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

 

 

民國風流王造時

 

 

木青

 

 

  讀過一點歷史的人,很少人會不知道“七君子”的,王造時便是“七君子”之

一,並且是其中最年輕,也堪稱最重要和最能幹的一個。

 

  王造時是江西安福縣江南鄉人,一九○三年九月二日出生在一個小商人之家。

小時聰慧好學,過目成誦,被鄉人譽為“神童”。不到十四歲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

優異成績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清華讀了八年書,於一九二五年畢業後,

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

 

  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一九三○年,二十七歲的王博士回國,被上海光華大學聘任為文學院院長兼政

治系主任,同時還在中國公學兼任教授及復旦大學教授。此後,長期從事教學與寫

作,也辦過刊物、當過律師,並積極投身愛國活動。

 

  王造時為人正直,胸懷坦蕩,他不畏強權,敢於挺身而出,不怕擔風險,留下

不少佳話。但一九四九年後,不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全家遭迫害無一

倖免,是昔年“七君子”中結局最悲慘者。

 

    反駁梁啟超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京清華園舉行“雙十節”國慶大會,學校特邀在清華擔任

國學講座的著名學者梁啟超來演講,梁講的題目是“我對雙十節的感想”。演講中

,梁啟超大肆攻擊孫中山先和國民黨說︰“中華民國之所以鬧到這樣亂七八糟的地

步,國民黨是要負重大責任的……”。當時仍是學生的王造時聽後心裡非常氣憤,

回到宿舍即挑燈疾書,寫了一篇反駁文章,題目是“梁公講學的態度與我聽講的態

度”,發表在“清華周刊”上。文章的開頭與結尾都用了下面兩句話︰“對於講學

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

的懷疑。”。王造時文章筆鋒犀利,思想深刻。他說︰“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

中國,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不知受了多少這些造謠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風血

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不知受了多少這些顛倒是非的壓

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華,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患了近視病、盲目

病,若再有人在這裡指鹿為馬,那麼我們的病將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了。”

 

  王造時還直截了當地揭露梁啟超︰一貫反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並擁

護袁世凱,出任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袁世凱倒台後,又組織憲法研究會,出任段祺

瑞政府的財政總長。王造時駁斥說︰“中華民國之所以鬧到這樣亂七八糟的地步,

絕不是孫中山和國民黨,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結北洋軍閥,以及熱中於搞派系

的保皇黨人物。”

 

  文章刊出後,梁啟超大為驚訝︰“一個毛孩子學生,竟敢與我分庭抗禮,這簡

直不可想像﹗”他立即打電話詢問清華校長曹雲祥,究竟怎麼一回事?曹雲祥慌了

手腳,氣急敗壞地把王造時找到辦公室,吹鬍子瞪眼睛大罵王造時“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寫文章罵梁任公先生,該當何罪?”令王造時寫出深刻的悔過書,並向梁啟

超道歉賠罪。否則將以侮辱師長的罪過開除學籍。

 

  王造時平靜地聽完,聳聳肩膀說︰“在學校我是學生,在社會上我是公民;梁

先生可以談國事,我王造時也可以談國事;梁先生可以批評孫中山和國民黨,我也

可以批評梁啟超和研究系。請問︰錯在哪裡,罪在何處?”“大膽﹗”曹雲祥一聲

斷喝,想以勢壓人,並以“開除學籍”來威脅他。

 

  王造時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當然不吃他這一套,他針鋒相對地說︰“如

果你敢開除我的學籍,我就要向社會呼籲,向法庭控訴。曹校長,清華園三趕校長

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開除我,你自己的後果也不會很好。”

 

  自一九一九年起,僅僅四年時間,曹雲祥已是清華的第四任校長了。第一任張

煜全,在位不稱職,整天睡大覺,學生們說他是“垂床聽政”;第二任羅忠治,長

期患病,難以勝任工作;第三任金幫正,作風不民主,壓制打擊學生,三個校長都

被學生“禮送”了,曹雲祥自有前車之鑒。再說,曹雲祥也早有耳聞,清華園內有

江西“三隻虎”,他們是張國燾、王造時、段錫朋,如今的對手就是“三虎”之一

。這位來自江西山區安福縣的布衣學生,在清華園內十分活躍。從二年級開始,一

直是學生中的領袖,先後擔任過清華學生會宣傳部長、評議會主席、幹事會主席、

級長、校際辯論員,“仁社”社長等職,在學生中頗有威望,要對付他,談何容易

。於是,曹雲祥只好與王造時商量,要王造時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談談,這樣,大

家都好下台。王造時說︰“我沒有過錯,也不是我對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爭論。

我在想,梁啟超積極宣傳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我還要寫文章批駁他呢。”

 

  不幾天,國民黨北京黨部主辦的“時言報”發現了“清華周刊”王造時那篇文

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辦華北教育的反響”的按語在頭版頭條發表,弄得滿城風

雨。

 

  自此之後,曹雲祥怕把事情鬧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時的麻煩了。隨之,梁啟超

也辭去了國學講座的聘請,離開了清華園。

 

    救國會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時加入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國

各界救國聯合會,擔任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作為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寫宣

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會議,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與救國會的其他

六位領導人先後被國府當局逮捕入獄(註),人稱“七君子”。

 

  起初,他們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轉送到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的看

