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大陸反思書摘

 

 

        

他對國家和民族功不可沒

 

 

 

── 紀念陳立夫先生

 

 

 

〔編者按:在本刊艱難籌備之時,驚悉國民革命前輩陳立夫先生,以一百零三歲“

人瑞”之壽,安然於台北辭世。作為本刊的編者,幾個旅美的大陸學人,卒以為最

好的紀念,莫過於將大陸歷史學界在反思中為他“樹的碑,記的事”找出來,以慰

藉這位中國國民革命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了﹕以將他在艱苦抗戰期間對中國現代教育

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告訴給幾代不知情的海內外中國人。以找回中華民國在長期浴

血抗戰中,如何保存中華文化國脈的豐功,如何發展中國現代教育的偉績,特別是

如何保護與愛護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歷史事實,以為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的文

化教育事業如何被馬列與中共破壞,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又如何被馬列

與中共欺騙、利用、糟蹋及大規模迫害的歷史,作一個對比和見證。更為這位曾被

中共詆毀為“反革命四大家族”之一的真正國民革命前輩,討回一個歷史的公道,

藉以證明﹕“他對國家和民族功不可沒”。這,就算是我們敬呈給陳立夫先生的一

份薄奠吧。〕

 

一、知名學士薈集陪都

 

  重慶素稱文教昌明,為川東文化中心。故典籍中往往將重慶與成都相提並舉,

巴蜀文化遂成為我國古代西南文化的代名詞。然而,重慶文化教育發展的黃金時代

還是出現在抗戰時期。抗日戰爭是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一次生死大搏鬥。

 

  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大批的高等院校和科學文化機構

完成了向以重慶為中心的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復旦

大學、交通大學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先後遷渝,加上重慶原有的重慶大學和四川省

立教育學院,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校匯集於重慶。與此同時,具有當時國家一流

水準的科研學術單位,以及商務印書館、中正書局、國立中央圖書館等一百多個單

位,也相率遷至重慶。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中等學校也遷來重慶及附近地區。重

慶因而呈現學校文化機關雲集,文士薈萃,群賢畢至的局面。據當時我國著名的社

會學家孫本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中「高級知識份子十分之九

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也在中國歷史

上為保存民族文化的國脈的第四次意義重大的文化教育大徙。其中,曾在陪都從事

過教育、科學和文化活動的國內著名學者竟達數千人以上。實居抗戰時期全國之冠

。這些知名學者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也是中國近代教育、科學、文化的

一代精華。密集於陪都重慶,有利於知識互補,形成雄厚的智能優勢,促使陪都的

教育、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空前繁榮。

 

二、教育體制適時改進

 

  教育體制是教育事業得以延續分發展的制度保障。抗戰建國的緊迫需要,客觀

上要求戰時教育加強組織、計劃和領導。以陳立夫為部長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此在

教育體制上進行了系列改革,歸納起來,主要是︰

 

  第一、創設師範學院。

 

  戰前,重慶本無師範學院。一九三八年,教育部正式決定在本年底共設六所師

範學院,即在中央大學、西北聯大、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內設師範學院

,並新創設國立師範學院。中央大學師範學院的建立,結束了重慶地區師範學院教

育的空白狀態。為抗戰期間師範教育學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政府決定籌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女師學院)

。一九四○年九月,教育部批准女師學院正式成立,並聘謝循初為院長,並設立了

女師學院附屬學校。女師學院面向全國招生,學生全部享受公費待遇,校風嚴謹樸

實,學生勤奮好學,抗戰期間為國家和重慶地區培養了大批師資。整個抗戰期間,

重慶的師範學院由戰前的空白狀況,發展到擁有兩所師範學院(中央大學師範學院

和女子師範學院)和近十個培養高等師資的系和專修科。

 

  第二、創設「貸金」制度和其他救濟措施。

 

  古今中外,在此之前,除了對優秀學生予以獎學金以外,均未有廣泛對學生發

給貸金或供給伙食的先例。

 

  抗戰初期,大批戰區學生隨高等院校內遷,斷絕了原來家庭的經濟資助,生活

、求學面臨困難,成為抗戰初期教育發展嚴重的危機之一。一九三八年三月,陳立

夫出任教育部長後,對於解決戰區流亡青年的生活問題,製訂和頒佈了《公立專科

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款金暫行辦法》,對全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予以貸金,此項辦

法也適用於公私立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此項貸額為每人每月八元至十元,半額為

四至五元。以中大為例,來自淪陷區的學生都拿貸金。據徐中玉先生回憶,「當時

六元錢作為伙食費,兩元零用。在抗戰初期,伙食倒不差。」

 

