術人員。從已經缺乏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教育工作者中間,抓出很大的一個比例,來作為“右派份子”進行迫害,這樣作,不但是對這些人及其家庭的迫害,也是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極大損害。這樣的做法是十足的害國主義。

  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這篇文章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間傳閱。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裡,提出要抓“右派”,人數比例可以達百分之十。7月9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再次講到教授副教授中有百分之十的右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24,441)。後來,他果然按照這樣的比例劃定“右派份子”。在強權壓迫之下,沒有人能質疑這種把上百萬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並且加以嚴厲懲罰的做法。

  據說潘光旦在“反右派運動”中沒有說什麼,也沒有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提意見”。有人說他是“揭了蓋子都不跳”的人。顯然,潘光旦經歷了這以前的一系列“運動”,已經非常謹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學院仍然被劃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吳文藻教授和費孝通教授也被劃成“右派份子”。吳和費都是在西方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學者,由於“院系調整”而來到民族學院。他們先是專業被取消,然後又被一網打盡變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敵人”。

  吳文藻的妻子是在“五四時期”出現的作家冰心。她進燕京大學讀書,後來到美國留學。吳文藻與她在去美國的輪船上相識。冰心在美國留學時寫了《給小讀者》。她那真誠清麗的文字打動過無數大小讀者的心。1957年,冰心的丈夫被劃成“右派份子”,她的兒子被劃成“右派份子”,她的弟弟也被劃成“右派份子”。

  筆者訪問過一位老教師。她在文革中和冰心一起到過中央民族學院在湖北潛江的“五七幹校”。她們曾經在一起收過麥子,相當熟悉。冰心曾經非常難過地告訴她說,他們家人除了她,都被劃成‘右派份子’”。冰心的文章,終其一生,總是保持她早年的清雅風格,內容也幾乎不觸及生活或人性的陰暗面。但這祇是她心裡的傷痛和煩惱被深深掩飾起來罷了。如果她生前有機會開口談論,也會說出真實感受如潘光旦吧。

  “右派份子”被分成六類,受到不同等級的懲罰。這種不同等級的懲罰,保證了懲罰的順利推行。因為人們祇好接受處罰,以免被送到地獄的更低一層。為了保自己,一些“右派份子”也揭發別人。《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份子”的認罪書,還刊載了他們的互相揭發。這種做法有力地分解了“右派份子”,也從道德上徹底摧垮了他們。他們不但遭到降職降薪以至“勞教”“勞改”的處罰,而且失去了體面和榮譽。在社會生活中,體面和榮譽,是維護道德的方式。

  “反右派運動”以被劃成“右派份子”者的檢討認罪結束,沒有人抗議把人劃成“右派份子”這件事本身,更沒有人指出這一行動的非法性。這是“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屈服和投降。比起前面的“政治運動”,“反右”在迫害人的規模和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比起文革,這一次不算最可悲。因為這一次,就算是上了“陽謀”的當,多多少少,他們還說出了自己的一點點看法。以後,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們,都不是因為他們對“革命”有所非議,而是革命主動出擊收拾了他們。

  “反右”以後,“知識分子”的地位變壞了一大步。北京大學的化學教授傅鷹(上文提及),在1952年曾經被當作“思想改造”的模範,還在北京大學的大會上作為先進典型發言。在1957年,他被定為“中右”份子。意思是以他為標準,比他“右”的人就都劃為“右派份子”。到了文革,他遭到“鬥爭”並且被關進了北大的“黑幫大院”。傅鷹教授的例子很典型。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因為一批一批的人被一個一個“運動”打垮,存活者也一步一步滑向右邊的“階級敵人”位置,都離滅亡不遠了。

  “反右派運動”之後,1958年開始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

  那些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知識分子作了什麼呢?曾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的導彈專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錢學森後來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再次以“中國力學學會會長”名義發表同樣的意見,說糧食畝產可以達到3.9萬斤。他還說,作物生長密集,可由流體力學解決通風問題。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中稻畝產13萬斤,比錢學森的設想又加了兩倍多,不過倒也還遵循了錢學森的計算,沒有高出一畝地上能得到的太陽能的總數。 

  錢學森的文章今天讀來是個笑話。但是放在歷史的背景上看,沒有人能笑得出來。多年以來,錢學森因為參與軍事工業,他受到的待遇一直比其他知識分子要好得多。但是在這樣的文章裡,能看到的,就是科學也要向強權投降,常識向邪說屈服。 

