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三民主義過時了嗎?

 

              

 

孫文學說研究會

 

 

  

“三民主義過時了嗎?”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十分明確的。這就是:

“三民主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它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人民推翻共產專制復辟、追

求民主建國之最為重要和最為必須的思想理論武器”。

 

  對此,我的第一條理由就是,由三民主義所高舉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

生幸福”這三大旗幟,其始終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根本追求,不僅不存在它是否過

時的問題,而且這個由我們中國人在上個世紀之初所提出的民主思想,這個由孫中

山先生概況得如此准確、凝煉和易於明白的科學理論,早已表現了全世界各國、各

族和各地區人民數百年來所共同追求的歷史方向了。難怪美國前駐華大使詹拇森先

生曾這樣說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可以與基督教聖經、英國大憲章、美

國獨立宣言并列為人類四大精神文明。”

 

  我的第二條理由是,三民主義不僅具有上述的歷史正確性,而且具有偉大的政

治科學性。因為它既不是全盤西化的產物,也不是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的簡單傳承。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的思想,既來自“羅馬帝國亡而民族主義興”這一

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啟示,又來自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貴王踐霸”和“說兼

愛、倡非攻”的政治學說,即“崇尚王道、反對霸道”的思想。“吾之民族主義…

…絕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

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之諸民族,務保持民族獨立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并

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并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

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一百年後,我們再來讀一讀孫先生的這一段話,我想,凡

是一個客觀的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有著起碼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可能認為這

是一個狹隘的和錯誤的民族主義理論。

 

  孫先生的民權主義,不僅發展了歐洲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天賦人權思想,而且

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其中的“革命民權”學說,就更是為人民只有堅

定地發動民主革命,以反對專制君權或專制黨權,才能還我民權,奠定了甚為科學

的革命理論基礎。雖然革命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此,我需要加以說明的是,

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實際上是維護君權的古代民本思想。而被孫

先生發展了的民權思想,卻是倡導民權的現代民主思想。這實在是孫先生對於古代

民本思想既有傳承、又予發展的一個巨大貢獻,豈止是“科學”而已。

 

  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思想,既來自於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中“尊生重養”的學

說,和他對於發展經濟必要性的高度認識,來自於只有真正實現了民生主義才能夠

真正實現民權主義的深刻見解。還有,就是他對歐洲經濟革命、即共產革命的預見

和反對,和他對當時歐洲各派社會主義思潮的分析和思考。顯而易見的是,二十世

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成就,和由這個成就所推動的世界性民主進步,實在已經

將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思想,真正提升到了“放之東西方而皆准”的地步。孫先生那

一句“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壇場時代”的預言,不是早已為二十世紀的

世界歷史所確證了嗎?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正是因為具有上述的歷史來源和普遍价值,所以它的

政治科學性豈但無庸置疑,而且實在是今天我們要反對中共暴政、實現祖國統一之

最為有力的武器。

 

  我的第三條理由是,三民主義實為今日中國大陸所必須。這是因為,今天擺在

中國大陸人民面前的最起碼的民族主義追求,就是必須驅除馬列,“要做中華儿女

,不做馬列子孫”;最起碼的民權主義追求,就是推倒共產專制復辟,將被中共及

其專制復辟政權已經剝奪了半個世紀之久的人民民權重新還給人民;最起碼的民生

追求,就是廢除黨治、黨有、黨享,實現民治、民有、民享,從推倒中共專制復辟

制度出發,以從根本上解決由中共專制腐敗統治所製造的種種社會腐敗現象。

 

  朋友們,讓我們來試想一下,在今天大陸工人、農民、法輪功信徒示威抗暴游

行日漸發展的情形之下,如果我們的人民,能夠高舉著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大旗

,喊出“要做中華儿女,不做馬列子孫”的誓言;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和法輪功信

徒們,能夠高舉著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大旗,喊出我們有“信仰、結社、新聞、

輿論和練功權利”的要求;如果我們的工人農民,也能夠高舉著孫中山先生民生主

義的大旗,喊出“我們有組織獨立工會和工作的權利,我們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

田的權力”;如果我們每一位中華儿女,都能夠高舉著孫先生“天下為公”的大旗

,以堅決地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如果我們每一支和平示威游行的隊伍,都變成了孫

中山先生畫像的海洋,響徹著“驅除馬列、還我民權”的呼喊……甚至連中共黨人

中的大多數,也都能夠因為徹底反省,而決心拋棄馬列,認祖歸宗,實行三民主義

,與人民一道,發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反對“保黨改良”,大家想一想,當代

的中國國民革命又將會具有怎樣光明的前途啊!

