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革命九十一週年

討北京洋教政權檄

劉念冰

編者按﹕本文為國內來稿,言詞激烈,為向作者守諾,乃照原樣發表,特此說明。

  許多有識之士質疑,為什麼神州大地現在竟然流行頌揚我們民族敵人的“清宮戲”?

  為什麼頻頻製造文字獄、屠殺我民族志士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披鳥尾、帶獸蹄、茹毛飲血的滿洲禽獸,在這些臭氣熏天的影視毒品中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偉大導師、英明領袖?而滿人後裔“金庸”之流,更是在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的庇護下登堂入室,得以假借“武俠小說”來詛咒報復中華民族,頌揚“令狐沖”之類的狐臊之輩為仁慈俠客!

  這都是因為,迄今蟠踞神州大地的所謂“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個像滿洲妖孽一樣從東北偷偷入關、勾結北方蠻族蹂躪中華的野蠻盜匪集團。這個類似滿洲盜匪集團的流寇盜匪集團,乘日寇入侵、國家危難之機,以土匪割據擴大武裝叛亂,終於在北京建立了萬惡的馬列洋教政權。洋教政權熱衷於出面歌頌滿韃子,其實是“猩猩惜猩猩”,指桑頌槐,為自己的共韃子行徑張目。

  有的偽自由派學者遭到中國共產黨北京洋教政權的批判,罪名是,其“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有影射中國共產黨推行愚民政策之嫌疑。後來有的“體制內反對派”──“中共的忠誠叛黨份子”將此修訂為“革命壓倒啟蒙”,企圖混水摸魚。其實本文即將揭示,中共叛國集團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密謀反對民族革命的反革命復辟勢力。說中共叛國集團是“革命黨”,正如毛澤東的臭筆桿子陳伯達寫作的《新民主主義論》說中共追求的是民主自由的“新三民主義”一樣,是地地道道的彌天大謊。

  在我們看來,那些家夥是“小罵大幫忙”,他們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救亡”的神話,至於“阻礙啟蒙”的罪責,主要應該歸於日本的侵略,而中國共產黨為抵抗侵略而推行愚民政策,不僅無過,而且有功,是不得不然的。所以我們說,現在的北京洋教政權真是臨近末日,否則怎麼把熱愛共產國際和洋教政權的漢奸御用文痞們也拿來開刀?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到底誰是“新中國”?

  辛灝年教授的專著《誰是新中國》已經事實勝於雄辯地揭示了:正因為中國共產革命是蘇俄在中國發動的,所以,它的革命理論也就一定是一家純粹外來的理論,說“全盤西化”也行。這個理論,不言而喻,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呢?

  它的要害,一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剛剛在西歐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以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二是要在經濟上推翻剛剛在西歐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自由經濟,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三是要在手段上,不僅將傳統的暴力革命方式上昇到“科學與理論”的高度,而且將傳統暴力革命與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結而合之,從而形成了一個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核心的、極端的暴力共產革命理論。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理論並非僅僅因為它鼓吹暴力,而使人感到可怕;它的可怕之處,是因為它鼓吹的暴力,是與拼命製造階級鬥爭和一定要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始終。也就是說,共產革命的鼓吹者和實行者們,不僅要依據這個理論來奪取政權,而且要依據這個理論來維護政權。這才是共產主義者們提倡暴力革命的“新意”,也是他們這些暴力革命者與眾不同的地方。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俄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沙皇及其君主制度,而是剛剛推翻了沙皇和君主制度、並建立了俄羅斯共和國的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所創建的二月民主政府。如出一轍的是,中國共產革命,恰恰也不是滿清王朝和君主帝制,而是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並且,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時正處在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連續、並且是瘋狂的反撲之中。中國共產革命不過是在所有這些旨在反撲和顛覆這個嶄新民主共和國的復辟勢力中,增添了一個“以革命為名義”的專制反撲勢力罷了。在這種意義上,北京洋教政權奉馬列洋教為宗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具有滿清宗社黨一樣的異種來源,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敵。來自烏拉爾山的“中國共產黨”和來自外興安嶺的“滿洲宗社黨”一樣,是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組織、不折不扣的賣國集團。

  這個賣國集團不僅在二十年代破壞革命、三十年代破壞啟蒙,而且在四十年代破壞救亡,到了五十年代公然出賣我們可愛的中華給蘇聯──這個比獫狁、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滿清、日本危險更大的混種的野蠻帝國蘇聯,直到把中華民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亡國危機;最後,中國共產黨這個共產國際派遣在中國的第五縱隊(“支部”),根據莫斯科的陰謀“指示”,把全體中國大陸人民,淪為全方位的、史無前例的亡國奴!在賣國的“國際主義功勞簿”上,中國共產黨的成績,遠遠超過了簽訂“二十一條”的袁世凱,超過了勾引滿韃子入關的吳三桂,超過了萬世唾罵的秦檜,超過了兒皇帝石敬塘……總而言之,大大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賣國賊的總和!

