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河殤餘談

孫國棟

  大約一年半前,我讀到《河殤解說詞》及三聯書店出版的《河殤》,心情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沉重。後來又看到《河殤》電視集,《河殤》作者們那種深沉的憂患感和追求改革的熱情,用極富文學的筆觸、透過旁述者充滿感情的聲調,從熒光幕上迎面噴來,心頭不覺為之震動。但是對《河殤》思想上的瑕疵及知識上的錯誤,又感到一陣空虛與失望。兩種心情在我心底交織迴旋,喚起我五十多年前一個深刻的回憶。

(一)中共之失,何歸咎於中國文化?

  五十多前,蘆溝橋事變,七月七日對日抗戰爆發,我正讀中學,政府號召全國總動員,奮起抵抗兇殘暴虐的敵人日本。一時人心振奮,百年來日本侵華的仇恨都湧上心頭。不久,有抗戰歌曲興起,我第一首學唱的抗戰歌曲是《保衛中華》。“保衛中華,誓死保衛民族的中華,保衛我們五千年輝煌的文化……”,跟著流行的是哀感的《長城謠》,稍後,歌曲的主題常圍繞黃河。《黃河大合唱》猶激發人的雄心壯志。在大後方的城鎮,衹要有一人在街上唱,必有人隨聲而和,先而三四人,繼而七八人,再而數十人,常常不期然而匯成一道歌聲的洪流,迴旋蕩漾,慷慨激昂。後來我參加遠征軍到緬甸,原來“黃河”與“長城”同樣帶給異域的中國人不少光輝與懷念。中國能在軍備極劣勢的情況下堅持抗戰八年,終於獲得勝利,所憑籍的就是這股熱情。中國文化、黃河、長城,在中國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貴。不意五十年後,它們變成了詛咒的對象。五十年間中國遭遇了什麼變故?五十年啊!中國文化依然、長城無恙、黃河安瀾,衹是四十年來中共一黨專政所造成的種種災難,引起了大陸知識分子強烈的反應,他們內心要求民主改革,但不敢直接指斥中共,於是發泄於中國文化,而連及黃河與長城。他們把眼前的不合理現象,一一歸罪於中國文化,說“可以從我們民族最深奧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河殤》序)。文化與政治,當然有相會合點,但兩者決非重合,因為文化較具恆常性,而政治設施常隨政權而轉變﹔所以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必須分別觀察。尤其近四十年來,中共激烈反傳統文化,而《河殤》卻以中共所作所為,歸罪於傳統文化,是無異於為當政者文過飾非,以文化為代罪羔羊,模湖了讀者的視線。

(二)《河殤》作者觀念落伍

  當然,中國文化有不少弱點,因為幾千年歷史必有沉積渣滓,我們決不能因對民族的熱愛而無視了民族文化的弱點﹔更不應鼓吹民族的激情而犧牲民主與自由。但是,如果我們要為中國創新境、實現民主自由,我們決不能淺薄地主張全盤地拋棄中國文化。因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須有文化素養﹔而文化素養則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滋養而生長。所以我們爭民主自由,同時必爭民族文化的強健。

  《河殤》可能不是出於一人之手,它對中國文化的觀點時不一致。有時認為中國文化原來是開放的、豐富的,現在衰弱了,“需要補充新的文明因子”。有時卻認為中國這種黃色的河流文明已無可挽回地崩潰了,現在衹是垂死的掙扎,應該把它拋棄,去學習西方藍色的海洋文明。這兩個觀念,看來相似,其實極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後者是病態的。因為民族與文化,血肉相連,凡企圖拋棄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種文化,衹是一種虛無的幻想,這毫釐之辨,非常重要。

  我們又必須認識,民主自由衹是生活的外延,他必須更有其內涵──如價值的取向、思維的方式、心靈的嚮往、生活的情調、行為的軌範……都植根於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所以能凝聚其民族,力量即在此,拋棄民族文化,民族會解體,民主自由亦無所寄托,這是極深沉的問題,《河殤》竟未加理會!

  而且再進一步觀察,近三十年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思想上,舊的“歐洲中心”觀念已被拋棄,而代之以“全球意識”,一種多元的、協調的精神,成為現代文化的基調,不但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西方學者亦在尋找東方的智慧,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各種民族文化都受到重視,將來的世界文化,必為各民族文化互相協調、互相補益的大組合,它的內容是豐富的、姿采是多方面的,絕不是由某種文化所獨佔的。各民族正應努力健全其民族文化以求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不是相對抗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河殤》衹知傾慕十九世紀帶有侵略性的西方工業文明,不免顯得有點落伍了。