  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主張在中國節制人口的主張,也在那時遭到激烈攻擊。馬寅初,1882-1982,1906年到美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1914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大學教授和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馬在1940年代的公開演講中嚴厲攻擊過蔣介石政府,遭短期監禁,因此被稱讚為反蔣英雄。他在1950年被中共政權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科學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48)說,1951年9月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由毛澤東周恩來發起的運動,恐怕不能歸給馬寅初。但是他在那時候確實非常配合也非常積極。上文寫到1952年他如何給朱光潛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多番檢討。1955年7月,在全國性“肅反運動”中,他主持召開行政工作會議,討論在北大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問題”。從1950年以來,馬一直是一系列“運動”的“動力”而非“對象”。但是,他很快也墮入了他曾組織批判過的教授們的處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組織的圍攻。中共黨報發表文章攻擊馬寅初的理論,北京大學也貼出了大量大字報攻擊馬寅初,連他的住宅──北京大學“燕南園”36號也貼滿了大字報。馬曾經說過,中國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藝生活,生孩子太多。這樣的事實描述,被挑撥性地指控為“誣衊勞動人民”。1960年3月31日,教育部長楊秀峰到北大傳達了國務院3月28日會議決定:接受馬寅初校長辭職的要求,同時任命當時的北大中共黨委書記陸平為北大校長。在馬去職之後,中國的大學校長由教授學者來當的時代就結束了。

  馬寅初搬出北大。當局給了他北京東城區東總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個胡同裡有一些舊時代留下的大住宅。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經有進入馬寅初家的人說:“馬家大極了,房間一個接一個,走來走去,好像進了迷宮。”(《世界日報》2001年8月1日,D15,“二伯也住東總布胡同”,作者沈寧)。“迷宮”一說,可能祇是這位當時全家祇有兩間小屋住的目擊者的主觀感覺。馬寅初的房子也許沒有大到這種程度;但與當時其他學者和普通百姓擁擠簡陋的住房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應該是事實。

  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後,並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論的勝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沒有作過四十年代曾經作過的對當政者言辭激烈的抗議。文革中他遭到紅衛兵的抄家和毒打。據說,他以氣功調節身體,忍耐了紅衛兵的折磨而活下來。他忍耐而沒有抗議,應該是由於他知道時代已經不同了,和他從前在國民黨政府時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樣了。現實的情況是,如果他說什麼抗議的話,沒有一家媒體會加以報道;如果他被捕進監獄,他會像1955年被捕的胡風那樣,被判處長期徒刑,從社會中完全失蹤,或者甚至被紅衛兵當眾打死。不會有別人站出來替他說話,更不可能被大眾認為是“英雄”。

  和趨炎附勢投機轉向的人相比,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種反抗;但是,他畢竟閉上了嘴巴,沒有繼續再說任何批評的話。閉嘴也是一種屈服。有人說,他反對過國民黨政府,那未必是因為他勇敢;主要是因為那個政府不那麼殘忍,或者當時不可能作到那麼殘忍。沒有人反抗的時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時代殘酷的。

  這個說法看似嚴厲批評了馬寅初這樣的人,但是也可以當作對他的辯護;否則就令人懷疑他的原則是什麼以及有無原則的問題。是空前的殘忍阻擋了他作第二次反對強權的行動,而不是他輕易就放棄了反抗的權利和力量。

  糧食畝產量,人口增長數字,從“知識”的角度說,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東西。之所以畝產可以萬斤,節育不準實行,這不但是“知識分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識”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當用數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斷然否決,其他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就更無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豐富的人。1922年,他寫了關於中國女性自戀的心理分析的書《馮小青》。這本書是中國學者用弗洛伊德理論來研究中國人心理和傳統文學的開始。這本書很薄,但是相當富於創意。後來他研究“優生學”,翻譯註釋過《性心理學》。他的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實,這些研究雖然不能馬上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是顯然能幫助中國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的質量。

  成為“右派份子”,潘光旦不能再寫作和發表。當時有明確“規定”,“戴帽子”的“右派份子”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連數學書都如此。他不能發表自己的思想,於是開始作翻譯。他的英文和中文修養都非常好。他開始翻譯達爾文的一部經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壽文幫助他一起翻譯。這部大型譯作在文革開始前,已經基本完工。