守所。在獄中,王造時被推舉為文書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紀最小的一位

,剛過三十三歲。在獄中,他和其他幾位君子無話不談,有時也談到如果把他們幾

個人綁出槍斃,他們應該怎麼辦?大家回答是應該一致的從容就義,臨刑的時候

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解放萬歲﹗

 

  審訊是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進行的。審問時,審判長朱宗周問︰“被告王造時

,你們為什麼要鼓動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王造時義正詞嚴地回答︰“審判長

先生,日本紗廠的工人,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怎麼不應該援助他們呢?他們也是

審判長先生的同胞,審判長先生為什麼對自己的同胞毫無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資本

家說話呢?”繼而,他還駁斥了審判長提出的其他問題。王造時雖然是站在被告席

上,他的觀點、立場,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講,反倒使審判長成了理屈詞窮的被告。

 

  王造時等“七君子”不僅能在牢中吟詩、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極拳,而且

在牢外,“君子們”的獄中生活,更是被寫成新聞報道和拍成新聞照片,被登載在

許多報紙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專欄之中,誠所謂“坐牢也風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經過各界聲援、抗議和營救,“七君子”勝利地步出了

看守所的鐵門。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歲的王造時在獄中八個月,他充分抓住時間

,翻譯了英國著名政治家、自由主義大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十

年前,王造時在英國留學時,曾經拜在大師門下,深受其思想影響。他很早想翻譯

老師的名著,卻抽不出時間,這次被關進監獄,倒給了他一個難得的機會。真是塞

翁失馬,焉知非福。

 

  出獄了,有了自由,王造時並不滿足。他意識到︰歷史告訴我們,民族的自由

平等是爭取得來的,而不是人家饋贈的。於是,他寫下這樣一段話回贈監獄︰“事

到如今,戰爭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戰的血光中能找到我們民族的新生命。”

 

    《前方日報》的成就

 

  王造時獲釋後,在上海、南昌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並擔任了江西省地

方政治講習院教務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領,省政府及一些機關學校

遷到了泰和縣,吉安已成為抗戰前方陣地。不久,王造時回到吉安,為了宣傳抗日

救亡,他在吉安創辦了一家《前方日報》。辦報伊始,困難重重。除了接收已經停

刊的“日新日報”部分設施外,開辦經費嚴重缺乏,流動資金沒有分文。為了籌集

資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點積蓄外,還奔波於湖南、袁州等地向親友、同學以及家

鄉安福籍商人求資,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報》得於一九三九年五月

九日正式出版發行。王造時任社長和發行人。

 

  《前方日報》是一份民辦報紙。為了團結,為了抗日,《前方日報》幾乎每天

都要發一篇社論或評論,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時親自撰寫。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六日,連續三天刊載他的長篇專論“泛論愛國心”,以鮮明的立場觀點,號召全體

人民要熱愛自己的祖國,同仇敵愾,團結起來抗日。當年十二月,汪精衛與日本帝

國主義秘密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王造時怒不可遏,立即寫了一篇題為

“舉國同憤”的檄文。無情地揭露汪精衛的賣國罪行,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在

另一篇“汪精衛怎樣把我們賣掉了──請看賣國協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

日密約的實質。

 

  王造時聘請的總編輯和主筆,當時都是知名人士。這些人辦報,堅持抗戰,旗

幟鮮明。比如總編輯馮英子在文章中披露了漢奸蕭淑宇的醜惡行徑,也因此觸動了

當局某些人的神經,險遭逮捕,幸虧內層有人“透風”,才化裝逃跑。王造時頂住

了一次又一次的壓力和打擊,堅持辦報宗旨,而且幾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論或專論,

還有一版文藝副刊,搞得生動活潑,很有看頭,深受讀者歡迎,訂戶連年上升。

 

  《前方日報》自創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為宣傳進步,宣傳抗戰,整

整持續了十年。(編者按︰一九四九年六月之後,便再沒有《前方日報》的辦報

自由了﹗)

 

    敢向斯大林說不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正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中國人民處於最困難的境地

,一方面是“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醞釀著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另一方面,史大

林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與日本外交部長談判;於一九四一年

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其中關鍵的一條是“倘締約國之一

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

終遵守中立”。更奇怪的是這個條約還附著一個宣言,其中關鍵只有一句話︰“蘇

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

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全世界都知道,宣言中所說的“滿洲國”即我國之

神聖領土東北三省。這豈不是說,中國人要收復東三省,取消日本人一手扶植的偽

滿,那就是破壞了它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嗎?”

 

  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這個所謂“中立條約”與宣言公佈後,中外輿論嘩

然。當時在重慶的全國救國聯合會領導人認為國會運動最初就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

而引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了收復失地,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

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救國會有必要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因此,便推舉王造時

起草一封致史大林元帥的公開信。王造時接受任務後很快寫出初稿,經開會修正通

過,信中說︰“今貴國於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

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洲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

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同胞的心意。”

 

  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夏公僕、沙千里、王造時等九人。王造

時起草的這封公開信內容正確,他溫和,確實反映了中國的民意。當時中共認為斯

大林與修訂條約,發表宣言是絕對正確的,這樣做是戰略與策略的需要,王造時起

草的信把矛頭指向斯大林是極錯誤的。因此,中共某些領導人對王造時起了“誤會

”與“隔膜”。從此王造時便背了黑鍋。他自己也感到“黨對我起了隔膜。”

(編者按︰可見早已是共產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