(三)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兩年來討論《河殤》的人很多,我本想寫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筆,因為我覺得《河殤》作者們雖然極力反對中國文化,但其實他們都秉持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為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這是一種極高貴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運發生以後,《河殤》作者們都挺身參與民運,可見他們倡言改革,是懷抱極大的真誠,決非空言泛泛,這番精神與勇氣,實使人敬佩,我不愿因評論《河殤》而稍損他們的形象。而尤其聽說中共正大力批判《河殤》,我知中共的觀點與我的觀點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評柏楊,北京《光明日報》未經我同意竟刪節轉載我的文章,柏楊於是誣衊我為中共的文化打手,我不愿評《河殤》再蹈評柏楊的覆轍,所以遲遲未下筆。但是我內心總感到不安,因為論學第一要義在求真,《河殤》的影響如此之廣泛,其中既有可議之處,應該讓作者與讀者都知道。知而不言,決非論學求真的態度,恰巧最近柏克萊大學的中港研討社邀約我講話,該社正播放《河殤》,於是我以“談河殤”為題,吐出我的感想,本文由講稿整理而成。兩年來,各報章雜誌討論《河殤》的文章已不少,我衹是補其餘義而已。

(四)“河”未“殤”也,仍請愛之

  既談《河殤》,讓我們先從黃河說起。“《河殤》第五集《憂患》說:我們不知道古時候黃河是個什麼樣子,此刻展現在你們面前的黃河,不正是濁浪滾滾,像一條狂暴的巨龍嗎……孕育變成肆虐的一條河,母親變成了暴君……黃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條河。”

  第一集《尋夢》又說:“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了文明,黃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再不可能再從黃河堿y淌出來……”

  《河殤》雖然是用一種文學的、象徵性的說法,以表示黃河文化之不可能再興,但總由於對黃河歷史的不了解所至。黃河的水量,古今相差不遠。黃河所給我們祖先的與給我們的正相似。黃河之為母親抑為暴君,全操於我們自己,我們的祖先能利用黃河的賜予,於是黃河為母親,後代的華夏子孫不肖,糟塌了黃河的賜予,黃河便變為暴君,不是黃河辜負我們,正是我們辜負了黃河。如果我們能發憤,黃河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再創發一次光輝的文明。現在讓我們看看黃河由母親變為暴君的經過:

  黃河水系滋養我們民族生長,這是世人所共認,但我們不要忘記四千年前大禹疏導九河的故事,這是我們祖先接受黃河賜予的一分努力。自從大禹治水以後,商代文化即長成於黃河下游的淇水流域,周代文化則成長於黃河中游的涇渭流域,春秋中原的百餘諸候國都散落分佈在黃河兩岸的支流。古代黃河兩岸有不少湖泊與長江相似,可以調節河流水量,而且我們祖先,很早就注意溝洫水利,所以當時黃河患少而利多。黃河下游一帶,近代是黃河泛濫區域,古代是風光美麗、文化優雅的樂土。我們讀《詩經﹒國風》邶、庸、衛之詩可知。尤其衛國,正是商代後期殷墟的故地,不但文化高,而且生活極有情意。在衛風中描寫衛人在黃河淇水間生活之詩不少。如《衛風﹒淇奧》之詩: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如《碩人》之詩: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他們的生活,既優裕而有情致。

  河之為患,總由於利失修所至。春秋初年,北狄侵入衛國,把衛地一帶的農田水利破壞,約六十年後(周定王五年),河徙,這是自大禹疏九河以後、見於記載的黃河第一次改道。後來到了戰國初期,魏文侯居鄴,鄴京近衛,在漳水、衛河之間,漳水通衛河,衛河接黃河水系,文侯使西門豹、史起大修水利,這一帶又恢復為樂土。所以修一分水利,引一分河水溉田,河水減弱一分,就收治河一分之功。

  到了戰國中晚期,各國兵爭,時時互決河水以浸鄰國,完全不顧全盤性的水利地勢,於是水文破壞,河患漸重。

  至於黃河中游,黃土高原一帶,因水利失修,影響及於全河,造成的河患更為嚴重。因黃河中游匯集涇、渭、汾、洛、伊、涑諸川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匯於黃河,於是將沿途鬆疏的黃土沖刷入黃河,以致黃河的含沙量極大,這是河患的主要成因。所以如果於黃河中游關中講求水利,引諸川之水以溉田,使水不集匯於黃河,不僅關中得沃野,農地綠化,減少浮沙,則匯入黃河的水量與泥量俱減,下游河患可以減輕。所以關中水利的成敗,關係黃河全程的利害。現在我們讀《漢書﹒溝洫誌》,就知秦漢時對黃河的水利事業非常注意,猶特別留心於關中。

  《溝洫誌》所載,秦於戰國時水工鄭國鑿涇水自中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溉滷之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為沃野。漢武帝時使水工徐伯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河東守番系建議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武帝乃發卒數萬作渠田,又引洛水,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名曰龍首渠。武帝元光中,(公元前一三四年至公元前一二九年)河決瓠子,久不能塞,武帝自臨決河,令君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而導河北行二渠,梁楚之地無水患。此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黃河上中游地皆引河及川以溉田,又於關中開靈軹渠、成國渠、諱渠以疏引諸川水。其於小渠及因山陂引導水流者不可勝數。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年),趙中大夫白公引涇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請注意這首民謠,不但水可以溉田,泥可以肥田,於是流入黃河的水量和泥量都可以大減,可謂一舉而數善備。

  西漢大力治理關中水利,雖然黃河下游的潰決乃不能絕,但西漢的隆盛,其經濟地理主要在黃河流域,可見是受黃河所哺養的。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長安大亂,關中水利破壞。《溝洫誌》說,王莽對於治河,“但崇空語、無施行者”。要到東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七零年)王景再大力治河。