  1958年之後,發生了大饑餓。那些被送去“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們,高強度勞動加上饑寒交迫,相當多的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運,還留在學院裡,沒有被送到北大荒勞動。他的兩個女兒在北京大學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權的人物。潘光旦的一個女兒在1958年生頭胎孩子。產婦需要吃雞蛋,國營商店沒有雞蛋。他的女婿在海澱從一個農民手裡買到一小籃雞蛋,還沒有回到家,雞蛋就被“執法人員”沒收了;因為北京不允許有“自由市場”,不許農民出售他們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這樣,產婦要吃雞蛋成為非法。

  到1960年,饑餓越來越嚴重。大學裡很多人因為營養不良而得了浮腫病,學校不得不停止體育課,讓學生下課以後就到宿舍躺下以節省熱量。農民是糧食的生產者,在那時卻成批餓死。年年增長的中國人口,這時候出現了負增長。數千萬人被餓死了。當馬寅初被批判的時候,曾經被指責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馬爾薩斯一樣。馬爾薩斯是英國學者,他的書裡寫到:人類的人口增長,無法控制;祇是因為有饑荒和戰爭,才減少了人口。當時為了批判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就把他對歷史的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張用戰爭和饑荒來減少人口。實際上,非常諷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劇性的是:在中國,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長之後,就發生了饑荒帶來的大量的人口減少,像馬爾薩斯描述的一樣。

  食物分配成為大的問題。“上面”定出了政策:級別高的教師,可以享受每月特別供應黃豆若干,等等。在廣東,1961年10月,中共華南局領導人陶鑄指示製定一個副教授以上級別的2000人名單,每月補助食油一斤,糧食10斤;從2000人中再選出200人,與廳局級幹部同等待遇(轉引自《陳寅恪的最後20年》,頁342,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那時候,“知識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們沒有抱怨這種“尊重”。也許饑餓使人不再去想:為什麼吃一點黃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為一種特別的恩賜。饑餓以及對於食品的這種控制,造成了對人的越來越嚴密的控制,也進一步窒息了思想的敏銳和活動性。

  潘光旦的“右派份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規定的流程。領導先通知本人,說你認錯改造有進步,考慮給你摘帽。然後這個人要寫一份詳細的思想總結,再次詳細檢討認錯,並且對“黨和人民”的“寬大”表示感激;然後,當局準予“摘帽”。這是必須的流程,否則不能從那張整人機器的巨口中被暫時吐出。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難能可貴之處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後有勇氣承認和說出。他沒有自欺欺人。

  4,文革和第四個S──滅亡  文革開始,毛澤東明確指定的文革打擊目標,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在文革中,教授副教授,或者類似級別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幾乎百分之百地被“鬥爭”。他們被貼大字報,被“揪出來”,被戴高帽子,被掛黑牌,被游街,被罰跪,被關押,被毆打。他們被強迫“認罪”和“悔罪”,寫檢討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後“感謝”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寬大”與“挽救”。這種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從1966年延續到1970年。基本上由造反派來執行。

  在文革前,知識分子在高壓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許屈服和投降,都成為一種祇有極個別人才能得到的特別“優待”。

  得到這項“特權”的有郭沫若。196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了郭沫若的檢討。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發言。郭沫若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據說是毛澤東為郭沫若作了這樣的安排。其中經過,至今還沒有人說出。郭沫若發表這個講話後,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沒有在“鬥爭會”上挨過“鬥爭”的高等文人。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並死在關押中。但是每逢節日和大會,他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總還印在報紙上,他也還住在原來的寬大的住宅裡。那座在北京後海附近的有花園和假山的大房子,原來是北京有三百年歷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後給了郭沫若。

  在郭沫若之外,別的從前寫過書的人,文革中幾乎沒有一人能免於被“鬥爭”。即使他們說一千遍一萬遍願意把自己寫的書一把火燒掉,也仍然不可能逃脫被“鬥爭”的命運。

  1966年6月,潘光旦同系的同事、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洛煥在陶然亭公園投湖自殺。筆者訪問了當時學校“文革委員會”的一名學生(他去那裡收了屍)。他說,傅洛煥的屍體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的,後來跳水自殺的越來越多,就傳出了投水自殺者死後浮在水面上,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的說法,正是在相當數量的案例上歸納出來的吧。

