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逃亡與超越

 

 

 

──兩篇關於“逃亡”的爭論文章

 

               

 

 

 

李北

 

 

 

  《民主中國》雜志三月號發表了孔捷生的文章《再談高行健》。針對此文,茉

莉發表了她的批駁文章《偽超越──再談高行健的“逃亡”》。這是高行健獲諾獎

後,有關其爭議的進一步深化。

 

  現在是四月,轉眼即是六月。“六四”是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其重要,不僅

為政治,也及於中國思想、道德、精神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人格。關於《逃亡》的

爭論,本質上即是屬於此。可以預想,這是一個契機,由此可能會觸發一場蓄積已

久的對中國精神、道德和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辯論。“六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

的精神轉向低落,陷入多重混亂與危機。也許現在我們可以有一個回首,清醒地反

省了。但愿這兩篇文章是個開始。

 

  茉莉女士與孔捷生先生的交鋒,主要集中在對《逃亡》的爭議。孔捷生文章以

為《逃亡》“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戲劇成就和他的思想高度。”他甚至認為“《逃亡

》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天安門廣場的旗幟、標語、高音喇叭和那些纏在頭上或臂上的

紅布帶,它亦超越了“六四”十二年來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因此《逃亡

》有“超越意義”。他說:“我從中感知到了人性的力量,它好象暗夜裏的一盞孤

燈,無助地搖曳,卻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讀歷史的燭火。《逃亡》是對生命價值的終

極關懷……”。至今為止,這是發表的文字中對《逃亡》的最高評價和贊譽。

 

  孔捷生先生評述,人們對“謙和恬淡的高行健”的批評和“忌恨”,是“因為

高行健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假人民之名的極權神話之餘,也否定了假人民之名去蕩滌

社會的種種革命與運動,他否定了群體理想的崇高道德之餘,也嘲笑了這種群體理

想對未來的光明承諾。”他“對絕對真理和道德話語徹底懷疑和無情恥笑”。

 

  茉莉女士的文章針對孔捷生先生關於《逃亡》的評論而發。她針鋒相對地指出

《逃亡》的超越是“偽超越”。

 

  她批評孔捷生,“在這裏,孔捷生先生明顯地指出:對專制的逃亡遠遠高於對

專制的抗爭。在高度評價《逃亡》的同時,作者表達了對抗爭的蔑視。”

 

  她認為“無論對‘超越’的理解如何不同,一個基本常識是:‘超越’的首要

條件是面對,是進入事件之中,是深入體驗。完全不涉其中的局外人,不存在超越

不超越的問題。一個身或心都沒有投入血與火磨練的人,一個從未為他人哭過長夜

的人,一個只關心自己肚臍下的旁觀者,如此贊揚他的‘超越’,孔捷生先生……

太離譜了。”她憤慨地指出孔捷生所說的超越是“掩飾背叛與怯懦的‘偽超越’”

。茉莉說:“在中國,知識精英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殺人,他們只顧自己逃命,

既不制止行凶也不報警,事後也不愿寫下真實見證,而是聰明地‘借用’一下(用

於寫作或用於政治庇護),然後美其名曰:‘我是藝術家,我早就超越了!’”她

批評孔捷生“不仔細考察‘超越’的具體內涵,而只是拿這個詞去炫耀,去唬人,

使得這種贊美成了對極端利己主義的一種矯飾與美化。”她進而指出:“高行健在

《逃亡》中表現的‘超越’,不是超越了功利,不是超越了自我,而是超越了人類

使命意識,超越了對他人的責任与義務。這種掩飾背叛與怯懦的‘偽超越’,成了

一種滑稽的符號崇拜。”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論證《逃亡》的超越意義時,贊譽作者“在《逃亡》

裏,天安門事件僅是背景的借用和烘托。”而茉莉女士對此則提出尖銳的批評。她

批評《逃亡》“借用”“六四”的鮮血獵取藝術的成功。“波蘭小說家阿爾法被同

事們譴責,即由於他描寫華沙戰後廢墟一書的速度太快,‘將他人的痛苦如此迅速

地轉化為悲劇的形式’,是正直有同情心的文學家不能容忍的。而高行健近距離的

‘借用’,比阿爾法更多了一層對六四參與者、受難者的詆毀與嘲諷。”她辯護道

,“人的感情,尤其是受害者(筆者為其中之一)的感情,是不能如此傷害的。”

“當六四難屬還輾轉在淚水、冷漠甚至政治高壓下之際,當許多六四良心犯還在牢

獄中或社會上孤苦無助之際,只要還心存一點內疚與尊重,何人能隨便‘借用’?

”“‘借用’必須有某些不言自明的限制。”

 

  茉莉評述:“在《逃亡》中,高行健的‘借用’六四事件所想要表現的,正是

薩特劇作《間隔》(或譯《禁閉》)中的主題‘他人即地獄’”。但是“六四事件

中,他人并不是地獄,國家暴力才是地獄,而他人,即無數參與運動的北京學生與

市民,則是命運相連者,彼此充滿同情、互助、對專制者的共同憤慨。……因此,

就表現個人與他人、群體關系這個主題而言,《逃亡》是完全失敗的。”

 

  孔捷生文章中稱譽高行健“孤憤決絕”。茉莉女士則認為:自私自利,為己為

是的犬儒精神已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高行健是之代表,可謂知音

遍天下。她指出“有關高行健的爭論絕不是簡單的文學之爭,高行健的作品從來就

不限於純文學,它涉及到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如何為人。”她毫不客氣地批評

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犬儒症。“盡管犬儒主義在東西方都有源可尋,但當今中國

的犬儒主義如此蔚為大觀,仍然叫人心驚不已。”他們“‘躲避崇高’、‘渴望墮

落’,玩世不恭,看透一切。……壓根就否認世間還有什麼真善,還有什麼正義。

犬儒們由於自己無信仰,也常常懷疑別人的信仰,他們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貶低

一切美好的價值──我是逃兵你也別逞什麼英雄。這些都非常有效地幫助中國人遺

忘罪惡、放棄抗爭。”“以優雅面目出現的文學犬儒,既躲避崇高又偽裝崇高,既

嘲諷英雄又自充英雄(高行健先生在台灣自認感覺如同“民族英雄”)。他們所謂

的高於一切的文學,其理論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只有自言自語才是文學,只有自私

自利才是真實。”她感慨:“如果听任犬儒潮流的席卷,那麼,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在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

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知識分子,將

瀕臨絕種。”

 

  她進一步分析犬儒主義於中國的發生:“犬儒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來自一個

遭受著世所罕見高壓的知識分子群體,承受過殘酷的鎮壓和殺戮。半個世紀以來,

几乎沒有間斷的死亡、流放、羞辱,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格外懦弱的心理,塑造了

他們卑微、恐懼的病態人格。犬儒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心理原因。犬儒們又是令

人厭惡的。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病態,反而把精神殘缺當做精神高雅。正如一切腐

敗的社會都必然製造為腐敗辯護的理論,犬儒們更善於編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

,將犬儒心態合理化,并無休止地嘲笑他人與自我抬高。”

 

  茉莉女士的這篇文章,是近年來很少有的為道德激昂辯護,尖銳批評中國知識

分子放棄道德責任,奉行萎瑣精神的文字。

 

  孔捷生先生和茉莉女士的兩篇交鋒文章,表示對高行健獲獎的文學爭論,已轉

入到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個人人格、精神、道德、社會責任的思考和爭論。這是此

次受獎,帶給中國文化比此獎本身更有益的收獲。希望其能引起人們更廣泛的關注

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