  東漢遷都洛陽,對於關中水利不如西漢注意,魏晉南北朝政局紛亂,當然未留意治河。

  直到隋唐重都關中,然後再整頓關中水利。現見於《新唐書﹒地理誌》“關內道”所修的水利工程就不少。如京兆府的劉公渠和彭城堰、長安縣的漕渠、藍田縣引南山水入京師、鄭縣的利俗渠和羅文渠、又有姜師度所立之捍水堤、華陰縣的漕渠和敷水渠、朝邑縣的通靈陂、韓城縣自龍門引河溉田、合陽縣的陽班湫、寶雞縣的昇原渠和高泉渠、中部縣的上善泉、回樂縣的特進渠、會寧縣的黃河堰、朔方縣的延化渠等。

  而且漢唐兩代立國,常是兩面形勢:一面是坐關中東向以控制中原﹔另一面以東南為背,面對西北。漢代之擊匈奴、通西域﹔唐代之逐突厥,都是吸收東南資源以發展西北,所以對西北黃河上中游地區較注意,努力講求水利,自然減少下游災難。故唐以前,黃河利多而害少。

  自宋以後,黃河之患乃嚴重。

  此重病實結胎於唐末五代兩宋。

  唐代晚年東邊有藩鎮割據,藩鎮合力治河的,衹見魏滑兩鎮﹔西方有吐蕃之東侵,以至黃河中游的水利破壞。加以五代時,後梁後唐沿河作戰,互以河水相淹。五代以後,長安不得復為帝都,北宋遷都東方的汴梁,關中幾成邊塞。宋與西夏的戰爭就近在關中。於是漢唐所修的關中渠道,因失修日久,河床日深,渠口露出水面,水不能入渠,盡成廢道,以至農作物愈少,泥土風化日甚,流沙匯入黃河日增,至下游河床日高,一有潰決,貽害數千里。加以自宋以後,歷代治河成為一極大糜費,不少國帑,入了治河官員的私囊,八百年來,惟求方便,衹知增堤防決,從不知治本清源。

  當中共取得政權之初,大聘蘇聯專家來建堤壩。我當時已覺得這是下策,因為黃河之患,在於含沙量太大,必須於上中游諸川修復水利,引涇、渭、汾、洛諸水以溉田,減少流沙入河,綠化諸水兩岸,以免風化日甚,再疏導下游,才是根本治河之道。徒建水壩,不足以治河。果然中共所建之壩,全無積效。加以中共幾十年來的政治運動,如“土法練鋼”“農業學大寨”等大多違反環保知識濫伐森林,亂開墾地,對私人採伐更毫無管理,至土地的林覆面日少,平時無法儲蓄水量,遇雨即水土流失,澇旱相繼,於是黃河由母親變為暴君。

  黃河、長江是我國南北兩大動脈,欲中國復興,必使此兩大動脈重複生氣。修治黃河,是一項絕大工程。因為現在關中一帶黃土,被河川割裂,河床深陷,兩岸常為高地,修治水利極雜。但是,這一難題我們必須面對,無可迴避,惟有奮起精神,利用現代科技,結合歷史知識,從頭整頓。要達成這目的,必須道先調整我們的心態──把怨懟黃河之心,轉換為愛護黃河。黃河是我們民族的母河,黃河流域是我們民族的故鄉,衹要我們能發憤,黃河所給予我們祖先的,必可再給予我們,黃河文化必可與世界文明相匯流而創發出更光輝的未來,“河”絕未“殤”,我們仍應以黃河而驕傲,請為黃河文化再創發一新境界而努力吧!

(五)舞龍並無“戲弄”之意

  《河殤》由於對黃河的怨懟而擴及對龍的怨懟。第一集《尋夢》說:

  “華夏民族為什麼會崇拜這麼一個形象兇暴的怪物呢?……這是這個大河流域民族對生命之河的敬畏。”

  又說: “於是中國人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他們把龍王老子供奉得使它無可挑惕,把它捧上權力的峰巔﹔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在豐收鑼鼓響徹雲霄的時候著實地戲弄這老東西一番,出出一年磕頭燒香、誠惶誠恐的惡氣,這真是一種絕妙的中國式的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戲弄之間,人們獲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這又是一種誤解,一種幽默的誤解。

  古代的部族,常常以一種動物象徵其部族的潛能。龍大抵是華夏民族表現潛能的一種象徵、他們出現甚早,《史記》就記載帝舜時有正直的名臣名“龍”。《易經》的第一卦乾卦就以龍的潛、現、飛翔為卦象。孔子見老子,回來對弟子們提到對老子的印象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綱,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在孔子心中,必不以老子為兇暴,而以老子為睿智。龍在中國人心中,是代表靈動、雄健、力量、睿智、吉祥、豐盛,所以豐收則舞龍,有慶典則舞龍,稱龍鳳呈祥、龍鳳配、龍馬精神。舞龍決不是在戲弄一番這老東西以出一年的惡氣的。

(六)中國文化“無可挽回地衰落”?

