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

羅隆基身敗“共和國”

葉無烈

  “解放後”,中共曾報答過羅隆基一杯羹。在中共的領導下,在為史無前例的中共極權專制統治表演“民主與共和”的舞台上,羅隆基曾當過部長,並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下的中國民主同盟,擔任過第二副主席。這個時候的羅隆基,作為原英美派的自由知識分子,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早已蕩然無存;而他那種敢在“舊中國”反抗“黨治”的自由英雄氣概,面對中共一上台就立即表現出來的,殘酷的和全方位的獨裁極權統治,也早已麻木不仁。相反,因傳統文人求仕進之心暫時得到了滿足,所以,他甚至對共產黨滿懷“感恩心情”。然而,此時在台的中共,已非彼時在野的中共。中共要騙他做馬前卒和統戰卒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共作為自由民主“天敵”的本性,更使它對這些曾甘心為之奪權篡國賣命的“異己分子”,充滿警惕與防範之心。反過來,羅隆基身上英美派知識分子的“孽根性”,就祗能成為中共的一個心病:祗等將公開的敵人斬盡殺絕之後,中共就要“引蛇出洞”,以下手翦除他們了。

  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來到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羅隆基剛剛在萬隆會議上為共產黨出了一場風頭,飛回祖國,到達昆明機場,一盆冷水,不,是一盆冰水,便兜頭向他潑了過來。在中共黨報上印著的那些“徹底批判章羅同盟”、“揭露章羅聯盟的罪惡活動”等黑體大字標題,使得正滿面春風的羅隆基大吃一驚。因為同盟也罷,聯盟也罷,那羅指的就是他。而章就是章伯鈞──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領導下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和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

  羅隆基一邊看報,一邊就象是坐在活火山上。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曾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點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名。讀者須知,在那時,《文匯報》乃是配有中共黨組書記的“民間報紙”,而《光明日報》則為中共統戰部領導下、由中國各民主黨派主辦的機關報。而那些曾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舊中國”,純粹由知識分子自己主辦的自由民間報紙,早已全部被中共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身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指出:上海的《文匯報》和北京的《光明日報》……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在一個短的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一個時期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導,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份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

  《人民日報》的這篇編輯部文章,立即將全國反右派的矛頭指向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

  據揭發,《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是根據社長章伯鈞的旨意辦報,於是揭出了“章伯鈞──儲安平──《光明日報》”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又據揭發,《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秉承了羅隆基的指令。於是,又揭出了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再據揭發,身為民盟副主席的章伯鈞又與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結盟,成為“章羅聯盟”。於是,章伯鈞和羅隆基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全國共討之”的右派總頭目。

   剛下飛機的羅隆基驚慌地給章伯鈞打了電話,然而,章伯鈞只敢“語焉不詳”。

   羅隆基又慌忙給葉篤義打了電話,然而,民盟辦公室主任葉篤義卻什麼也不敢告訴他。

   羅隆基又將第三個電話打給了他十年來欲婚未婚的親密朋友浦熙修,然而,浦熙修也同樣不敢告訴他實情,只說要他趕快檢討。

   後來,在章伯鈞的家里,羅隆基橫握的手杖,居然咯喳一聲斷成了兩截,他只能仰天長嘆了。

   一個多星期以後──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論,即:“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篇由毛澤東親自攥寫的反右檄文,其鋒芒,直指“章羅聯盟”:“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駐京辦事處的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休──《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聯盟造起來的……”

   這篇舉足輕重、一字千鈞的“聖旨”還寫道:“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還是這篇“聖旨”,乾脆抖開了“陽謀說”:“前一階段的大鳴大放,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就是說,毛澤東原來是要引羅隆基們出洞的,哪怕你羅隆基們不想出洞也不行。

   這篇社論,是對於章羅同盟發起總攻的動員令。於是,大報,小報,大會小會,黨內黨外,中央地方,一致聲討“章羅同盟”。章伯鈞、羅隆基們頓時成為中國最“忙碌”的人物。每天中午,下午,晚上,都要出席一場又一場批判大會。入夜,還要寫檢查和交代。這可是被同盟罵垮了台的“國民黨反動派”從來都沒有逼迫他們幹過的啊。

