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研究

三民主義 建設中國

李 北

  辛亥革命至今已經90年了,現在我們紀念它懷有無限的蒼涼。如果孫中山先生能夠活得更長久些,如果沒有軍閥們的混戰,如果沒有蘇俄的插手,如果沒有日本的入侵,如果歷史再多給當時的中華民國一些時間,那麼,中國一定將是另一種命運,中國各民族一定不會經歷1949年後那一系列慘重的災難,中國完全可以在三民主義的引導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即使我們的民主制度尚不能很快健全,社會生活尚有欠缺,甚至官場也難免會出現腐敗現象,但我們的人民大部份可以安居樂業,不僅能夠過著基本健康的生活,而且能夠享有起碼的自由和權利。我們的社會會有基本的法律和公正,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得到傳揚,我們更不會失去中國人的信心和尊嚴……。但是,事與願違的是,我們卻度過了一段怎樣令人痛心悵恨的歷史,它非但至今難能終結,而且猶如夢魘一樣,依然壓迫在我們人民的心頭。

  現在,中國又走到了一個關口。中國雖然經濟增長,但社會內部的危機卻日益深重。我們甚至可以說,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的增長,竟是以官場迅疾腐敗、社會持續混亂、農村日漸貧窮、失業工人劇增和社會嚴重不公之等等悖反的社會景象,作為其代價的。更何況,中國社會內在的有機聯係,於毛時代即已被破壞罊盡。當今的中國,既沒有公正的法律規範,又沒有應有的精神支柱,更缺少健康的道德力量。維繫著中國社會的,竟只有專制權力、政治暴力、嚴酷等級和足以令社會腐爛的種種利益。有學者預測,十年內中國社會將會崩潰。如果崩潰發生,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將很可能會重現上一世紀的苦難,甚至苦難會更加深重。

  歷史給予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多,中國各民族應以它 全體的理性、良知和意志來阻止這場災難的到來。

  毛統治的二十七年,其對民族與國家的破壞無以復加。私有制的消滅,摧毀了中國經濟的根基;連續的政治運動,毒化了中國的知識階層;文化的破壞,中斷了中華的民族傳統;民族精神的喪失,更使我們的人民失去了方向和認同;而對少數民族強加的“革命”和宗教迫害,就只能驅使他們“以漢為敵,離心日甚”。更重要的是,幾十年的鬥爭和迫害,既摧殘了中國人的心理,將中國人置於恐懼、陰暗與仇恨之中,猶為未來埋藏下了新的災禍與危機。

  國家、民族、社會是人類群體生存的有機狀態,並不能依權力的強制而維持。權力由社會授予,對之監督、維護與協調。即使是古代專制社會,皇權也必須代表國家,繼承傳統,維護社會,並接受其制約與限制。當社會內部結構秩序遭遇破壞,任何外部力量都難以對之維持。秦朝的權力是極端的,但也因此是短命的,因為濫用的權力摧毀了社會的有機結構。毛對中國的破壞遠甚於秦。七六年,毛雖然權力極至頂峰,但還是發生了“四五之患”。可見“內亂”蓄積之深。因而,其必將長久地困擾中國。

  毛後的二十餘年,中國沒有崩潰算是中共的大幸運。鄧由軍界的支持取得權力後,他基本是走了兩步,一是把土地(使用權)歸還農民,允許農民為自己勞動。於是中國社會的基礎,由毛虛妄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了不完整的小農自然經濟。幾億中國農民雖然依舊沒有土地的佔有權,但他們的私人化勞動,初步解決了自己的溫飽;農副產品供應城市,也解決了城市居民的衣食匱乏;城市開放自由市場,刺激了輕工業,人民有了消費。我們且不說六零年中國有幾千萬人餓死;至七十年代,中國的八億人口中,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尚不得溫飽。鄧的土地政策使中國農民由衣食無著,到得以溫飽;城市居民由衣食匱乏,到生活有所改善。是鄧的土地政策緩解了毛的遺害,從而使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共的權力相對地穩定了十年。

  八九運動,鄧並沒有看錯。它當然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制度和權力的挑戰和否定。由於共產黨的歷史,還有它在四九年以後給中國民族、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和災難,其制度權力早已失去了民族認定的合法性,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它都應該被否定。青年學生作為民族的敏感神經和中國的未來,他們起來集體對之表示抗爭,實屬自然。八九運動雖由學生發起,但參與者卻包括了知識分子和城市大部份市民。其體現的,便是中國社會整體對共產黨制度權力的抗議和否定。是共產黨的殘暴也好,是學生的不妥協也好,八九最終的流血,乃象徵性地說明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意識、制度和權力的最終不能相容;預示著,在中國的未來,不是取消共產黨的意識、制度和權力統治,就是再一次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和流血,直至這個制度和統治在中國最終結束,新的民主制度和社會秩序在中國最終建成為止。