  1966年8月,大規模的校園暴力開始。學生紅衛兵控制了各個學校。到處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隊”,又稱“勞改隊”或者“專政隊”。據筆者調查的結果,至今沒有發現全國有任何一個學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員進過校園“勞改隊”。一隊一隊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園裡被展覽侮辱和受到肉體折磨與刑罰。這是文革最邪惡的景觀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是必入“勞改隊”的人物。 潘光旦是個殘疾人,他的一條腿早年因為受傷而截去,平時走路要撐雙拐。而且,當時潘光旦已經是67歲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園“勞改隊”的“牛鬼蛇神”們常常被命令在校園裡拔草。這是為了對他們作體力懲罰。因為拔草雖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頭下暴曬就很難忍受。更重要的是:這是為了把他們示眾,讓來來往往進行“革命串連”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們。“勞改隊”由學生紅衛兵負責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祇有一條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個小板凳,看管他們的紅衛兵不準許。他祇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幹活。一個曾經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訴筆者這樣一個殘腿老人被折磨的畫面。

  被訪者之一告訴筆者,1966年他15歲的時候,在中央民族學院校園看到“揪鬥”世界史教授周達甫。“鬥爭”周的人要周說:“我向群眾低頭認罪”,周按照命令說了。但是他接著就被毒打,因為“鬥爭”他的那些人──在一個15歲的人眼睛裡,都是大人──硬說周說的是“我向蠢豬低頭認罪”。這位被訪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眾”說成了“蠢豬”,還是他在憤怒之時,真的這樣說了,指責那些“鬥爭”他的人是“蠢豬”。當時的恐怖氣氛和殘忍景象,給這位被訪者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周達甫教授曾經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學,1967年以“特務嫌疑”被逮捕,抓進監獄,關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楊菊淑是北京大學俄語系的職員,也被抓進監獄關了六年。

  1995年,筆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學生物系退休教師胡壽文談話。他說了一段非親身經歷絕對說不出來的小故事。

  他說,文革開始時他30多歲,是講師。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園裡第一次大規模暴力“鬥爭”“黑幫”。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他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後來,他又遭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襯衫的布絲被打進肉裡,脫不下來。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飯。他也不斷地被拉到“鬥爭會”上被“鬥爭”。“鬥爭會”常常延續幾個小時。在“鬥爭會”上,鬥人的人,都坐著;對被鬥的人,最客氣的做法,也要長時間低頭站立,聽取“批判”,常常還有“坐噴氣式”,即90度彎腰雙臂後舉形狀如噴氣式飛機;如果倒下,會遭毆打,被拳打腳踢。

  北大生物系老一點的老師,百分之九十都挨過鬥。有一天,上文提到的生物老教授趙一炳悄悄問胡壽文,有沒有什麼經驗在“鬥爭會”上能站得住,因為他自己站不住。胡壽文告訴趙,應該多換腳,先站在一隻腳上,再換到另一隻腳上。

  後來胡壽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趙一炳先生怎麼會連換腳都不知道呢,這是人的本能就會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換雙腳。趙當時60多歲,他30多歲,不能體會老年人被“鬥爭”時體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沒有留下他遭受肉體折磨的紀錄。但是我們可以想見,他作為一個腿有殘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勞改隊”和“鬥爭會”上,他受到的痛苦,僅僅身體上的,比趙一炳,比胡壽文,都更為深重。

  文革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們,很少願意講出他們的遭遇。因為他們所遭遇的,實在是太痛苦太難堪太恥辱了。而且,不管個人怎麼“認罪”怎麼“檢討”,還是不能免於遭受種種肉體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他把中國的古話“士可殺不可辱”改為了“士可辱不可殺”,每天向自己複述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麼樣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從,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罵自己就罵自己。他就這樣忍受了下來。

  “士可殺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勵人拒絕侮辱,以身成仁,所以採用了極端的說法,把拒辱和生命作為對比的選擇。在文革時代,這樣的情況變成了現實:一方面,文革當局就是在把人往死裡整;另一方面,受害者無法反抗,祇有通過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話已經無法再起激勵人的作用。這位老師把它顛倒過來。他忍受了種種侮辱,活了下來。他的活著,祇有用這樣透著玩世不恭的口氣的說法來支撐。他沒有死,但是這樣的道德格言死了。