  我們掌握充分的証據,可以起訴這個犯有嚴重叛國罪的特大犯罪集團──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北京洋教政權,並在民族法庭上審判這群喪盡天良的家夥:

  首先,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賣國賊,其罪行主要都是出賣民族的“政治主權”,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也是不遑多讓,比他們“毫不遜色”。早在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在江西炮製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色割據”(有毛澤東的親口招供為據。中共在2001年還由胡錦濤出首,公然紀念其賣國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該偽政權的成立,正好是與日寇策劃的“九一八事變”遙相呼應的,比偽滿洲國的成立還要早!)──企圖把中國變成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這樣,中共反革命賣國集團就犯下了分裂祖國的叛國罪行,可謂十惡不赦。

  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配合蘇聯的對日綏靖攻策,消極抗日、積極內戰。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把中國正式淪為蘇聯的衛星國,還戴了個蘇聯衛星國的專有稱號“人民共和國”,更大規模地犯下了分裂祖國的罪行,使臺海兩岸的中國人,至今處於分裂狀態,被無恥政客分頭割據。人民飽受磨難,國家民族的浩劫,莫此為甚。

  另方面,中國共產黨還犯下了歷史上一切賣國賊都不敢犯下的罪行:

  1,他們詆毀中國文明,祀拜馬恩列斯;
  2,他們屠殺中國的脊樑,引進蘇聯的顧問;
  3,他們廢棄中國民族的自尊,用西方的邪說把中國人貶作三等國民。最後竟然厚著臉皮自稱是“第三世界”,好一個“來自延安的無賴作風”!中國人,被迫日復一日地厚皮歌頌“老大哥”的德政,稍有不從,便扣上一頂“反蘇”的死囚帽子,嚴刑拷打,剖腹挖腎,坐牢殺頭,“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4,從此,中國人不僅喪失了政治主權,還喪失了我們保持了數千年不墜、甚至在異族鐵蹄下都沒有失去過的“文化主權”──喪權辱國,其此為甚!
  5,北京洋教政權把這種亡國、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喪權辱國,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為鞏固這種賣國行徑,直接屠殺了數百萬中國人,並在精神迫害和肉體折磨中,“整”死八千萬中國人──這樣的賣國賊,不僅中國歷史上沒有,世界歷史上也罕見!
  6,北京洋教政權把對中國民族精神有系統地摧殘,叫做“思想改造”,把對中國社會有系統地破壞,叫做“社會主義”;把對中國文明有系統地破壞,叫做“文化大革命”──其賣國的成就,堪稱“史無前例”。

  這種“文化主權的白白奉送”,比“政治主權的廉價出賣”,更為惡劣。 所以我們說,北京洋教政權哪堿O救亡,而是比其外國主子還要積極主動地、“全方位地”滅亡了中國!所以我們說,“救亡壓倒啟蒙”論,“封建餘毒致使中國落後”論,是在精神的和肉體的雙重奴役狀態下,“為洋教政權諱”的馬屁產物,它受中共的批判實在冤枉,應該受到北京洋教暴力團的“英模表彰”。

二、近代中國的亡國痛史歷歷在目

  為系統駁斥“祇是批判民族傳統,不去觸碰共產國際”的洋奴哲學,我們需要回顧一下中國近代的亡國痛史。

  二十世紀伊始,中國就因為“八國聯軍”的燒殺搶劫,而差點淪為政治殖民地。區區數萬的遠征軍,成為扭轉中國乾坤的力量,1900年,滿韃子的“大清”就名存實亡了,祇是為了鏟除其廢墟和名義,又花了革命黨人十一年的工夫。在一般人看來,那時,“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而三十年後的日本侵華,又再度提高了這一危險。然而,不論八國聯軍還是日本禽獸,給中國帶來的亡國危機都祇是軍事層面的,充其量祇危及中國的政治主權。而一個民族,即使被武力征服,也還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主權。如德國、日本失敗於二戰,被佔領、解除武裝,但它們的民族文化依然受到尊重。古代中國,先後亡於蒙古、滿洲,但即使異族侵略者,也沒有像北京洋教政權這樣剝奪過我們民族的文化主權!