  《河殤》常常根據一個簡單的概念,構成一個強烈的意識,用這意識,籠罩許多複雜的問題,而排除其概念以外的知識,於是對事情的真相就不了解。它對中國文化的觀念也是如此。

  中國文化是一個多元的、雜合的文化大系,《河殤》除了《靈光篇》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雜合文化並盛讚漢唐文化的多姿采之外,其於各處俱以一種單調的眼光來看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必與其他東方亞細亞的內陸文化一般的趨於滅亡,並以張光直教授所說北美洲瑪雅文化之例來暗示中國文化必如瑪雅文化一樣地衰亡。它說: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規通道,實際上是東方式的亞細亞形態。張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國文明同中美洲瑪雅文明的相似性,認為它們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產物,他認為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類似的普遍性,因此並不是中國文明多麼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長,恰恰是整個古老世界的最後掙扎。(《尋夢》)”

  蘇曉康在《河殤》序言中說:“這種文化……它在今天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潰了。(《河殤》序: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

  這一觀念籠罩著《河殤》,成為《河殤》的主導思想。這是對中國文化的大誤解。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化的、雜合的大民族。

  中國文化也一種多元化的、融合的文化大系統。

  在周代以前就有幾組文化相融合:西部的夏周文化、東邊濱海的殷商文化、南方的楚文化、東南的吳越文化……其中尤以夏周文化和殷商文化最為主幹。夏、周文化發展於黃河中游,正是《河殤》所指的黃河文化或內陸文化﹔殷商文化發展於濱海,根據張光直的老師李濟教授的研究,殷商文化帶有太平洋沿岸的背景。李教授說:“殷代的裝飾藝術銅器上的、以及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個整個的觀察,完全代表一個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藝術的觀念、裝飾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風,代表很早的太平洋傳統。它向北經過阿拉斯加,傳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傳入現在太平洋的諸群島。(《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及問題》)”

  如果李教授的考証不錯,則張光直教授所指的瑪雅文化或者是由中國濱海文化傳入的。就此一端,中國文化已不能用河流文化或內陸文化一語來概括。孔子說:“周監於二代(夏與商),郁郁乎文哉。”可見中國文化早就是融合各族文化而成的大系。

  秦漢以後,又吸收不少外來文化。除佛都文化之外,更有不少游牧民族的文化。如北魏、西魏、北周是鮮卑人建立的政權,北魏西魏北周的制度是漢文化與鮮卑文化融合的結果。唐代有名的“均田制”就源於北魏﹔有名的“府兵制”,就源於西魏北周。此外各民族的宗教如火襖老、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一千多年前已在中國傳播。所以中國文化內涵極豐富,斷斷不能以美洲單調的瑪雅文化之衰亡而判言中國文化亦衰亡。張光直教授是考古學家,他所掌握的資料是史前史的資料,他衹說明中國一些史前史資料與瑪雅相似,我們豈能用簡單的、片段的史前史資料來推斷以後繁積的歷史文化的發展?

  中國文化的所以能悠久漫長,必有內在深厚的原因,《河殤》諸作者受一些外國學者的影響,將中國社會的外型與其他亞細亞民族比較,就隨便對中國文化歷史下結論,而不內在地、主體性地從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去了解中國文化,這是非常懶惰的。

  要找出中國文化所以能長久的原因,這問題太大,牽涉太廣,不能在此討論,衹好留待哲學家、思想家、文化家者去祥細探究,我衹提出一點小意見,以供關心中國文化者的參考。

  我覺得中國文化精神是由人內心的真感情處發展而出,由此真感情而接觸到真實的生命,肯定生命,進而建設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哲學家們肯定生命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這是從能思的主體而証明生命的存在。柏格森要從突破環境的創造力去體認生命的實在,中國人則從“動情”之處認取生命之實在。

  人類最真實的感情無過於親子之愛。所以中國人總喜歡從親子之愛推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而建立人倫,進而開展出社會人群的文化理想。這種文化理想,把人生最大的價值,不放在神的世界,也不放在物的世界,而放在人的世界。它最重要的是潤澤人生、建設人的價值。這是一種從生命內在透出的人文精神──把一切希望、信仰、價值都肯定在現世人生,追求人生的善化、理性化。這是一種由內心真感情開展出理性的文化。它以建立人的價值為核心,以性善說為主流,所以特別著重“仁”字。仁是人與人相處的道理,是相對待的,有情意的,有感應的,有生機的。所以無感應稱麻木不“仁”。果子有生機的內核亦稱“仁”。故此中國文化能尊重各種族的生存權,這是一種具有親和力的文化。故能搏合各民族成為一大民族,能融和多種文化成為一文化大系,因此她有強韌的生存能力。

  但是這種文化性格,亦有它的弱點──它的倫理觀念太強,容易淹蓋了個人的獨立性,以致公民意識不易張顯,於是遲遲未能突破民本思想而進入民主。所以中國歷來衹重吏道而忽視政道,嚴格言之,衹有吏治而無政治。同時,它道德實踐的要求過強,而輕忽了純知性的發展,以致由思辨而來的純知性活動發育不圓滿,故科學進展緩慢。

