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一九八九特稿(報告文學)

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壯士

一九八九年五月天安門毛澤東畫像污損案真相

韶 聞

編者按:

  六月二日的凌晨,本刊突然接到了來自國內的一份電子稿件。題為:“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作者並明白地告訴本刊,這是為紀念一九八九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而作。稿件寫的是湖南的年輕壯士,而作者是否也是一位年輕的瀟湘人,便不得而知了。

  本刊編輯部對於國內的這份來稿十分重視,立即通過網路,傳閱稿件。讀後,無不感到振奮而又滿懷著難言的鬱悶情緒。這顯然是一份難得的稿件,更是一段難言的歷史。它本身所帶來的震撼告訴我們,覺醒的國人,和我們這些在海外自詡為先進的人士,已經拉開了多大的距離;它甚至告知我們,國人對我們一些朋友在海外的表現,已經知道得有多深……

  讀著這樣的稿件,追憶八九年那三位來自湖南的青年壯士,我們的心頭就象有著無限的歉疚、甚至苦痛。然而,我們能夠發表這樣的稿件嗎?《黃花崗》祇是不久前才在海外創辦的一份民間刊物,沒有背景、沒有靠山,純為民間華僑所支撐,我們得罪得起嗎?

  雖然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懷揣著這樣的不安,但是,大家還是一致贊成發表這篇來自中國大陸民間的文章。因為,《黃花崗》雜誌既然自詡為一家歷史文化刊物,我們就有責任、有義務為八九的真英雄、湖南的三壯士樹碑立傳;為這三位被人有心忘卻的年輕人,作一次責無旁貸的宣傳,以為歷史存證。並且,這竟然是十三年來的第一次!何況這篇文章本身就是歷史,一段被存心封殺的歷史。

  我們決定全文發表,不作任何的刪節。

  於是,就要定期出版的《黃花崗》第二期,便成了增刊的增刊;已經全部排好的版面,只好重新編排;已經一再延期的刊物,只好繼續延期下去。然而,為了三位被人忘卻的八九壯士能夠重見天日,我們義不容辭。這,也算是對至今仍身陷囹圄者的慰藉。

  希望這篇文章的發表,能夠給海外的某些力量和某種局面,增添從正面汲取力量和精神的勇氣。

  也許,這才是本刊更為深沉的期望。


  1989年5月23日下午二時,來自湖南省瀏陽市毛澤東家鄉的三個年輕人,用雞蛋殼填滿顏料和墨汁,投擲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巨幅畫像,並立即使毛澤東的臉上“污墨橫流,濁顏蕩漾”。這在自由國家不過是藉以表示憤慨的抗議行為,在中國,卻如一顆原子彈爆炸在十萬萬人民的心堙A猶使得當時已經動蕩不安的中國和中共,變得更加動蕩和恐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震撼”。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令國人驚心動魄的壯舉,竟是來自湖南毛澤東家鄉的三位青年壯士所為。他們的大名就是: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

  而今,這個歷史性的事件已經過去整整十三年了。十三年來,在中國,人民無權公開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調查和追訴;在海外,當年天安門前的當事者們又對這一歷史事件諱莫如深。人們似乎祇知道,那是一件被共產黨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當年的“民主運動”領袖們早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就已經與這三位反革命分子“劃清了界限”……

  然而,中國人卻又無論如何都不會忘記他們,不會忘記他們曾用自己“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大無畏精神,不僅為四十年來遭受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無法無天”統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氣,而且,更重要的是,如若沒有他們的壯舉,如若沒有他們那真正代表了中國民心的壯夫之為,八九民主運動的歷史勢將黯然失色;而六四民主運動的性質,亦勢必要為人民自己的歷史學家所重寫。因為,正是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把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當成了自已的事業;也正是這三位湖南青年,才真正地表現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敢於“成仁取義”的最偉大民族精神。

一、 我有一個夢想

  “……
  “余志堅,別名余鳴飛,男,現年25歲。湖南省瀏陽縣達滸鄉漣頭小學教師。
  喻東岳,男,現年22歲,湖南省瀏陽報社美術編輯。
  魯德成,男,現年26歲,湖南省汽車運輸公司瀏陽分公司工人……”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在中國的歷史上,三湘四水曾養育了無數的英雄豪傑,湧現出不少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湖南青年余志堅酷愛文學和哲學,甚至也朝思暮想在文學的殿堂上大顯身手,並期望成為中國的政治偉人──在他的書案上和床頭邊,有他自已書寫的一首自勉對聯,曰:“青山不留忠魂,墨池要存春秋”。可是高考發榜,他祇被湘潭師專化學系錄取。那些奇形怪狀、枯燥乏味的原子、分子式,死板單調的元素週期表,實在難以吸引他安心就讀。而那些中外文學名著和哲學著作卻常常使他如醉如痴。他能繪聲繪色地向你講述《黑格爾哲學》的精髓,能把《紅樓夢》倒背如流,也能把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解說得非常透徹。他常常把自已關在屋子內,模仿林肯的瀟灑風度;或是在上衣口袋裡插上一把長長的梳子,於同學們好奇的眼光之下步入課堂。