 

  這,才是三民主義絕對沒有過時的根本意義所在。

 

  在此,我似乎應該點明的是,在李登輝統治國民黨時期,甚至直到今日,台灣

中國國民黨的某些黨政兩類高官,在他們於海內外的種種演講中,都曾一再地聲稱

:“在台灣,三民主義已經實現了,所以,現在就不必再講三民主義了,而講“自

由、民主、均富。”然而,台灣真的已經全部實現三民主義了嗎?如果說民權和民

生確已經基本實現,那麼,民族主義呢?一個曾經大搞暗獨的政黨,一個曾為一場

明確的政治分離運動而推波助瀾的政權,一個說中華民國是外來國家和中國國民黨

是外來政權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卻非要說他們已經實現了民族主義

,豈非是瞞天過海、自欺欺人嗎?其實,他們豈但是不再要民族主義,不要三民主

義,甚至連他們的國統和黨魂都不想要了。只有明白了這個要害,我們才能明白李

登輝和他的台灣國民黨,才為什麼只提“自由、民主和均富”的口號,而絕不要“

三民主義”的緣由了。因為,說白了,無非就是不要“民族主義”罷了。至於台灣

黨政兩類高官,在許多場合下所說的,“兩岸怎麼統?大陸那麼窮,台灣這麼富,

真的統了,台灣豈不是完了”一類的話,也就使他們高喊的“均富”口號,變得是

那樣地言不由衷。

 

  在此,我似乎必須說明的是,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人民,從來就只有一個三民主

義,卻從來就沒有什麼“新舊”兩個三民主義。因為孫先生至死,都沒有說過他還

有一個“新三民主義”。那末,在中共教科書上所公然寫下的“新三民主義”,又

是從哪裏來的呢?原來,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當中國共產革命就要面臨被徹底清

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時候,當中國國民黨的北伐就要走向勝利、中華民國就要走向

統一、蘇聯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就要面臨失敗的關鍵時刻,蘇共顧問鮑羅廷竟敢

為已死的孫中山先生假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噹且首次將它發表在同年四月十

二日創刊的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面。這才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假三

民主義的由來,也是這個假三民主義裏面居然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根本原因。

由於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中共絕不允許人民了解什麼才是孫先生的三民

主義,并將蘇聯顧問假造的三民主義寫在大中小學的教科書裏面;由於在毛澤東時

代,凡是與三民主義有過一點關係的,不是被勞教勞改,就是被處決,以致人民視

三民主義即為“反動和恐懼”的代名詞,聞之即膽顫心惊;所以,在中國大陸,直

至在海外,有很多人,包括今天在海外已經學富五車的留學生博士們,甚至極個別

敢於指罵“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專制主義”的民主人士們,至今都不知道孫先

生的三民主義究竟是追求“民族、民權、民生”的主義,還是“聯俄、聯共、扶助

工農”的共產主義。所以,今天,我們重新倡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實際上,也就

是在為孫先生“平反”了!朋友們,可千万不要小看了這個“平反”的重大歷史意

義啊。

 

  我要講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究竟應該如何學習并深切把

握孫先生三民主義的真義,以反對中共專制暴政,追求并最終實現孫中山先生民主

建國的理想;今天的中國台灣人民,究竟怎樣才能鞏固民主和民生建設的成果,堅

決反對台獨,并為中國的民主統一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個人以為,第一個真義,就是要充分領會孫先生“革命民權”的思想,確立

“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的革命思想。因為,“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