  在北京洋教政權的思想摧殘下,短視的人祇看見物質主權,看不見精神主權;祇看見政治主權,看不見文化主權。結果,對“亡國”的理解還停留在三百年前顧炎武時代的“亡天下”的水平!其實,這己經大大落後於顧亭林先生。因為,滿韃子雖是異族,卻並未亡我文化主權;顧炎武看到民族危機,但並未感受文化危機。而如今生活於亡國、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四亡狀態”下的當代中國人,卻以僅僅保持政治主權而為“獨立自主”的全面証據,不亦陋乎!

  事實上,由於當代世界國際間的勢力均衡特點,再小的國家都沒有一個被剝奪了政治的主權──這哪堿O因為北京洋教政權的功勞?!尤其是,各國在華的不平等條約,1942年就宣告廢除了。那時,毛澤東還躲在陝北的窯洞堙A吸大菸嫖娼妓呢!

  如果按照北京洋教政權那種落伍於現實的、三百年前的邏輯看問題,把1950年以後的中國在軍事自衛能力方面較大的安全系數(壓迫中國長達五十年之久的軍事威脅終於告一段落),等於“獨立自主”──那就大錯特錯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獨立自主,不僅要看它的軍事、政治,還要看它的經濟、文化,更要看它的意識、精神。這有點像一個人,如果他有武裝、有名望、有財富、有教養,但卻自願為奴,姓別人的姓、遷就別人的歸屬感、跟著別人的思路走──這樣的人,祇是寄養的動物,怎能算是獨立的人!而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麼一個被共產國際豢養的沒有靈魂的東西。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洋教政權,是一個徹底的文化與精神的乞丐。而一個乞丐,即使再有錢,也還是一個乞丐,因為他除了在洋人面前諂媚和發抖外,沒有絲毫做人的慾望。

  19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之後,中國仿佛“恢復了政治的獨立與主權”;但是,與政治獨立同樣重要的思想獨立、與“政治主權”同樣重要的“文化主權”,我們迄今沒有。五十多年了,我們依然是“一窮二白的文化敗家子、精神亡國奴”!

  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我們從顧炎式的“亡天下”,看到了中共漢奸賣國集團的“喪失文化主權”,是一大創見。但這不僅僅是創見,這是對近代中國悲劇命運的體認。明代遺民們痛心疾首的,不僅是統治家族的更迭,更是統治民族的更替;我們痛心疾首的,不僅是政治主權的喪失,更是文化主權的背棄。有一位北京大學的著名國學教授(他的父親是一位著明的國學大師)說得好:“1949年以後,我們整整一代人,再也擺不脫一種遺民的心理。”

  要知道,國學大師在政治上決不親國民黨(國民黨左派畢竟和中共一樣還是蘇聯的乾兒子,所以不惜出賣我們的蒙古兄弟去給其繼父斯大林任意玩弄和蹂躪)。是的,明代遺民的屈辱苦難,和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堛漱Q三億被征服了的乞活者的命運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麼!前者祇不過留條豬尾罷了,後者卻得沒完沒了地閹割大腦!前者祇不過在軍事、政治上被征服,後者還在文化和私人的生活方式上遭到欺凌和“改造”。

  請好好想一想,哪一種亡國方式更可怕?

  當然,是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個亡國”及其“四項基本原則”,更可怕。

  滿洲人並沒有系統破壞中國文化,他們祇是以其卑鄙手段,生氣勃勃的精力,延續了它。北京洋教政權卻系統毀滅中國文化,並把它作為“糟粕”,必欲除之而後快。納蘭容若、曹雪芹,這兩位滿韃子與漢韃子分別達到了詞與小說的高峰。而我們當代的共韃子們,有誰曾達到如此的境界?滿洲人與共產黨,相隔三百年,同樣以血腥的軍事手段征服中國,為什麼“同族”的北京洋教政權反而大大落後於“異族”的滿洲人?

  道理很簡單,清洲人,認同於中國文化,故其起點也高;共產黨,背棄了中國文化,故其起點也低。

  滿洲人,是我們種族上的異類、文化上的同類;共產黨,是我們種族上的同類、文化上的異類;而唯有種族與文化兩方面的同類,才能成為一個民族(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本為同族,因信仰不同而變為兩族;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民族也是如此)。

  由此觀之,北京洋教政權正如奴爾哈赤一樣,非我族類,此理至明!