  他大量閱讀的,都是道格拉斯和奧古斯丁們的著作。校方規定的馬列主義課程,他竟然考不及格。為此班裡的老師、學校的領導曾多次找他談話,而他依然我行我素。1984年,由於兩門主課考試沒能過關,他祇好帶著惆悵的心緒和一張肄業證書回到了自已的家鄉,然後被縣教育局分配到瀏陽達游鄉中學擔任化學教師。

  雖然現實與理想南轅北轍,但聰慧無比的他,依然非常清醒。他看到中國的教育如此地教條和麻木,便心生改革教學之心。他利用自已豐厚的文學功底,用幽默優美的語言令學生們大為歡喜。執教不到一年,學生們就與他結成了忘年之交。他成了最受學生喜愛的老師。

  也許生活中最令他沮喪的,倒是文學創作的屢屢失意。他寄出的習作,不是石沉大海,便是“完璧歸趙”。為此,他雖曾面壁沉思,但對於生活中的挫折,卻從未當真。因自已的文學風格與思想追求不被當局所容,他的立言報國之心反倒更加激越起來。他在自已的書房裡寫有一幅中堂,上云:“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人人生而平等”。由於他從不向校長獻殷勤與送貢禮,加之他書生意氣,孤芳自賞,校長又把他調到更遠的山區裡擔任小學教師。他當然清楚,這正是政治的黑暗,纔使得社會和環境不斷地要“遺棄”他。他亦更加明白,這也正是社會制度對他自由的個性所必然要加以的束縛。從此,他在哲理之中尋求快樂,沉湎於對民主主義的研究和追求。他在日記中寫道:“追求是一種享受,奮鬥更是一種快樂。捨此之外,人祇是行尸走肉的動物罷了。為了自已的自由,同時,也為了他人的幸福,煉獄之苦難道不也是一種無上的榮光?”。

  比起處處不得意的余志堅來說,他的師專校友喻東岳倒可以說是萬事順心,春風得意。喻東岳同樣愛好文學,19歲時考上湘潭師專中文系,畢業後在湘潭市第三職業學校任教,1987年3月還當選為湘潭市板塘區人民代表。他為人似乎敦厚誠懇,不善言談。戴著一副三百度的近視眼鏡,喜歡吟詩作畫,並時有詩畫作品見諸報端。他的書法篆刻也頗有造詣。1989年1月他又如願以償地被調到《瀏陽報社》當美編,這對他的專業發展來說真是如魚得水。八九年他22歲,在他進京的幾天前,愛神曾悄悄地潛入他的心扉。那是他一個同事的妹妹,湖南大學學生。她的一篇頗有激情和才氣的散文在《瀏陽報》上發表了,他精心地為她繪製了題圖。後來,他在這位同事家喝酒時,聽主人介紹了妹妹的情況,愛慕之心便油然而生。他一趕到北京,就給這位同事寫信說:“忘不了你的五糧液,還有你的妹妹……”

  26歲的魯德成是個汽車修理工,從小喜歡《三俠五義》裡的俠客。上學時,在學校裡總有些“驚人”的舉動,比如說逮條蛇帶到教室裡放到橫行霸道的同學課桌裡,或是乘惡剎凶狠的同學不備,便在他的書包裡放上一隻蜈蚣蟲。為此,他常常挨老師罰站。然而,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打抱不平,為弱小的同學伸張正義。在學校裡,他儼然是一位“包龍圖”或“展昭”。學校畢業後,他在家裡閑呆了幾年,時不時地便要做一些見義勇為的事情。他1985年結婚,赴京前他已經有一個4歲的男孩了。