電報、電話等等西方物質文明的措施,由於他們打開了新的貪污腐敗和敲詐勒索的

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坏。”──一百年前,孫先生針對滿清王朝改革開放所講

的這一段話,難道不正是對今天馬列王朝改革開放之一針見血的否定嗎?“歐洲之

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孫先生對歐洲各共和國家的創建和各國君主立憲政

體的建立,都是民主革命的成果,或直接受到民主革命影響和壓迫的結果,所作的

科學概括,實在將必須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的意義,闡述得再清楚不過了

。更何況,“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的話,竟也是當年保皇改良派粱啟超

所痛徹心脾地說出來的呢?所以,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堅定地反對保皇改良,在

今天,就是堅定地反對“保共改良”,其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方式來爭取人民的

民權。這實在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尤其是當專制統治者不但無情地剝奪了人民的

民權,而且一再地拒絕了改良,甚至仍在繼續地和殘酷地鎮壓著人民的正確歷史要

求之時,人民的民主革命就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實在是必要的了。去年,南斯拉夫

新總統科爾杜尼查,在記者問他南斯拉夫是否發生了一場革命時,他曾這樣明確地

說道:“是的,我想,南斯拉夫是發生了一場革命。我一想到革命,就會想到法國

政治家羅伯斯庇爾所說的民主革命。因為我們必須用民主革命來捍衛人民的意愿。

”南斯拉夫和蘇聯、東歐一樣,因發生革命才爭得了人民應有的民權。噹且,當代

的民主革命,卻几乎沒有發生流血沖突。相反,它就象一場盛大的慶典一樣,既宣

告了專制統治者的瞬間敗亡,更宣告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在南斯拉夫的獨裁者

垮台以後,連江澤民先生都只能誠惶誠恐地告訴他的黨人們說:“大浪一天之內就

會轉向,我們共產黨一天之內就會失去政權”。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革命,不

拘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進程”。所以,我們還有什麼權利不去拋棄專制

改良,再造國民革命,以迎接一場偉大民主革命的到來呢?

 

  第二個真義,就是在革命民權的理論基礎之上,“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制復

辟”。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在民主革命初獲成功之後,在共和國家初獲創建之後,

一定會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扑和顛覆,包括在革命名義之下的反扑和顛覆。

這在凡是有專制歷史的國家,几乎是民主過渡的共同歷程,甚至是主要歷程。辛亥

之後的中國,自然不能避免。孫先生發動護國運動,就是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

和張勛復辟滿清,孫先生發動兩度“護法”運動,就是為了反對北洋軍閥“假中華

民國的名義,以行專制復辟之實”。孫先生一再地發動北伐,只能說明他反復辟越

戰越勇;而蔣介石先生在孫先生逝世之後,堅決繼承孫先生的遺志,排除万難,堅

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就是要完成孫先生所交付的“堅持民主建國、

反對專制復辟”的重任。所以,我們設想以下,如果孫先生活在今天,當他親眼看

見,馬列和中共已經假共產革命的名義倒行逆施,并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專制制度的

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當他親眼看見,毛澤東不僅實現了袁世凱做皇帝的夢想,顛

覆了中華民國,并將億万人民推進了史無前例的血海之中;當他已經看見,鄧小平

已經在二十世紀下半期的中國,重演了晚清改革開放的一片腐敗景象之後;我想,

孫先生一定會再度舉起“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復辟“的大蠹,為最後完成中國

民主過渡的歷程,而更加頑強地奮鬥下去。朋友們,這難道不正是我們今天要踏著

孫先生的足跡,所應該艱難奮鬥的最後歷程嗎?

 

  第三個真義,就是如何才能完成民主過渡、并最終確認和確立民主制度。這就

是孫先生“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革命歷程思想,特別是訓政的思想。雖然,我在

前面已經詳細地論述了孫先生訓政思想的由來、性質、內容、方式和對內對外的限

制,特別是它威權民主政治的特質,現在我仍然想強調的是,這個思想,實在是孫

先生對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進行反復較量的科學總結。而也只有真正認識

到它是對於民主建國、特別是對於推進和完成民主過渡歷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

們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在三十年代推行訓政的正確、成就和不足

;才能深刻認識五十年代以後,蔣介石先生在台灣於已經建成的憲政體制之下,持

續恢復訓政,以保衛和建設台灣的功績;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必將來臨的民主變革期

內,和中共最高獨裁政權已經被迅速瓦解之後,考慮到中共五十餘年倒行逆施而在

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道德等各個方面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考慮到中共的頑固

殘餘勢力和馬列的頑固殘餘思想所可能製造的種種混亂,考慮到中共所欠下的大量

血債將必然要招致人民的痛苦清算,甚至是大規模的報復,未來的各派民主政治力

量,更有必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推行一定程度上的“聯合訓政”,以推動和平

民主變革,准備和完成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確認和確立再生的民主制度。(編按

:參見本刊將在下期發表的大陸學者文章:“關於在中國大陸和平民主變革期內如

何推行聯合訓政的建議”)

 

  第四個真義,就是要象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中國國民黨曾頒抵

的“六大訓政綱領”一樣,“確立建設民生為首要”。因為,孫先生曾明確地認為

,民生的狀況,實在是決定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究竟能否真正實現的大問題。今

天,在中共仍然瘋狂地堅持黨治、黨有、黨享,并創造了中華五千年前所未有的腐

敗腐爛之時,要確立“建設民生為首要”,就必須確立“唯有推翻共產專制制度才

能根除腐敗的思想”。因為,正是共產專制制度才是中共一切貪官污吏的製造商和

保護傘。今日中共既要以“腐敗治國”、又要以虛假的反腐敗來苟延“馬列中國”