  然而,中國文化的本質並不與民主科學相排斥,當社會由大家族轉變成小家庭,當民主科學思潮輸入,中國文化吸收民主科學自然順理成章,因為一種看重民本、要建立人的價值、以性善說為主流的文化,斷不會排拒民主﹔一個重實踐理性的民族,亦必不會排斥科學。不但不排斥拒絕,而且必有其可以相輔相成之道。比如,中國文化以性善就為主流,此正可以補足當前我們所大力提倡的“人格尊嚴”、“天賦人權”等觀念。因為如果人性為“不善”,則我們何所據而言“人格尊嚴”?又何所據而言“天賦人權”?故中國的性善說正可為“人格尊嚴”、“天賦人權”等觀念建立一穩健的基礎。我們為什麼要說這種文化必不能吸收民主科學的養料而更有所發展?為什麼要說這種文化必不能清洗歷史的沉積而再煥發光彩,而妄斷它必趨於滅亡呢?現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都是中國人社會,都以中國文化為基調,他們何嘗排斥民主科學與工業文明?甚至日本南韓,他們的文化基調亦受中國文化所濡染,亦何嘗排斥工業文明?

(七)長城何罪?

  讓我們再說長城。《河殤》說:

  “人們甚至硬要用它(長城)來象徵中國的強盛,然而假如長城會說話,它一定會老老實實告訴華夏子孫們它是由歷史的命運所鑄造的一座巨大悲劇的紀念碑。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衹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們民族的心靈上。啊,長城,我們為什麼還要謳歌你呢?(第二集《命運》)

  有了長城,對外可以抵擋游牧民族的劫掠,對內則產生一種凝聚力,把城內的人民壓向一個權力核心。(第二集《命運》)”

  把長城看成懦弱的防禦、不敢向外開展、把人民壓向一個權力的核心的一座悲劇紀念碑,這是對長城歷史瞭解之不足。

  現在讓我們去了解長城吧。長城的作用不在防守,更不表示怯弱與封閉,而是為中國設定疆域創造中國的體質條件。

  我國在戰國以前並未有疆界,夏代是中國第一個王朝,但夏代衹具國家雛形,數百個散佈在黃河流域一帶的部族擁戴其中最強大的夏族為領袖,所以夏代並無明確的疆界。商代仍然如此。到了西周初年,分封諸侯,把各部族納入一個封建模式,中國開始湧現出統一的理想,但是仍然未有固定的疆域,當時各封國錯落在大河兩岸的支流附近,各設城堡以自衛,這就是諸夏民族的據點之外,穿插著游牧民族,即所謂蠻夷戎狄,中國仍然未有疆界,到了戰國,七雄各自據地,或築城牆,或倚山川而定國界,但仍是七雄的疆界,不是中國疆界。要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把燕趙的牆城連起來,成為中國北邊的疆界,然後中國有一幅完整的版圖。自秦代以後,一直到現代,中國的版圖,以此為基礎,二千年來所謂腹地,即指城內區域,它不僅建立中國的體質,同時在精神上亦強化起一個中國。二千年來在此版圖內,以統一為正常,以分裂為例外,這是長城的重大意義,這點意義,遠遠超過於防守的意義。

  如果就防守而言,長城所起的作用並不大,恐怕自秦以下,利用長城以防守的不到十分之一時間﹔長城更未限制向外發展,漢、唐、明三代都超越了長城(元清兩代本起於長城之外,那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史實斑斑可考。

  秦築長城之後,十餘年而秦亡。漢初匈奴勢力已入長城之內。漢文帝時,匈奴入侵,文帝置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細柳、渭北、棘門、霸上都有在首都長安附近。

  可見匈奴勢力已逼近首都。到武帝時,國力充實,九次遣將北征,都越過長城,最重要的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大將軍衛青出雲中,收復蒙恬所經營的河套以南地。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千里,破匈奴渾邪休屠王﹔旋再出隴西二千里,得胡首三萬,匈奴混邪王以四萬來降,獻河西走廊建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大將軍衛青出定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郡,出塞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屬杭愛山)臨瀚海而還。

  到漢宣帝時又發五將軍北伐匈奴呼韓邪降漢。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大將軍竇憲北伐,出塞三千里,勒石燕然山而還。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又出擊匈奴,至金微山(新疆阿爾泰山)出塞五千餘里。長城何嘗限制向外發展?

  自漢武帝以下至曹魏,北方胡人降漢的多處之於長城以內的晉陽、汾澗、秦川之間,此後乃引出兩晉南北朝五胡亂華與南北大分裂,此等事俱發生於長城之內,長城並未利用為防守。

  到了隋唐,又越過長城大破突厥。

  唐太宗遣李靖、李勛破突厥,平服西北各外族,置安西、安北、北庭三都護府,轄地都在長城之外數千里。

  到了五代的後晉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遼),遼人又突入長城。宋與遼有名的“澶淵之盟”就在長城以內的河北省濮陽締結。金人來北宋,戰事主要在太原。後來南宋與金的劃界線在淮水,更遠離長城了。蒙古人之滅南宋是從襄陽沿長江而下的,與長城無涉。到了明代初年,明成祖越過長城親征北方的敵人韃靼,大敗之於幹難河。到明中葉以後,明的國勢稍衰,李成梁、戚繼光守邊,再修長城,然後倚長城以禦北寇。清人起於關外,長城於清代三百年全無防禦意義。所以謂用長城作為防守則時間極短,謂長城表示怯懦的不出擊,又與史實不符。

