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六四專論

五四、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

本刊評論員

  相距七十年的“五四”和“六四”,又迎來了它們的紀念日。並且一個已經八十三年,一個也已經十三週年。自“五四”到六四,其間七十年,中國該經歷了怎樣的滄桑,又渡過了何等苦難的歲月。自“六四”而至今,中國大陸人民又在遭遇著怎樣的壓迫,更在凝聚著何等鉅大的爆發。乍一看去,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只是在“黑夜”中掙扎;然而,一旦認真反思,揭穿謊言,便能看見二十世紀的中國,曾閃耀過多麼燦爛的世紀之光,輝耀過怎樣光明的國家前途,又曾怎樣地更新在、並奉獻在這個複雜多變與戰火紛飛的世界之上……是的,是到了該好好地看清自己祖國的時候了,是到了該認真地研究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時候了,是到了該將近百年來的是與非,高屋建瓴地予以剖析、總結,並能夠接受經驗和教訓的時候了,是到了必須將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和百年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接軌”,結合,然後再奮力拼搏的時候了……

一、 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艱難歷程、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

第一、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和艱難歷程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正處在轉型期的國家,並且正處在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驟變期和漸變期。說它驟變,是因為它在本世紀初爆發了推翻專制王朝和結束君主制度的民主革命;指它漸變,是指在它的轉型期充滿了進步和倒退的反反復復歷程。就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意義而言,則它既屬於近現代世界民主過渡的一個部份,又與近現代歐洲一些具有專制歷史的先進國家,在民主過渡的歷程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就是辛亥革命。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對象關係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對象,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對象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象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即帝制” 1,因此,辛亥革命是勝利的革命。

  辛亥革命還是一場勝利的民主革命。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既與滿清王朝及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又與清王朝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就前者而論,自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一是整個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注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 2 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復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二是中華民國的創建,在思想上不僅使得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在新聞輿論上,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餘家。它們以監督政府和報導民間疾苦為己任,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專制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而在思想文化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乃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無非證明:正是辛亥革命,才為文化開拓了自由發展的偉大時代條件。三是中華民國的創建,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制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鉗制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 3 其在資本積累、經營規模和生產發展上,均出現了清王朝改革開放時代所不能想象的巨大進步,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巨子。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經濟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因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誕生,而從它的艱難開拓期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

  就後者而論,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之第一個象征的,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序。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徵的,則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建立。而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第三個象徵的,乃是“天壇憲草”的起草。因為意在反對袁世凱獨裁和復辟帝制的“天壇憲草”,不僅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擾,而且它的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雖然,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均已經證明,辛亥革命乃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但是,近現代許多國家的民主過渡進程卻告訴我們:

  “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極端……”(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導論)英國革命在歷經了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在王冠下建立了民主政體的歷史;法國革命在歷經了八十六年民主與專制的反復較量之後,才繼承和重建了法蘭西共和國的史實;俄國在遭遇了七十四年的共產專制復辟之後,才重新走上民主道路的現壯;特別是辛亥之後八十年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確實已經證明了上述認知的正確。

第二、中國民主過渡的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

  既然任何一個有著專制歷史的國家,其民主過渡,都將存在著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這樣一個艱難反復的較量歷程,所以,我們才要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制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制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制制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制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

  但是,如何檢驗這個歷程,如何在這一艱難歷程中,檢驗誰才是民主的推進者?誰才是專制的倒退者?特別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中,如何檢驗誰才是推進了民主的革命?誰才是在實際上反撲了民主的“革命”呢?這就需要標準,一個共同的檢驗標準。

  這個標準,就各國的共同性而言,就是:是實現了民主進步,還是出現了專制倒退。就中國的具體性而言,正因為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所以,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與運動,只要它與辛亥革命一樣,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制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是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進步的對立面。因而,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制,終止進步,一心倒退,甚至使我們的祖國倒退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制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就只能是真正的反動而無疑。

二、五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當我們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艱難歷程、及其與世界民主過渡所具有的共同性,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當我們不僅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成功標誌,已經成竹在胸,而且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也找到了檢驗的標準之後;我們就能夠對五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評價了。

第一、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

  首先,指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是因為它由“外爭主權”而起。

  一九一五年因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經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4 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亦相繼爆發了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從而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為運動目標的愛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遂由北京學生的率先發動,而鋪天蓋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這便是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愛國運動的由來。

  其次,說五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是因為,為了達到“外爭主權”的目標,就必須反對正在“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賣國之實”的北京軍閥政府,即“內除國賊”。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于翌日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5 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連國會也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然而,曹、章、陸三人雖被迫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竟也被迫辭職。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此後,面對著北京政府所採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以及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餘人之等等倒行逆施,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乃以“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規模更加壯闊的民主運動,“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五四運動,由是而成為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指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因為,在這一場全國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巨大衝擊下、壓力下,六月五日,反動的軍閥政府宣佈釋放學生;十日,軍閥政府被迫免去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軍閥政府總統明令“永遠不得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由是,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使得五四運動成了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現代歷史上真正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典範。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勝利的原因

  五四運動為什麼會取得勝利?