的做法,以及江澤民等人藉所謂反腐敗來清除異己的行為,無非只能推動中共的更

加腐敗和更快垮台而已。此其一。

 

  其二,就是要告訴今天已經被迫成為中共黨治、黨有和黨享之重要經濟基礎和

重要貪污來源的廣大民間商人,能夠充分地意識到自己始終被共產黨列為另冊的社

會地位,能夠充分地意識到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早已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參預權,

能夠認識到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經濟集團,而且在政治

上也必然要成為一個更為重要的社會集團,絕不僅僅是被“允許”參加共產黨而已

。而是應該爭取到由他們自己來組織政黨的權力,或起碼是能夠建立一個“沒有共

產黨統治的工商聯”的權利。噹且,當代中國的資本家們,不僅要對這個社會的民

生負責,而且更要對包括他們自己權利在內的民權負責,特別是要對瓦解這個腐朽

的假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負責。因為,只有這樣,他

們才能成為國家和社會的真正主人之一,才能在不再需要被迫賄賂、橫遭欺侮和毫

無保障的險惡環境之下,發揮才干,實現夢想。因為,我們堅定地相信,中國的民

間商人,既然在被迫帶著共產專制的所有鐐銬之時,都能夠創造出相當令人矚目的

商業成就,如果因革命而砸碎了鐐銬,他們對國計民生的貢獻,只會難以想象。所

以,呼喚當代中國的商人,挺起做人的信心,認識共產專制的末路,堅定對自由的

追求,以使自己成為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發動者、推動者、參與者和維護者,實在

已經是“時候到了”。

 

  其三,要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通過社會民主變革來實現民生主義,并在民主變革

期注重民生問題,以確保民主變革的推行,理應遵循孫先生諸民生思想,以全體國

民的民生問題為念,結合中國大陸的現實,考慮到變革期所可能出現的問題,以提

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這個方案無疑應該將廣大農民的民生問題、廣大工人的民生問

題、廣大知識分子的民生問題,放在極為重要和必須解決的地位上,同時還要顧及

到全體國民──包括原中共廣大黨員民生問題的解決,這樣才有可能造成和平民主

變革的順利進行。(參見本刊下期發表的大陸學者文章:“關於在和平民主變革期

內如何解決和發展民生問題的建議”)

 

  總之,堅守民生主義,戮力解決民生,照顧所有國民的生存利益,則中國的民

主變革就必然會因民生得以保障,而導致和平民主變革的實現。

 

  其四,我似乎仍然要說明的是,解決民生問題,說到底,就是要解決和改善全

體國民社會生存環境的問題。這是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民主革命

的基本目的。這既不是十九世紀末由暴力馬克思主義蛻變而來的改良社會主義思想

所能包含的,又因為它的全民特色和對全世界民生理想的包容性,而使得所有意在

為一個階級、一個社會集團謀求公有制度和絕對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潮所能夠比擬。

況且,民生主義作為三民主義思想的一種,又有民權主義、民族主義與它相輔相成

,這就更是那個已經在全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了。更何況它

又是我們中國人的主義,是我們中華前輩孫中山先生奠定的。因此,在毛澤東的社

會主義曾將中國大陸人民逼殺到了人人自危和國空民窮的痛苦境地之後,在鄧小平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製造了當今瘋狂的社會腐敗和極端的社會不公之後,

在中國人民驅除馬列的決心已經悍然不可動搖之後,中國人民除掉要堅定地為實現

孫先生的民生主義而奮鬥以外,恐怕任何社會主義的殘餘思想和殘餘激情,都只能

使得我們歷盡社會主義劫難的人民對它“情難再鐘”了。

 

  同胞們,留學生朋友們,孫先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思想實在是博大精深

的,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應該說遠不能包括“繼承孫文”的全部意義。而孫先生的

五權憲法思想,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思想,和“直接民權”即“全民政治”的思

想,沒有民權的真正實現就沒有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真正實現的思想,以及其它許

多十分科學和有用的思想,無疑都會對我們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制復辟,和堅持

民主革命、反對“保共改良”,帶來無窮的思想力量和實踐力量。我想,只要我們

能夠堅定地、噹且是真正地繼承孫文,而不是虛假地承認孫文,無聊地利用孫文,

公然地背叛孫文,不但將孫先生的思想作為現代中國立國的思想旗幟和理論基礎,

而且將孫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的光輝形象,作為現代中國立國的形象

,那末,我們就非但能夠真正實現“驅除馬列,還我民國”的偉大歷史使命,而且

,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還愁不能恢復、不能弘揚、不能真正地鼎立於世界

民族大廈之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