  余志堅和喻東岳在湘潭師專曾有過一面之交,後來倆人經常在瀏陽見面,談話挺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慨。相聚時,余志堅經常痛訴社會的黑暗性,常常要毫無顧忌地把官僚們的惡行痛罵一番。喻東岳不僅對此有著強烈的共鳴,特別對余志堅所編輯的幾首民謠欣賞不已。諸如“中央首長玩女人──理所應當,高級幹部玩女人──有人站崗,普通公僕玩女人──慌裡慌張,老百姓玩女人──拘留罰款。”“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全黨都貪”等等。他很佩服余志堅,覺得他有思想,挺深沉,談吐不凡。儘管自己對那些深沉的思想並不十分理解,但同樣有相當的興趣。有時他也會借題發揮,侃侃而談,在這位同學摯友面前表白自己並非是一個沒有思想的平庸之輩。

  然而,殘酷的統治卻使他們不能常在一起探索中國的民主之路。喻東岳在每次與余志堅分手後,常常會到書店裡去尋找黑格爾、盧梭等書籍。然後,便認真地思考、分析社會主義的種種弊病,更用自已的眼光來觀察一黨專政所帶來的無窮災難。

  魯德成則是由於一件偶然的事情結識了余志堅。事因是余志堅去新華書店裡購書時,曾被一伙流氓尋釁追打,魯德成則挺身而出為余志堅排危解難,從此,他們便成了心心相印的好兄弟。

  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三位青年的身世經歷、性格氣質雖然差異很大,然而三個人在談論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上,卻有著異乎尋常的共同語言。這,才是當代中國中下層社會堙A沒有自由的“真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共性”。

二、 民主興亡,匹夫有責

  “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積極參加動亂,1989年5月18日在湖南省長沙市火車站郵局處,由余志堅授意,喻東岳執筆書寫了反動的大型橫幅及數條反動標語,張掛在長沙火車站前廣場;並當眾發表了反動演講,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北京的學潮在不斷升級,已經波及各界,影響了全國。

  5有17日下午,余志堅來到《瀏陽報社》找喻東岳。兩人一見面的話題就是北京的局勢。這幾天,他們從電視裡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場面,看到了全國各地學生到北京聲援、請願的隊伍。談到興奮之處,兩人頓感“民主興亡,匹夫有責”。余志堅提出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自焚,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聲援學運,表白自己的心跡。可是喻東岳不想死。他的心裡雖然也是心潮激蕩,熱血沸騰,可祇讓一把火就稀裡糊塗地燃燒了自己,又於事何補?於是他好說歹說地勸說余志堅放棄了自焚的打算,兩人商定見機行事,但要用具體的行動去聲援學生。

  當天下午,余志堅就把自己的好友魯德成介紹給了喻東岳,二人祇說了幾句話便覺得情投意合,相見恨晚。晚飯後,三人商定明天一早起程進京。余志堅托人給學校捎話,托詞母親生病,要請幾天假回家照料。

  魯德成也謊稱要送妻子回娘家,向廠婼苳F假。第二天,他吻別了親愛的的妻子,親了親熟睡的兒子,又帶了些錢和幾件衣服,便匆匆上路了。

  喻東岳知道這將是一條“不歸路”。所以他當晚在留給報社社長的便箋上曾寫道:“社長好!我已加夜班做好了我本份的事,想出去透透新鮮空氣……。我內心深處揣著的是國家民族之前途。雖然我也想沉睡數十年,然而不能。祇好請假北上。此事請望多包涵,前途不可不測而又不可測……”

  5月18日上午,他們乘車經湘潭來到了長沙,準備乘當晚9點2次特快列車直赴北京。

  然而,離開車時間還有十幾個小時。他們便在長沙市區跟著聲援北京的學生遊行隊伍轉了幾圈,又覺得空喊口號不是一個辦法,還認為長沙學生們提出的口號過於空泛平和,沒有指出造成社會黑暗的根蒂──奴性與專制!因此,余志堅就對二人說:“為什麼咱們要跟著別人後面轉,應當走到他們的前頭去!”

  三人商議已定,就去長沙五一路百貨大樓買了一塊紅布和一些筆墨紙張,然後走進了火車站旁邊的一個郵局裡,在紅布上寫下了“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十二個大字,又在紙上書寫了幾條標語,曰:

  “恢復真正共和政體,打倒官僚統治”;

  “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自由於民。把封建制度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署名為“湖南聲援團瀏陽分團”。

  他們帶錢不多,怕難以應付到北京的生活開支,於是他們找來一條長凳,兩根竹桿,在長沙火車站廣場一隅挑起橫幅,貼上標語,一邊演講,一邊募捐,民眾湧躍捐款捐物,令他們無比激動,有時便會哭泣地對路人宣講說:

  “民主興亡,匹夫有責,我們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熱血青年,捨小家,為國家,你們犧牲金錢,會激勵我們勇敢地前進。縱使拋頭顱、灑熱血,我們都會銘記不忘你們的支持。人民,我們謝謝您 !”