  儘管忍耐,儘管順從,還是有很多人被迫害死了。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學校園裡,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的時候,被強迫喝了溝裡的污水,很快昏倒,當夜死亡。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45歲。他也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輕22歲。

  1966年9月3日,考古學家陳夢家自縊。陳是潘光旦在清華大學的同事,生於1911年,比潘光旦年輕12歲。“思想改造運動”中,陳夢家受到猛烈攻擊,“院系調整”後被“分配”到了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陳夢家也被劃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陳夢家在考古所被“批判”“鬥爭”。烈日當頭,陳夢家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裡。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髒東西。8月24日,他被關押在所裡。那天晚上,考古所西側的東廠胡同有至少6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慘叫聲在胡同裡久久迴蕩。那天夜裡,陳夢家服毒自殺未死,10天後第二次自殺身亡。

  這就是潘光旦說的最後一個S,滅亡。這不是比喻,也不是誇張,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世界上沒有比死亡更為無情更為不可逆轉的了。

  其實,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這樣的教授,相比來說還算是“幸運”的:作為大學老師,他們沒有像中學老師那樣,被紅衛兵學生大張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學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眾”還不敢公開和直接地殺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學和國家的最高學術機關“中國科學院”裡,一樣肆無忌憚地進行。

  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房間都被封了,祇準他睡在廚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殘疾,仍然得每天去“勞改隊”中“勞改”,得不到任何寬待。坐在地上勞動受寒,膀胱發炎。病重之後,得不到應有的醫療。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學院的“勞改隊”中“勞改”十個月後,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個女兒。一個在美國,中美兩國隔絕多年,父女無法見面。他的一個女婿程賢策,在北京大學工作,遭受三個月的“鬥爭”後,1966年9月2日自殺身亡。另一個女兒和丈夫都因所謂“現行反革命”問題而被長期關押。他們的所謂“現行反革命活動”,僅僅是他們夫婦間的談話。這種談話在文革中也能變成治罪的“根據”。

  潘光旦去世後,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兒得到允許去整理遺物,在啟封的房間裡,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達爾文著作《人類的由來》的翻譯稿。稿子已經被水浸濕,部分紙張破爛。她悄悄帶走了這部譯稿。文革結束後又過了六年,這部譯稿終於印成了書。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概括他的後半生,說出了四個S的說法。從1951年開始,他的三個S的對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斷地屈服與投降,最後是徹底的毀滅。對他來說,是最後一個S結束了其他三個S。

  5,潘光旦死後

  潘光旦死於文革的第二年。潘光旦死後,文革的大規模迫害繼續進行。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個工作單位設置監獄,關押工作人員,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到了1968年,全國每一個單位都正式建立了關押人的場所。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隔離審查”,民眾口語裡稱為“牛棚”。因為被關押的人都不再被當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寫到的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進了“牛棚”。那時李季谷已經73歲,眼睛患有白內障。筆者在1990年代訪問過數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他們說,1968年夏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設有大小“牛棚”三個。歷史系一個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個系祇有96個人。

  在“牛棚”裡,毒打和侮辱時常發生。1968年7月25日,紅衛兵學生“提審”李季谷。李季谷從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審訊”中,有學生拿燃燒的香菸燙他的脖子和後背,燒了十幾處。“審訊”在晚上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才結束。李季谷當天夜裡在校園裡投麗娃河自殺。

  紅衛兵召開了“批鬥會”,“批鬥”已經自殺的李季谷。他們用紙畫了一個李季谷的漫畫像,在像上打了大紅的叉子,叫系裡的兩個“牛鬼蛇神”拿著紙頭,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邊,一起被“批鬥”。死後還要被“鬥爭”,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筆者也訪問過多位北京大學的教師。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的西校門附近,建立了一個“牛鬼蛇神監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師、幹部和學生被關在裡面。這個“監改大院”存在了十個月,裡面發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議的聲音在那裡從未有過。“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一步一步具體指揮的運動。被關者唯一能作的努力,祇是拼命否認他們被指控的“歷史問題”或者其他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關在“監改大院”裡的人被命令排隊外出。他們從校園裡走過的時候,甬道兩面站滿了人。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和鞭子,毆打排隊走過的“牛鬼蛇神”。過了這道“夾鞭刑”,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種體罰和毆打。整個北大校園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瘋狂的氣氛中。這個活動是為了“慶祝”兩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學文革中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為“革命事件”。

