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創刊號

 

講演錄之三

 

 

是訓政過渡,不是專制复

 

 

── 兼為蔣介石辯

 

 

  中華民國第一大歷史階段的後期,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這個迄今為止,被許多正派的歷史學家們稱為“十年黃金時代”的時期,卻又是被中共一直指罵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但是,它果真是一個“反動統治”的時期嗎?十五年來,由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民間所掀起來的一波又一波歷史反思的浪潮,及其成果,已經能夠用大量事實來證明,這不過是一個荒謬的指罵罷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成功和東北易幟之後,中華民國不僅獲得了初步的統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內求發展”的嶄新歷史階段。連蘇聯的托洛斯基都為中國製定了一個“中國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的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也於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聯“裏應外合”的武裝叛國行為。因此,為了維護國家來之不易的統一,就必須蕩平新舊軍閥,也就是陳獨秀所指的“軍閥殘餘的殘餘”,及其為私欲而發動的大小十數次武裝叛亂;就必須征剿中共在蘇共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國。非如此,北伐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初步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就會立即重新陷入分裂。所以,在本階段的後期,如果說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統一的中華民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蕩平叛亂、維護統一”的話,那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確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艱難地、卻又是勝利地在完成著這個艱巨的任務,從而使整個國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和平建國的新階段。雖然這個新階段自始自終都處於軍閥武裝叛亂、中共武裝叛國和日本公然侵略、蘇俄陰謀顛覆的交相煎迫之下,但是,這個被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之所以被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是因為﹕

 

  第一,在政治上,它是中國國民黨遵循孫先生的遺教,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的時期。雖然這個名之為“訓政”的時期,在當時即被某些人指罵為專制獨裁,但是,不僅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它都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特別是中共在延安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所強制推行的貨真價實的專制復辟統治,有著根本的區別。因為,從理論上來說,一是孫中山的訓政思想體系並不是產生在辛亥之前,而是產生在辛亥之後,是因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一再地企圖顛覆共和、復辟專制的教訓,才得來的一個科學總結。二是訓政的內容,一為建立一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以保衛和鞏固共和的新秩序;二為立即推動與實現以縣為基礎的地方自治,以養成人民的權力與義務;三為訓政不僅有時間上的明確規定,而且除掉不允許另立政黨以干擾國民黨在規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以外,人民的基本民權均予以基本的保障;四為訓政的思想,說到底,就是要建立一個“新權威”統治,以造就一個“威權民主時期”。它的目的,是捍衛共和、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為了推倒共和、復辟專制制度。這才是新權威的意義,也是威權民主時期的政治本質。

 

  顯然,我們只有明白了孫中山先生訓政理論的意義,我們才能客觀地認識和公正地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在三十年代所推行的訓政,以及它所創造的建國成就。

 

  這個成就,表現在經濟上,便是“以建設民生為首要”,並且為了建設民生,而堅持保護私有制度,肯定自由經濟和發展市場經濟,製定了一系列發展經濟和保護國貨的經濟政策。從而將由晚清改革開放所遺留下來的,和在民國初年曾獲得了巨大發展的民族自由經濟,推向了一個輝煌的發展階段,並產生了傲人的成就。為此,一位大陸歷史學家,才會在大陸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一書中說道﹕“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蕭條時間,中國新設立的工礦企業就有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其實,只要翻開三十年代上海的

經濟發展史,只要從“反面”去讀一讀共產作家茅盾所寫的長篇小說“子夜”,只要願意去調查一下三十年代中國各階層知識分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狀況,只要我們願意瞭解一下那個時代的中國留學生們為何人人都願意學成回國的“國內原因”,我們就會立即發現,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曾擁有過一個怎樣志得意滿的“黃金歲月”,中華民國的民生狀況又是怎樣迅速地在進步和發展著啊!它豈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人民所敢於想象的。更何況,若沒有三十年代這一點經濟發展的成就,中華民國根本就不可能有力量去堅持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呢!

 

  這個成就,表現在新聞輿論上,則只能成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的一個夢幻而已。正處在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們,在經過“不敢假設和小心求證”之後,只能在它們的著述中痛苦地小心指出,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止,中華民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公、私營電台七十八家,公私營通訊社五百二十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知識分子們可以天天寫詩作文,罵著給了他們思想和創作自由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派的革命家們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團、甚至是政治組織,以圍攻甚至圍剿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雖然可以義正辭嚴地批駁共產主義這個“洪水猛獸”,但在它的副刊上,卻能刊載共產派詩人們謳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的詩篇……上述歷史的真實在一九四九直至今日的中國大陸,難道是我們能夠想象的嗎?

 

  至於三十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就更是人盡皆知的了。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寫出的那樣﹕彼時,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他的先河期──五四新文學之後,開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然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文學,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樂乎;就後者而論,則魯迅、鬱達夫、徐志摩、巴金、老舍、曹愚,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巨子,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有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和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雷雨》、《駱駝祥子》等均已經獲得了永久的魅力。連正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實行武裝叛國、一心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共,也能夠在上海成立配有共產黨黨組書記的左翼文化人聯盟,即“左聯”,並且囂張在整個文壇之上……。看一看“人間四月天”這一部已經閹割了詩人徐志摩靈魂的電視劇吧,看一看三十年代中國文化人的自由生活和為所欲為吧,我們就能夠瞭解到,三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該是怎樣地自由和自在。他們何曾有一丁點害怕被打成右派甚至反革命分子?何曾有一丁點擔心慘遭批鬥和迫害?若以此來對照中共專政的五十

年間,成千上萬文化人無端遭受瘋狂打擊和迫害的慘痛事實;以及前三十年無文學可言、後二十年的文學仍要遭受中共的打擊和收買,因而遠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學水準的現狀;特別是至今仍絕不允許民間成立任何一家文學團體、出版任何一份文學刊物,有則逮捕、“法辦”的現狀;就只能使人更加感慨萬千了!

 

  留學生朋友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三十年代的“訓政”,為我們所記錄下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成就;這就是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反動統治”下,中國人民所擁有過的種種民權和自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曾走出南京國民政府的大門,親自與已經砸爛了《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了國民政府的中共學生運動代表平等對話的歷史鏡頭,一旦從塵封的歷史裏面被重新尋找出來,當代的中國青年學生們,面對這樣一張照片,我們還能夠昧著理性,跟著那個一九四九年的勝利者,去千喊萬罵地去指斥三十年代的國民黨是“反動派”,去批判三十年代的國民黨訓政時期是一個“反動統治”時期,去責罵

訓政領袖蔣介石先生乃是一個反動透頂的“獨裁者”嗎?更何況,直到中共將它的“學生運動”變成了毛澤東所說的“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條戰線”時,甚至稱它推翻中華民國的“功勞僅次於人民解放軍”時,這個“反動派”、“獨裁者”、和“反動統治時期”,都沒有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殘酷地鎮壓過他們。

 

  走過了“十年黃金時代”的中華民國,此後若不再遭遇一場曠日持久的外戰,更沒有遭遇一場更加殘酷的內戰,那麼,用一位美國著名教授費正清先生臨死前因幡然大悟才講出來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雖然費正清先生一輩子嫌國民黨,愛共產黨,並在重慶作過中共的統戰對象,是美國許多錯誤對華政策的理論“依據”。