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復辟 專題研討

革命觀和理想國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選載

王炳章

編者按:王炳章博士遭“暗算”失蹤,於今雖然“水落石出”,但仍難“真相大白”……本刊為表示對這位身陷囹圄者的尊敬,更為推廣他那本必將成為“名著”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特繼續於本期選載該書的若干章節,以饗讀者。

  一百一十問:你反復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權利,革命乃天賦人權。你的革命觀是什麼?

  答:聖經《使徒行傳》示喻革命的權利:“必須順從神,而非順從人。”聖經告誡:神的權柄高於任何世俗的權力。 《易革註疏》頌揚湯武革命:夏桀商紂,兇狂無度。天既曰,人亦判主。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

  孟子曾為革命正名: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桀矣,未聞弒君。

  《黃帝四經》昭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將殺之。”就是說,統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賦予的權利以革命除之。

  美國《獨立宣言》號召人民行使革命之權:“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取得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正當權利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當其對這些目的有損時,人民便有權利將它改變或者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祇要是還可以忍受的,人類都情願忍受,而不願取消已習慣的政府以求自救。但是,等 到一連串的暴虐與掠奪,全部都在追求同一個目標,證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圖,祇是要把人民置於絕對的專制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了權利,也有義務,去把這個政府推翻,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製定新的保障。”

  美國貢獻最大的總統之一林肯,繼承了獨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職演說時,公然為人民的革命權利進行辯護:“這個國家,及其所有的機關,都歸其住民所有。不論什麼時候,祇要人民厭倦了現有的政府,他們都可以實行憲法的權利改變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權利推翻政府。”

  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賦人權。因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應當為人民謀取福利;當這一宗旨遭到踐踏,推翻,更換現存的政府,是天經地義的。別說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權更換之。在民主國家,更換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國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換政府的機會,那就是週期性的選舉,很少有政府是長期執政的。看一看近二十年來美國換了多少屆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黨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換上卡特民主黨政府;卡特幹得不好,人民把它趕下臺,換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黨政府。他們做了三屆,經濟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黨轟下去,請克林頓的民主黨重新執政。所謂民主制度,祇不過是把推翻、更換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罷了。

  中國哲學家老子把政府分為四等。他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等政府是最好的,無為而治,人民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二等政府是用道德仁政進行治理的政府,靠老百姓的擁護和歌頌而統治。第三等政權,靠嚴苛的法律、靠暴力、靠百姓的恐懼感維持統治。第四等是最爛的,欺壓百姓,魚肉人民,人民應當奮起,痛罵它,推翻它,革它的命。評一評,中共屬於哪一等?中共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專制、最殘暴、最腐敗的政權,現已到了無官不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給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變本加厲。這樣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麼還能夠讓它繼續存在?是時候了!起來吧,是人民應當行使革命權利的時候了!將來,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樣有權推翻它,換掉它。這,就是我的民主運動的革命觀。

  一百一十一問:請你將“革命”下個明確的定義好嗎?因為,革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答:中國大陸的辭典中,將革命定義為:推翻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我將上述說法加以延伸,分兩個層次談談革命的定義。一是從目的上談。我們民運的目的是革命性的,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特權專制制度,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二是從手段上談。手段分有革命性的,也有完全合法的。完全合法的理想做法是:一點也不違背中共的現有法律,先競選最基層的人民代表和村、鎮長;再一層層競選上去,直到當上全國人大的代表。由中共的合法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修改各項法律,實現民主化。理論上講,凡是不完全符合中共現有法律的運作,都叫做革命性手段。達成民主化的革命性手段有很多,前面已有論述,如人民大規模地奮起,佔領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府,就是一種革命性的手段。所以,我主張,不排除用革命的手段達成民主革命的目的。

  一百一十二問:一談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像又要“流血”了,你怎樣解除這些人的顧慮?

  答:有人一談革命就怕怕的,是因為共產黨革命給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實,革命並不都像共產黨那樣恐怖,有的革命猶如過節,令人開心,也不會造成什麼大的損失。如菲律賓人民推翻獨裁者馬科斯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蘇哈托的革命。另外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手段與后果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革命不一定會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價。比如菲律賓的人民革命,雖然最后軍隊在馬科斯的總統府投下了炸彈,迫其倉皇逃命,但整個革命過程並未導致什麼大的流血。中國八九民運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祇是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卻付出了千百個無辜的生命。未來,人民大規模地奮起,包圍並佔領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權;這種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見得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一百一十三問:記得你剛剛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時,並沒有直言革命。為什麼現在大談革命呢?革命需要時機,你認為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嗎?