  至於說長城會“壓縮人民逼向一個權力的核心”,這真是以小城邦來看中國了。中國國土東西南北各萬里,中間大川崇山阻隔,北邊的長城,如何可以壓縮人民向一個權力核心呢?中國自從築長城之後,仍然有三國鼎立、五胡十六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情況,可見長城並未能把他國人民壓縮向一個權力核心。

  長城不是一座悲劇的紀念碑,我們雖不必以它為中國人的光榮,亦不必以此為中國人的恥辱。它不失為人類歷史上一項使人驚心動魄的大工程,足以發人思古之幽情。

(八)中國從無私有制?

  《河殤》大力鼓吹拋棄中國河流文化而學習西方。西方學術有一點最精彩同時是最重要的精神,是:“知識衹為真理服務。”既不為政權服務,亦不為眼前的功利服務。《河殤》因為是一部政論電視,目的在鼓吹改革,於是時時浮光掠影,說誇張不實的話,這是違反了自己所鼓吹的學習西方謹嚴的學術精神,實是非常可惜的,譬如《河殤》說,中國歷代衹有皇帝一人是真正的私有者,就違背事實。它說:

  “中國這樣的小農大國,雖然商業從來都很發達,卻先天不具備真正的商品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朝歷代,皇帝是擁有整個中國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無償也無止境地剝奪農民﹔官吏靠朝庭微薄的俸祿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奪地向百姓搜刮財富……因此,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私有制。”(第四集《新紀元》)

  中國幾千年來君主政體,其中當然有不少暴君苛政,但認為皇帝是唯一的私有者,則未免誇張不實。就以土地私有制而言,自從周代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稅畝,以後各國仿行,土地即成私有,一直無法改變,到了漢代,土地兼併十分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董仲舒和師丹先後提出“限民名田”,結果都未能實行,到王莽,實行王田,把私人過多的土地分給無地之貧戶,亦未成功,反而引起大騷動。要到隋唐實行均田制,土地兼併稍稍改善。但均田制於中唐破壞,實行兩稅制後,土地回復私有,一直沿行至二十世紀。《河殤》豈能根據《詩經》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說皇帝是唯一私有者?

  歷代當然有不少暴吏,敗法亂紀、強徵賦稅、橫派徭役、巧取豪奪、欺壓人民,但不能說中國幾千年沒有賦稅制度,由皇帝官吏任意徵收攤派。中國有兩部重要的政書──杜佑的《通典》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通典》第一篇是《食貨》十二卷、《文獻通考》第一考是《田賦考》七卷,都詳敘歷代賦稅制度,列之為篇首。以後《續通典》、《清通典》、《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都沿襲此編制,以賦稅為第一項要政,列之於首。歷代皇室的財富和國賦是清楚區分的,為皇室理財的官是少府,為國家主賦之官是大司農(唐以後改為戶部),皇室財政和國家賦稅兩者是不相混的,一個連賦稅制度都沒有的國家,可以維持幾千年嗎?

(九)馬克斯誤矣

  《河殤》又相信馬克斯的理論,以“亞細亞生產方式”來解釋中國社會,實在不切合實情。馬克斯、恩格斯認為東方的自然氣候狀況,大規模的人工灌溉設備成為農業的首要條件,在那時的生產水平下,必須由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專制政權來組織成千上萬人去完成,這就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解釋,在中國是不切合實情的。因為中國雖是大農國,但是乃小農的經營方式,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散落在廣大的面積上,不容易經常集體勞作。所以自秦漢以後,大規模的集體勞動是極少有的,秦始皇驅民以修長城,,史書極其殘暴,謂秦代的力役十倍於古。中國的水利工程,漢代是用兵卒做的,《漢書》記載明白。唐代的水利,大都是地方性的,前面所學《新唐書﹒地理誌》“關內道”所列的各縣水利工程,都是用人民的“庸”來建成的。唐代每人每年須服公役二十日,謂之“庸”。每多服役十五日,則免納“調”(調布)。不服役的,日輸絹三尺以代替。自租庸調制破壞,行兩稅制以後,大徭役則以庸錢僱役。

  《河殤》在電視集開始時,有一大群人伏地膜拜的鏡頭,不知它拍的是什麼情況,這種集體膜拜的情況在中國是極少的。中國農民,生活在縱橫萬里、山川阻隔的廣大地面上,要集體勞作,並不容易,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以小城邦來想像中國的大農國,是馬克斯由想像而來的景象,不是根據實際史料而建設的理論。

(十)帝國主義應支持嗎?