  要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首先,還必須回答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五四運動為什麼只會發生在辛亥之後,而不會發生在辛亥之前?因為我們只有回答了這樣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我們才能理解五四運動為何能夠勝利的根本歷史原因。

  這個原因,說到底,就是因為只有辛亥革命,才帶來了五四運動賴以爆發的歷史條件。這個條件,具體地說,一是人民已經擁有了集會、結社、甚至是組黨的自由;二是人民已經擁有了思想、文化、新聞、出版的自由;三是因為軍閥的連年混戰而不可能再造專制一統的局面;四是五四運動爆發在中國人民反對袁、張復辟的“護國”運動已經獲得勝利,並正處在反對軍閥政府要“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護法”年頭;五是五四運動正處在民主和專制正在公開較量的“對抗歲月”、而非專制已經戰勝了民主的“復辟時代”。

  另外,五四運動的勝利,還有賴於當時已經獲得了相當成功的新文化運動。因為,它在新文學運動上的勝利,和它在推廣白話文運動上的成功,不僅發源於它的“寶愛共和、厭棄專制”──即擁護共和進步、反對專制倒退的革命精神,而且,也正是它的發動和成功,一方面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制,帶來了思想革命的前提,另一方面,則是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既創造了民主正在挑戰專制、革命正在挑戰復辟的時代氣氛,又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和勝利,奠定了新思想和新文化正在獲得廣泛普及的社會基礎。

  這才是五四運動不僅能夠爆發、而且能夠取得勝利的原因。

第三、五四運動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誘因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特別是在海外,竟突然出現了一股奇異的思潮。這個思潮的要害,雖然是要否定一九八九年在中國大陸爆發的六四民主運動,然而,為了否定六四,這個思潮竟連同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也一起予以了否定。其否定的理由,便是“五四運動和托名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誘發了中國的共產革命”。

  這個否定和這個否定的理由,又該是怎樣地違背了歷史的基本事實。

  歷史的事實之一:首先,為五四運動創造了時代氣氛和奠定了社會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其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它還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係;後者,直至中共在蘇俄扶植下成立,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它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至於一九二零年八月由蘇共製造了中共之後,中共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制政治要求,不僅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還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這就恰恰成為對志在“反文以載道”的新文化運動的反撲和反動了。

  歷史的事實之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為目標,因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全國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台”,那麼,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台嗎?中國共產革命的發起者們,無非是要借用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來作為它一心要“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和理由,更要藉此來製造它的“歷史必然性和政治進步性”罷了。

  歷史的事實之三: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領導下召開“一大”時,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三人,代表僅有十三人,並以鄉村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為主體,更無一人是工人階級。即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初,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只有一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祇有一千圓。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學生、包括工人” 6 的緣由,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於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因究竟何在,我已經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作了較為詳細的探討。

第四、五四運動是檢驗中國民主過渡時期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

  沒有疑問的是,檢驗中國民主過渡的標準,也是檢驗五四運動的標準。然而,也正因為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它才是一場推動了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由是,五四運動,才又成了檢驗整個中國民主過渡歷程中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自五四以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任何一場學生群眾運動,只要它是一場由學生或群眾自發的,而不是為某些政治力量所操縱,或乾脆是由專制統治者所謀劃、所指揮的運動,它便是一場真正的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反之,則只能是一場“運動學生和運動群眾”的運動。此其一。

  其二,自五四以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任何一場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只要它追求民主和反對專制,而不是擁護專制和反對民主,它就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反之,則是一場破壞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

  其三,自五四以後,凡是在國難當頭的歲月堙A意在真愛國、而非假愛國,更不是藉愛國的名義以營一黨之私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才是一場真正的愛國運動,否則,則只能是一場虛假的愛國運動。

  其四,五四運動在遭遇反動軍閥政府鎮壓時,所表現出來的偉大正義力量和巨大反抗精神,特別是它“外爭主權和內懲國賊”的勝利,尤為其後歷次民主運動留下了一個勝敗的標準,即愛國目標是否達成、民主進取是否實現的標準。

  其五,五四運動還對那些作為愛國民主運動對立面的政權,留下了一個是順應民主進步、還是強行專制倒退的明確檢驗標準。

三、六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歷史似乎是與我們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偌大的玩笑。因為,在五四運動七十年後,在早已創建了“革命政權與共和國家”的中國大陸,竟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卻又極其悲慘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十餘年來,對這場運動,雖然在中國大陸民間,在海內外一切具有起碼良知的人士當中,並不存在著對它肯定和否定的問題,甚至由於感情的原因,中國大陸人民更不允許有任何對它的批評和不公。但是,在海外,它,和它的發動者們,卻已經不止一次地遭遇了批評、批判、甚至是圍剿的命運。因此,時當它的十三週年之際,對它與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歷史關係,特別是它與整個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必然聯係,予以較為理性的歷史分析,也就顯得十分的必要。