  答:在我心中,中國需要民主革命的概念早已形成。可以說,在七十年代我就有了革命的構想。但是,時機不成熟時,提出過激的口號是不適宜的。因為,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最后手段。祇有廣大人民對合法鬥爭失掉信心、對當權者徹底失望之后,才會公開支持革命,擁抱革命。時機尚未完全成熟之時,過激的口號不利於爭取中間群眾。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剛發起“中國之春”運動時,海外的廣大留學生多數還對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什麼時機提什麼口號和綱領,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六四”屠殺后,我就公開主張用革命推翻中共的專制統治。現在我認為,中國革命的時機更加成熟,是我們應當從輿論準備邁向實際操作的時候了。革命是否爆發,主要取決於有否發生革命的社會條件。沒有那個條件,革命者再有獻身精神,都難以觸發革命。像美國,有好幾個共產黨組織,一些美共人士搞了不知多少年的革命,結果一事無成。為什麼?因為沒有革命的社會條件。革命爆發的社會環境主要有:

  第一, 政治結構上的嚴重失調。我已經論述過,社會應當協調發展。當經濟大踏步向前,社會結構發生急劇改變時;政治上不作改革,政治權力結構不作相應調整,早晚要觸發革命,歷史上有很多的正反例子。以中國滿清末年為例,那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相當迅速,以江南造船廠,江南紡織廠等企業為代表的新興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十幾的速率向上爬坡,並不遜於目前中國的經濟起飛。但它不還是被革命的浪潮沖垮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中共改革以來所做的,滿清政府實際上都做了,例如引進外資、引進外國先進科技、搞經濟特區、派遣留學生……。唯獨兩件事滿清政府沒有做,中共也沒有做,那就是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相應改革。這樣下去,中共同樣難以逃脫滿清王朝覆滅的命運。政府結構和意識形態不適應經濟的發展,就好像一座大樓建立在沙灘上;經濟的大樓越蓋得高,地基就越承受不住,大樓崩塌的機會就越大。再打個比方,列車開得越快,鋼板、彈簧和鐵軌的彈性要求就越高。當前,經濟的列車越開越快,可是政治架構鋼板、彈簧和鐵軌仍然那麼僵硬,總有一天,列車會散架而翻車。連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都明白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怎麼中共連他的“老祖宗”都不認了?

  有人說,革命是在人民吃不飽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且不說現在很多下崗工人和農民已出現溫飽問題,單就此話而言,它的立論也不完全正確。歷史有更多的記載是,革命多發生在經濟向上爬坡、但社會缺乏公正的時候。為什麼?其一,正如剛才講的,政治結構與經濟發展不協調會導致革命。其二,經濟發展會造成人們強大的預期心理。人們很窮,但沒有什麼預期,沒有什麼更高要求,革命不一定爆發。反之,人們的預期很強,與政治和社會現實形成過大反差;就算生活有些改善,但由於社會缺少公正,人民也會期待革命,討回社會的正義。

  第二, 社會財富分配得不公平,即嚴重兩極分化的形成和社會腐敗。中國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窮的太窮,富的太富,社會張力就會加大,何況,大家賺錢的機會極不平等。那些特權分子,不費吹灰之力,一撈就是百萬、千萬;合同工幹上一年,也祇能掙個幾千塊。人心能服嗎?現在,問題更嚴重了,中共剛剛說國企要改革,政策還沒下,下面的特權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瓜分國家資產。他們倒賣國營企業,一夜之間,腰纏萬貫。下崗的工人呢?連該發的遣散費都沒有,心態能平衡嗎?他們尋找發泄的出口,就是革命,按照政治學的講法,就是:當社會喪失正義時,革命便伺機而動。

  民主社會中,雖然賺錢的機會相對平等,但貧富懸殊也會觸發騷亂。早期資本主義的弱肉強食,的確釀成過社會的不穩。馬克思就是看到了這點,提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主張。后來,富人們學得聰明了,他們拿出一部分所得,即交納較高的稅收,把那些窮人養了起來,說得科學一些,是社會福利制度。這樣,就消除了窮人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權分子們為了多撈、快撈,哪還想得了那麼多?今天看著大把大把的銀子,心裡盤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撈一把。他們巳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

  第三, 社會提供了革命所需的基本物質條件和人口條件。籌劃革命、引發局部革命和局部革命之后推廣成全社會的革命,都需要基本的金錢支持。八九學運在天安門的長期堅持,與個體戶和中產階級的財力支持不無關係。在一個全體都是赤貧的社會,則缺少這些條件。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動,給革命者組織民眾提供了機會。而這些條件,都是經濟發展創造出來的。

  第四, 當權派與民眾的要求形成惡性互動及改良幻想的破滅。起初,除少數人,大多數人都對改良抱有希望。孫文先生早年也曾上書李鴻章,提出改革方案。畢竟,革命是政治變革的最后手段;當人們一次次改良的嘗試均告無效,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當權派對人民的和平請願採取暴力鎮壓時,形成惡性互動,將改良之路封死,社會變遷的唯一之路,祇剩下革命。這時,老百姓對革命的預期就會自然形成。像西單民主椐B動、八零年的民選運動、八六學潮,都是政治改革的機會。當權者的回應卻是無情地鎮壓。隨著中共政權的繼續腐敗,終於爆發了八九民運。假如中共當權者能夠有所覺悟,善於利用時機,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中國的改良機會還不至於完全斷絕。令人痛心的是,人們長跪於人民大會堂前的懇求,學生們用自殘身體的絕食方式進諫,不但不令當權派們良心發現,招來的卻是機關槍和坦克。自此,革命的呼聲開始漸佔上風。

