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紀念王若望

孫 雲

  王若望先生走了﹐帶著不能返回故國的無限遺憾走了。他把自己一生的曲折傳奇經歷所塑造的若望精神留給了世人﹐傳給了後代。他是中華民族追求文明進步的不屈戰士,他是中華民族抗拒邪惡強暴的傑出代表,他的風骨浩氣永存﹗

  王若望先生原名王壽華﹐生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他的童年生活﹐藥廠學徒﹐及後來坐國民黨和共產黨牢的曲折經歷﹐在他的自傳中已有生動的描述。但他寧死不屈抗拒強暴的若望精神卻是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更見耀眼奪目。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二點五十八分﹐王若望先生在嘗遍人間世態涼之後﹐終於走完了他曲折坎坷但卻令人敬佩的一生。媒體在隨後的報導中也發表了許多回憶和紀念的文章﹐高度肯定了他剛正不阿的品德﹐同時對他晚年的悽涼也表達了無限感慨。

  我和王若望先生在中國國內並不認識。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鄧小平說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他和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時。由於王若望先生的名字和我們上海話“橫豎橫”(“豁出去”的意思)非常像﹐真可謂人如其名﹐所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見到他則是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當時他剛來到紐約不久﹐住在我的樓下﹐我慕名登門去拜訪他。一個月後我們又先後搬進了44-01 ketcham st. 三樓和其他鄰居一起分租一個樓面﹐以後一住就做了九年的鄰居。

九年的相處

  九年的相處﹐讓我明白了為什麼中共視王若望先生為眼中釘。九年的相處﹐讓我明白了為什麼王若望先生會遭受這麼多的苦難,因為他是不為名利、追求自由民主的戰士。當代中國有名的、無名的“民主鬥士”無數,但由於共產主義的欺騙性及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曾錯把處在訓政階段的國民政府當作專制政權而加以反對。但是﹐當一九四九年真正的中共專制政權復辟後﹐他們中有的閉嘴了﹐再也不講自由民主了﹔有的屈服於專制的淫威﹐成了中共的統戰花瓶﹔有的乾脆利字當先﹐助肘為逆無恥的爭當中共的幫兇。但王若望先生作為一個正真追求自由民主的戰士﹐當他從共產主義的欺騙中覺悟過來後﹐便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反對中共一黨專制的行列。在九二年他剛出國的時候﹐有一位朋友曾問他﹕“你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出國從事民運。”他答道﹕“過去﹐我搞宣傳﹐幫共產黨得了天下。現在我出國從事民運,是來向人民還債的。”

  他曾經上當受騙﹐上了共產黨這條假民主真專制的賊船﹐為此還坐過國民政府的牢﹔他曾經名利雙收﹐作為通過謊言竊取了國家統治地位的共產黨的一員﹐成了中共專制政權中的既得利益者。在我們的客廳堭齒酗T面旗子﹕一面是中華民國國旗﹐一面是圖黑了的中共國旗﹐還有一面是美國國旗。三面旗子充分說明了王若望先生對中共專制的否定和對中華民國的肯定。這是因為王若望先生他具有一顆真正追求自由民主之心和為民請命的赤子之情﹐所以他才能捨私利而求公義﹐成為一位正真的勇者﹐一位通過親身經歷見證共產專制復辟黑暗的迷途知返的羔羊。

中共不要﹐更是不要中共的民主鬥士

  由於王若望先生坦蕩直率的個性﹐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自然與中共政府竭力掩蓋專制統治下的黑暗,毫無共同語言。於是他厄運不斷,苦難連連﹐又是右派﹐又是坐牢﹐妻子也被逼至死﹐家破人亡。

  共產黨恨王若望﹐因為他不僅視人民的利益高於共產黨的利益﹐維護人民權益﹐為人民講真話;還因為他畢竟曾經是“同一個造反隊伍堛瑣啎矷芋M共產黨不能像對待國民政府的軍政人員那樣﹐可簡單用勝利者的謊言──“他們是國民黨反動派”來加以輿論上的誹謗或肉體上的消滅。再因為就是﹐對於這樣一個醒悟過來的老共產黨員﹐當中共的專制淫威對他失靈之後﹐利誘一招也不起作用。他們派文霸胡喬木把他叫到北京和他談話﹐想以利益交換讓他閉嘴。可是王若望先生在正義和邪惡面前他選擇了正義﹔在苦難和名利面前他選擇了苦難。

  當八九年北京大學生發動反貪污爭民主大遊行的時候﹐王若望先生作為中國著名的真正民主戰士﹐勇敢的走上了街頭﹐帶領上海文化界人士遊行聲援北京大學生的正義行動。當中共的坦克開進北京城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六四大屠殺)時﹐王若望先生置生死於度外﹐堅定站在人民一邊﹐抗議鄧小平集團的專制暴行。當九四年中共在美國紐約中國城第一次組織慶祝中共的“國慶”時﹐又是王若望先生聯合其他民運團體組織車隊遊行抗議﹐給中共及海外唯利是圖的媚共難民以迎頭痛擊。

  王若望先生用他對中共專制不抱幻想和毫不妥協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表明﹕他選擇了做一個不僅僅是共產黨不要﹐而且更是不要共產黨的人。

  他去香港﹐當和朋友們談到九七年七月香港將因回歸祖國而受中共統治﹐他頓時老淚縱橫。他為香港同胞將要重陷中共專制魔掌而痛苦﹐他為自己相助香港同胞的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悲哀。王若望先生不贊成臺獨﹐但出於對臺灣人民的愛﹐針對中共的文攻武嚇﹐他說﹕“寧可臺灣獨立﹐也不能讓中共統治臺灣﹐迫害臺灣人民。”王若望先生對中共專制的恨﹐對中國人民的愛是多麼的分明啊﹗

  然而﹐李登輝一夥卻要以制度不同為藉口搞臺獨。他們祇講臺灣政客的福址﹐不講中華民族的福址﹐甚至要出賣大陸人民的未來給共產黨以換取臺獨。當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王若望先生一方面明確指出“兩國論”的始作俑者是中國共產黨﹕他們在蘇共一手策劃指導下﹐先是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搞了“兩國”﹐後又在整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復辟專制﹔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建議國民黨應該高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旗幟﹐用三民主義來反對共產專制﹐用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

  王若望先生出國後,臺灣某機構給他提供每月一千八百美元辦刊物及生活費(羊子靠打一份零工有時還打兩份維持生活)。隨著臺灣民進黨取得政權﹐該機構很快轉變態度,先是說刊物“轉載太多”﹐後又道刊物“內容貧乏”。從二零零一年一月起每月減少三百元,到六月即在王若望先生去世前半年﹐該機構片面通知,從七月份起正式停發。為了臺獨﹐他們一貫置大陸人民的利益於不顧,而王若望先生則直到過世﹐沒有迎合李登輝一夥分裂中國的“兩國論”﹐倒是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更是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王若望先生曲折坎坷的經歷﹐是當代中華民族百年奮鬥史的一個縮影﹐他的苦難也是我們全民族的苦難。中華民族就是因為有像王若望先生這樣無數的仁人志士﹐所以才得以綿延五千年而經久不衰。我們要學習王若望先生嫉惡如仇﹐對中共不抱幻想,以決不妥協的精神﹐把共產專制徹底清除出中華民族的機體。我們要學習王若望先生堅持原則的精神﹐笑威脅斥利誘。若望先生雖然走了﹐但若望精神永在,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