第一、“六四”是一場漸進的民主運動

  蓋因我們不僅擁有了檢驗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標準,而且擁有了檢驗發生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那麼,要想確知一九八九年爆發在中國大陸的六四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運動,也就是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情了。因為,以五四運動的標準來檢驗六四,首先要肯定六四的,就是它確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因而,也就是一場真正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雖然在運動發起之後,她受到過來自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訌和內鬥的侵擾。其次,它的呼喚新聞自由,呼喊反對官倒、腐敗,和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的明確呼聲,又證明了它恰是一場具有一定民主覺醒和初步民主追求的學生群眾運動。雖然在運動的前期和中期,她企求、甚至跪求專制統治者實行自我改良的願望,曾遠遠地超過了她對於民主變革的要求。再者,則是在它遭遇殘酷的鎮壓之時和之後,由全國的學生和群眾所迅疾表現出來的劇烈反抗行為,及其立即旗幟鮮明地要求推翻共產專制制度、推倒中共專制統治的壯烈言行,又證明了她在民主追求上的真正覺醒和巨大質變。至此,我們再來稱“六四”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已經毫不過份。

第二、五四運動和六四運動的歷史比較

  然而,僅僅證明了六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更加深刻的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六四運動,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甚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六四運動和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歲月。而六四運動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專制經濟改良、卻決然不願施行民主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時代;相反,六四運動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時代。此其一。

  其二,五四運動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著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六四”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要求、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輿論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偉大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此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學生群眾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對抗歲月”,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時代”。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下”一樣。

第三、“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首先,我們仍應指出的是,六四運動如同五四運動一樣,也是中國民主過渡歷程中的一場民主運動。其次,我們則應該指出,六四運動乃是一場於專制的全面復辟時代,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初步抗爭的民主運動。再者,六四運動還是處於復辟時代和專制改良時期的,一場從期求中共政治改良而迅速地走向了對中共徹底絕望的民主運動。雖然它失敗了,但是,以革命思想來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卻因它而悄然來臨。另外,“六四”還是造就中共專制復辟政權必然失敗的一個政治“死結”。因為,不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中共改革派,即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均把平反“六四”當成了挽救中共專制復辟王朝的一劑苦藥良湯。然而,事實上,即使是由中共來平反“六四”,都已不可能再挽救中共必然敗亡的命運。更何況一個殺人越貨的慣犯,又焉有資格來為他所殺者和所盜者平反。因為,已經經歷過中共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即所謂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面對著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改良,即不論中共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被壓服,又不可能再受欺騙了,而只能招來他們對於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不拘任何形式的普遍變革進程(孫中山語),亦終於到了它應該到來的時候。今日遍及中國大陸的自發的人民反抗運動,便是明證。

四、孫中山的民主建國思想與中國民主過渡的必將成功

  如果說五四運動因爆發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公開較量的時代,而獲得了勝利,六四運動卻在中共極端殘暴的大屠殺之下,歸於失敗,那麼,前者雖然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民主過渡的進程,和檢驗其後的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後者則向我們指證了:中共政權,乃是一個為意在復辟的軍閥政府,和一個已經復辟的袁世凱帝國所不敢稍比的專制復辟政權。並且,如果我們還要用檢驗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標準,來檢驗中共的“革命”,中共的統治,和中共八十餘年來的一貫倒行逆施,及其所欠下的億萬血債,則中共的革命,就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徹底背叛和反動,和對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破壞。正是這一認識,才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明確的認識前提和明智的現實追求。

  這個明確的認識前提就是: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不僅已經證明了孫中山志在追求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思想的完全正確,而且證明了孫中山先生志在還政於民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革命進程理論的十分英明,和孫中山曾一再實踐過的,“革命前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和革命後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思想的極其精闢。特別是在辛亥之後,當中國的民主過渡已經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或公然復辟時,由他所高舉和交待的“護國和護法”的旗幟與任務,即“保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遭顛覆,和維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則從根本上指出了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和基本方向。已經經歷了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確實已經逐步地認識到了這個歷史任務和歷史方向。

  這個明智的現實追求就是: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認清了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歷史正確性,認清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及其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特別是認清了中共的“革命”和統治,乃是一場革命名義下的曠日持久的殘酷專制復辟之後,中國大陸人民不僅認識到,要將自身對民主的萬難追求與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結合”,而且認識到,還要將自身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和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根本方向和艱難歷程“接軌”。這就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在思想、理論、目標、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上,奠定了與整個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完全一致性。猶如清政府那一場專制改良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到來一樣;中共推行專制改良以自救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過渡,勢將與近現代世界的大多數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

  今天,如果我們要套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四年所說過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政權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夠燃成燎原之勢。” 7

  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的民主過渡一定能夠走向最後的成功。

注釋:
1、高爾品: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第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2、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第四二八頁。
3、同上,第四八二 ─ 四八八頁。
4、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由是而獲得了在我國東北和內蒙駐軍的特權。
5、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訂立“二十一條”時為駐日公使;章宗祥為駐日公使。
6、《張國燾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七零。
7、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英文)。原話譯文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