  談到這裡,我們想再談一下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例子,說明革命的爆發,並不主要取決於革命者的策劃,而主要取決於社會是否存在產生革命的條件。一九一七年初爆發革命之前的俄國,頗似今日之中國。專制頭子斯托雷平上臺之前,俄國曾出現過相當一段時間的政治寬鬆時期:改革思潮洶湧澎湃,改革人士相當活躍,好比八九民運之前的中國。斯托雷平在整頓社會秩序的呼聲中上臺,對政治反對派鐵腕鎮壓(猶如鎮壓八九民運),改革精英紛紛流亡海外。俄國社會一時“穩定”下來。在高壓“穩定”的政治氣氛下,斯托雷平進行了一連串的經濟改革。七年間,俄國成了世界第一糧食出口國,工業以每年大約百分之十的增長率向上竄升,資本投資總額翻了一番,出口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人民生活大幅提升,造就了沙俄史上空前的經濟輝煌。那時,老百姓對政治似乎極端冷漠,表面上,他們關心的,好像祇是盧布。在這些驕人的經濟增長數字面前,在老百姓的政治冷感癥面前,不少已經與社會實際脫節的、原來主張革命和變革的知識分子十分尷尬,茫然無措,好像“穩定壓倒一切”確有道理,好像他們夢寐以求的“大俄羅斯夢”快由斯托雷平替他們實現了。於是,有的急著表態“告別革命”(我們也有幾位著名的異議知識分子公開宣佈要“告別革命”,何其相似耶!),有的大力鼓吹“革命有害論”,更有甚者,竟然公開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要與專制者合作制止革命。

  誰能想到,“於無聲處聽驚雷”,就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發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因“運輸有誤”,導致麵包脫銷。不滿的群眾走上街頭,很快釀成人民革命。沙皇派兵前往鎮壓。平亂的首都衛戍部隊,本來就是穿軍裝的老百姓,他們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個團竟然站到人民一邊,彼得格勒成立了臨時政府。全國迅速引起骨牌效應。沙皇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三月二日被迫退位。僅僅十天之內,延續三百年的羅曼諾夫王朝便土崩瓦解。沒有一個人策劃了這場革命,史學家更認為:“沒用一個黨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連力主革命的列寧都成了這場革命的旁觀者。革命黨人姆斯季斯估夫基嘆道:“革命來臨時,我們這些革命黨人還像福音書中熟睡無知的少女一樣。”這是怎麼回事?扮演社會大變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說是反對者角色的某些精英們,這時好像才大夢初醒:他們的保守思想與勞苦大眾的激進求變心態已經形成巨大的鴻溝。實際上,在斯托雷平經濟改革的繁榮表象的掩蓋下,由於缺少政治體制的改革,缺少監督制衡的機制,社會財富的分配極不公正。勞動群眾渴望正義,要求清算特權階層的心理越來越強。沒有機會時,他們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機會來臨,清算的心態總體爆發,猶如洪水決堤,一瀉千里。

  俄國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印尼的現實更是擺在面前活生生的樣板。獨裁者蘇哈托一手持槍,鎮壓民主人士;一手開動經改機器,促使經濟起飛。憑良心說,蘇哈托的“經濟起飛”,其成績單絕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漂亮得多。由於缺乏政治改革,“經濟起飛”使社會累積的不公平現象終於造成了人民革命,蘇哈托黯然下臺。

  現在,中共的濫權和腐敗,法律系統的瓦解,社會道德的淪喪,已經病入膏肓。整個中共的政權機器都在瘋狂地貪污,法院成了特權的庇護所,警察與土匪互相勾結,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來不及了,對於這樣一個毫無公正的社會,看來祇有用革命的猛藥才能醫好中國社會的痼疾。

  現在,到處都是乾柴。老百姓改朝換代的心理準備已經成熟。據中共官方統計,光是一九九七年一年,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議事件就達一萬多起。隨著國企的改革和下崗工人、下崗幹部人數的倍增,更多更大的工潮還在前頭。我們再不著手準備革命,真是有負於人民的期望。

  一百一十四問:革命的觸發因素是什麼?

  答:觸發因素很多。像中國這樣乾柴佈滿的社會,一個火星,就有可能導致燎原。通常,觸發革命的因素有:
一、經濟危機引起的金融崩潰。人們擠兌銀行,股民拋售股票,從而觸發騷亂。中共的泡沫經濟發生危機是遲早的事情。
二、政府的對群眾示威的無理鎮壓,逼得人們以武力反抗暴力。
三、政府對外作戰失敗導致人民不滿和絕望。
四、當權集團的內爭與分裂。
五、地方政府公開抗拒中共的行動。
六、政府對任何一個小問題的處理激起民憤,如無理打人捕人、無理沒收財產和其他強姦民意的行為。
七、統治集團某個領導人的死亡。
八、民運組織佔領一個城市,等等。

  在中國引發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多了,甚至於一場球賽都可以觸發動亂和革命,我們不可能一一列舉。像辛亥革命,由試驗炸彈出了意外而引起,完全是計劃外的事,但它卻取得了成功。在當前的中國,任何意外引發的群眾示威,如能善加引導,都可能觸發革命。

  一百一十五問:記得你提出過中共政權和社會解體論,是否藉此討論革命的機會,再扼要地說明一下?