  共韃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滿韃子的“大清”一樣,絕對不是我們的祖國,此理至明!

三、中華亡國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禦侮

  前面,我們指出,所謂“體制內的偽自由派學者”關於北京洋教政權是“以救亡或是革命壓倒了啟蒙”的說法,是御用文痞在被閹割狀態下的“為洋教政權諱”的溜鬚拍馬之造作。而實際情況則是,北京洋教政權“以賣國壓倒了救亡和啟蒙”、“以土匪運動消滅了城市文明”。

  中華亡國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禦侮,不能團結禦侮是因為文化模式的失敗,文化模式的失敗是因為我們喪失了中華民族日新其德的創造精神。

  下面,我們著重分析一下,一個民族走向衰亡的內部原因。

  歷史研究者們可以發現,一個政權可以被暴力手段推翻(如,英、法、德、奧、俄等國的君主政體、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王朝),一個國家可以受到軍事佔領(如,戰後的德、日),甚至一個民族也可以被征服幾百年(如中國、印度、阿拉伯、羅馬等幾乎所有曾經組建過“世界帝國”的“後文化的費拉民族”);但是,一種文化模式、一個文明系統,卻不會由於軍事上的戰敗而簡單解體。中國一千年以來不斷遭受異族侵略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証明。所以中國人自信,總是能同化野蠻的異族軍事征服者。但是,中國人怎麼就同化不了共產黨這個野種暴力集團呢?

  民族、社會、文化模式、文明系統盛衰興亡的根本原因,在它的內部生態是否健康,是否足以抵抗外來的侵擾;而外來的武力侵擾能否被有效同化,祇是對此健康狀態的一個測驗罷了。

  1842年,清軍敗於英國遠征軍。從純軍事的角度看,這次戰爭的規模,不過相當於一次邊境衝突罷了。然而,對於改變中國的歷史來說,沒有哪次戰爭比這一次更為關鍵的了:中國開始了“近代史”,也就是說,開始了改變文化模式的西化運動。顯然,1842年的戰敗和1856、1885、1894、1900、1931年的歷次戰敗一樣,“非戰之罪也”,而是社會、文化總崩潰的系列里程。最後一次抗戰,由於“列強”內部的分裂(從廣義文化史的角度看,這種分裂也是西方文明走向沒落的標誌),中國沒有認輸,抵禦倭寇的八年抗戰才贏得了“慘勝”。

  如果把近代中國在軍事上不可思議的系列失敗,直至差一步就亡於小日本倭寇,簡單歸於“積弱”、“散漫”,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這個民族能從黃河長江流域的零星據點,擴展到如此龐大的規模。顯然,當年中國的強盛,今日中國的衰敗,都不是軍事原因造成;而是文化模式的強與弱,造成軍事上的勝與敗。從另一個面說,一個民族可能由於成功的武力征服而稱雄世界,但若無文化的創造力以為後繼,則這種征服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鞏固。這就是蒙古帝國與阿拉伯帝國的區別所在:前者的迅速瓦解與後者的千年壽命,正是無文化與有文化所致。最近的事例表明,世界超強的蘇聯帝國短短兩天之內就“兵不血刃”地瓦解了,也完全不是因為戰敗,而是“文化模式”的失敗所致。

  中國的近代史,則提供了一個不及蘇聯帝國那樣典型但性質相似的例子。這與傳統中國“從五代十國到辛亥革命”之間整整一千年遭受外族欺辱的經歷,恰巧相反:

  (1)傳統中國在軍事上屢遭突厥、吐蕃、沙陀、遼、金、蒙古、滿清的征服,但終以文化優勢將它們一一同化;
  (2)近代中國雖然屢遭亡國危機,但軍事上的“無條件投降”並沒有發生過;儘管如此“幸運”,卻遭到文化與社會之完全解體的厄運!從“文化中央的超級帝國”,淪為“文化虛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以來,中國的處境更為惡化,淪為赤裸裸的“無產國家”。五十年來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一步步貧困野蠻的歷史;五十年來的進步,就是中國精神一步步走向刑場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一部共產國際和列位強盜國家(“列強”)滅亡中國的血淚史。這個所謂的“人民共和國”,既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顧共和的體面;不僅蔓無文化,也毫無安全可言;不僅喪盡起碼的內部廉恥,連自吹自擂的國際榮譽也是虛假的:

  (1)由於集中營制度(“八億人民八億兵”)的實施,閉關鎮壓,導致夜郎自大;宣傳,本來用以愚弄敵人,現在用來愚弄人民,甚至用來愚弄自己;最後,連造謠的共韃子自己都信了自己編造的鬼話,自我肉麻,暈暈乎乎。
  (2)1942年,中國與英美簽約,廢除了列強在華不平等條約。六十年來,中國的安全是勉強建立在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的,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人八年抗戰的果實,並非共產黨的功勞。當然,這一世界均勢稍有動搖,中國極表面的“政治獨立”就會立即動搖。君不見,蘇聯垮臺後,鄧小平、江澤民的對美外交,除了媚笑與鑽褲襠,已經走投無路。在異化為“共產主義者”的共韃子們的手下,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剪刀差日益擴大,國際壓力大到足以毀滅中國的地步,祇是由於別人覺得,經濟與文化的侵略方式更為合算,中國才有一點點喘息的機會。但北京洋教政權並不珍惜這一機會,“關起門來打狗,堵住籠子抓雞”,拼命搞內鬥。
  (3)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壓迫著中國,是我們,而不是“共韃子的上層社會”在飽嘗它的苦果。我們在被迫吞嚥的時候,還競相感嘆著,“好!好!!好!!!”,好一個亡國奴!要是洋大人什麼時候發了怒,共產黨員們的“好”早就飛到了九霄雲外!列強主導的“國際輿論”是不會同情已經註定的戰敗者的,專制制度製造出來的浮淺民意, 是永遠不能拯救中國的,更何況,販賣鴉片起家的文明紳士是不會平等相待粗野的窮棒子的!
  (4)中國生存狀態的低賤,造成中國地勢與世界水平的極大懸殊,任何危機都可能觸發一次社會大決堤;洪水將一舉盪平中國低地!勉強構築了幾十年的河堤,豈能阻擋一個新的洪水時代的到來?
  (5)唯一的解救之途,是提昇中國的低地。而這一提昇必先從精神下手,從意識形態下手──怎麼套上的枷鎖,就要怎麼解下來。用暴力套在中國人頭上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洋教教條,有如四個亡國條件,必須廢除!五十三年來強迫灌輸給我中華民族的洋教奴化思想,必須終結!
  (6)欲改變生活,必先改變思想。中國如要富強,必須首先發動一場精神上的復國運動!
  (7)祇有當我們實現了民族自決和精神解放,世界才會重新尊重中國。
  (8)可悲的是,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近代中國人仿佛進入了冬眠,完全喪失了祖先的創造力;不僅拿不出成功的應付之道,連老祖宗的所有家底都輸得精光。面對這種莫名其妙的挫折,“數典忘祖”成了最時髦的風尚!多少人,恨祇恨爹媽沒跟蘇俄的紅毛番交配,使自己喪失了留學蘇俄、變成洋雜碎的機會,所以,祇能“堤外損失堤內補”了,來個“與傳統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或什麼“解散中國”、“中國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最好”等等。這些共產龜奴的用心,好狠毒啊!

  繼續尊奉異族的主子(滿韃子就毫不猶豫地在中國人面前自稱“主子”)為政治領袖,這是“亡國”、甚至是“亡天下”;那麼,尊奉異族的主義(共韃子就以死刑相威脅,要中國人屈從他們外國主子的“主義”)為精神領袖,當然是比亡國亡天下更嚴重、更徹底的被征服者的厄運──這是全方位的民族悲劇!

四、中華復國的偉業,應該回到黃花崗,重新開始

  精神上的死亡,乃是根本的死亡。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亡國悲劇,是發生在西元1949年10月l日。

  在那聲不祥的、狼嚎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嘶叫中,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葬送了。

  哭不出來的時候,是最難受的;從1949年10月l日這亡國紀念日、這個黑暗時代的序幕被拉開的一剎那起,中國人至今己有五十三年被剝奪了“哭的權利”!

  又有哪一個國際人權組織曾經關心過,“中國人被剝奪了的哭的權利”!哭,就是“反革命”;而中共所說的“反革命”,就是不做洋奴、反對供奉外國的主義。

  悲哉!在那些為中國民族的榮譽而英勇犧牲的勇士們被處決的時候,他們的孤兒寡婦還得貢獻殺害親人的子彈費,甚至強顏歡笑,出賣靈肉,被迫歌頌共韃子們的外國主子馬客死(“馬克思”)與外國主義驢擰(“列寧主義”)!

  試問,天下曾有如此的奇恥大辱嗎!

  試問,這不是把全體中國人一概淪為最低賤的亡國奴,又是什麼?