  不一會兒工夫,人群就被他們激勵起來,紛紛為他們的演講助威叫好,竟使他們成了漫漫人群中的核心。

  一天下來,雖然三個人都已口乾舌燥,筋疲力盡,但他們的心情卻格外激奮。他們知道,民主理念已經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這才是民族的福音,國家的希望。動員每一個人參與民主運動,是他們的神聖責任,也是目前民主運動刻不容緩的事情。然而,如何才能把中國老百姓、知識分子、甚至青年學生們因共產黨的長期殘酷統治而造成的卑怯心態徹底打破,如何使封建獨裁政體成為千夫所指,萬人所棄,此時已經成為他們三個人腦海裡揮之不去的主題了。

三、 奔向北京

  “當日晚,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在來京的火車上,合謀撰寫了誣蔑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取消四項基本原則,主張全盤西化的反動講演稿……”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晚上8點40分,他們終於登上了開往北京的2次特快列車。

  在中國的鐵路營運史上,這也許是絕對超負荷運行的第二例。當年的紅衛兵大串連曾創造出連不足2平方米的廁所裡也塞滿了“小將”的紀錄。然而,在這個特殊的春天里,雖末出現當年的景象,若是用 “像擠滿了沙丁魚罐頭”一類的形容詞,來形容眼下這趟列車上的情景,也毫不為過。

  余志堅三人連擠了幾節車廂,終於在9號和10 號車廂交接處的洗臉間堙A搶得了一席剛能站住腳的位置。即便如此,他們也絲毫沒有忘記自已的神聖使命。他們先是同火車上的湖南學生進行交流與串聯,喻東岳還以《瀏陽報社》的名義,組織簽名留念。當夜,他們三人幾乎誰也沒有合過一眼,甚至還由余志堅口述,喻東岳執筆,草擬了一份將魯迅、譚嗣同、官倒、腐敗、封建專制、西方民主、多黨政體等等內容都牽涉進去了的講演稿,讀之令人激動而又沉鬱。雖然,窗外,是一片黑暗;前途,竟然也象是一片黑暗。然而,他們卻是義無反顧、豪情滿懷……

四、 皇城裡的英雄

  “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於1989年5月19日到達北京後,竄至天安門,混入人群,參加非法遊行……”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5月19日,天安門廣場的絕食活動已經進入第七天。

  學生絕食中的天安門廣場,空氣污濁,垃圾遍地。凌亂不堪的營帳,昏昏沉沉的絕食,五花八門的攤販,還有正在進行著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交易……聲援的、圍觀的、實施人道主義的,想大發國難財的,此刻,都匯集到了這有限的空間堙C著名的相聲演員姜昆在當年春節文藝晚會上的一個相聲段子裡,曾諧稱不久天安門廣場將成為最大的一個自由市場的話,居然不幸被他言中。

  出了北京站大門,來自湖南的三位青年,便隨著各路聲援的學生、民眾和知識分子的遊行隊伍,緩緩地向天安門廣場走去。一路上,他們急不可耐地打出了自已的旗號與橫幅,激昂地高喊口號,澎湃的心潮難以抑制。是的,終於如願以償地來到了北京,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浪潮之中,可以“毫無顧忌”地噴吐出自己壓抑已久的吶喊了……

  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看見了湘潭大學的學生隊伍,便立即加入進去,聊了幾句,才知道,學生大抵以改變所謂的“老人政治”和“打倒官倒”為訴求,話不投機,便又退了出來。然後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找了個露營地,準備先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養足精神再繼續第二天的行動。但是,半夜裡,他們卻被驟然間便響徹雲霄的高音喇叭吵醒了。政府的喇叭在播放當晚黨政幹部大會上李鵬總理的講話,而廣場上“高自聯”的喇叭卻在播放駭人的新聞:大軍已經進城了,部隊要來天安門廣場鎮壓,20萬學生的性命危在旦夕。學生領袖們號召組織工人、市民、學生敢死隊去攔截軍車。

  聽完廣播,三個人又是激動又是緊張,疲勞和睡意一掃而光。他們來到廣場上,立即有人發給他們每人一塊紅布,要他們參加糾察隊。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做好了捐軀的準備──每人都在紅布條上寫下了姓名和家庭地址。隨後,三人就把紅布條纏在手腕上,跟隨糾察隊的一位領導趕到前門維持秩序,防範軍隊從地鐵口衝上來。