  答: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提出政權和社會解體論。意思是說,維繫一個社會群體,包括政黨、政權和整個社會,需要三個基本要素,有之才穩,缺之則散。這三個要素是:
一、意識形態系統。
二、法律系統。
三、信譽系統。

  先說意識形態,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人們相信什麼,信仰什麼,人們認同的道德標準是什麼。道德,是人的主觀行為規範,是自己對自己的主觀約束。舉個例子,道德信念強的人,不但不會主動地去偷,去搶,就是經手大筆的錢財,也不會有半點心動。人們的信念強,道德的約束力高,群體的維繫性就強,不會散掉,如宗教團體。

  再說法律系統。法律,是人的客觀行為規範。或者說是強制性行為規範。在法制健全的情況下,即使道德約束不了,見錢眼開,但他一想到法律的厲害,也不敢貿然將之竊為已有。退一步講,即使沒有自己管住自己,偷了東西,或貪污了錢財,也會被繩之以法。法治越健全,司法越公正,法紀越嚴明,群體的維繫性就越強。

  最后說信譽系統。信譽(Credit)是介乎道德與法律之間的補充物。古話說,人無信不立。其實,何止是人,團體、社會也是一樣。黨無信不立,政權無信不立,社會無信不立。信譽這個東西,無處不在,既難歸於道德,亦難歸於法律。比如,欠了錢不還這個問題,他有時忘了還,也可能真的是沒錢,一時還不了,不見得就是道德敗壞。但如果信譽往左擺動一下,有錢故意不還,就是道德問題了。如果信譽往右擺動一下,借錢之前通過律師立了字據,債方可以通過法庭討債,就變成了法律問題。所以,信譽介乎道德與法律之間,就是這個道理。有一點可以肯定,借錢不還,不論什麼原因,此人沒有信譽。誰都知道,說謊、說了不算,即為失信。這在正常社會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在美國,信譽好壞是個大問題。美國有很多民營的信譽機構,專門幫助查人、查公司的信譽,看你是不是準時交賬單,是不是欠什麼人的賬等等。信譽不佳,貸款貸不到,生意做不成,政治上也沒有什麼前途。銀行要穩定,政府要穩定,保持良好的信譽是必備的條件。規律是,信譽感越強,群體的維繫性就越強。

  眾所周知,中國,或者說受華夏文化影響的東方國家,在傳統上的法治觀念比較薄弱,是一個主要靠意識形態維繫的社會。而西方國家,法治的維繫佔有重大比例,但也不忽視意識形態和道德的作用。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律師與工程師的人數之比是七比一,日本正好反了過來,工程師的比例要大得多,說明了意識形態在維繫群體中的重要性。有了嚴格的法治,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人群也可以維繫在一個政體之內。有人會說,經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則認為,經濟因素不容忽視,但不是十分重要。寺廟裡,和尚喝湯吃素,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人家的群體很穩定。我國六十年代的大饑荒,餓殍遍野,幾千萬人死於非命,但是,中共政權沒有出現危機,沒有發生天安門事件。什麼緣故?意識形態在起作用。那時,多數人還相信馬列毛那一套,還相信中共政權。不管是什麼意識形態,祇要大家真的信它,它就管用,群體就穩定,政權就穩定。誰都知道,現在中國和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解體,人們什麼都不信了。有句話講:什麼都不信了,就什麼都可以幹得出來。有些人的不可思議的怪異行為,說來奇怪,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它是意識形態解體的必然反映。

  意識形態維繫中國政權的重要性,還可從下述例子見到一斑。太平天國時,滿清軍隊不堪一擊,起義軍打下了半壁江山。后來,曾國藩組織湘軍,滅了太平天國,平定之后,不少人勸曾國藩揮師北上,取清朝而代之。曾思考之后,作出決定:解散湘軍,告老還鄉。他說,我不能做叛臣逆子。是什麼在起作用?是意識形態,是儒家的忠君思想。與其說是湘軍救了滿清,不如說意識形態救了清室。到了清末的一九一一年,革命黨人在武昌試驗炸藥,出了意外,二百多人倉促起事,卻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滿清王朝。太平天國數十萬大軍推不倒的大晼A卻被兩百人毫不費力地意外推倒了。什麼道理?是意識形態瓦解了,是人們忠於清室的思想瓦解了。它是清政府的地基,地基一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推倒也。中共政權、中國社會的統一現在靠什麼維繫呢?意識形態完全瓦解,法律系統被統統砸爛,信譽已經徹底崩潰。它的瓦解必定無疑。它之所以能夠茍延殘喘,一是靠慣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民主力量)尚未強大到讓人民看到希望。慣性不會持久,既得利益總會出現分贓不勻而引發內鬥。如果民主力量能夠佔領一兩個城市,給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臺祇是幾天的事。像這種專制政權,未垮之前像個氣球,外觀看上去好像是完好的,但祇要出了一點小事,扎個小洞,氣球頃刻之間就會癟掉。