  《河殤》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似乎也太粗糙。

  《河殤》說:“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藍色文明,同一個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黃色文明的文化對抗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第六集《蔚藍色》)”

  它用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作為描寫中國文化的特徵,未免太簡單而輕率了。

  農業經濟是各國經濟發展的一階段,由於科技的改進,於是農業進入工業化。但農業仍然是社會經濟的基礎。所以農業與工業不是對抗的,將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視作冰炭不相容,是由於被“存在決定意識”這一教條拘束所致──認為農業與工業的基礎不同,於是其上層意識形態亦冰炭不相容。而實際上,所有工業國家莫不從農業演進而來﹔同時必仍重視農業,兩者並非相對立的。

  至於用官僚政治來描寫所謂黃色文明也不切當。因為官僚政治乃是當社會進化擺脫了以血緣為本的封建制後的一種行政體制──以才能的優劣作為官員任免昇遷的標準,而不血緣親疏為標準的制度。現在世界各國,無不是官僚政治,即使以專家任官員,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一詞原非惡名,但當官場陋習養成,官場上的敷衍、推委等不負責任的風氣,使人生厭,於是“官僚”乃成惡名。這種官場壞風習,大抵各國皆然,衹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豈能以此作為中國文化的特徵?

  《河殤》以“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藍色文明”作為西方文明的特徵,恐怕稍有認識的西方學者亦不會同意。西方文明的精粹處決不在此。如果西方文明的特徵果然在此,則西方文明衹不過是一種帶侵略性的重商主義的帝國主義思想。它首先就應該被改造,我們何以還要努力仿傚它呢?

  《河殤》因為傾慕“擴張和戰爭”,於是以鄭和下西洋之不帶侵略性為非。它譏笑鄭和“多麼慨慷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啊”,以致“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由於這次歷史大選擇的坐失良機,太陽將不再昇起。”(第二集《命運》)這豈非一種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思想?

(十一)傳統文化並不開放?

  《河殤》或因成於眾手,所以在思想上有時並不一致。譬如在《靈光集》中,大力推崇漢唐兩代文化,它描寫漢明帝向印度迎佛、白馬馱經而歸、吸收佛學、把佛教中國化的經過描寫得非常動人。它說:

  “白馬給中國人馱來了一個陌生的神,他曾經披著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當他沿著一條與絲綢之路平行的路線往東走去的時候,眼窩漸漸淺了,鼻兒漸漸低了,笑容也帶上幾分世俗的人情味,服裝也換上了中國的褒衣博帶式袈裟,中國人改造了這個外來的神。那時,我們的祖先確乎有這樣的氣魄,這樣的靈性,這樣的聰明才智……”

  又形容漢唐吸收外來文化的開放精神說:

  “如果沒有漢帝國積極主動的開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中國的傳統樂舞也許始終是這個模樣,它可以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卻絕不可能產生漢唐絢爛多彩的歌舞。

  唐代文化的開放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音樂、繪畫、雕塑、文學就不用說了,還有哲學思維方式受印度哲學的影響……唐代文化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文化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真正百花齊放,不是一個模式、一個調子,是各種色彩,不是那麼單調的歸於一律的﹔第二,充滿活力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是怎樣造成的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對外開放。外來文化的營養,外來文化的刺激造成內部的百花齊放,如果沒有對外開放的廣泛吸收營養,要形成內部的活力和百花齊放就不可能。”

  《河殤》這番話,分明是對中共封閉性的政權一種諷喻,非常有意義。但是,《河殤》自身在理論上亦陷於矛盾。因為既認為漢唐文化是如此的胸襟開展,如此的有靈性,又如此的多姿多彩,而漢唐文化就是黃河文化之一環,可見黃河文化在本質上並不封閉,並不怯懦因循。後來即使變得封閉、怯懦,亦決不是由於文化本質的內因。而是由於環境改變的外因。《河殤》於此不加深思,一面既大力推崇漢唐,而一面又大力主張拋棄黃河文化,豈非思想上有罅隙?

  黃河文化盛衰強弱轉換的關鍵,的確大可深思。《河殤》指出由於對外封閉、缺乏與其他文化交流之故,此不失為重要原因之一。考查中國史上對外採封閉政策的,俱在近代與當代,不在古代。明初,明太祖滅方國珍和張士誠,兩人的餘黨多亡命海外,時時勾結日本海盜來犯,明太祖為了海防禁國人下海。此即《河殤》所指的“要把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不許片板下海”的皇帝朱元璋。嚴格而言,這不能算是對外封閉。而且海禁的時間甚短,明成祖時乃有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且由晚明至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時期──當時歐洲宗教改革之後,舊教失勢,於是組織耶穌會來東方佈教。明萬歷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傳教士利瑪竇來華,跟著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南懷仁等相繼東來,他們大多有深湛學養與豐富知識,與中國士大夫交游,用其天文、歷算、輿地、物理等知識取得中國君主與士大夫的信任,一時中國學者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向慕西學,此輩傳教士又將翻譯中國書籍進呈羅馬教皇的竟有四百餘部。中西文化交流十分活躍。可惜自清雍正以後,東來的傳教士素質不如前,雍正皇帝禁止傳教,連帶使中西文化交流亦一併中斷。遂使中西隔閡,這可說是中國對外封閉的第一次。此後直到晚清洋務運動,然後再向西方學習。

  第二次封閉應數中共。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一面反對傳統文化,一面封閉對外交流,“竹幕”低垂二十餘年,以致東西再次隔絕,而隔絕的程度又甚於清代。所以封閉不是由於中國文化的本質所致,而是由於當政者的態度與政策所致。《河殤》不加省察,時時將政治與文化混而為一。於是將當前的不合理現象,推向歷史文化,迴避了對政權的指責,模糊了事實的真相。

(十二)中共作為,何關傳統?