  「貸金」制度實行的最初一年,享受貸金的專科以上的學生就有三萬餘人,中

等學生二萬餘人。到一九三九年,教育部津貼的學生已達大約十至十四萬人。「貸

金」制度是確保淪陷區和戰區內遷學生能夠繼續求學的必要保障、是確保戰時教育

得以維持和發展的一個創舉。

 

  在教師的救濟方面,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經教育部登記合格後,分派擔任

教育部青年及民眾讀物臨時編輯,國立編譯館臨時編譯,專科以上臨時教師,以及

地方教育臨時輔導員等。按規定,原任大學教授者,月給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原

任大學講師或專科學校教員者,月給八十元;原任大學或專科學校助教者,月給五

十元。對於戰區的中小學教師,教育部特創設戰區中小學教師服務團和國立中學,

以接納或救濟他們。凡此種種,使大批內遷的戰區大、中、小學教師生活有了一定

保障,以利繼續在抗戰中從事教育工作。

 

  第三、改善教師的薪金待遇,資助、獎勵學術研究,以穩定教師隊伍,提高教

學質量。

 

  由於戰時物價上漲,教師的工資無法維持生活,這就勢必要影響教師隊伍的穩

定和教育學質量的提高。因此,教育部製訂了一系列規定。

 

  一九三九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改善小學教師待遇案》,一九四○

年以後,又頒佈了《小學教員待遇規程》。一九四○年冬,教育部又頒發了《國立

中等學校職員薪給統一表》。因此,省市中小學教職員的待遇得到了普遍提高,這

對發展初等教育起了促進作用。

 

  一九四○年十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學及獨立學校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將

高等院校的副教授、講師、助教的薪俸分為七級,教授為九級。如第一級月薪︰教

授六百元;副教授三百六十元,講師一百四十元,助教八十元。第八級教授三百四

十元,第九級教授三百二十元等。

 

  上述規定的實施,有利於穩定高等學校教師隊伍。例如,中央大學一九三七年

遷渝之初只有教職員工三百餘人。到一九四五年已增至九四八人,其中教授二三六

人,副教授五十四人,講師七十六人,助教二二四人,研究部助教二十八人,職員

三百三十人。從中可見抗戰時期教師隊伍確在穩定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此外,教育部每月還發給學術研究補助費供研究之用,一九四三年,每月發給

教授五百元,副教授三百八十元,講師二百五十元,助教一百三十元。之後隨物價

上漲,逐年有所增加。在此之前,教育部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頒布《設置專科以上

學校教員獎助金辦法》,以鼓勵有學術成就的教師進行研究和著述。

 

  由於這些制度的頒行,抗戰中期以後,各高校的學術研究風氣盛極一時。國立

中央大學在一九四三年度,僅理工農三院就與校外機關合作從事科學研究達十七項

。根據一九四四年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的介紹,該年度中央大學教師撰寫或翻譯學術

專著達五十餘部,出版學術專刊二十四種。該年度,中央哲學系的唐君毅教授和物

理系的趙廣增教授等八人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學術獎。

 

  第四、針對戰前教育缺乏統一計劃和規範的弊端,教育行政部門為此建立了一

系列制度,對於戰時正規教育、提高教學質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証。

 

  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逐漸轉入統

一組織、規劃,進而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至此,中國戰時正

規教育體制業已確立。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在戰時對教育體制進行的一系列

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

要的保障。

 

三、各級學校相應調整

 

  抗戰期間的陪都教育部門,隨時都面臨著遭受日軍轟炸破壞及教學設備嚴重缺

乏等諸多困難。但是遷渝學校與重慶原有學校的教育人士,充分發揮了正規教育的

優勢,努力調整學科結構,強化教育機制的合理化,使重慶及大後方的教育在抗戰

期間獲得迅速發展,其調整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對專科以上高等院校的院系進行調整,合併重疊的院系專業,還使高等

教育的結構合理化。

 

  第二、為適應抗戰經濟發展需要,努力創設新專業、新學科,培養抗戰建國急

需的人才。

 

  一九四二年八月,國立交通大學為適應戰時航空技術的需要,創立了航空工程

系;為適應抗戰和內地建設需要,於一九四三年與交通部電信總局、中央廣播事業

管理處等單位創辦電信研究所,招收碩士研究生。在渝期間,電信所培養碩士生二

十四名。中央政治學校增設了蒙、印、藏等語文專修科。其它增設的還有︰蒙藏學

校的教育行政、衛生教育、畜牧獸醫、邊疆政治專修科。江蘇醫學院的醫學、衛生

教育專修科,以及朝陽學院的司法、書記官等專修科。

 

  第三、高校科研加強與軍事和生產建設部門合作,直接為抗戰建國大業作貢獻

 

  一九四二年,資源委員會又頒發了與各大學合作獎助科的辦法。一九四三年,

國防科學策進會懸賞獎金一百萬元,公開徵求國防科研亟待解決的課題的答案。

 