  “八九”再次使中國陷入危機。於是有鄧的南巡。這是他穩定中國、特別是穩定中共統治權力的第二步,即改革開放經濟,鼓動國民欲望,以刺激個人的經濟利益轉移人們的政治社會情結。於是,中國出現了全民經商下海的熱潮,致使全民欲望轉向金錢,從而再次緩解了中國的政治社會危機。對於鄧及其中共統治集團,此為成功,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的政治危難和中共的政治危機並沒有解決。相反,卻是更加深重地潛伏蓄積了下來,並且與日俱深。

  資本經濟的發展,應和資本社會制度及其法律秩序的建立發展相一致。有自由,經濟貿易纔能發展;有法律,經濟貿易纔有保障並有公平競爭。鄧以開放經濟商業轉移政治衝突,以期鞏固黨權,穩定社會,但是經濟商業的開放發展和極權統治正相對立。因此,中國社會才會陷入南轅北轍和自相衝突的悖論。這個根本的對立,不僅激化了中國社會內部所有的矛盾,而且還在不斷地積蓄著爆發衝突的能量。如果中國不放棄極權控制,建立與自由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體制,那麼,不斷積蓄的衝突遲早都會爆發,現存的中國便可能發生崩潰。

  資本經濟的發展,社會需要以三種力量對之進行限制平衡,以保證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這就是法律至上,社會公義和保護民生。法律至上,是為競爭建立規則,同時保障經濟秩序的建立。社會公義,即法律公正、權力制約、社會監督、制度規範和培養公民意識。保護民生,即社會必須對民生有所保護,從而使民眾生存得以基本保障。這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底線。打破底線,勢將引發社會崩潰。說到底,資本經濟帶來的是舊秩序的完結和新秩序的建立。

  然而,新舊社會的兌換,乃是一個困難的時間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在轉換的過渡中,國家權力有決定的作用。其必須適應時勢,明確自己的使命和功能,協調社會各種力量和衝突,促使社會變革的完成。它既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民眾的責任,又要知道自己的過渡性質,並能夠最終地把權力交還社會,退出歷史。其間,它需要代表民族的精神意志,凝聚民眾的意識;有完整的思想和建國方略,以帶領國家人民走向未來;還能夠身體力行地建設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以完善社會和保護民生。中國三十年代的國民政府,雖然有欠缺,但還是起到了這個作用。可惜發生了日本入侵和中共顛覆,否則,中國完全有希望逐步完成社會變革而進入現代國家。

  但是,現在中國的共產黨權力則與中國國家、民族、社會和人民的意志及利益大不相當。毛後,共產主義意識已隨之在中國破產。“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這一套符號,在民族意識中非但已經成為負值,而且成了坑害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之深重罪行的代名詞。雖然鄧上台後,中共對毛澤東和共產主義的態度,已純屬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在政治上,他們仍然堅持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甚至毫不放鬆。但要堅持共產黨的權力,就要確立它的合法性;而要確立共產黨的合法性,就要堅持共產黨的符號和學說。因為後者是前者合法性的根據。而要否定共產黨的符號和學說,也就等於是否定他們的權力。所以,無論怎樣,他們都不敢放棄自己的招牌,並仍要把“馬列毛”寫入憲法,以保持他們權力的“合法性”。然而,一個國家的國家學說應體現其民族、國家、人民一致的精神和意志,但中共依然堅持把馬列毛思想作為中國的國家學說,於是這個馬列的中國國家,便在中華中國的民族意識中得不到合法承認。共產黨權力的非法性也就不言而喻。

  由此,中國才會陷於多重悖論對立的不幸狀態。馬列毛的國家學說與中華民族精神意志的背離對立;國家權力與人民要求的背離對立;中共現時的行為與自己名號學說的背離對立;最終則是這台馬列的國家機器與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背離和對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國家不為人民所接受,國家綱維法律政令即失效,國家也就不能夠建立秩序。國與民離心離德,律而不行,令而不止,全民便以懈怠敗壞為反抗,反叛破壞遂成為社會的普遍情緒和主要表現。由於馬列毛思想非法地占據了國家學說的位置,中華民族正面的精神道德意識即不得確立,進而更因渙散而喪失其價值。於是社會沒有正氣,人民沒有所仰,上下均行無規範,言無信義,致使流氓意識暢行,奸邪鄙惡為尚。這就是有文章稱“共產黨使人心變壞”的由來。由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會失去方向、前途和希望,整個社會才會處於集體對立騷動和互相仇視反叛的危險狀態。這才是中國社會將走向崩潰的根本原因。