  上文寫到的化學教授傅鷹,也被關在“監改大院”裡。1952年,他是“教師思想改造”的模範。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這樣背景和經歷的教授,都被一網打盡。在文革中,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審查”,無一例外。

  在“監改大院”裡,有一個當看守的女大學生,有個棒子,自稱專打壞人。“監改大院”每天有“晚點名”。每天“晚點名”以後,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棒子打東方語言系的副主任岑殿華,逼其承認曾經參加過“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岑殿華堅決不承認。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即使參加過三青團也祇是“一般歷史問題”(按照當時劃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筆者註),現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大概不會是。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這樣的人的思想訓練。但是他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結果,傅鷹教授為此也被打。

  上文寫到的1952年作為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重點的朱光潛教授,文革中又受攻擊,而且遠比14年前厲害。1966年夏天,他被刮光了頭,在學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個破筐揀西瓜皮,不斷遭到來“串連”的紅衛兵的侮辱和毆打。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有一天她看到椪琱U有一團東西,像隻死豬,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那裡。1968年他被關在“監改大院”裡,有兩位被訪者看到他在那裡挨打。

  上文曾經說到,在“忠誠老實運動”中,怎樣用“典型大會”來推進“運動”。文革中這種手法被用到了極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殘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章廷謙曾經擔任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按照當時劃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是在“歷史反革命”的線上。章廷謙堅決不承認。因為他不承認,就被定為“從嚴處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學東操場舉行的 “寬嚴大會”上,在北大全校師生員工面前,章廷謙被戴上手銬拖進警車帶走。

  章廷謙,1901-1981,紹興人,192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筆名川島,是魯迅的同鄉、學生和朋友,曾經參與創辦和編輯《語絲》雜誌。

  中文系林燾教授告訴筆者,在章廷謙被手銬銬走前的某一天,當時他們都集中在北大19樓“搞運動”。那時還準許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謙告訴林燾說:我很苦惱,他們非說我是聯大(指抗戰時期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民黨支部委員。沒有啊,就是吃了頓飯,就算參加了國民黨了。是馮友蘭記錯了,以為我是支委。

  林燾先生描述,後來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寬嚴大會”,場面故意搞得非常戲劇化非常恐怖。主持大會者先領導一萬與會者一起高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就不會自己跑掉。然後,軍宣隊負責人在臺上的擴音器前大聲問:“我們的隊伍裡,有沒有反革命?”停頓片刻,大喊一個“有”字,然後,高聲宣佈:“現在,把章廷謙揪上來。”話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謙揪上了臺。軍宣隊的人宣讀材料後,章廷謙被戴上手銬塞進一輛汽車帶走。

  直到文革後,林燾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著手銬來把章廷謙教授銬走的人,是從公安局還是別的“專政機關”來的,也不知道章廷謙教授被塞進汽車後帶去了哪裡,是監獄還是拘留所。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不知道”其實帶來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們知道他們能得到一個正常的通過法律程序的審判,他們會鎮靜一些。在一種神秘不清的權力面前,人們感受到更大的威脅。領導文革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在文革中,廣泛使用這種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林燾先生被逼承認他曾經參與炸掉北大未名湖邊的水塔的陰謀,因為他的同學承認了。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甚至,作為音韻學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炸水塔。 

  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中,尊嚴、誠實和友誼是最被強調的內容。 “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當然因人而異;但是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應該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們互相“揭發”。在這種輪流互相揭發的過程中,不但每個人的安全受到威脅;而且必須把自己關於尊嚴、誠實和友誼道德的觀念統統拋棄和摧毀,在道德上也徹底投降。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這些方面的傷害和扭曲被忽略了,被遺忘了。

  這些“互相揭發”,在今天看來,確實是讓人覺得遺憾的;但是,如果因為重新看的時候會讓人覺得不光彩而拒絕重新檢察歷史,就有可能造成第二次遺憾。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既不是文革中被說成的“狗屎堆”一樣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後有些小說裡描寫的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的身體會在銅頭皮帶和拳頭棍棒下受傷,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樣,會在強權下被擊敗和扭曲。人都是有弱點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這樣的由國家機器組織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識分子”的脆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可行的也許並不是試圖把自己鍛煉成刀槍不入,而是通過歷史學習真理,建立起一個不需要人用肉身來抵禦專制的刀槍的制度。