  一夜下來,他們三人依然活著,並沒有發生想象中的壯烈犧牲情景。清晨,他們在廣場上看了升國旗儀式,然後又去故宮、王府井逛了一圈,瞭解北京的地理環境與市民思想。回到廣場時,看見一支市民遊行隊伍,便加入進去,跟著呼喊口號,要求李鵬辭職,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實行多黨制。

  一連三天,他們都是晚上露宿廣場,白天參加市民和學生的活動。他們很快發現,北京的民主抗議活動有一個嚴重的盲區,那就是民眾仍舊有著根深蒂固地盲從思想,總是在盲目地為某一個政治人物鳴冤叫屈,沒有找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方向,那就是結束復辟了專制的一黨政權,還民主於民!還權力於民!

  他們三人從幾天來的遊行示威活動中,清楚地瞭解到了此次民主運動的部分真相,那就是廣大人民群眾與學生的民主理念,正被中共黨內某些政治陰謀者所利用,以企求達到重新掌權、繼續實行一黨獨裁之目的。已經南轅北轍的民主運動,既使他們三人感到寒心,也使他們感覺得驚心,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必須以追求民主、自由為唯一目標,徹底摒棄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內部政治鬥爭的干預和陰謀,中國纔有希望,人民纔有希望,民族纔有希望。要不然,趕跑了明皇帝,又來了皇太極。老百姓仍舊要生活在“三呼萬歲”的歲月裡!

五、 策劃

  “為煽動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製造事端,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於5月22日策劃對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澤東主席巨幅畫像進行破壞……”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5月22日是戒嚴的第三天。首都報紙報導:“北京城區氣氛漸趨緩和,高校師生在靜坐,但圍觀群眾已日趨減少”。但是,三個人的情緒不僅沒有低落,反而有一些莫明其妙的激動。他們知道老百姓開始覺悟了,天安門民主鬥爭的矛頭錯了,要喚起民眾真正走上民主道路,必須採取大膽、實際的行動,使他們明白: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人民真正要反對的,又是以誰為代表的專制?

  這天上午,他們雖在廣場上轉悠,卻懶得再去喊那些無用的政治口號,也不再理會毫無目的的遊行示威隊伍。10點左右,“高自聯”廣播站的喇叭開始播放一篇主張“勝利大撤退”的文章,聽後,他們異常反感,馬上與周圍持贊同態度的學生們辯論起來。他們那濃重的湖南口音,並沒有能夠讓別人輕易地就理解到他們要堅持到底的決心。但因感到此事關係重大,便立即由喻東岳執筆,寫了兩篇“何謂勝利?”和“民眾的民主之路在何方?”的廣播稿,交給了廣播站。遺憾的是,並沒有人器重他們的深刻內容與滿腔熱情,根本就沒有播出。他們孤單地坐在歷史博物館的臺階上,只能感到格外的鬱悶和悲哀。

  這天晚上,他們三人在一起回憶來京的過程和討論來京的目的,心情顯得異常的沉重。余志堅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說:“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連封建獨裁專權的皇帝也不敢妄稱為太陽,共產黨的愚民政策真是千古罕見。可這個太陽太厲害了,五十年代殺了幾百萬,六十年代餓死了五千萬,文化大革命又鬥死二千萬,連續的和不間斷的文字獄,更使得中華民族優秀的文明與文化,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摧殘,在中國,有多少真正的知識精英成了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階下囚,甚至是死刑犯。中國人民頭上頂著這樣一個太陽,不是幸福,而是一種亙古未有的災難。但是,直到今天,共產黨仍舊強迫人民視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神,躺在這裡的僵尸依然是懸在中國人民心頭上利刃,而掛在這裡的巨幅畫像也仍然是套在中國人民靈魂上的絞命索。今天,中國人民竟仍舊生活在他這可怕的陰影裡,所以,如果不拋棄這個太陽,人民就永遠得不到安寧與幸福,就更不用談什麼民主和自由了。我們祇有取下聖像,砸碎枷鎖,纔算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毛老人家畢竟是我們湖南人,就由他的家鄉人把他請回人間正法,這應該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聽到這裡,喻東岳不由一陣心動,這個想法著實跟他不謀而合。早在五年前,當他在電視屏幕上看見這一幅巨大畫像時,他的心奡N曾有了這種想法。他認為東方的文化、東方的建築格局與這尊聖像體現了一種封建專制的風格,在天安門懸掛毛澤東像,無疑是封建專制的象徵,個人崇拜的象徵,與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者比起來,今天的愚昧更是絕無僅有。

  晚上睡覺前,余志堅終於向倆人談了自已的想法,他說:“如果我們此行祇來到天安門轉轉、看看、喊喊口號便回去,是淺層次的。不幹點大事,就等於白來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幹就幹一番驚天的偉業,那才是真英雄本色。何懼刀山火海!”