  經濟落後的社會在向資本經濟的轉換中,其過程脆弱而又危險。因為自由最初是無序的,個人利益至上更會使得爭奪加劇,祇能促使社會發生衝突甚至動蕩。在此過程中,政府的功能本應該是確立法律,建立秩序,維持社會公正,保護民生所需,但是中共的統治者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專橫腐敗,推波助瀾,非但不受法律制約,更不接受社會監督,直至成為中國享有特權的利益掠奪者,以自己的權力赤裸裸地掠奪社會財富。加之毛時代的貧窮、禁欲和平均化,共產黨官員們對於財富的占有就更為貪婪,他們的腐敗乃呈現出一種病態和瘋狂。所以,中共官場的腐敗來自權力,權力的腐敗則來自中共的制度──因為權力高於法律,不受制約監督。其結果,乃直接造成了整個社會的腐敗,最終便是人民道德的敗亡和民族精神的喪盡,社會崩潰由是而在所難免。

  在資本經濟競爭中,經濟的發展給許多人帶來機會財富,但同時也會帶來民生的危機。這也是落後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國家如果沒有保護民生的相應措施,也將導致社會革命或國家崩潰。如果說腐敗人民尚可忍耐,而人民一旦生存無著,也就祇能鋌而走險。中華民族具有非常的忍耐力,但當他們的生存進入絕境,其反抗力和破壞力也是巨大的。在當今的中國現經濟發展中,民生問題日益嚴重,很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崩潰的直接原因。因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但同時,農業卻被進一步殘酷掠奪(報紙報導中國不斷發生農民因被非法占用土地和賦稅、攤派過重而與地方政府發生暴力衝突的事件),使大部分農民失去了生存保證,甚至只能出走城鎮,成為社會游民,其數量可能佔中國農民總勞動人口的一半以上。而經濟的規模化、技術化和競爭化發展,也將使大批的工廠企業倒閉。尤其是加入世貿之後,中國農民將進一步破產,城鎮失業人口更會大幅度上升。而社會卻既無能力、更無相應的機制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由是,農民集體抗稅、工人集體抗議一類的事件日見頻繁,其勢頭已有大規模發展的可能。

  顯而易見的是,當前,已經有種種跡象顯示了社會崩潰的先兆。如:貪污走私巨額化、高層化,甚至以動用國家機器、比如軍隊來進行;腐敗由上到下,而今已具社會化特徵;中共層層官僚為留後路,而將非法資產大量轉移國外;因民不聊生,而導致的農民、工人和市民的集體反抗,已在與日俱增;國家機器失效,致使令律不行;黑社會迅速發展,犯罪恐怖行為激增;人們普遍的不滿怨憤心態,已經造成“十億人民九億罵”的危險現狀;特別是法輪功事件,也就更加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危機。法輪功作為自發的民間宗教,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竟然能夠發展至上億人,且發生自焚事件,無非說明了中國底層民眾的絕望心態。中國百姓一向是崇尚現世世俗生活的,不到絕望之境,他們不會如此。中國歷史上,凡一個朝代滅亡前,總有這樣大規模的民間宗教發生。這既是社會危亡的表現,更是“王朝”將亡的先兆。

  中共權力對國家的統治實際已經走到了盡頭,其權力制度之完結已是必然。我們憂慮的不是中共權力統治是否將完結,重要的是它以什麼方式完結?完結後中國怎麼辦?也就是說,是變革,還是革命;是和平,還是暴力;是漸變,還是突變;是政變,軍變,還是崩潰?

  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和平轉變,避免社會崩潰,不再重複其災難的歷史,因為我們的人民已經付出了太多的鮮血和不幸。但是,中國是和平變革,或是崩潰再造,主要取決於中國現在的當權者。因為他們控制著中國全部的國家機器、軍隊、媒體,乃至法律。半個世紀以來,他們消滅了中華民族的健康政治力量,並遏止其再生。這是中共極權統治的悲慘結果,也是中國政治的殘酷現實。而極權國家是一次性的,因為社會沒有自我調整的政治機制。極權權力一旦動搖,國家社會將與之共同崩潰。因此,要避免中國社會崩潰,維護中國民眾的和平生活,中共必須改革自身,放棄其名稱、主義、章程,修訂憲法,重倡三民主義,恢復中國的傳統精神文化,還原法律的地位,接受監督,軍隊逐步復歸於國家。出於國家民族、十數億人民之大義,共產黨需要承付這個責任和選擇。否則中共必將滅亡,中國必將崩潰,並極可能再次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和流血。

  但這祇是意願。至於是否選擇變革,則取決於中共自己。即使其選擇改革,中國也將有風險。中國到底太龐大,太脆弱,有過太多的破壞,社會積蓄了太多的矛盾、衝突和仇恨,而極權政治又有太多的偶然性。因此,我們的理性需要預料到中國社會有可能崩潰。崩潰後,除生命經濟之災難,共產黨權力及其制度也將一同崩潰完結。此後,中國也還是要面臨如何收拾殘局、重新建設國家社會的問題。