  在一次批判大會上,人們勒令羅隆基作交代。羅隆基不得不站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抽走了羅隆基的椅子。當羅隆基答復了人們的質問,坐下來時,居然摔了一交。批判會上頓時發出了哄堂大笑,羅隆基不得不在人們的恥笑聲中爬了起來。看著他那個狼狽不堪的形狀,竟然就沒有一個人扶他一把。就連摔在地上的眼鏡,也祗好由他俯伏在地上好不容易地纔拾起來。共產黨連最起碼的做人尊嚴也不給他半分了。然而,年復一年地遭遇過他橫罵的“國民黨反動派”,卻給過他太多的尊嚴和地位……就不用說不論他羅隆基怎樣罵,“國民黨反動派”都從來沒有批判過他或鬥爭過他。

  雖然羅隆基在不斷的檢查交代中曾一再辯解,說他“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當,秘密的陰謀”,但是,任他呼天搶地、披肝瀝膽地對共產黨表現他的忠誠,非但共產黨對他鐵石心腸,而且連“革命群眾”亦對他不肖一顧。

  他寫信給沈鈞儒求援,唯恐不能自保的反國民黨大將沈鈞儒,躲之猶恐不及;

  他寫信給郭沫若求助,曾公開跺足大罵過“獨夫民賊蔣介石”的郭沫若,此刻心中祗有一個姓毛的紅太陽,哪里還敢理睬他?

  他的大右派算是當定了。

  但羅隆基還是不肯甘心。他在批判會上,捶胸頓足地向共產黨捧出了一顆紅心,哀求道:“就算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出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然而,他得到的回聲卻是:羅隆基頑固不化,羅隆基極不老實!當時有這樣的話論及羅隆基:說他是右派的老祖宗,是死不投降的右派。而這纔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因為,必須鏟除一切所謂的“自由派”,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

  然而,最令羅隆基痛心的,卻是他那三個至親好友對他的徹底背叛、出賣和誣蔑。這三個人,如羅隆基的遺稿所言:一個是所謂的我的‘親信’,一個是我十年來的親密朋友,一個是我的機要秘書。這三個人對羅隆基進行的揭發,只能使羅隆基心寒。因為“那不止是社會上會以假為真,就是黨的領導對你們的揭發亦難於辨別真假了。所以《人民日報》和其它報紙對你們三個人的揭發,都全部發表。這就真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使我萬口莫辯了。”但也正是他們三人,纔使羅隆基對自己曾一心相與的中國共產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一種已經被共產黨徹底拋棄的感覺,使他寒徹心脾。

  他痛苦地寫道:“你可以想到,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多麼地沉重,內心是多麼地痛苦……你所謂的揭露,有許多事是你捏造出來的,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你在座談會上憑空造謠說,在抗戰期間我從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個小皮箱,要你賠了五千圓。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這種捏造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與反右派鬥爭又有什麼關係?你捏造時有沒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五千圓錢還不是一個小數,你那時候拿得出五千圓嗎?無怪乎你說這話時全場大笑,我掉了皮箱後,問你要過五毛錢、五分錢嗎?”然而,這正是共產黨所慣用的欺騙和造謠手段,他羅隆基也曾在共產黨的教導下,用這個手段大大地對付過“國民黨反動派”。

  當然,羅隆基不知道,共產黨的鐵拳還需要的,就是被扭曲了人格和人性。而他羅隆基本人,也是在為共產黨充當馬前卒的歲月堶情A特別是在這一場批鬥他的反右派鬥爭中,人格遭遇了徹底的扭曲。因為,他那在共產黨領導下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時候的“大無畏”勇氣,豈但蕩然無存,而且早已變成了一個祗能跪倒在地、祗敢哀求共產黨饒恕的可憐蟲了。

  對於眾叛親離的羅隆基來說,眾叛固然可悲,親離則更為可怕。羅隆基至死都不曾想到的是,與他十年不是婚姻卻勝似婚姻關係的密友浦熙修,不僅與他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而且竟然也成了揭發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大將”。他,實在是至死都不能理解,共產黨為什麼具有能夠如此惡化人類心靈的“絕世才華”!