  《河殤》把近代的不合理現象推向歷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它提到大躍進時說:

  “在那顛狂的大躍進時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神話,把北方的小麥吹到畝產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畝產五萬多斤,上至寫過《實踐論》的偉大領袖,下至科學家和一向講究實際的中國農民,居然都會相信這種神話。……難道不正是一種農業文化的必然結局嗎?”(第四集《新紀元》)

  《河殤》這句斷語太可笑了。惟其農業文明的農民是最懂得每畝小麥產量多少、每畝稻田產量多少的,他們幾千年與農田朝夕相對,會相信畝產小麥七千斤、水稻五萬斤的神話嗎?但在瘋狂的政治運動之下,他們能反駁嗎?敢不相信嗎?這斷斷不是農業文明的必然結果,而是“偉大領袖”領導下的瘋狂所致。

  《河殤》又說:

  “為什麼標誌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呢?為什麼中國人如此憎惡它,以致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大規模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呢?從根本上,這仍然是中國文明性質決定的。(第四集《新紀元》)

  這又是迴護中共的飾詞。中國自從一百三十年前晚清洋務運動,已開始接受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了,現在臺灣、香港、新加坡的華人社會那一處不接受工業文明?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仍要“割資歷本主義尾巴”的正是要徹底打倒中國文化的中共紅衛兵﹔要埋葬資本主義的正是共產主義,那堿O中國文化?

  《河殤》說:“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堙A任何一位醫生的收入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太太。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收入倒掛……這一切不平根源,乃是社會缺乏機會平等的競爭機制,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衹有發育健康的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鉤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東西。”(第四集《新紀元》)

  中國二千年前已發展市場經濟,戰國時的臨淄、咸陽、邯鄲、大梁、郢、陶……都是商業大都,唐代長安、揚州、廣州更是國際大都會,即使最文弱的兩宋,汴京與臨安都先後成為全球最大最繁華的大都市。這個古老民族是最多市場經驗的。至於腫瘤醫生收入不如醫院門前烤白薯的老太太,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這些不合理的怪現象全是共產主義國家取消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亦衹有在共產主義國家內才會發生。以此作為中國文化的罪証,是太可笑了。

  《河殤》這種迴護現實政權、歸罪於歷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枚舉了。

(十三)以今說古,難免厚巫

  《河殤》又時時以眼前的現象反射於歷史,以今而說古。

  譬如第六集說:“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區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幾千年的內陸文明,終於走到大海的邊上,把它面對著土地的臉,轉過來遠望海洋了。(《蔚藍色》)”

  中國二千年前已走向大海,《漢書﹒地理誌》載合浦、徐聞的航船全程有達八九個月的﹔魏晉南北朝時,南海各國和中國交通的竟有十五國之多(《太平御覽》引《南州異物誌》),唐代廣州、泉州已是沿海的國際大商埠,何待至深圳特區設立才向世界宣告幾千年的內陸文明終於走到海邊呢?

  又譬如提到利瑪竇,《河殤》說:“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堙A我們一直把他說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第三集《靈光》)利瑪竇來中國是四百年前的事,他一直為中國士人所尊敬,衹有近幾十年中共才把他說成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

結語

  《河殤》寫在五四之後七十年,而思想上完全未超越五四。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承著明清兩代科舉八股敗壞人才、社會閉塞、專制流毒之後,提出學習西方科學與民主,可謂切中時弊。自從五四以後,七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已完全接受科學與民主。最低限度,目前在臺灣、香港及海外三千萬華僑,對科學、民主、人權、自由已有相當認識。現在《河殤》再度提出學習西方,顯然是以眼前大陸為背景而發的。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對民主、人權、自由不但全無推進,而反退後。但《河殤》於指出大陸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時,卻迴護中共政權,把不合理現象的原因,一一推向歷史文化,使海外讀者起一種殊不真切之感。

  近七十年來,由於資訊的加速,交通的發達,已把各地區連結在一起,世界文化已進入一個多元的、全球意識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各種文化互相協調、互相補足以求共進的新世紀,不是某種文化為主、某種文化為從的時代。而且世界又面臨一些關乎全球人類的新問題﹔如環境污染、溫室效應、生態環境破壞、能源短缺、核戰危機、人之疏離,以至吸毒愛滋等問題,正需要全人類善用各種文化智慧來加以救治,中國正應努力健全民族文化,以期對世界有所貢獻。我們今日所迫切追求的除了解民主、自由、人權之外,還有民族文化的健全,我們必須在全球意識之下起一次民族文化的新醒覺﹔亦惟有在民族文化新醒覺之下,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才可以有光輝的未來。以《河殤》作者們的勇敢、英銳、活力、熱情,如果能加以深思,必能將《河殤》的思想性加以調整,為中國民族文化的新境界作出貢獻。

  我在上面雖然指出《河殤》許多可議之處,但我對《河殤》諸作者的高貴品格是衷心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