  中國人,永遠不要忘記這亡國的痛史啊!

  中國人,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

  中國人,永遠不要做對不起父母、對不起自己的事情!永遠不要讓自己的子子孫孫痛罵自己!

  中國人!我們應該重新學會,我們祖先的驕傲!

  中國人!我們應該恢復民族的記憶,再不要像白癡一樣任憑北京洋教政權漢奸賣國集團的擺佈!

  人們常說,“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於失敗、不再思振作。”

  中國人,我們難道就祇能像垃圾一樣一直沉淪下去?

  有時,我們真灰心。這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結構已經被共產黨漢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了!

  在這幫喪心病狂的異族打手和民族敗類手下,可愛的中華先是被分化為各個政治“階級”,互相殘害、彼此鬥爭不休;現在又被瓦解為各個經濟“階層”,下崗失業,淪為國際盲流。北京洋教政權以寡廉鮮恥的手段,掠奪全體中國人的財產,建立僭主寡頭的公有制;現在又假借改革開放為名,把國企一概納入私囊──這樣,全體中國人財產(包括農地、工廠、商店、企業、住宅)就從北京洋教政權──中國共產黨的黨產,變成了北京洋教政權豬狗官員及其豬狗崽子們的私產。這就叫做“社會主義過渡”──也是中共從它的洋爹蘇俄鬼子那媥ヮ茠漱U流手段。千百萬下崗工人正在這樣慘遭北京洋教政權背信棄義地對待,清楚說明了北京洋教政權完全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而是國際陰謀集團滅亡中國的險惡戰略的無恥工具。

  在北京洋教政權的分化瓦解和擄掠姦淫下,現在殘留的,祇是一堆堆自稱“中國人”卻一再背叛中國的行屍走肉,一堆堆民族意義上的墳墓!

  我們有很多很賤的肉體,但卻沒有精神、沒有主心、沒有內在的位格。所以,“一盤散沙”成了我們民族的敵人對我們亡國奴命運的幸災樂禍和最終詛咒。

  國魂是國力的根本。正如精神已死,人也就是行屍走肉了。

  移植的主義和洋教,豈能幫助我們中華的強大?最後不過毀了中華,去發達那外國的主義──馬客死裂寧主義的邪惡洋教。

  中國的積弱,中國的無能,是因為我們一個一個不爭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重新發現民族自己的進取精神,並以此開闢救亡之路、復興之途。

  中國人,現在,我們的問題很清楚了──我們需要的,是在“振興中華”之前,先行“中華復國運動”!因為,我們可愛的中華,已經被國際共產黨勢力,以洋教政權的陰謀手段滅亡了半個世紀多了!

  現在,我們需要內除國賊洋教政權,外禦強權收復失土,立即驅逐漢奸賣國集團中國共產黨──這個共產國際趁亂強暴中國後所生下的怪胎──於中國的國門之外!

  願我們,在必要的時刻以熱血來完成中華復國的神聖使命。

  記住,辛亥革命還沒有完成:我們可愛的中華,剛剛脫離滿清奴役不久,就落入邪惡帝國蘇聯的魔掌,不僅拜四大魔頭馬恩列斯為主,並且迄今為止還被蘇聯留學生把持的二狗子集團(江澤民、李鵬、李嵐清、李鐵映……)及其手下的第三代狗子集團、第四代狗子集團甚至第五縱隊的預備狗子集團踐踏在地!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所謂“共產主義革命”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這辛亥革命的反動,這中華民族再次淪陷於異族統治的荒唐鬧劇,必須終止!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因此,辛亥革命的紀念日,再定在十月十日已經名實不符,而定在黃花崗烈士蒙難的三月二十九日,才實至名歸!因為我們現在,必須要重新踏著黃花崗三月二十九日的血跡前進,以粉碎萬惡的馬裂主義異族統治在中國建立的洋教政權!

  今天,中國的一切事情,應該回到黃花崗,重新開始!

  黃花崗,中華復國運動的策源地!

  黃花崗精神,中華復國的旗幟!

  我們要完成黃花崗的未竟之業,外抗強權,內鋤國賊!

  我們中國人(如果我們還是古代中國人的純凈後裔)今天的首要任務,就是以革命的黃花崗精神而非北京洋教政權下修修補補的二狗子精神,用全民抗暴起義自衛的實際行動,重溫並刷新民族革命的遺訓:

  “驅逐共虜,復國中華!”

  那時,在北京洋教政權的屍體上,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國殤紀念日,將定為新的民族國家的全民節日!

  中國,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