  半個世紀以來,由於毛製造的災難,當前官場腐敗的迅速擴張,和下層人民生存痛苦的普遍加劇,社會的反抗情緒已如星星之火,遍及國中,轉眼就能成為遼原之勢,結束共產黨統治已經成為各民族的共同意志。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逆反成為社會普遍的情緒心態,其本身是危險的。仇恨更可能演化為暴力。所以,中國社會的危險不僅在於極權統治,也在於由極權統治所帶來的民眾的反叛仇恨心態。政治上“祇要推翻共產黨就行”的思潮是其代表。這可以理解,但結果未必立即有益於國家和民眾。一百多年來,由於中國民族、社會、民生、文化之危機迭生,使得中華民族的精神心態基本上是處於焦灼反叛的否定狀態中。今天,中國民族的精神、思想、心態應該走出歷史的陰影,由仇恨、敵意、破壞之種種否定狀態,轉向人道、理性、寬容、建設的肯定狀態,這樣才能建設一個適應世界潮流,合乎民族、民主、民生的人道之中國。共產黨的哲學就是“不”,但今後中國需要的是“是”。中國需要的是富有“是”之精神的思想建設。

  因此,建設何樣之中國,便是我們今天迫切要解決的認識問題。共產黨當初也是要建立新中國的,但那是虛妄的中國,其虛妄之處,就是違背人性和現實。這是教訓。因此,我們今日中國之建設的基礎,便要依人性之可能,現實之可能來進行。它是此世的、可行的、人文之社會。它適於人性之生活,適於世界現今發展之形勢,適於中國自然、文化、經濟之國情。一個國家要有理想,有理想纔有未來,有未來纔有前景,有前景纔有希望的照耀,有希望的照耀,人纔光明健康。

  建設中國,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世界的先進開放文明國家。我們需要與世界現代先進科技、教育、經濟、政治、文化保持一致,在世界現代的交流與衝突中,找到我們恰當的位置,並起到我們應起的作用。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相對地有了顯著發展,但在世界自由競爭的經濟中,卻沒有建立穩定獨立自由的經濟秩序,因而並無真正的競爭能力。它依然是依附於政治權力並為其所控制的,因此它是畸形的,充滿腐敗,也極為脆弱。而民主是現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也是其必然方向,它是管理現代社會,限制權力,保證秩序,制止腐敗,適於經濟文化發展的有效方式。中國如果要向世界開放,如果要發展現代經濟,如果要有效管理社會,適應人性的發展,我們就祇能走向民主。

  建設中國,需要適合於中國,它是中國歷史和文明於今天的延續。事物的存在是時間的積蓄,民族是人之存在的現實,無法拒絕。因為我們無法拒絕我們經歷的過去。文化是人生存經驗的傳遞,它滲透在我們潛在的生命和意識之中。變革、進步都是在維護發展我們自己,如果沒有對自身的肯定,無異是自我摧毀。民族和國家,是今日世界政治的現實,也是時間歷史文化的現實。國家、民族不論怎樣地變革進步,其必延續其過去,承繼其傳統──如果它不毀滅。一個國家、民族祇能最有力地認定自己──承繼自己的文明與傳統,吸收自己文明的長處,纔能適世,堅實地進入現實。因為它是自信的,因為他在衝突中能保存自己,更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清醒,以根據自身的存在而應變調節。一個否定自己,中斷傳統,不能認定自己的國家民族(乃至個人),是不能立世的。其一定無根,左右搖擺,焦灼不安,無所適從,最終夭折。共產黨給予中國最嚴重的破壞與教訓,就是否定和破壞中國文明,使中華民族中斷了自己的傳統,其結果便是中國人喪失了自己的身份認定,從而喪失了對自己的心理支持,從此缺少肯定,沒有自尊,直至否定了自身的信心、生存方式和生存價值。國家社會的建立不可能憑空而來,一定有其固有的傳統、習慣、心理和文化特徵。對於中國文化與民族傳統採取虛無的態度,就像共產黨的烏托邦一樣有害。中共就是以此來摧毀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

  我們建設中國,要承認、承繼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傳統。這是世界政治的現實。我們建設中國,不是追求中國在世界的統治霸權,而是與世界各民族平等相處,猶使得中國各民族平等與共。國家、民族的意義,即在於人民。國以民為本,是中國文明之精髓,也是中國為國家之目的。使中國各民族十數億人民和平富足喜樂地生活,使世界各民族數十億人民和平富足喜樂地生活,是中國文明的最高理想。因此,中國國家之意義在於人民的幸福。這才是中國應是民本之中國、仁道之中國的意義所在。當然,在如此衝突的世界現實中,中國需要有能力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人民的安全,民族的自主和尊嚴。