  望著激動不已的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頓時心曠神怡,馬上堅決地說:“為了實踐自已的理想,為了國家真正的興盛,就是需要我們個人付出犧牲,又有什麼可以畏縮的呢!”

六、 驚天之舉

  “5月23日下午2時許,三被告人竄至天安門城樓下,將由余志堅口述,喻東岳書寫的反動標語張貼在城樓主門洞兩側,爾後,又將裝有各色顏料的多枚雞蛋殼及墨水瓶,投向懸掛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主席巨幅畫像,使毛澤東巨幅畫像及天安門城牆污損,三人在作案時,被群眾當場抓獲歸案……”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五月二十三日戒嚴令宣佈的第四天,三個來自瀏陽河畔、胡耀邦故鄉的年輕人,一大早便來到了天安門城樓下。喻東岳抬頭看了看懸掛在城樓上的毛澤東巨幅畫像,看到“共和國”竟然在這個最神聖的地方把個人崇拜搞得如此猖狂,不想則已,一想不禁怒髮衝冠。此時,當他再聽到余志堅對他們說:“為了把民主與自由迎回中華大地,咱們把毛家大爹請下來,讓他老人家復歸鬼位,讓人民從此拋棄愚昧,更把專制送進歷史的垃圾堆。對此,我們湖南的年輕人,理應責無旁貸!”他和魯德成兩人立刻異口同聲地表示贊同。

  中午十二時,他們三人在煎餅攤前向老板買了二十個雞蛋,身為美術編輯的喻東岳又特意到文具店買了三管油畫顏料和兩張宣紙、一瓶墨汁。然後,三個人來到天安門右側的中山公園,在一片僻靜的小樹叢裡開始了準備工作。喻東岳是美編,懂得色彩調配。他把油畫顏料擠在紙盒裡,加上松節油稀釋、調勻,又把各種顏色的水粉顏料用水調開,再倒在蛋殼裡。然後鋪開宣紙,書寫了兩條標語:

  其一是:“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

  其二是:“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

  這是何等豪邁的口號,又是何等的深刻和明確!他們上接辛亥民主革命的初衷,下連終結共產復辟時代的正確歷史要求,確乎把埋藏在中國人民心頭已經整整四十番春秋的呼喊,盡情地喚回到了中華的大地之上……

  他們把這些“武器裝備”準備得當後,從容不迫地來到天安門城樓下。三人先把兩張標語分別貼在東、西兩個城門洞邊,然後便異常泠靜地對著圍觀的人群說:

  “請大家閃開一條道,我們要做一點事情。”

  這時,余志堅見門洞裡過往的行人太多,便上前阻攔。喻東岳便立即從魯德成抱著的盒子裡拿出兩個盛滿顏料的蛋殼,仰側著身子,使勁往城門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扔去。

  第一枚蛋殼擊中了毛澤東的右眼,暗綠色的顏料立即順著毛的鼻子左側流下,儼然象是毛澤東流下了痛心疾首的淚水。隨後,魯德成和余志堅又接連扔了六七個“手榴蛋”,毛的“聖像”上頓時飛花四濺、狼籍一片。特別是毛澤東面部那顆被馬屁精們吹捧得神乎其神的“聰明痣”,因被黑色的顏料點擊放大,竟然贏得圍觀者一片驚呼:

  “痣大成癌!國家大難!”

  在首都百姓的激情鼓勵下,余志堅在擲手裡最後一個“炮彈”時,本來是要瞄準毛澤東的“天門”的,想再來個滿面開花,結果一使勁,蛋殼竟然飛過天安門城樓的護欄,落在天安門城樓檢閱臺猩紅的地毯上。

  三個人只知自己盡情盡興地一邊使勁拋擲炮彈,一邊大聲疾呼“打倒官僚政府!倡導自由民主!”,從圍觀百姓中頓時爆發開來的一陣又一陣叫好聲,他們都象是沒有聽到。因為他們似乎正在興奮地感受著自己人生中的最輝煌時刻!