  中共政權早晚垮臺,中共自己最清楚。他們為什麼把貪污的金錢放到海外?他們為什麼把子女送到美國謀求綠卡?他們已經感覺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將來臨。連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預感而搬家,何況他們這些在內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動物。一位中共高幹隨代表團到美國訪問,當著大使館官員的面,假惺惺地教導在美國的兒子學好回國,但私底下說了真話:國家沒希望了,把綠卡拿好。並叫他設法把妹妹弄到美國。臨行前還留下親筆信,叮囑此事。他兒子找到我說:像這樣一個黨,我們還要它幹什麼,砸碎算了。法國大革命前夕,貴族們預感到不穩,一般都把子女作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個當僧侶(當時的特權階層),一個經商撈錢,一個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對子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個當官抓住特權,一個經商搞錢,一個到國外謀求居留權。他們意識到,決堤的時候快到了。如果說,法國貴族的那種安排,警示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那麼,中共本能的效法,則是中國民主革命即將到來的預警。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中國傳統政權的特點是,由於政權與社會連為一體,一旦意識形態崩潰導致政權的瓦解,往往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解體。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意識形態的總崩潰。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現在的中共末年。前二次帶來的,是政權的解體和社會的動蕩。這次,中共也難逃徹底的滅頂之災。倘若民主力量不及時組織起來,壯大起來,說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了中共政權突然崩解,而民主力量還沒有充分的接管政權的能力。所以,我擔心的,不是中共政權垮不垮的問題,而是民主力量有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問題。

  一百一十六問:孫文的革命,發起於海外,成功於國內。你在海外從事民運已有多年,請問,海內外民運如何配合運作?

  答:其實,中國民運是一個整體,本質上無海外和國內之分。分一下,祇是表達戰場和活動方式的某些區別。如江澤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訪問美國,在美國的民運人士與僑學界舉行示威,要求釋放在押的民運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圖的一次江澤民記者會上,第一個提問的就是民運人士,第一個問題就涉及到民運和言論自由的問題。民運人士以記者身份,面對面質問江澤民:《人民日報》可以在美國發行,為什麼《中國之春》雜誌不能在國內發行?搞得江澤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著邊際。這些活動,表面看好像是純粹的海外民運活動,但是,這個活動所傳達的訴求與信息,除直接進入江澤民及其隨員的腦海之外,還通過傳媒,通過人們的進出中國,甚至通過江澤民的隨行人員帶入了國內。它最終的影響,還是發生在國內。實際上,影響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國內工作。國內民運由於條件所限,平時還不能從傳媒直接聽到民運的訴求。九七年江訪美,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外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號聲,聽眾問他對此有何感想。他脫口說,將來中國也會有這些活動。這說明他的腦子是明白的:美國比中國民主得多,也說明海外民運的活動,起碼叫他不得不面對某些在國內碰不到的問題。我舉上面的例子,是想講明,所謂海外民運,是一種簡稱,全稱是“大陸民運人士在海外從事推動大陸民主化的活動”,即使是純粹的海外活動形式,其最終影響目標仍然是國內。實際上,海外民運人士更多的注意力還是放在國內直接的民運活動上。如海外民運人士通過派人回國,通過電話、傳真,通過電子郵件,隨時與國內人士溝通,共同為國內的獨立工會和反對黨的誕生而催生。

  回顧我多年從事海內外民運的配合運作,有幾點體會值得總結: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當國內主要民運人士通通入獄的情況下,海外民運具有旗幟和鼓舞作用,同時,延續了民運火種。
第二,海外是理論研究的基地,海外民運應當給民主中國提供立國的精神支柱和建國藍圖。因為,中外生活的雙重經歷,尤其對民主國家民主程序實際運作的了解,可使民運人士融匯中西,建立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新理論、新學說、新政策、新憲法。
第三,海外民運是訓練民運骨幹人員的場所。從理論修養到實際操作,從破除專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體,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裡,民運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歷史和現實的體驗。看一看當前臺灣民進黨的骨幹人員,有一些就經歷過海外反對運動的摔爬滾打。
第四,海外民運應當向世界傳播中國民運的信息和訴求,並尋求國際支援。
第五,海外民運應當與臺灣、西藏、新疆的反對中共專制的集團加強溝通與合作,與海外僑界、各國朝野加強聯繫,建立最廣泛的反對中共專制的同盟軍。
第六,在國內各個分散的民運力量尚不可能充分橫向聯繫、不能建立健全的統一性全國組織的情況下,海外民運人士暫時擔當整體運動中樞協調人的角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應當的。
第七,海外民運派人回國,可建立各地的民運組織,培訓民運骨幹人員。在目前國內不能允許反對派公開活動的情況下,各個國內的民運組織應與海外臨時協調中心單獨聯繫。特殊狀況發生時,在海外協調中心的統籌安排下,國內各民運團體應橫向聯繫,迅速集結,與海外的歸國人員共同組成指揮中心。
第八,海外民運提供國內某些民運人士的活動經費。我的意見是,國內職業革命家和城市民運機動小分隊的經費,可由海外民運籌集。
第九,海內外民運的溝通管道應做到多樣化、暢通化、聯繫固定化。所謂多樣化,如跨國公司形式、來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國省親形式、觀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們有時甚至派秘密成員與中共高級訪外代表團接觸,並委托他們往國內攜帶貼好國內郵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語說,煤油燈底下最黑,他們成為我們秘密宣傳品的攜帶者,是非常安全的。現代化的通訊聯繫,如電子郵件、傳真、電話,更要利用。
第十,有條件時,國內的民運人士可短期出國,進行培訓。
第十一,在國內被中共通緝、處境有危險的民運人士,海外民運應負起救援任務。上海著名工運人士王輔臣和姚振祥被中共追捕,他們在與我通上電話之后,我們立即與有關方面合作,派人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救助。兩週內,他倆順利抵法國巴黎。至於八九年“六四”屠殺后,海外更是總動員,把民運人士大批接到海外。在最近一次的民運集會上,我發表講話指出:民運現在好像處於低潮,實際上一場大風暴正在等待著我們。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去迎接中國民主革命的高潮。打開地圖看一看,我們民運在中國大陸到處有據點,我們在臺灣有分部,在香港有組織,在北美、在歐洲、在日本、在東南亞、在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有我們的分支機構。我們的力量橫垮大陸、香港和臺灣,我們的分支機構散佈於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有哪一個黨,包括共產黨、國民黨,有我們這樣的格局?世界各國的反對力量,哪個有我們這樣的場面?祇要我們運作得體,祇要海內外民運配合密切,我們完全有能力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