  建設中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綱領、方略。“摸著石頭過河”,既說明共產黨思想的破產,又說明中國現存權力制度走投無路的困境。沒有一套完整長遠地適宜於中國的思想、綱領、方略,中國成為不了現代國家,渡不過現代世界的遄流急川。中國需要有這樣一套非限於政治、黨派的國家學說,來凝聚民族,承繼傳統,給國家人民以希望、前途和信心,能指導帶領中國進入現代民主社會。這套思想學說,它首先就要是積極正面肯定的,是建設的,有益於中國各民族人民,也有益於世界;二是要適於中國和國際之現實;三是它要有民族性,適合於中國之國情,承繼著中國的文明傳統;四是它理性、完整、可行;五是經過時間歷史之驗證,積有實行之經驗;六是具有全民性和國家性,能為中國各階層、黨派、人民共同認同;七是符合時代,能與世界銜接。

  世界有各種思想,有各種好的思想,我們應該廣泛地汲取之。但無論是西方,還是日俄,都沒有一種思想可以作為一完整體系適宜於中國,並作為建設現代中國的思想學說。而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有其文化傳統的淵源和國家社會的具體性,因此任何吸收都是有選擇的。所謂全盤化不僅不可能,而且危險有害。因為全盤接受,是以對自身先在的全盤否定為前提的。事實是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經受全盤之否定,其結果祇是毀滅而已。“五四”以來,其(我是指那極端的部分)給予我們的教訓應該汲取。

  中國的文明有其偉大傳統,即使今天也依然具有顯著的意義。在世界格局中,它負載著十數億人民,是世界不能缺少的文明力量。中國文明是矚世的人文文明,是現世“人”的文化。其以“仁”為主導,輔以理性,重民生,重現實,富有寬容、中庸、融合的處世精神。特別是它強調人的教化,提倡“仁、義、禮、智、信”之五常,重禮儀,尚教育。在和自然的關係上,它崇尚自然;於世,則有普世精神;天人合一,則是他對於人之終極的認識理論。其不僅作為一家古老的文明應被尊重,而且在當今人類文明的衝突、混亂與困擾中,亦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人類文明中,宗教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各宗教間彼此激烈的衝突對立直至不可彌合的狀態,甚至成為戰爭暴力的根源。在如此極端互不相容的多重對抗中,中國文明恰是必不可少的緩衝和平衡的力量。這是中國文明在今天人類文明中的位置。尼采之後,西方文明由於“上帝之死”而陷於困境,即人的價值與意義的迷失,因為神的死亡導致了“人”的潰敗與瓦解,這是西方今天面臨的問題。因此,在西方文明仍然占主導優勢的時代,我們應該看到中國文明處於這個時代的優點和價值,看到它在諸多方面可以彌補西方現代之短,是對西方文明單向支配世界的一個協調和補充。我們應該有對自己文明的正面認識和信心。

  中華民族如果欲立足於世,就祇能認定自己的傳統,並重新傳承之。四九年後的教訓是慘痛的。一個民族的文明傳統祇能在調整承繼中進行更新變革,而不能徹底否定放棄。因為文明是漫長時間的積蓄,不能一蹴而就。否定是容易的,但否定後如何存在?即使我們可以有新文明,其也將是漫長時間的積蓄。人必須藉文明之形式方能存在。一個民族祇有能夠最有力的承繼傳統,纔能最有效地吸收新的文明成份。因為他充分自立自信,自知自明。因此,中國民族需要恢復中國傳統,使自己的根扎於此、立於此,如此我們纔能充分自信有力。如此我們面對世界時代,纔能知道如何改革自己調整自己。恢復中國中斷的傳統是中國根本之需要。當然,這裡我是指中國文明基本之精神,而不是那些已不合時宜的末端細節。

  我們需要恢復中國文明傳統的基本精神,但我們亦需要文明的現代形式。中華文明畢竟是古老之文明,於現代世界自有其缺失和不當。有守、有去、有取、有變,纔為活的文明。中國傳統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是需要維護繼承的,但其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已不適宜於現代世界。它的封閉性,不適應現代開放的文明;它的血緣化社會結構,亦不適宜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它的權力化政治,已經無法保證法律和社會的公正;它的小農自然經濟,也必然要被淘汰;它的倫理性文化特色,已不足應付科技知識的挑戰;它的重家族、卻缺少社會意識的傳統,亦不適於公共民主社會的建立。如此種種,只能說明中國的傳統文明,已經不足以應付現代世界,因而也就必然要汲取西方現代文明之新精神和新方式,與世界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相接,以將中國建設為一個現代國家。換言之,中國既需要承接自己的傳統,又需要適宜當今之時代。幸運的是,中華文明作為一種屬世、重生和尚實的文明,乃具有這種變通、融會和適應的內在能力。