  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高自聯”派來的大學生,竟然衝上來將他們抓住,並且立即將他們扭送到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

  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三人絕沒有想到,他們那大快人心的義舉,竟然會被所謂的“民主鬥士”們出賣。他們甚至沒有得到任何“民主領袖”們的接見,也沒有得到任何一個“民主運動組織”的認可,更沒有得到這個被稱做“民主廣場”的糾察隊的保護,竟然就被他們三人自認為“同志”的民主運動鬥士,押著轉來轉去,並且翻來覆去地對他們問話,要他們寫條子、按手印,聲明他們的行動與民主運動無關。下午5點鐘,大雨尚未停止,他們又被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們“押往”歷史博物館前,被強迫在一個有40餘名中外記者參加的新聞發佈會上面亮相,強迫他們接受採訪。中心問題還是要他們申明:他們不是學生,也並非由學生委派;他們的行為“與民主運動無關”。

  好在他們三人並沒有嫁禍和栽贓的念頭,甚至頗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英雄氣慨。他們甚至多次主動聲明,他們三人對自已的義舉負全部責任,並表明自已的行動,祇是為真正開闢中國民主化的首要進程,進行一次有意義的探險,絕不遺憾與後悔。

  然而,當時,他們三人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是,為什麼這一場被稱做偉大的民主運動,竟然對他們三個人真正的民主行為,采取了如此無情的行動呢?因為,不論他們只有何等粗淺的歷史知識,他們也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是在世界的歷史上,特別是在中國五四以來的無數次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中,都從來不曾出現過這種“民主斗士竟然敢於在現場出賣民主”的行徑,就更不用說那個曾經不僅高喊過“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更火燒過“趙家樓”的偉大五四運動了!

  然而,他們更加萬萬想不到的是,當晚七時,“高自聯”糾察隊竟將他們三人移交到了專制政府的北京市公安局。

  在5月23日晚間的電視節目上,北京的民主運動竟然在全國人民的面前,聲明與他們這三個“反革命分子”劃清了界限,更向全國人民說明,污損了天安門上偉大專制領袖毛澤東畫像的行動,絕非正在要求民主的學生所為。

  當天晚上,北京的街頭巷尾,甚至已經開始流傳著有關他們三個人的種種流言和謠言……,有的已經說,這是有人故意干,目的,就是要把破壞偉大領袖畫像的罪責,栽臧給無辜的學生及其民主運動……

  要求民主的學生們對於專制統治者的心驚膽戰,由此可見一斑。這確乎在五四以來的所有自發的或非自發的學生運動中,所絕無僅有的。中共專制統治的淫威,實為歷史所僅見;當代中國民眾和學生對於專制統治的懼怕,實為歷史所罕見。

  當晚10時,天安門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將被污損的巨幅畫像取了下來,並立即換上了早已備用的嶄新的毛澤東巨幅畫像。

  中國人民的紅太陽毛澤東,又重新地升起在民主運動洪流翻滾的天安門城樓上了。當然,中共專制統治者決心要殘酷鎮壓民主運動的膽量,亦因為民主運動對他們的深深懼怕,而就要肆無忌憚了……因為,不過十數天之後,要與“反革命分子”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劃清界限”、並將他們押送專制政權審判台的民主運動,竟然遭遇了與他們三人完全一樣的歷史命運,甚至是更加殘酷的鎮壓。

  然而,曾為湖南三位年輕壯士的壯舉所震撼並激動不已的中國人民,卻再也聽不到有關這三位“當代壯士”的消息了。

  壯士一去兮不回還……

七、 悲愴的結局 痛心的尾聲

  “……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敵視中國共產黨領導,仇視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乘北京發生動亂之機,張貼反動標語,發動反動演講,進行反革命煽動,公然在天安門城樓當眾污損毛澤東主席畫像和天安門城牆,進行反革命破壞,其行為已構成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民憤很大,必須依法懲處。判處余志堅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喻東岳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摘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十三年過去了。

  也就是說,一九八九年的年輕壯士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已經在共產黨的監牢媦鼮L了整整十三個年頭──那將是怎樣難熬的十三個年頭!