  一百一十七問:你在前面的論述中,列舉了很多美國民主政體運作的例子,非常生動。請問你是不是“親美派”?是不是在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國帶向美國的道路?

  答:我不是什麼“親美派”。我舉了不少美國的例子,是因為我在美國生活的時間較長,平時讀美國的報刊,舉例順手拈來。如果我生活在歐洲,可能舉歐洲的例子會較多。實際上,我留學於加拿大,也訪問過歐洲一些國家。總體說來,在某些方面,我對加拿大和歐洲的印象好過美國。美國的理想主義色彩正在下降。有些政客,如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流,為了討好中共,與中共多做生意,多賺中國老百姓的錢,不惜昧著良心吹捧中共。還說什麼中共屠殺天安門的學生情有可原。這種無恥政客已經遭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民的唾棄。在美國,伸張正義者不乏其人,但是,有一些美國政客十分短視,腦海中兩個“黃禍”的概念主導著他們的對華政策。所謂兩個“黃禍”,一個是近期“黃禍”,一個是遠期“黃禍”。近期者,一旦中共政權解體,社會失控,大量的難民潮將成為“黃禍”,將投奔怒海,衝擊香港、臺灣和整個世界。遠期者,當中國步入民主與法制的社會,中國真正的經濟、技術與國力起飛,就不是什麼小龍,而是一條巨龍將在東方崛起,那是真正的“黃禍”來臨。那時,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就會動搖。基於這兩種“黃禍”意識,這些美國政客希望中共政權不要垮臺,近則不要給世界添“亂”,遠則不要讓中國強大起來。他們永遠希望我們中國死又死不了、強又強不了,以使美國永稱霸主。

  看到他們虛偽的面孔,我的愛國情懷使我暗下決心,一定發憤圖強,早日結束他們所喜歡的中共專制,儘快把中國帶上民主、自由與法制的道路,將祖國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強國。走筆至此,革命的浪濤在心中激蕩,祖國和人民的呼喚在耳邊回響。我們,有志氣的中國公民,不要再寄希望於別人了,不要再無端地等待了。革命成功之后,我們不會完全照搬美國的一套,而是結合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治國經驗,給中國設計出一條最佳、最快的發展捷徑。

  一百一十八問:據說,你是一個基督徒。民主革命成功后,你是否主張將基督教定為國教?

  答:民主中國將不制定國教,不強迫人民的信仰。我信仰上帝,是個人的選擇。民主政體應完全實行宗教與信仰的自由,各種宗教和平相處。但我可以預期,在民主政體開放宗教自由之后,由於基督教是個進取性宗教,是個組織化很強的宗教,她在中國會以較快的速度傳播。我正在撰寫另一本書,論述中國起始文明與基督教教義的一致性,並闡述孔子、墨子、老子等學說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定位問題。這本書將進一步給革命提供理論依據,給革命后社會的長治久安提供意識形態基礎。

  一百一十九問:多少年來,你為了理想到處奔走,甚至出生入死,我們知道,你的物質生活十分簡單。請問,你的革命理想是什麼?

  答: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簡單的話來形容:“驅除馬列,復歸孫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當然,這四句話並不能涵蓋我的全部理想。

  先說說“驅除馬列”,我們中華民族曾經有過燦爛的文明,為什麼中共強迫我們去信馬列?你自己信,也就罷了,幹嗎用權力強迫別人去信?幹嗎弄一個洋祖宗去崇拜?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說什麼死了去見馬克思。我聽了很蹩扭,一點民族感情都沒有,連死了都要去找那個洋祖宗,真是豈有此理!至於強行推行馬列信條對中國的損害,大家都見到了,不必多說。當然,現在到底還有多少共產黨員信馬列那一套,是另外一個問題。起碼,中共官員目前還是舉著這塊牌子,因此,驅除馬列,不但是意識形態問題,還是一個民族主義問題。驅除馬列,是恢復我們自信心的開始。