  一百多年來,特別是自蘇俄向中國強行輸入共產革命以來,中國遂有太多的否定和破壞。而中共長期的專制極權統治,既毀壞了健康的民族心理,又蓄積了太多的恐懼、仇恨、敵視和暴力。甚至因否定、仇恨、破壞、極端和暴力的長期惡性發展,而使之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心態。所以,如果我們的精神不能走出否定與陰暗仇恨,那麼,我們無疑將重蹈暴亂與極權。中國自然亟須結束共產黨極權統治,但僅此是不夠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建設中國,使中國能夠健康地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必須有建設中國的思想、綱領和方略。

  如果我們出於建設,著眼於中國的實際和可能,並竭盡我們的理性去尋求,那麼,唯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中國的道路和希望。因為除了三民主義,我們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建設性的,既能適宜中國,又能迎合世界潮流,更能使中國走向現代民主國家的思想道路。今天,至少還沒有人能夠拿出一套更好、更完整和更切實的建設中國的思想方略。即使有,那也需要經歷時間與經驗的證明,需要得到民族的認同。經過了毛澤東,我們已經明白,虛妄祇能對中國有害,是國家和民族陷於災禍與苦難的前聲。回顧一百年來中國的政治與思想,應該說,三民主義是唯一適宜中國走向現代國家,並有益於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和道路。它是一套完整的,既具有世界性和時代性,又具有中國民族性的思想,是意在維護和發展民生幸福,又富有具體實行方略的學說。而且,它的近百年來的實踐,也已經證明,三民主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蘇俄的顛覆,共產黨造反,和日本的入侵,可以說,三民主義早已把中國帶進了現代民主社會。再就是,由辛亥革命至今,特別是它於三、四十年代在中國的實驗,和它在臺灣的成功實踐,更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是中華民族的經驗財富。所以,我們才會說,三民主義不僅是一套完整的建設中國的思想理論,而且是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生存奮鬥和進步發展的理想藍圖。我們理應接受之。

  中國要建設,如前所述,首先是我們思想精神的方式要轉向肯定,而肯定首先是繼承。對中華民族而言,中國的建設和希望首先是兩個恢復和承繼,一個是中國傳統精神的恢復與繼承,一個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恢復與繼承。由三民主義承繼中國傳統,亦由三民主義連接世界的現代文明。三民主義是中國傳統文明向世界的開放和向現代的轉化,體現了中華民族在世界新與舊、東與西的文明衝突中,尋求自我生存和發展的意志和勇氣,還有就是繼承、融和與創造的現實能力。它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適世性,求實性和融合性。所以,三民主義才是促成中國文明向現代世界轉化的成功思想和經驗。

  近兩百年來,中國所面臨的絕不祇是政治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它是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與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這個衝突,導致了列強入侵,帝制崩潰,割地賠款,社會崩解,經濟破產和傳統精神文化的解體,甚至使中國陷入了持續的混亂和戰爭。特別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入侵和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及其在中國所造成的“曠古赤禍”,猶使得中國所面臨的,將是國家、民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的全面重新整合與建設。因此,中國的政治必須具有這種整體整合的眼界、胸懷、思想和方略。而三民主義之意義,就是它能夠在世界衝突中,擔負起重建現代中國、傳承中國文化、吸收世界文明的重任。孫中山先生在講演“三民主義”時的第一句話,就是“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今天,在我們經過了共產專制制度的復辟倒退和血的洗禮之後,再來重新認識思考三民主義的意義和精神,也就顯得是如何地迫切了。

  三民主義誕生已近百年,局限於時代條件,它自然不會完美無缺。比如,在民族主義中,其人口學說便是錯誤的。在民權主義中,其權能分離的學說,雖是好的理想,但就中國民情而言,即使有六年訓政,人民也還難能勝任實行權力的能力。其結果倒有可能造成民權不足和政府制衡亦不足的情形,實行上並不如美國的兩院制有效。在民生主義中,節制資本和土地漲價歸公都是有預見的思想。但孫先生主張的國家資本思想在經濟發展史中則被證明是失敗的,這自然和人性有關。西方成功的經驗證明,倒是法律制約,嚴格稅收,建立工會和提升社會福利等更為有效。土地炒作已經是現代經濟的大問題,甚至會導致金融危機,孫中山對此是有預見的。但土地漲價歸公,則使產權模糊,與憲法相抵觸,在實際上亦難能實行。

  但是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精神,孫中山先生建國的基本方略,則是偉大的。其既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有力繼承,又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合理接收融會。其不僅合乎中國當時之歷史,也合乎於中國今天之現實。