  然而,就是在這十三個年頭堶情A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仍舊懸掛著“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巨幅畫像;中國人民的頭上,仍然被迫頂著那一輪永不滅落的“紅太陽”……

  也是在這十三年個年頭堶情A那些曾發起了乙巳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確曾在八九年那個風雨如磐的艱難日子堭o到過民眾支持的民運人士們,卻在流亡海外之後,不但時刻不忘自己“民運領袖“的身份,而且更以“歷史的見證人”自詡,大肆為自已的所謂“英雄業跡”歌功頌德,甚至為自已的所謂“壯烈行為”涂脂抹粉,然而,他們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過那三位曾被自己“押送”給專制統治者的年輕壯士。海外無數的報刊、雜誌,雖然年復一年地刊載著“領袖”們的照片、講話、業績;每年六四,他們個個都要登台亮相,發表講演,重溫舊夢,再領風騷;然而,對他們來說,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北京天安門前,仿佛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這三個真正的八九英雄,湖南壯士。至於他們的生死,就更沒有人願意稍作過問……

  還是在這十三個年頭堶情A我們國內的人民,卻越來越認識到,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三位來自湖南的年輕壯士,才是一九八九年的真英雄和大英雄。

  因為,當世界上最大的廣場開始舉起了自由的火炬之時,他們就把目光投向了那具躺在廣場中央的令人恐怖的僵尸。因為正是這具僵尸,他在生前不僅給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製造過無窮無盡的災難,吮吸了我們人民無量無盡的鮮血,而且,死後,他那仍然被高高捧著的罪惡靈魂,竟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繼續施行專制極權統治的圖騰和工具。三位年輕的湖南壯士尤其明白的是,在中國,雖然“毛父已死”,但是,苦難依然未已。原因,就是由毛澤東所代表的那一場“共產革命”,和由這場“革命”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還在象枷鎖那樣,緊緊地套在我們人民的頸項之上。因此,唯有徹底地否定毛澤東及其同伙罊竹難書的歷史罪惡,才有可能推動我們的民族和國家真正開始走上民主之路……。

  在一九八九年的那個令人心跳的歲月堶情A這非但不是什麼“超前”的思想,而且是全中國人民的真正共同思想。然而,在廣場上不僅背叛了這一人民思想,而且一心一意要誘導年輕學生們偏離這個思想的,就恰恰是那些披著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外衣的、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知識官僚。他們後來在海外為撇清自己和八九民主運動的關係所一再作出的表白,已經對此作出了確證。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政權曾聲稱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別有用心的陰謀家們所發動的所謂政治鬥爭,而海外的“民運組織”也似乎同意這些觀點,由是,“敵我”雙方都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中共黨內鬥爭的產物。中共的結論豈但令真正的民主鬥士們不服,海外民運組織的聲音也著實令天下百姓寒心。特別是去年在海外出版的那一本“轟動”世界的所謂“六四”真相的書籍,它竟然聲稱:“就六四總體而言,它又是一場自主的、自發的、無序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了人民對政府宣泄不滿與憤慨的出氣筒。”

  ──視大眾的民主自救運動為“群亂”,這不得不使我們感到嚴重的不安!

  然而,正是從這些意義上來說,今日國人要回過頭來,稱那三位年輕壯士為八九年春天的“真英雄和大英雄”,也就毫不過份。因為,不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上,他們都是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國人民真正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是──
  戰國時代的荊軻,
  戊戌變法後的譚祠同,
  黃花崗頭的七十二烈士!

  今天,雖然我們並不因此而責怪八九年那些幼稚可愛的學生領袖們,但是,我們要責怪他們的卻是,在八九年後的這十三個年頭堶情A你們究竟在海外為疼愛你們的國人做了些什麼?還有就是對十三年前自己的幼稚行為,你們究竟有過一丁點反省沒有?要知道,今天,你們如果當真忘記了那些成就了你們八九年民主運動領袖地位的默默無聞的大眾英烈,忘記了“正是他們用生命作為代價,才為你們在海外築起了輝煌名聲的高台”這樣一個根本的事實,便無異於是對歷史的褻瀆,無異是要與國內人民決裂。十三年來,對於你們在海外種種爭名奪利的行為,以及由這些行為所造成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四分五裂的現狀,特別是你們那些令“華僑痛、共黨快”的表現,實在使得曾對你們寄托了無限希望的國內人民傷心不已。如果說,你們昔日的行徑,已經過於對不起那三位來自湖南的年輕壯士的話,難道你們還要用自己在海外的行為來更加地對不起今天的國人嗎?

  願你們能夠記住一九八九年的真英雄和真壯士──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記住他們當年就已經成熟堅定的正確思想,那氣撼山河的偉大壯舉,為中國的艱難民主進程再立新功。因為,人民和歷史已經真正地將他們深深地銘記在心了。

  八九的真英雄,湖南的三壯士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人民在等待著你們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