  再說說“復歸孫文”。驅除了馬列,驅除了外來的洋祖宗,我們應當認同誰呢?中國人中間誰最值得我們大家認同?目前祇有孫文先生。孫文先生是海峽兩岸人民、港澳民眾、海外僑胞共同認同的一面旗幟。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認同的楷模。我們有,那就是孫文先生。中共也肯定孫文,那祇是表面上的、口頭上的。中共是在利用孫文先生搞統戰。如果真認同,那就實行孫文主義好了,實行中華民國憲法好了。它敢嗎?它會這樣做嗎?祇說不做,就是假認同,真反對。臺灣呢?臺灣國民黨早把孫文這面旗幟丟到太平洋裡去了,早就背離了孫文主義。國民黨失掉臺灣政權,與其拋棄孫文先生的理想有很大關係。民進黨就更別提了,它祇顧及臺獨的利益,搞狹隘的地方主義。因此,我們海峽兩岸的人民,港澳民眾,海外華僑,要理直氣壯地接過孫文先生的旗幟,是順理成章的事,這是一項事業,是傳承的大業。

  現在重溫孫文的學說,誰都不得不承認,其基本原則仍然是對的,沒有過時。當然,某些具體提法和政策,應當更新。孫文學說應當繼承,也應當發揚。這是另一個話題,我將來會專門談這個話題。但是,孫文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原則,仍然沒有過時。像我剛才提到的“驅除馬列”,某方面就屬於民族主義的問題。

  “推翻中共”,就是推翻專制。這點,我想不必多說了。我這本書,很多內容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重建共和”,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為什麼叫重建呢?因為我們中國曾經有過民主共和的制度。孫文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孫文和早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共和國,她永垂史冊,世界公認。我們說“實行憲政”也好,“創建聯邦共和”也好,搞一個“新共和”也好,能逃出孫文主義的基本原則嗎?能逃出以孫文學說為基礎的中華民國的老憲法原則嗎?逃不出去嘛!如果大家達成共識,推翻中共之后,新政府乾脆就叫中華民國未嘗不可啊!原來中華民國的老憲法,其實並不是國民黨一黨起草的,是一部基本原則很不錯的憲法。當然,后來臺灣李登輝為了搞臺獨,改了不少,某些方面走了調。中華民國老憲法在臺灣實行過,累積了不少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還可以再借鑑其他國家的民主經驗,好好修一修,也來個現代化,就是一部很好的憲法。但是,怎麼修,老憲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要保留,因為它的確是一部不錯的憲法。我們大陸叫中華民國了,實行中華民國憲法了,臺灣獨立的問題也就好解決了,大家自然成了一個國家了。聽說毛澤東當年很后悔改國號,那是歷史問題,有斯大林的影響因素。當然,毛祇想到統一問題,他不懂民主和共和。可是,我們在推翻中共之后,確實面臨一個國號問題,再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有很多好處,好像還找不出什麼壞處。我們不妨就這個問題,提前討論討論,以取得共識。否則中共一倒,臨時討論可能就有措手不及之感。

  您知道,中國需要多方面的重建。孫文先生在他那個年代,曾對此問題有過深遠的思考。一是經濟的重建,這方面,孫文的民生主義,給我們指出了方向。二是政治制度的重建,孫文的民權主義,在原則上規劃了重建的大綱。三是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孫文的民族主義,是民族自信重建的理論基礎之一。四是文化、道德、信仰的重建。這是一個大課題,我將有專著討論。孫文主義形成的三個基礎,正是重建中華文化教育、道德、信仰的基礎。那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世界先進國家的民主思想以及基督教教義。應當說,孫文學說產生的方式,提供了中華文化重建的基本思路。當然,我們一代還要根據世界文明的新發展,認真總結經驗,既繼承孫文學說,又發揚孫文學說,以重建中華文化,重建道德規範,重建信仰體系。

  我的這些想法,受辛灝年教授的啟發很大。辛教授寫了一本專著《誰是新中國》,值得一看。該書以無可辯駁的史料闡明,孫文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才算得上是結束專制制度後的“新中國”;而共產黨建立的所謂“新中國”,實際上是專制制度的復辟。結論非常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應當回歸到孫文先生的起點。大家知道,蘇聯解體后,俄國並沒有搞一個什麼全新的建國方案,而是回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那是結束沙俄舊制度的革命。現在俄國採用的國旗,就是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的三色旗。

  辛灝年教授現在像苦行僧一樣,在海外四處演講。講孫文,講孫文學說,講三民主義,講中華民國。其論點不但得到廣大同胞的認同,也獲得廣大大陸留學生的認同。

  辛灝年教授的活動,不但受到中共勢力的打壓,更受到臺灣國民黨勢力的打壓。按道理說,他的活動在宣揚國民黨呀,國民黨本應歡迎才對,為什麼反而打壓他呢?其實,仔細琢磨,國民黨不打壓才是怪事。你想想,一個在街上擺攤賣假藥的,看到有人端著真藥來了,能不上去把賣真藥的趕走嗎?否則,他們的假藥還怎麼賣呀?臺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雖然還頂著“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招牌,其實是一群賣假藥的!