  就民族主義而言,二戰後,東西方冷戰使世界幾乎穩定了近半個世紀。蘇聯解體,共產體制失敗,國家、種族、宗教、文化間的衝突對立已再次呈現,並成為今日世界的基本問題。“九一一”事件的出現,說明情況之嚴重。無論我們怎樣解釋,它後面的本質都不祇是個別恐怖行為的問題,而是國家、種族、宗教、文化間不可協調的對立和衝突。在世界生存現實中,中國依然面臨有整個國家民族的安全與利益問題,何況我們還有一百多年遭遇侵害的慘痛歷史。而世界每一個國家民族,又無一不將國家安全利益作為立世的首要問題。孫中山遺囑稱:“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目的,即追求中國於世界的平等自由──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於世界即是各國家民族的平等和平相處,於國內則是各民族平等和平相處。但從鴉片的輸入到日本的入侵,我們受夠踐踏和凌辱的歷史,自然不應被忘記,這不是為了仇恨,更不是為了報復,而是應該自強自重,保護自己也維護世界公義。所以,孫中山在當時中國國家民族危亡之時,提出民族主義,實屬當然。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曾說:“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當然中國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百年之前受列強掠奪侵略的狀況。領土完整,民族獨立,一九四五年後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但汲取歷史教訓與考察當今世界國家民族衝突之現實,中國須盡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民族尊嚴、民生安全的責任與能力。這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於此之外,今天中國民族主義更重要的意義,則是中國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定和發揚。因為,文化認定是對其歷史、語言、文化、風俗以及傳統生存方式的肯定,也即是對其人民生存狀況和心理特徵的肯定。對於中國,民族不僅是血緣、種類概念,而且是文化概念。“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喪失民族精神文化之傳統,也必定喪失其生存之信心和尊嚴。孫中山先生說:“要恢復民族地位,便要先恢復我民族的精神”。我們恢復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恢復中華民族的精神,認定我們的文化身份,確立我們生存的方式、心理、規範,建立我們生存的信心、勇氣和尊嚴。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強權擴張,也不是極端暴力。它的追求是中國在世界與各國家民族平等相處;於內部各民族平等相處,少數民族自決自治。它的終極精神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它的方式和目的是和平。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裡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這種特別的好道德,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纔可以恢復。”這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理想。在今日世界各民族國家充滿暴力對抗的狀態下,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實在是對人類和平的貢獻。

  孫中山先生反對虛無的世界主義,強調中國民族精神和傳統認定繼承,由此建立民族生存的信心道德。但他又期待世界的和平,各民族國家自由平等和諧與共。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完全符合今日世界的需要。今天,科技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世界走向日趨一體化的時代,人類需要建立世界和平的穩定秩序,但又需要維護各民族、文化的特點,需要各國家民族彼此互尊互重和諧共處。這正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理想。

  就民權主義而言,民主是世界的潮流和趨勢。科技、經濟、商業的發展是競爭的,其發展又是擴散性和持續性的。所以它勢將導致社會的分化、開放與權力的多元衝突。因此,傳統、封閉和一元的權力社會一定會瓦解,現代、開放和多元的社會制度一定會建立。而民主體制就是依靠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與立法執法的平等公正,來建立和維護新社會秩序的,否則過分的腐敗、衝突和野蠻掠奪將會使社會崩潰──這正是中國眼下所面臨的危險。而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國理論,就是要把封閉的中國帶向開放的世界,把專制的中國帶向民主的中國,把古老的中國轉向現代的中國。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及其理論對於中國的偉大意義所在。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就是要使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轉變為現代的民主政體。為此,孫中山先生曾不惜以革命的方式實行這一政治變革。孫先生的五權憲法源取於西方的三權分立政治理論,但又根據中國之國情傳統,補加了監察權和考試權,而建立五權憲法。加之他考察西方政體民權不足,政府效率不夠,因而又創立了權能分立的學說,確立了人民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一“新民權理論”。而由他所建立的完整的政治思想體制,恰已成為在新舊東西文明衝突中“汲取、繼承、融合和創造”的典範。

  孫先生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身體力行的社會革命家、活動家。因此,他有理想,又有充分的現實精神。他的訓政思想,是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何實現向民主社會轉換的一個重要理論創造(梁啟超、陳天華亦先有此思想)。他說:“夫以中國數千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立一共和憲制之國家,捨訓政一道,斷無由速化也。”因為,思想符號可以在一夜之間為少數先進所接受,但要為全民所知所行,適行於全社會,則需要給予轉變與過渡的時間。而符號指令與社會構成的脫節分裂,則是造成落後國家社會崩潰混亂的基本原因之一。訓政理論的提出,確為落後國家向民主制度的轉化指出了道路。遺憾的是,孫中山先生的訓政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實踐之中,卻為許多人不接受。因為它施行威權政治的鮮明過渡特徵 ,曾被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假民主之旗號而心懷異志者,以藉口“獨裁、專制”而拼命加以反對。

  無須忌諱的是,先國民黨政府確曾有一黨專政的行為,但是就中國當時的國情而言,卻為民主過渡本身所不能避免。今天我們回首歷史,需要把國民黨的訓政與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作一本質的區別:

  一、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其意義是訓政,目的是最終使國家走向民主。二、實施訓政的國民黨,繼承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即認同中華民族並肯定其精神文化及生活方式。三、訓政期間實行的是自由經濟。四、訓政期間司法獨立。國家實行憲法,社會具有基本的規則和秩序。五、人民享有新聞、出版、結社、講學、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連以顛覆國家為目的的共產黨都享有宣傳共產主義和建立各種顛覆組織的自由。六、國家以發展民生為目的,保護家庭和私人財產,維護人民的基本生活,尊重人性並尊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力。七、尊重少數民族及其自治。上述種種,實在與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不可同日而語。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批評國民黨的專政。批評是應該的,民主即要有批評和監督。但許多人因而轉向共產黨,參與顛覆國民政府,實乃大錯。現在看來,他們的思想政治經驗該是何等的幼稚。伊朗革命同樣重複了中國的悲劇。人民趕走了巴列維的專制,卻迎來了更加獨裁專制的霍梅尼。民主理想當然是好,但於中國具體之落後國情,捨訓政則中國斷無民主過渡之成功。中共利用共產革命之教義,鼓動宣傳,進而在蘇俄的直接命令下,要以武裝暴力顛覆國民政府,雖然奪得權力,卻導致中國後來之無窮災難。此教訓憾可及天。

  就民生主義而言,誠如先哲所言,“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因為,民生是三民主義之本體,是它的起點,也是其歸宿。民生更是民族的目的,國家的目的和社會的目的。孫先生說:“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又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狹義的民生是國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廣義的民生是國民的社會權益,文化教育,體質精神。“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和當今世界的人權精神頗相一致。

  如果說民權主義是中國向現代世界的開放和轉化,是對西方進步文明的充分接收,那麼民生主義則是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傳統文明的重要繼承和發揚。孫中山曾明白地說過:“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思想來發揚光大。”而這個道統就是“仁”。“仁”是中國文明之本。民生主義就是“仁”的思想。“仁者愛人”,民族、國家、社會、乃至天下,其意義都在民生。孫先生還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由此,孫先生的思想便和西方的思想區分開來了,因為他體現了中國文明的基本精神。孫先生批評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批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天演淘汰,乃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為道德文明之進化”,“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互助,無以自存”。“今日之世界,無互助相匡,惟有毀滅。”孫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不僅在意中國民眾,也在意世界民眾。在今日世界日益物化中,這種精神不是偉大的人類精神嗎?不是人類的良知和希望嗎?中國偉大的人文傳統精神,難道不正有益於今日這個衝突倍生的世界嗎?而中國今日之政治、經濟和社會,倘能著眼於兩岸三地各民族人民之民生,中國的問題纔能有正當的解決和正確的出路。

  應該指出的是,一個穩定的現代社會需要四個基本條件: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並能保證其有效實行。二是協調穩定的經濟秩序,其生產足以維持民眾生存和社會運轉。三是穩固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至少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以調節維持社會利益的一致。四是共識的精神、意識、道德和文化規範。說到底則是,只要一個國家能夠真正做到保證民生,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全和健康,保障他們種種的權益,使之有精神、有教育、有娛樂、有責任,國家社會纔會真正穩定,也纔能夠實現其目的和責任。中國要走到這一步尚需要長久的建設。然而,沒有“仁”的道統、民的目的,沒有積極正面的努力,沒有出於一切為民的社會整體規劃和建設,這是無法做到的。

  以三民主義建設中國,進而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中國唯一的前途和希望。雖然三民主義並非完美,其具體實施也絕不會完美,還會有種種的困境和欠缺,但卻是擺在中國面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今天,出於國家民族的大義,出於對十數億人民生活和生命的應有責任,首當其衝者,就是中共應以三民主義進行自身改革。首先放棄馬列毛,放棄共產黨的章程、旗號及其整套符號,認祖歸宗。即:重新認識和實踐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為本體理論的中國現代國家學說,恢復中華文明之正統。其次,則是聯合兩岸三地的各民主黨派,積極實行現存專制體制的民主改革,努力避免動亂流血,以完成中國的和平民主變革。這顯然是我們最好的希望和盼望,倘能實現,則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大幸運。但是,它是否能夠行得通,卻不取決於我們,也不取決於當代中國人民,而取決於中共究竟肯不肯真改革,甚至取決於它還來不來得及實行真改革。

  如果共產黨放棄此一選擇,那麼中國勢將爆發革命。那麼,中共政權和現存的中國社會將勢必要遭遇共同崩潰的命運。之後,重新整合中國的道路,也仍然祇能走上三民主義的民主建國道路。

  中國的前景並不樂觀。我們需要意識中國的危機,正視它,不僅是著眼於我們的理想,尤其要著眼於可能的現實,著眼於十數億人民的生存和發展,以中華民族最大的理性,最堅韌的努力,來避免災難的發生。但願這不是我們的一相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