  在經過了死去活來的近一年的“審查”之後,1968年11月,毛澤東指示要對“知識分子”“給出路”。“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當然應該有“出路”。這樣的說法隱含了本來他們應該是“死路一條”的“共產革命法則”,現在讓你存在是一種開恩。毛澤東特別指示要把北京大學的教授馮友蘭和翦伯贊當作“反面教員”“養起來”。北京大學的“宣傳隊”指揮部負責人到“監改大院”宣佈,解除對馮友蘭教授的監改,叫他從“牛棚”回家居住。同時,將翦伯贊釋放回家,並決定給馮友蘭每月125元生活費,給翦伯贊夫婦每月120元生活費。

  因毛澤東指示受到“優待”一個月以後,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贊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64號。翦伯贊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園後自殺,表現了他們不願意受辱,不願意被當作玩弄的對象和不願意被收買的骨氣。當然,這還是因為翦伯贊是大人物。別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來顯示他們的個人意志。

  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贊的自殺報告給毛澤東。現在沒有關於毛澤東對翦伯贊之死的反應的報告。很可能沒有人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因為這會觸怒毛澤東。據說,翦伯贊的遺書裡還寫了“毛主席萬歲”。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殺,顯然是在拒絕接受毛澤東分配給他們的充當“反面教員”的角色。翦伯贊夫婦的自殺,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別的:他們不是在遭受“鬥爭”和折磨最嚴重的時候自殺,而是在得到所謂“落實政策”之後自殺。在獲得某種“恩賜”或“寬大”的時候自殺,在文革中還未聽說別的案例。翦伯贊夫婦的這種行為,應該得到歷史的注意。不但是為了注意他們的行為,也為了注意為什麼這樣的行為如此稀少。

  筆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胡建忠同志介紹經驗講話》,註明是“根據錄音整理”,講話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當時這個講話在各單位傳達。從“介紹經驗講話”這個標題,也可以知道這個講話不但是清華大學所作的,也是要全國照此奉行的。在這一個講話裡,有一部分照錄如下:

  “對於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是關係到黨對高級知識分子方面的政策問題。梁思成是清華的一級教授,搞大屋頂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觸及了,靠邊站,被從他的小樓裡趕了出來;劉仙洲是研究機械學的,他寫了本書,竟是些木頭、石頭,也是個權威;錢偉長是很臭的人物,57年劃為右派,後來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項職務,是人大代表,又是清華副校長、教授,後來全撤,從一級教授降為三級教授。過去有人稱‘三錢’(即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在美國搞火箭炮研究的。對這些人首先是“批”字當頭,就是八個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眾,肅清流毒的問題。”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語言風格,而且是文革實際上進行的。這時候,文革已經進行了三年了,大學停課也已經停了三年了。學校的教師已經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就在那年10月,幾乎全國所有的大學被逐出城市,搬到鄉村,在那裡繼續進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兩個新“運動”。

  非常清楚,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這樣的工程科學教授,潘光旦這樣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教授,作為個人,當然各有經歷也各有優點缺點;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代表了中國的現代學術。這個現代學術和西方學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這些學者也都曾經到西方留學。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一套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學術。

  和翦伯贊在同一天被“給出路”的馮友蘭,後來被拉入文革領導人的寫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學校)。在1973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效”發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讚揚法家。以後的人們恐怕很難明白這些講兩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說些什麼。文革後,“梁效”由於和“四人幫”的關係而遭到否定,這些文章的罪名也僅僅被解釋成是執行“四人幫”的旨意影射攻擊周恩來。但是,當時的人們實際上都明白,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的殘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殘忍的理論;他們才連篇累牘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別的是他們宣傳孔子也曾經殺了少正卯。他們不是以此證明孔子學說的虛偽,而是以此證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這個世界祇可能充滿“鬥爭”和“專政”。 