  因此,重新舉起孫文的旗幟,重新舉起孫文學說的旗幟,是重建中國的正確方向。

  一百二十問:記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權有可能垮臺的任何跡象。你到處奔波,鼓吹民主。有人問你,你覺得民運可以成功嗎?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麼?記得你回答說:“我們這一代留學生不能交白卷。我們要告訴后人,面對專制,我們沒有屈服過,我們曾經奮爭過。即使沒有成功,后來人可以借鑑我們的經驗。”你還說過:“在未來的民主大廈落成典禮時,我們可能不是典禮的剪彩者,不是民主大廈的享用者,因為任何一座大廈的建成,都必須先填平那地面的坑穴,但我們寧願做填平坑穴的碎石,以便讓后來者有一個更高的起點。沒有這些碎石,任何輝煌的建築都不會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多少年來,大家都認為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請問你的理想國是什麼?

  答:我永遠忘記不了做外科醫生時看到樓道裡躺著住不上醫院的病重老農,而高幹病房裡明明還有很多床位。他們的呻吟,繚繞不絕。我也永遠忘記不了在下鄉巡迴醫療時老大娘端給我一碗雞蛋掛麵,兩個光著身子的孩子,啃著硬硬的窩窩頭,眼饞地趴在窗口。我淚水掉在碗裡,要把麵條讓給孩子們。大娘跑到外邊,用掃帚把孩子們轟走。我問在朝為官的親戚,難道你們當年參加“革命”就是為了這個?

  我參加過德國的啤酒節,聽著成千上萬的歡樂聲、狂叫聲、啤酒瓶的撞擊聲,看著男女老少忘情忘我,載歌載舞。一個德國老人向我敬酒。他一飲而盡,笑得鬍鬚顫動。此刻,我眼前出現的,是醫院樓道裡那些呻吟的老農。我,怎麼也笑不出來。我觀賞過拉丁美洲海濱的嘉年華會。人們傾巢而出,男女老少同樂。姑娘的彩服與晚霞爭艷,人們的笑聲同浪濤交融。熱情的姑娘拉我跳舞,她旋轉,她跳躍,她把自己融化在歡樂的海洋之中。此刻我眼前出現的,是河北山路上低頭拉著煤車的妙齡少女們。我,怎麼也舞不起來。我也和大家一起歡渡過美國的萬聖節。游行的隊伍裡,男扮女,女扮男,豬頭馬面,應有盡有,一時間,“牛鬼蛇神”粉粉出籠。最快活的還是孩子們,他們成群結隊,走家串戶,要糖果,要祝福。各種各樣的鬼怪面具。把他們帶向虛幻和想像的世界。每當看到這些,我的眼前就出現那兩個光著身子、扒著窗臺、被親娘趕走的農民孩子。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不能享受這些?難道他們天生下來就是下賤?為什麼?為什麼共產黨人的當初理想與今天的現實背道而馳?我痛苦,我思索,我尋求。我游歷過許多國家,看過苦難,也看過歡樂。開始,我找到了德先生。后來,我找到了神,皈依了基督。至此,心靈有了歸屬,前進有了方向,行動有了動力。我天天都在祈禱,為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祈禱,為我那不幸的同胞祈禱,求主把恩雨早日降臨我的家園,求主把億萬迷失的羔羊帶向神的國度。我也為那些共產黨的掌權者們祈禱,求主把他們心中的撒旦驅走,早日把他們帶出魔鬼的牢籠。

  我向神祈禱,讓我實現一個願望──有那麼一天,在我的國家裡,所有的孩子們,不管來自城市,不管來自農村,還是來自最偏僻的山野,不再為別人的一碗麵而嘴饞,不再為別人的一件新衣而羨慕,都能戴上他們喜歡的面具,把天真百分之百地噴放出來,帶著他們跑向想像的彼岸。

  我向神祈禱,讓我實現一個願望──有那麼一天,在我的國家裡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從城市來,不管是從農村來,不管是從草原來,還是從山區來,都能從事自己喜愛的行業,不再為明天的飯碗而擔憂,不再為交不起孩子的學費而著急。即使暫時失了業,社會的福利溫暖也將使他們渡過難關,走向一個新的機會和希望。

  我向神祈禱,讓我實現一個願望──有那麼一天,在我的國家裡,所有的老人,不管他是出身知識分子,不管他是出身工人,不管他是出身農民,還是出身黃河邊的縴夫,都有養老金,都有醫療卡,都能含貽弄孫,走過金色年華。

  我向神祈禱,讓我實現一個願望──有那麼一天,像我們這些人,不管你是什麼觀點,不管你是什麼黨派,不管你是什麼背景,都能坐在一起,用規則而不是用槍桿,施展每個人的抱負。在同一個民主的殿堂裡,商討國家大計,縱論天下之勢。

  我向神祈禱,讓我實現一個願望──有那麼一天,我們中國人民能像全世界文明國家人民一樣,沐浴在自由民主的陽光下!神,巳給了我們啟示:神,巳給了我們方向;神,巳給了我們機會;神,巳給了我們力量。向前吧,向前!伸開雙臂,迎接神的國度。她,就要降臨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