  然而,浦熙修也曾為自己、並為羅隆基據實辯解過,但立即就被她親愛的黨指斥為“不老實”,“兩面派”,和“負隅頑抗”。然後便是大會轟,小會攻,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使浦熙修天旋地轉,痛苦不堪。迫於無奈,她不得不交出羅隆基寫給她的所有私人信件。雖然在這些信件堶惆S有任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但是有一封信中的一段話,還是令她心驚肉跳,使革命群眾義憤填鷹:“你不要以為無槍無彈就不能逼宮,錯綜複雜之勢力,可以變化無窮。假使你讀歷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費一兵一卒。他手中亦無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勢已成,亂者一呼,天下四應。”於是,羅隆基立即遭到了極其嚴厲的批判,說他想做王莽,與章伯鈞一起傚法“匈牙利事件”。

  其實,那是羅隆基在“解放前”寫給浦熙修的信。那段話是針對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而說的,怎麼能與什麼“匈牙利事件”、“張羅聯盟”扯在一起?是的,對“國民黨反動派”是可以做王莽的,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絕對不會因為一封信而批鬥羅隆基,更不會逼迫他的情人交出這樣一封私人信件。但是在情人間保留有這樣一封書信,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卻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共產黨比王莽、乃至任何一個“反動朝代”,都敢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終於被徹底扭曲了人性的浦熙修,開始揭發起十年所愛的情人羅隆基來了。她居然揭露“羅隆基是由一個地主寡婦撫養成人的,是地主成份”。這實在令還沒有給共產黨劃成地主出身的羅隆基心碎了。

  一九四六年初,羅隆基與浦熙修相識、相愛於重慶。直至一九五七年,都是他十年來的親密朋友。當年,浦熙修是重慶《新民報》的採訪部主任,在“國民黨反動派”給了他們新聞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的時代,拿起筆作刀槍,篇篇文章就象投槍一樣,專門擲向了“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也不敢拿她怎麼樣。雖然,她還是中共軍事領袖彭德懷的小姨子。也正因為是在那樣一個有著相當自由的時代,所以,她才能夠在政協會議上,為所有共產黨或親共產黨身份的政協委員們寫專訪,更將共產黨和親共的政協委員們寫成了“一朵花”。她就是在那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真政治協商會議”上結識了羅隆基,並與早已親毛反蔣的羅隆基產生了愛戀之情,因為他們實在是一對敢恨敢罵敢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天生情侶。那時節,他們形影不離,一起在重慶,在南京、在上海,做著共產黨的盟友,更做的是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共革命事業”。

  然而,這一雙共產黨的堅定盟友,竟然在“解放後”呼喊了千遍萬遍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之後,被共產黨將他們雙雙打成了右派,成了共產黨的一雙“惡毒的敵人”。甚至連這一雙情人,也只能在共產黨的批判下,互相“化愛成仇”了。

  被打成了右派的羅隆基和浦熙修,後來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羅隆基遠沒有熬到文革,以再遭遇一場更其瘋狂的迫害,便在孤寂與痛苦中離開了他曾一心相與的“共產世界”。浦熙修因熬進了文革,便在受盡了污辱和鬥爭之後,含恨棄世。這一對曾在杯光酒影之間罵夠了“舊中國和舊社會”的情侶,直至“國民黨反動派”被他們罵倒之前,他們都曾意氣昂揚地做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座上賓。然而,這一對為共產黨做夠了馬前卒和統戰卒、喊夠了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粉紅色情侶”,卻只在短暫的和提心吊膽的得意之後,就身敗名裂在共產黨專政的鐵拳之下。中華民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而今你們在九泉之下,若真的天良尚存,那麼,你們的靈魂,難道就不覺得自己曾對那個給了你們太多自由和民主的中華民國,特別是對被共產黨糟蹋夠了的苦難的中華民族,懷著太多的愧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