  1976年毛澤東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稱為“四人幫”,很快被逮捕。“四人幫”被逮捕後,在北京和外省都傳過一個說法:馮友蘭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這話的意思相當明白,是說黑夜快要過去、文革已經要結束的時候,他卻在最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個說法相當生動,但是個傳說。如果馮的妻子沒有說過,該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編出來的故事。當時,這個故事博得很多人一笑。但是,當時的反應還不祇是笑。有人說,如果“四人幫”比較懂得“團結”的道理,他們其實是可以網羅到更多的馮友蘭這樣的人的,不會有困難。有不少人是想要他這樣的位置而不得罷了。這樣的評論,無法使人發笑。

  毛澤東的死亡終於導致了文革的結束。然後,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實政策。然後,是關於文革的神話的建立。各種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壞女人,悲歡離合,以及大團圓的結局,都製造出來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們,卻依然在記憶和敘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後,對“知識分子”來說,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們在虛構的作品中,往往被描寫成新的“英雄”,至少也是純潔的好人。實際上,對1980年代的文革描述,我們不但應該注意到文革怎麼被簡化為“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鬥爭”,也應該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們又被如何簡化了。關於文革,事實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記載,法律方面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道德方面的檢察也沒有能夠深入進行。

  知識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置身在那樣的情況裡,能作得怎麼樣?能作得比他們好一點嗎?實際的回答應該是很難很難。經受那樣的精神和物質的剝奪,經受那樣的侮辱和毆打,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遭遇實在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悲慘。

  但是,作為這一代,他們還是有可責備的。他們是在五四科學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不像1949年以後長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從未有機會接觸現代思想資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誤以為“自由主義”祇是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批評的“當面不說背後亂說”的行為,那一代人用過糧票、油票、布票、芝麻醬票,但是從來沒有用過“選票”。很多人甚至從來不知道:在世界上別的國家如美國,最高領導人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潘光旦這一代人知道,他們知道有另一種選擇存在。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後,在“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相當程度的恢復之後;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來對他們的一生,作比較有深度的反思。在這一方面,年輕一代對他們相當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幾分悲劇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後,他有機會向老友說出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沒有能力改變這種生活,但是他至少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也體現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結語:胡適的預言

  回顧一代學人的經歷,他們的悲慘遭遇,使得對他們的命運的寫作變得非常沉重而壓抑。

  當寫作此文的時候,筆者回想起曾經讀到過的胡適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為一本書(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寫的導言。這本書的作者在1950年離開了中國大陸。書裡描寫了他怎麼在林彪的部隊裡經歷了“割尾巴”運動,這個運動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舊社會尾巴”和“舊思想尾巴”。他不願承受,設法離開大陸逃到了香港。在書裡,這個作者說,“一張紅色的網正在向我們收緊。”

  胡適在導言中引用了這個正在“收緊”的“紅色的網”的說法。另外,胡適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

  “經過兩年的學習,特別是集中學習了《實踐論》(毛澤東的文章),使我認識到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的哲學,是真理。…我已經認識到,大學哲學系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馬列主義宣傳工作者。”

  上文已經寫到,金岳霖這篇檢討的題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一批教授的檢討之一。

  胡適在導言結尾處為金岳霖教授的命運深深擔心。在看到報紙發表的金岳霖的檢討之後,胡適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胡適在1962年去世,他沒有能活到文革發生,沒有看到那張紅色的網最後如何徹底收緊,也沒有看到他預言的黑暗的迫害時代如何在文革中發展到了頂峰。但是,胡適的觀察和預言不幸都非常準確。再沒有比此更不幸的準確預言了。

  作為後來者,見到胡適的這一說法,筆者感到詫異:他怎麼知道的?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中國在兩千年前,就有過“焚書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為師”。1949年後在學校裡發生的,相當類似。不同的祇是,文革發生的迫害,在規模和人數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俄國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過教育的人,即所謂“知識分子”。不同的祇是,毛澤東方式的折磨往往更為廣大、漫長和邪惡。

  胡適知道這一點,最主要的,應該是他了解了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和知道支持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的實質。在這樣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下,後來的事情是有其發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藍圖裡,沒有學術的位置,也沒有學者的位置。這不是在中國偶然發生的災難,災難的根源早已存在了,祇是要人們認識到卻需要時日。

  胡適的預言說明,這樣的黑暗和災難是可以預測的,也不是必然在每個地方或每個時代都會發生的。這,也許是我們回顧這段充滿恐怖和羞辱的歷史時,還可以有的一點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