  據不完全統計,八年在渝期間,中大與各方面的科研合作近一百項。僅一九四

三年度,中大的理、工、農三院就與資源委員會、軍政部門等部門合作研究「考察

貴州桐梓一帶的礦產」、「高壓電網」、「靜電容器」、「絕緣材料」等十七個項

目,獲資助經費一一九點三五萬元。一九四四年,中央大學物理系王恆守教授與學

生陳延甦因研究軍工生產的重要技術課題「直接鍍鎳於鋼鐵之上的方法」成功,獲

得國防科學技術策進獎,並各獲獎金二萬元。化學系方振聲也因「汽油精煉方法」

研究成功,獲得國防科學技術策進獎。重慶大學公路工程實驗室與運輸統制局合作

開展公路研究,獲該局經費五萬元。重慶大學校長張洪沅還創設了應用化學研究室

,針對戰時受日軍封鎖,某些醫用及實驗化學藥品來源斷絕的狀況,開展技術攻關

,突破了技術難題,基本上做到藥品自給。重慶大學礦冶系與軍政部廿四兵工廠合

作,對該廠生產的各種鋼料以及組織產分進行研究,使其各項指標達到軍工生產規

定的要求。國立交通大學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與資源委員會簽訂《研究試驗合約

》。該合約規定︰資源委員會委托交大機械、電機兩系研究試驗有關機械、電機技

術專題,資源委員會補助交通大學研究試驗經費國幣杬拾萬元正。

 

  第四、職業教育適應戰時的需要而發展。

 

  鑒於中國亟需大量的中級技術人才,國民政府提倡興辦職業教育。重慶的職業

教育因此出現興盛局面。

 

  (一)專業設置緊緊圍繞機械、電機、電訊、農、商、測繪、駕駛、航空和醫

藥等與抗戰密切相關的專業。如中央工業職業學校就先後辦了機械、測繪、無線電

、煤油代汽油、汽車駕駛、土木、航空等專業的職員訓練。

 

  (二)培養方向和教學納入統一安排,直接接受教育部、經濟部的指令。一九

三八年,重慶的中央工業職員學校、省立重慶工業高級職業學校、私立中華職業學

校和私立大公職業學校就開辦了戰時亟需的機械訓練班。

 

  (三)抗戰時期,重慶的職業學校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加強了與本地大專院校

的教學聯繫。如國立商業學校的創建就是在中大校長吳有訓、教授吳道坤指導下進

行的。中大、重大和交通大學的知名教授還直接在中央工業職業學校、重慶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以及其它職業學校擔任教學工作。如重大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就

為中華高級會計職業學校、重慶商業學校講過課。

 

  (四)許多職業學校以二十四兵工廠為實習基地;造紙印刷職業學校辦起了自

己的印刷廠;中央高級助產士職業學校和中央高級護士學校,以中央醫院為實習基

地。

 

  八年抗戰期間,重慶職業學校由戰前的七所發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二所,為

抗戰建國輸送了成千上萬的中級技術人才。

 

  第五、普通教育的調整和發展

 

  重慶開埠以後,近代教育興起。迄至戰前,重慶約有中學三十所,小學一百所

。抗戰後,大批的工廠、機關和文化教育單位遷來重慶,使重慶的普通教育獲得空

前的發展機會。國民政府為發展普通教育頒布了《戰時教育實施方案》,製訂了一

系列改革中小學教育的條規,有利於重慶普通教育的發展。

 

  (一)小學教育︰抗戰期間,重慶的小學教育迅速發展,到一九四一年,已有

鎮中心小學二十七所,保國民學校四十五所,代用中心學校四所,私立小學六十所

,共一三六所。一九四一年,由於教育部製訂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獎勵私人

辦學,重慶的私立小學發展尤為迅速。至一九四四年,重慶的小學發展到二八四所

,入學兒童達七三九四七人,教師達三三一六人。

 

  (二)掃盲教育︰據抗戰初期的統計,重慶十六至三十五歲的人口中,有文盲

七萬人。一九三八年,重慶市成立戰時民眾補習教育推行委員會,著手實施掃盲教

育。截至一九四四年,已陸續有五萬名文盲進入掃盲短訓班學習。重慶的文盲大為

減少。

 

  (三)中學教育︰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教育部採取創設國立中學和獎勵私人

辦學等措施,以解決大量戰區內遷和本地青年的就學問題。到一九四九年,中學增

至七十二所,為戰前的二點四倍,學生人數達二五四四九人。

 

  綜上所述,抗戰期間,重慶的廣大教育工作者,發揚高度愛國主義精神,國民

政府為抗戰建國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仍有不少人至今還在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

的科學、教育和各項事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